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前西方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知

2016-11-11

一、西方早期的中国人口印象

1.最初印象的产生

有关中国的人口情况，西方早在公元2世纪就已经有了模糊的认知。那时希腊人开始注意到“赛里斯”国(指中国)的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乃至提到“赛里斯人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生育”。这里明显有了中国人口多的第一印象，但是所有的这些印象大多来源于道听途说，或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天马行空的想象。

直至13世纪，西方与中国之间的接触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蒙古大汗为开疆拓土，金戈铁马，一路西行，兵锋直抵维也纳城下，引起欧洲的一片恐慌。然而，这次欧亚大陆远东与极西的直接交锋，带来的不仅是刀光剑影，更是商旅往来的频繁及东西高层间的第一次对话。越来越多的商人、传教士、旅行家往来于东西，带回了遥远的“契丹”与“蛮子”省的有趣消息。为满足欧洲民众对异域的窥奇心理，众多游记作品也应运而生。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就诞生于这一时期。除此之外。还有《柏朗嘉宾游记》《鲁布鲁克游记》《鄂多立克游记》等诸种作品相继问世。而所有的这些游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描绘在大汗统治下的国度，人口繁多、资源丰富、兵强马壮，人们生活安定富足。这样，中国人口就自然而然地同物产、兵力联系起来，三者间形成了相互的因果关系。人口多而强盛的印象对于此时的欧洲游者来说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即使在他们涉及“贫穷”一词时，也是在为这种强盛进行论证。如鄂多立克在惊叹于中国人口之众后，提到：“那些沦为贫乏穷困者受到很好的照顾，给以必要的供应。”

2.6世纪的新认识

蒙元时代所形成的繁荣印象并没有被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中西交通阻隔所中断，15世纪末哥伦布的远航就是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激励下进行的。同样，有关中国人口繁多、富足安定的认知在16世纪依然延续，但该世纪来自西方的拜访者却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一方面，这个国家的人口并不都是富足的，西方的旅游者开始关注到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伯来拉发现，“这个国家靠海的地方人烟稠密。因此你每走一里就会看见一些城镇和客栈，丰足地供应各种物品。致使他们平安地在城镇生活。但住在外面的却很穷，到处人太多。”克路士也注意到小船上的穷人，“他们在船上养小猪小鸡，还有小的可怜的园子，他们就在那里过穷日子和栖身。”不过，出于对中国的敬仰，他最后还不忘提醒道，“这些穷人在衣着方面不像葡萄牙穷人那样破破烂烂。”

另外，人多并不意味着士兵素质高，也不意味着侵略性强。“中国人既不勇敢又不机智，他们天生毫不好战;如果他们自立，那是靠人多、城池和城镇坚固，及军器充足。”

而中国之所以能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除了资源丰富以及和平安宁外，一些游者还有了新的理解。“因国家人烟稠密，百姓众多……所以人人都劳动谋生，努力得到好吃的食物，去维持他们巨大耗费”;“在中国，一切下种后能收获的土地都开耕了……这个国家不丢弃任何不管怎样破旧的东西”。“土地出产极富庶……原因在于中国的主要食物是大米，在全国产量极丰，有很多一年两收或三收的大稻田”。中国人的勤劳、俭朴以及稻米产量高，这些因素在早期西方游者看来既是中国人口多的原因，也可以是其结果。

3.耶稣会士主导下的人口认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七八世纪是耶稣会士主导中国认知的时期。耶稣会由西班牙教士罗耀拉创立，其组织与训练甚为严格，需“誓言甘受贫困，严守贞洁，谨从教规”，且“耶稣会士独重学问，诸如天文、历法、地理、数学，以及伦理、哲学、方技、制造等类，无不力求贯彻”。正因为耶稣会士的不畏艰辛、学术精深，致使其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从无到有，日渐繁盛，并通过信件、报告、出版书籍等方式很快占据了西方对中国的主要认知渠道。

最早提倡首重中国传教事业的耶稣会士，为沙勿略。其在日本传教时，就认识到“谈论中国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是“极大的国家，和平，完全没有战争”，其“大城市中住着许多人……是极为富裕的国家”。沙勿略虽从未到达中国大陆，但有关中国人口多、富裕和平的印象却影响了早期到华的耶稣会士。如“既百计以求开教中国”的利玛窦，在其看来，中国“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中国人“最勤奋”，“习惯于生活节俭”，而且“在这个王国的境内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他们的皇上和人民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可见，利玛窦同样将中国人口众多归因于富裕和平，以及中国人的勤奋简朴。

除了对勤劳节俭的极力强调外，早期耶稣会士也看到了人口众多所引起的一些消极影响，即贫困以及由之带来的溺婴习俗。他们不仅承认“中国不如欧洲富，也没有多少人称得上是富翁，欧洲的穷人没有中国的那么多，那么穷”(显然已经没有了克路士所展现出的谦逊)。而且教士们还进一步发现“中国有一种更为严重得多的罪恶是某些省份溺毙女婴的做法”，利玛窦认为，溺婴习俗的产生更主要在于中国人相信灵魂转生或者轮回。由于溺婴是天主教所极力反对的罪恶，因此教士们一开始就对这一行为进行了强烈的鞭挞。

随着在中国传教活动的深入，耶稣会士对中国现状的认识日益深刻。他们越来越少地像利玛窦那样将人口众多与富裕和平联系起来，而更多地强调它所带来的民众的赤贫与其他可怕结果(如溺婴、饥馑、抢劫等)。马若瑟神父1700年在分析中国的人口状况后，认为“这个举世最富庶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各国中最贫穷可悲的国家”。因为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就是“整天用双手翻地，晚上若能就着淡而无味的清水汤吃一小碗饭便是幸事”。更令他惊异的是，中国表面上的和平实际上是基于这样的悲惨情形，“在此地并不鲜见的饥荒年代，数以百万计的生灵眼看自己活活饿死却不揭竿而起”。耶稣会士帕拉宁(Pareunin)也发现一件令之“难以置信”的事，即中国如此经常地发生饥馑，以至于灾荒一次又一次地减少中国庞大的人口。这才使中国得以和平度日。

耶稣会士的学术精神进一步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人口数目的估算上。利玛窦、金尼阁、卫匡国、曾德昭、李明、杜赫德等人都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他们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官方统计，即根据应缴纳皇税的成年人数目推算。李明认为当时的北京人口是200万;而金尼阁等人则把中国的总人口估算为2亿上下。

二、18世纪的分歧

耶稣会士在主导西方对中国认知方面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8世纪。因为“除了传教士的报告以外，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可资依据的东西”。其对中国的积极宣传也在欧洲产生了颇为明显的效果。人们乐于谈论中国，使用中国的器物，采用中国的审美情趣，“中国热”一度风行。但是，启蒙时代所强调的批判精神使一些学者不再满足于复述耶稣会士对中国几近乌托邦的描绘。于是，他们或者尽力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有关中国的知识。或者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展开新的解读。这就决定了18世纪在看待中国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此类分歧尤其可以从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讨论上反映出来。

1.有关中国人口众多原因的讨论

早期西方游者在谈及中国人口繁多时仅限于描述，还未有意识地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分析。耶稣会士最早有这方面的意识，但他们论及最多的解释就是中国人的勤劳与俭朴，而这又很难说清楚其是人口繁多的原因还是结果。直到18世纪，诸多西方学者加入其中的讨论，才使这一问题的解释变得丰富起来。

(1)弃婴引发早婚

耶稣会士对中国溺婴习俗的鞭挞无疑使西方学者印象深刻。孟德斯鸠、狄德罗、魁奈等诸多思想家都将之纳入自己的分析视野。大卫·休谟也在他所发表的论文《论古代国家的人口稠密》中，用溺婴习俗来解释中国人口繁多的原因。他论证道：“中国是当今之世弃婴之风盛行的唯一国家，却是我们所知道的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不满二十岁就结婚，要不是他们有一种十分轻易摆脱孩子的办法，早婚之风就根本不可能那么普遍。”亚当·斯密同样认为：“结婚，在中国是受到了奖励的，但这并不是由于生儿育女有出息，而是由于有杀害儿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总有若干婴孩被委弃街头巷尾，或者像小狗一样投在水里。”

马尔萨斯也认为中国有早婚习俗，因为中国鼓励婚姻，这一方面是为了庙堂里的祭祀，另一方面则出于繁衍种族的考虑。不过，在认为中国的弃婴合法化大大加快了人口增加的同时。他更相信弃婴习惯有助于抑制早婚所引起的人口过剩。

(2)环境决定生育力

孟德斯鸠是环境决定论者，这一思想也被他用于分析中国的人口问题。他无疑认为中国的气候环境同妇女的生育能力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中国的气候异样地适宜于人口繁殖。那里的妇女生育力之强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最野蛮的暴政也不能使繁殖的进程停止”。马尔萨斯虽不是很赞同孟德斯鸠对中国妇女生育力的假设。但是，他也注意到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是孕育众多人口的一个温床。

(3)崇拜农业与稻米产量高

马尔萨斯认为除了土地肥沃与鼓励婚姻外，崇拜农业也是造成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之一。中国王朝一开始便对农业予以极大鼓励，把人民劳动引向尽可能多地生产粮食。而此种粮食主要是指稻米。早在16世纪，西方游记作者就已经发现稻米产量同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而18世纪学者在对此认知加以认同的基础上，又将之同畜牧业、产谷业进行对比，以解释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亚当·斯密就曾经比较过产米国与产麦国的粮食产量，认为产米国的粮食更为丰富，人口也多得多。马尔萨斯则最后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总结，“产谷国的人口比畜牧国人口更多，产米国的人口比产谷国的人更多”。

(4)贫困有利于繁殖

16世纪的旅行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穷人，而耶稣会士则对中国人口过多引发的赤贫进行了大量的描述，这影响了启蒙时代的学者对中国人口的认知。如魁奈就曾接受杜赫德的观点，将中国的贫困归因于其人口过量。显然在他们看来，贫困是繁殖过量的结果。然而对亚当·斯密而言，贫困却有利于繁殖，这就将果转为因。他所举的例子虽然无涉中国，但考虑到斯密曾对中国的人口进行过详细的考察分析，这一普遍性的结论在他看来无疑也适用于中国。

2.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其他讨论

人口问题是18世纪西方思想家们关注与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正是通过此种激烈的讨论，科学的人口理论才最终确立，其标志是1798年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发表。由于中国的人口众多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因此在许多学者的叙述中都将中国人口问题纳入其讨论范围，并将之同专制主义、军事实力、历史发展等联系起来，成为其形成自己观点的重要依据。

(1)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

总体来看，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的关系是18世纪人口问题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如何保持“均衡”，人口“增殖”是如何发生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当时讨论的焦点。18世纪以前的西方游记或书信在描述中国时。往往将土地幅员、物产丰富同人口众多联系在一起，其潜台词就是：“中国本身的财富就能养活自己。”这种人口与生活资料的相互适应实际上是人口“均衡”思想的早期萌芽。但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有关中国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的看法逐渐发生改变，马若瑟神父认为：“尽管(中国)土地辽阔肥沃，却不足养活其居民。必须四倍于此的土地才能使他们生活如意。”这其中就明显含有“人口数量超过生活资料”的思想。而此种“增殖”思想正是魁奈在《中国的专制政治》中最早阐述了的。魁奈在考察中国人口状况的基础上，认为“无论在哪里都是人口多于财富……人口的增殖总是超过财富的增长”。

(2)人口与政治制度

魁奈深受耶稣会士所阐述的中国形象的影响。他认为中国是已知的人口最稠密而又最繁荣的王国，但同样也看到“很少有什么国家在平民阶层中聚集着像中国那样多的穷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对中国人口众多持一种赞赏的态度，因为他认为，只有在良好的统治下，一国才会有庞大的人口，因为腐败的统治只能破坏财富和人类。魁奈对中国政治的赞赏态度与伏尔泰是一致的，在伏尔泰看来，只有政治秩序井然，法律通行，人口才可能大量增长。人口数量繁多成了验证中国政治宽和的一个参考系数，伏尔泰还因此热情洋溢地将人口称为中国的第三奇迹。魁奈此种思想主要建立在对孟德斯鸠观点的批判上。孟德斯鸠认为中国是一个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国家。它的不断增加的人口迫使政府必须关心让土地的生产足以维持人民生活。因此中国的专制才给人一种温和的假象。

(3)人口与军事力量

在早期有关中国的描述中，人烟稠密往往意味着国力强盛。这除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外，还包括军事力量上的理解。如1338年佛罗伦萨小级僧人马黎诺里(Marignolli)奉使远东，曾多次惊叹于中国的“户口之众、兵马强盛、国库充实”。而18世纪西方学者则对中国人口与军事间的关系看得却不再那么密切。

笛福首先提出了质疑。他在1719年发表的《鲁滨逊第二次漂流记》中认为，“中华帝国号称二百万的军队不仅什么也做不了，而且正在摧毁这个国家，并使自己挨饿。其百万大军连我们的一个步兵团也打不过，见风而逃。虽然在数量上不是以一挡二十，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需三万精装德国或英国步兵，以及一万骑兵，我们就可以打垮整个帝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军队纪律涣散，并且缺乏战争技巧与勇气。

休谟的观点则稍微委婉一些。他强调中国由于建造了著名的万里长城，还由于人口极多，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安全保证的，至少看上去有安全感。“因此，中国人总是非常忽视军事训练，他们的常备军不过是些最差的国民军”。魁奈也曾谈论过中国的海军，认为其水手虽多，但航海技术远不如欧洲国家。

(4)人口与中国的停滞

西方游者在初次接触中国时，总会对中国庞大拥挤的人口感到惊奇。于是在其游记或书信中，他们总会不耐其烦地对这一现象进行或多或少的描述。从13到18世纪，众多游记作品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讲到了中国的富庶与人烟稠密。亚当·斯密无疑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从这贯穿了500年的描述中注意到这样的情形，“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态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克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于是，他得出结论，“许久以来，它(中国)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

有关中国停滞的观点并不是亚当·斯密的专利。在18世纪，许多学者都从各个方面对之进行了论述。比如，对中国颇有好感的伏尔泰认为，在科学方面，中国人还停留在欧洲200年前的水平上。而赫尔德则强调孔子思想的限制作用，认为它是一副枷锁，在这幅枷锁的束缚之下，“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仿佛一直停留在幼儿期”。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讨论贯穿整个18世纪，而其中有对之持肯定赞赏态度的，也有对之持否定鄙夷态度的，还有持中客观分析者。但总体来看，否定分析占据上风，人口众多成为中国经济贫困、政治腐败、军事衰弱、社会停滞的促因。狄德罗更是对人口过多深恶痛绝，他总结说：“过多的人口是各种社会罪恶和政治罪恶之源。人口过多是解释中国人偏好农业、饥荒频繁、叛乱不断、有溺婴习俗、科学和艺术不能进步、普遍腐败的普适原因。”

三、西方人口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口认知

西方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评价，在19世纪前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的变迁。这一方面源于西方对中国认识的深入，另一方面则同西方自身人口思想的发展相关。因为中国是西方遥远的“他者”，它被观看、被描述，是“我们(西方)的愿望和表象”的投射。

西方的人口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先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共同认为人口应该保持稳定和具有适度规模。之后，“直到重商主义时代以前，大多数理论和政策，都趋向于表达一种希望人口众多的愿望”。而这种愿望由于重商主义的推波助澜，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中期。重商主义是同国家权力的扩张联系在一起的，在其思想体系中，人口具有作为赋税的缴纳者和军事力量的承担者的双重意义。人口越多，国家的财富就愈多，兵力也愈充分，得以共同维持一个繁荣强盛的伟大国家。所以，沃本才会有“以臣民的数量来衡量国王的伟大”的论断。而十七八世纪的人口过少问题也在实际生活中支撑着重商主义的人口扩张愿望。

18世纪中期，重商主义同君主专制制度一同衰落。同时，在法国兴起的重农主义学派同样关注于当时的人口缩减问题。但是，它认为并非人口，而是农业收入才是国富和国强的源泉。收入提高，则人口增加，人口数量应该与生活资料保持一种平衡。但人的繁殖具有超过生活资料的倾向。这样所产生的过多人口造成的是大量的贫困人群，而巨大的军队则会带来国民的疲惫不堪。重农主义有关人口的“均衡”与“增殖”思想在英国古典学派那里也有类似的表述，马尔萨斯则对这些思想进行科学的理论总结。

可见，西方人口思想经历了从要求控制人口到希望人口增加再到控制人口的变化。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对中国人口的认知发生了从肯定向否定的变迁。对人口增加的愿望贯穿于公元前后到18世纪中期，无论是蒙元时期、地理大发现时代，还是后来的耶稣会主导中国认知时期，许多西方游者在游历中国时，大多惊叹于中国的户口繁盛，并不由自主地将之同繁荣等同。18世纪中期，西方对中国人口的认知发生明显的转折。虽然尚不乏学者对中国的人口状况持赞赏态度，但人烟稠密不再频繁地与商业繁荣、兵力强盛、和平安宁联系在一起，有关贫困、溺婴、停滞、专制等内容时时出现在对人口的论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