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多学科启示论文

文本是进行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是人们进行心灵对话的模式之一，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纽带，是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源泉。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文本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经典作家的本真意思，有利于加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利于更加全面正确地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下是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多学科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多学科启示全文如下：

摘要：文本研究是当代人文学科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不同的学科对其有着不同的解读。现代文本研究起源于语言学。语言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文本有着不同的解读。它不仅注重于对篇章的分析、解构，还注重于研究篇章阅读的方法。由语言学演变而来的解释学的诸多流派对文本研究的观点一脉相承，认为文本是作者思想的载体，不仅应当正确理解，避免误读，还应与时俱进，结合当代的实际问题，对文本所承载的理论进行进一步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在近年来得到了飞速发展，但仍属后起之秀。结合其他人文学科的文本研究方法将更有利于该学科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文本语言学解释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文本，是广泛运用于当代语言学、解释学等学科的一个术语。它在当代人文学科中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前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巴赫金将文本看作是“任何人文学科的第一性实体(现实)和出发点”，“如果在文本之外，脱离文本来研究人，那这已不是人文学科。”文本研究是许多学科的重要研究手段，语言学、解释学等学科，都在它们不同的视野里给予了文本独特的解读和应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文本也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从最初的“走入马克思”等马克思文本研究，发展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文本解读中来。这是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模式，有利于扩展对文本的研究深度，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

一、文本的语言学解读

现代文本研究起源于语言学。在语言学中，文本研究又通常被称作话语分析或篇章语言学。语言学家出于自身研究的目的，使文本研究这一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手段从无到有，最终使之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文本学。自从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于1952年在《语言》杂志第28期上发表了题为“话语分析”的论文至今，现代文本研究已经走过了58年的发展历程。哈里斯提出了语篇研究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将描写语言学延续到单句之外，另一个是将文化与语言联系起来。然而，哈里斯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1967年，德国语言学家魏因里希在德国康斯坦斯大学的一次讲座中第一次提到了“篇章语言学”，他认为，任何语言研究都应以篇章为基础。至此，欧洲大陆开始了现代语篇研究，这便是文本研究的雏形。然而，这一阶段的文本研究是零散的、盲目的，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学科，只是语言学的辅助。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本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在语言学中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语言学家们对于文本的关注已经不再局限于篇章的整体分析，而开始注重文本构建的细节。1976年，语篇研究史上第一部研究语篇衔接的著作《英语的衔接》由朗文集团有限公司出版。这部著作是由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创始人韩礼德和他的妻子哈桑合著的。韩礼德是提出“衔接”概念的第一人，而他的妻子哈桑则在其1962年的博士学文中对“衔接”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最终在《英语的衔接》中创立了衔接理论，极大地推动了语篇研究的发展。1978年，美国心理语言学家弗里德尔召集了由代表各个学科的79名学者成立编委会，在美国创办了语篇研究领域的第一本专业杂志《话语过程》。这标志着在语言学家的推动下，语篇研究也就是文本研究这一学科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语言学家深入发展文本研究，并创立了相关文本研究理论帮助读者找到语篇理解的理论对策，提高阅读水平。当时欧洲大陆最活跃的语言学家之一范・戴克就是其中之一。1979年，他在其专著《宏观结构》中提出了语篇的“宏观结构理论”，认为一个语篇是由多个层次的宏观结构构建的，每一层相对高的宏观结构都是对每一层相对低的宏观结构的进一步概括和总结，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可以在大脑中获得语篇从微观到宏观紧密衔接的整体语义结构。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文本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在语言学家的推动下飞速发展。1980年，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的合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掀起了从认知角度研究语篇的热潮。1981年，朗文出版公司出版了由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博格兰德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德莱斯勒的合著《篇章语言学入门》。这本书可以说是篇章语言学的第一本教材，为语篇研究勾勒出了一幅完整的学科框架。这本书第一次完整提出了语篇的7个标准：衔接、连贯、意图性、可接受性、信息性、情景性、互文性。同年，范・戴克和德国篇章语言学家裴多菲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国诸多学科的学者组建编委会，创办了语篇研究领域的第二本专业杂志《篇章》。1990年，美国密歇根大学语言学教授斯威尔斯的专著《体裁分析：学术与科研英语》提供了阅读学术性语篇的方法，使语篇研究朝专业化的方向又进一步。同年，由范・戴克主编的语篇研究领域的第三本专业杂志《语篇与社会》创刊。至此，在语言学家们的推动下，文本研究在欧美地区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拥有了一定的学术地位。

综上所述，文本研究在语言学家不同时代的解读下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语言学家对文本研究的解读史中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学家对文本的研究不仅注重于对篇章的分析、解构，还注重于研究篇章阅读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只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整体意思的理解，往往忽略了对文本的具体解构。用语言学对语篇进行解构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更深一步地挖掘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作家的写作意图，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含金量。此外，语言学对篇章的阅读技巧也为我们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提供了方法。

二、文本的解释学解读

解释学作为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是从古老的语言学中演变而来的。和语言学一样，它与文本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释经”、“译经”的传统。中国古代很多学者都是通过解读儒道佛的经典文本而领悟出自己新的理解，从而开辟出了自己的一片学术天空。道家解释学对文本研究的理解是中国传统解释学对文本研究的理解的典型代表。道家解释学对文本的看法总结起来就是4个字：文以载道，认为文本的存在是用来说明道理、弘扬精神的。在道家解释学看来，文章所表达的意义也就是“道”是最主要的，决定着文字的表达、符号的使用;而文本则处于次要地位，它只是表意的工具和形式。按照道家解释学的理论，文本上上下下无不渗透着文本作者想表达的意义。这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在解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的时候，要时刻想到文本的字里行间都充斥着经典作家们的思想。经典作家们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分层划段，甚至是符号使用都是为阐述其“道”的目的。

西方解释学专家也对文本有其独到的看法。在认识论解释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有着跟道家解释学类似的看法，认为文本是决定意义解释的唯一标准。但他又更深一步地关注到了文本解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境。他认为，作者与解释者之间存在着主观理解上的客观偏差，由于解释者本身学术水平的限制，将难以理解文本作者的原本意义。其次，如果解释者受感情因素、急功近利思想的干扰，也难以对文本进行客观评断。再次，由于时代的不同，解释者也很难理解文本作者那个时代的想法。正是因为如此，狄尔泰认为，要正确解读文本，解释者不仅要有相当的学术水平，还要达到“理解的忘我境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应当如此，需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当作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解读。在解读文本的时候，不仅要摆脱个人的偏见，还要融入作者当时的处境，结合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深刻把握产生它的环境，通过对诸如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领会文本作者的愿意，进而揭示出其表层意义背后所隐蔽的深层意义。

然而，另一位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却有不同的看法。伽达默尔在哲学解释学领域颇有造诣，他反对在解读文本的时候要达到“理解的忘我境界”。他认为，对于文本的理解，要有当代理解。在他看来，文本的当代理解才更具有现实意义。然而，对此，伽达默尔并没有进入深入的研究。但他的这种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性。它帮助我们回答了文本研究的目的问题。文本研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手段，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深度挖掘，但不能脱离现实问题研究。文本研究、基础理论研究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利用文本研究的成果，从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回答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面临的时代课题。

当代解释学认为利用文本解读可以带给我们对文本内涵新的理解。如果我们只是拘泥于那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与时俱进，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为依据，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挖掘出其新的内涵。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打着与时俱进的旗号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塞到马克思主义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改得面目全非，丢掉其科学品质。

各个解释学流派对文本研究都有其独特的见解，它们看似矛盾，但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并不冲突的，甚至是一脉相承的。道家解释学和认识论解释学都十分重视文本作者本意的表达，因此要求解释者尽力解读出作者最真实的意图，避免误读;哲学解释学则要求解释者结合当时代的实际问题，使文本解读更具现实价值;当代解释学则进一步要求解释者挖掘文本新的内涵，使理论进一步得到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的文本解读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研究在国外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以卢卡奇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为标志，学界认为卢卡奇之所以能写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对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诸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创造性的解读，并且它是建立在充分而深入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的，它的学术研究价值也得到了认可。之后，无论是在欧美各国，还是亚洲的日本等国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热潮，尽管各研究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未必正确，甚至曲解、歪曲马克思的思想，但各国研究者都很重视马克思文本研究，特别是原苏联和东德联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对开展文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条件。在研究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马克思文本的翻译和解释》、《保卫马克思》、《马克思的幽灵》、《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等等。

我国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提出“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同行”、“走进马克思”等口号。文本研究在我国学界日益受到关注，大有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新的热点之趋势。关于国内马克思理论文本的研究，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主要有：

(1)专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张一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走进马克思》(孙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为马克思辩护》(杨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文本学解读语境的历史在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立场》(张一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张一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聂锦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

(2)论文。《“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张一兵，《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马克思文本的解释和学派立场》(胡大平，《学术月刊》2002年第6期)、《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再省思――一份清理与辨析》(聂锦芳，《学术研究》2003年第9期)、《论文本研究与理论创新的关系》(王东，《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阅读马克思：时代的主题与历史的任务》(张羽佳，《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任重而道远的马克思文本研究――一份学术基础的清理》(聂锦芳，《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等等。

在这些研究中，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开创了一个范例，启发了一种思路，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目前的研究过于宏观和宽泛，没有深入，更没有细化，更多的还只是提出问题。受上述诸多学科关于文本研究的启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也可以学习语言学的技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语言进行解构，从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作者写作的真实意图;可以借鉴解释学各流派的观点，不仅要重视文本作者本意的表达，也要结合当代的现实情况，对理论有所发展，做到与时俱进。

在研究时间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起步晚，比语言学、解释学应用文本研究的时间要短;在实践应用方面，马克思文本研究也不如语言学那样惹人重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这项长期的、难度大、枯燥的工作而言，个人研究或小群体研究是很有局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不仅需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专业人才，更需要其他学科人才的帮助和配合。组建学术共同体，吸纳其他学科有志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的深度，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健康发展。各种学科文本解读思想所碰撞出的火花，一定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天空装扮得更加绚丽多彩!

参考文献：

[1]周启超.试论巴赫金的“文本理论”[J].江西社会科学，2009，(8).

[2]吴宪忠，李景富.现代文本研究综述[J].情报科学，2008，26(8).

[3]吴宪忠，李景富.现代文本研究综述[J].情报科学，2008，26(8).

[4]吴宪忠，李景富.现代文本研究综述[J].情报科学，2008，26(8).

[5]李建平.大力开展文本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J].福建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6]王传君.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研究――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文本为中心[D].杭州：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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