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研究生毕业论文
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国家法的调整范围和主体也在逐渐扩大,新的国际法律部门也在增多,形成国际法的 碎片化 发展,这对国际法的基本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际法研究生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国际法研究生毕业论文篇一
《 浅谈海上货物运输中危险货物的概念探析 》
论文摘要 海上运输中危险货物关系到承托运人的责任分配，因此责任分配前需判断货物是否危险。我国《海商法》中对危险货物的规定比较概括，国际公约给出了对危险货物详细解释，普通法对危险货物也有不同理解，需理清危险货物的概念。
论文关键词 危险货物 海商法 海上运输 国际公约
一、海上危险货物运输背景
19世纪60年代前，海上危险货物运量少，也没专门法规指导这方面工作。1929到1948年间，化学工业得到较大发展，海上危险货物运输的种类和数量也大大增加，相应地由货物导致的运输事故也越来越多。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通过海上以包装和散装形式运输的货物中有50%以上属危险或对环境有害的物品。危险货物无形中增加了运输风险，一旦出现事故不但会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还有可能造成海洋污染，因而海上危险品运输值得高度关注重视。危险货物的概念在判定承运人责任至关重要，有必要对货物是否“危险”做出判断。
二、危险货物的范围
(一)我国法律关于危险货物的界定
我国《海商法》第68条对危险货物具体内涵未作出进一步规定，交通部1996年《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虽有所涉及但管辖范围只是我国内陆运输。我国从2004年1月1日起开始强制实施《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2002年第31套修正案，同时危险货物的所有包装、标签、堆装及其他事项应严格遵守进、出港国和IMDG规则的相关要求。在含有涉外因素的海上危险货物的运输中，《国际危规》的效力高于国内法律法规，应优先适用《国际危规》相关规定。上述危险货物含义的论述同样适用于我国对于危险货物的认定，不仅要看此物质是否在《国际危规》分类中所具体列名，还要看此物质能否被证明具有危险性，只有对上述两方面进行分析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国际公约中危险货物含义逐渐广泛
《海牙规则》第4.6条将危险货物限定为“具有易燃、爆炸或危险性的货物”，这属于较概括的规定。
《鹿特丹规则》中危险货物是指根据其本身性质或特性对人身、财产或环境形成某种危险的货物;或虽本身不具危险性，但运输中已表现出对人身、财产或环境造成危险可能性的货物”，包括了对环境的危险。
危险货物的含义在国际公约中从最初包括对船舶货物的危险发展到对人员生命的威胁，最后到对环境的危险，危险的内涵不断扩大。危险货物虽未给出具体定义，但给出了较客观的标准。因为如果给出准确定义，不可能涵盖所有货物的情况。
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涉及危险货物运输主要有两部公约和八部规则。国际海事组织的《港区危险货物装卸、储存和运输建议书》中：“危险货物是指具有国际海事组织的《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中所列货物类别的性质而准备运输的包装或散装的任何物品。”其中《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中所列货物类别性质包括“具有燃烧、爆炸、腐蚀、毒害、放射性辐射以及污染环境等特性的货物。”IMDG规则还规定了货物的描述，分类，包装，标签和船舶贮存要求。
国际公约在规范危险货物海上运输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法院判决时决定货物是否危险可以依这些公约的列表，在判断托运人是否违约时更为明确。
总之，《海牙规则》、《鹿特丹规则》等国际公约中对危险货物的规定都是开放的，正如制定《海牙规则》时不能认识到以后将会出现的危险货物种类，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还将有新的内容补充与完善。
(三)普通法下的危险货物
英国是普通法国家，有很多判例涉及到了危险货物的定义与理解。英国法一般认为有物理危险的货物和具有法律上危险的货物。
1.物理危险的货物
物理危险的货物即物理性质上具有危险的货物，普通法下的“危险货物”是指如果货物对与其接触的货物有高度的危害性，以至于可能导致船舶损毁或者船上其他货物的损坏或者船员的伤亡，那么这就是具有物理危险的货物。
危险货物不可能给出完整全面的定义，但很显然上述易燃、易爆、腐蚀性、有毒或者因为其他性质而又可能造成人身损害或者对船舶以及其他货物造成物理损害的货物包括在内。
英国有关危险货物最重要的案子便是“The Giannis NK”案。船舶装运的一部分货物是花生，另装在其他货舱的货物是小麦。船舶在卸港时发现了货物中有谷斑皮蠹虫，因此不能进港而结果船东需要把这货物(包括部分小麦)抛入大海。在该案中，贵族院指出：
(1)危险货物应有一个宽松的定义，而不是想当然的认为是易燃或易爆物品。这样一来任何货物都有可能成为危险货物如果有外来因素使得这些货物变得危险从而令有关船舶无法安全装运。
(2)即使货物不危及船舶但危害船上其他货物，也可当危险货物处理。危险货物未必要直接损害其他货物，间接带来的经济损失也包括在内。所以就算这些谷斑皮蠹虫没有污染到花生旁边的小麦，但与这批花生同船的货物都需要消灭，这已足够把这批花生定为危险品。
(3)贵族院认为托运人的责任是绝对的，即使他不知道货物具有危险性质，不存在疏忽，也要对危险货物带来的损失负责。
从案例可以看出，有无危险不仅是针对船舶和船员，甚至也是针对船上其他货物(小麦)而言，只要真正有危险就构成危险货物。英国法对于运输合同下对危险货物的定义主要以该货物是否具有真正的潜在危险为标准。
普通法下危险货物的物理危险与海牙规则中“易燃、爆炸或危险性的货物”的规定类似，但普通法下危险货物的概念更宽泛，其不仅包括具有物理危险的货物，还包括具有法律上危险的货物，即运输这些货物使得船舶受到法律风险或政治风险而导致扣押或者没收。
2.法律上危险的货物
Cooke在“程租”中说：“原则上运输的货物的状态会导致……或者严重到延迟航程，这些货物就落入了‘危险货物’的范畴”。在“The Giannis NK”案中，大法官Longmore认为“托运人在没有通知承运人的时候承担可能产生船舶延迟的货物的责任”，“Mitchell，Cotts Cov Steel Brothers CoLtd”案中，大法官Atkin在陈述了案件事实后，也表达了对危险货物的看法：“若航程违反了货物卸载地法律，则货物就会导致船舶的延迟或者灭失，这与给船舶带来损害的危险货物并无区别”，所谓“法律上危险”的概念就是“法律障碍”，即运输货物遭到卸载地国家的进口禁止或未能符合有关习惯规定，而导致被当地政府扣留船舶，该延迟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延迟。
有时当货物的物理性质没有直接给船舶、船员或者其他货物造成物理损害，但确实是给承运人造成了经济损失。如TheGiannisNK案中货物感染了谷斑皮蠹虫(不会在货物之间传染)，没有给其他货物造成物理损害，但据卸载港口的法律法规，由于货物的感染，同船的其他货物都要倒入大海。那么被感染的货物的确给其他货物造成了间接损失，该损失不是物理损害，而是经济损失，那么这类货物在英国法下也被视为“危险货物”。
三、危险货物的界定与发展
早期Senator Linie GMBH&Co.KGv.Sunway Line，Inc.案中，货物是三百桶二氧化硫脲(TDO)，后运输过程中TDO的容器里起火。但装运TDO时既没被IMDG列为危险货物，也没被美国联邦法典规定为危险货物。此案发生后，两者都规定TDO为危险货物。
危险货物的界定无具体范围，普通法下对危险货物的界定与国际公约有所不同，如《鹿特丹规则》虽对危险货物范围有所扩大，但对“人、财物或者是环境的危险”的危险是指物理上的危险，还是法律上的危险并未明确。有些情况下一些伪造的商品中这种扣押还会导致被扣押物品的物理损毁。大陆法系国家如我国海商法中并没有涉及到法律上危险货物的问题，那么自然理解《鹿特丹规则》下的危险货物是指具有物理危险性的货物。
1954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成立了“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会”，1956年提出了第一份工作报告，即《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建议书》，建议书在国际上极具权威性，涉及到了各种运输方式和各类运输工具包装危险货物的运输。其中许多规定被国际上各种运输形式的专业组织、协会和各个国家采用或参考，作为制定各种运输工具危险货物运输管理法规或规章的基础。国际海事组织的IMDG规则就是以该建议书为基础，且其内容有越来越接近的趋势。随着贮存货物的方法不断完善，如IMDG此类的规则也将更为具体，涉及到不同种类的货物应当如何处理，也就意味着规则将会更准确地具体描述货物的特点，那么危险货物的概念会越来越明确。
国际法研究生毕业论文篇二
《 浅谈国际商事仲裁保密性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
论文摘要 一直以来，学界都认为保密性是国际商事仲裁最显著的优点之一，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仲裁的本质属性。然而时至今日，国际商事仲裁的保密性已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挑战与质疑，特别是保密性与公共利益之间无法避免却又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废除了仲裁的保密性，而应仔细权衡并考量各种因素，从而在仲裁的保密性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论文关键词 国际商事仲裁 保密性 公共利益
仲裁的保密性原则一直以来被很多学者视为仲裁的本质属性，它也是区分仲裁与诉讼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国内仲裁学界一般也将仲裁保密性视为仲裁的一种本质属性。而在实践中，很多的仲裁当事人正是出于保密性的考量才倾向于选择仲裁，因为仲裁的保密性在维护商业信誉、保护商业秘密方面有着无可匹敌的优势。但是近年来，这种优势在国际仲裁实践中却遭到了公共利益的挑战。因而在当前形势下，重新审视仲裁的保密性，重新认识公共利益，以及思考如何在仲裁的保密性与公共利益间寻求平衡有其现实意义。
一、仲裁保密性的基本含义
仲裁的保密性或机密性(confidentiality)，其最基本含义是指仲裁案件不公开审理，即在一般情况下，与案件无关的人在未得到所有仲裁当事人和仲裁庭的允许之前，不得参与到仲裁审理程序中。这是仲裁界长期以往的传统做法，各个国家包括各种法律文件或者是实践中都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广泛的尊重。仲裁的保密性也被认为是仲裁最主要的优点。通过对不同立法体系下的案例进行研究表明，总的来说，大多数法院确认了保密性作为商业仲裁的一种法律特征，而不是否定它。这包括了英国的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加拿大的初审法院，巴黎上诉法院和斯德哥尔摩地区法院等。但这些对保密性的确认意见却往往伴随着倾向于限制甚至于否定保密性的诉求。
二、仲裁保密性与公共利益的辩证考量
在商事仲裁中实行保密性的最重要的基本原理是私人主体双方特别立约要求在私人法庭解决他们之间发生的商业纠纷，以避免引起公众审查的注意。正如一位英国法官贤明的表述：“仲裁保密性的概念简单的源于双方同意将他们之间且仅在他们之间发生的特殊纠纷提交仲裁。”
但是，如果国际商事仲裁的其中一方不是私人主体，而是国家、政府或者公共机构(下称“公共主体”)时，保密性又该如何界定呢?保密性是否仍可以成为此类仲裁的特点?可以预见的是，私人企业和公共主体之间的商业纠纷并不一定是上文提及的“他们之间且仅在他们之间发生的纠纷”。从定义上来说，公共主体要把人作为一个整体，因而其有义务向公众披露与其相关的活动。这就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私人主体和公共主体之间纠纷的维度实际上是“在他们和任何人之间”，因此，此种情况下，保密性应当得到严格地限制。
(一)保密性的公共利益例外规则—案例
保密性的公共利益例外最著名的案子毫无疑问是澳大利亚高等法院1995年就EssoResoursesvs.Plowman一案作出的判决。该案涉及Esso公司与澳大利亚能源与矿业部长。Esso对两家澳大利亚公用事业公司提起了仲裁。能源部长向高等法院申请公开仲裁程序中的文件，因为其承担着公众事业的监督责任。Esso则认为被要求公开的文件中有些是私密、机密、专有或商业敏感性质的，因而不得被公开。
法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判决：(1)澳大利亚仲裁并没有默示的保密义务，如果双方要求保密，可以在仲裁协议中约定相关条款，则该条款是对双方有约束力的;(2)公共主体在某些情况下有向公众披露信息的积极义务，即有些情况下，第三方和公众有合法的理由知晓仲裁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保密性的公共利益例外;(3)因为合法理由而向公众披露信息的标准是“政府信息”。政府秘密不同于个人或商业秘密，法庭必须从不同层面审查政府信息的披露。实际上，这意味着披露和假设的举证责任倒置，政府信息应当能够为公众所知悉，除非可以证明公众的利益在于不披露。
(二)保护保密性，限制公共利益例外的理由
在法律领域，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仲裁的保密性可以被视为私人主体可期待的一种利益，即私人利益。而倾向于在仲裁中保护保密性，限制公共利益例外则不外乎出于以下考量：
1.公众形象
众所周知，私人主体倾向于选择国际商事仲裁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公众形象。对此，曾有学者作出如下表述，国际商事仲裁本质上是一个私有流程，因为那些商业纠纷中不希望在法庭被公开或者可能被进一步扩大公开的指控，如恶意欺诈、虚假陈述、财政资源匮乏等可以不公开进行，这被当事人视为一个相当大的优势。从私人主体的意愿来看，对有可能损害公司的公众形象或声誉的纠纷保持低调，这是权衡赞成保密性而反对公众利益例外的一个重要因素。
2.保护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仲裁中保护私人个体的知识产权。毫无疑问，保护专有信息是国际商事仲裁中必须慎重考虑的因素。《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生效后，商业秘密和其他专有信息持有者在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贸易中有权保护其秘密信息。TRIPs第39条规定，商业秘密是指(1)在作为一个实体或其组成部分的精确形状及组合不为正规地处理此种信息的那部分人所共知或不易被其得到的意义上说是秘密的;(2)由于是秘密的而具有商业价值;(3)被其合法的掌握者根据情况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只要符合上述条件，秘密信息的持有者应保护该信息免于披露。
(三)突破保密性，扩大公共利益例外的理由
尽管有上述规定，但当遇到公共利益时，TRIPs还是作出了例外规定，“除非是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或采取了保证该数据免受不公平商业利用的措施。”可见，在商事仲裁实践中突破保密性的限制，扩大公共利益例外也有其特殊的考量：
1.公众日益增长的参与国家事务的期待
倾向于扩大公共利益例外的影响因素是日益增长的公众有权参与治理的期望。从最基础的层面来说，参与期望表明公众有权获悉政府正在开展的各项活动。进一步说，这还包括通过协商或者其他方式实际参与到各种特定的法律程序的期望。很显然，这种期望成为了上述澳大利亚Esso案中的首要考量。
2.国家承担的法律义务需要扩大的公共利益例外
如果进一步考虑透明度和公众参与的道德期望背后的意义，则会发现大多数国家在国际层面上承担的义务可以作为扩大的公共利益例外的法律依据。其中，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的规定。公约第25条规定，每个公民应有下列权利和机会，…不受不合理的限制：(1)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2)…;(3)在一般的平等的条件下，参加本国公务。这条规定涵盖了公共管理的各个方面，并且要求在国际、国家、区域和地方各层面制定和实施政策。如果私人主体与公共主体的商事仲裁涉及到了公共政策的应用或解释，则会导致仲裁中积极的公众参与权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告知公众其进展和结果。即使是由于一般商业合同条款引发的仲裁，仲裁的进展和裁决也构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三、保密性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由此可见，保密性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确存在矛盾，但这个矛盾又不是绝对的不能减损，因此我们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概述两者平衡的策略：
首先，基于基本的道德和国际法律义务考量，符合TRIPs协议第39条定义的“无需披露信息”要求的专有性质的信息应当予以保护，此等信息应当属于公共利益例外下不适合公开的情形。
其次，并不符合TRIPs要求但属于正当公共利益的信息应当予以披露，前提是此等信息之所以具有利益是因为其涉及特殊方面的公共法律或政策。在此原则下的披露既尊重了政府透明治理的目标需求，又符合国家签订的相关条约中有关保障公众参与政治过程的义务。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法庭、仲裁庭和法学人士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
1.“正当公众利益”的概念需要进一步精炼。从Esso案的判决可以看出，私人主体与公共主体之间的仲裁所涉及的信息很有可能因为涉及公众利益而一概被认为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不加选择的任意披露，这反而会导致仲裁的保密性受到破坏。因此，应当严格明晰“正当公众利益”的范围，使得实践中有据可循。
2.鉴于部分的国际商事仲裁植根于这样的基础，即私人主体需要在一个去政治化的法庭来解决争议，因此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确保保密性的公共利益例外并不会最终破坏国际商事仲裁的实用价值，无论是在纯粹的商业环境下，还是在公共法律条约下引发的投资者的纠纷。
总的说来，国际商事仲裁是一个灵活的机构，它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及纷繁复杂的环境。因此，有理由相信，国际商事仲裁也能够成功应对保密性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带来的挑战，最终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国际法研究生毕业论文篇三
《 浅析WTO争端解决机制与ICSID之比较 》
论文摘要 《华盛顿公约》设立的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为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议提供了较好的解决途径，即在东道国国内司法程序之外，设立了国际调解和国际仲裁程序。同样作为国际投资争议的解决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与ICSID在投资争议解决方面各有优势与不足，比较两者的差异有助于更好地发现WTO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方面的特点。
论文关键词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 WTO争端解决机制(DSB) 投资争议
一、管辖制度
根据《华盛顿公约》第25条第1款的规定，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的管辖适用缔约国和另一缔约国国民之间因投资而产生的任何法律争议，而该项争议经双方书面同意提交给中心。可见投资争议提交中心管辖应当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争议当事人必须一方是缔约国，另一方是缔约国国民;第二，争议的性质必须是直接产生于投资且该争议必须是法律争议;第三，中心对于投资争议的管辖必须以当事人双方的书面同意为前提。此外，当双方对中心管辖表示同意后，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撤销其同意，因此，对于已交付ICSID受理的争端，投资母国一般不得再寻求其他救济途径。
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条件与《华盛顿公约》的规定有所区别。首先是主体要件的不同。WTO争端解决机制只适用于成员之间，成员方国民不具备参与到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资格。可见两种争端解决机制的性质不同，ICSID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而在WTO框架下只存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其次，WTO争端解决机制并未要求当事人对其管辖权的书面同意。根据DSU第23条第1款的规定，如果一个成员认为另一个成员采取的措施违反了协定的义务，或者造成了自己利益的损失，或者影响了协定目标的实现，该成员不应当单方面采取行动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应当援用该谅解的规则和程序解决争端 。换言之，WTO成员之间就DSU附录一中所列之协议而产生的争议，应当适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因为成员在加入WTO时已经同意并接受所有协议，其中包括DSU。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于在WTO体系内提起的争议享有强制管辖权，无需事先取得成员申明或者书面同意其管辖，而对于其适用范围内的投资争议解决同样具有一定排他性。
二、法律适用
关于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华盛顿公约》第42条规定应依照争议双方可能同意的法律规则进行判定，如果没有有关协议，则应适用争议一方缔约国的法律以及可能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可以看出，ICSID对于法律适用问题首先赋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其次由仲裁庭适用东道国国内法以及可能适用的国际法规则，最后，经当事人同意，仲裁庭可以根据公允及善良原则进行裁决而不依照法律规定。由此可见，ICSID对于所适用的法律规则并未做出明确规定，而是根据具体情况适用特定的法律，甚至可以不依据任何法律做出裁决。
而根据DSU第3条第2款的规定，“WTO争端解决制度在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安全性和可预见性方面是一个核心部分。各成员认识到该体制适于维护各成员在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与义务，以及依照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澄清这些协定的现有规定。DSB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可适用于WTO争端解决的法律限于DSU所列的适用协定，而对有关规则的解释则适用“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实践中，经常援引的“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和第32条规定的条约解释方法 。不难发现，相比ICSID有关规则，WTO争端解决机制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更为明确的要求，对于具体争议的适用法律也有较强的可预见性。
三、程序规则
WTO争端解决机制在程序规则上与ICSID有较大不同，其具有更为严格的程序规则。DSU规定了一套完整的程序，包含强制性的磋商，选择性的调停、调解、斡旋和仲裁，专家组的成立及审理、上诉，DSB的接受和通过，补救和制裁等，可谓环环相扣，并且对每一步程序都规定了严格的时间限制，以避免拖延时间削弱机制的有效性 。
(一)反向协商一致
WTO争端解决机制在运作中的有关规则和程序由争端解决机构(DSB)经协商一致做出决定。然而根据DSU第6条的规定，DSB应当设立专家组，除非在决定是否就某项争议设立专家组的会议上，DSB经协商一致决定不设立专家组。因此，DSB真正的决策方式主要是反向协商一致，即只要不是全体投反对票，则通过，因而也被称为准自动通过的决策机制。这样准自动通过的方式无疑使得DSB在做出某些决议时大大提高了效率，但同时也使DSB对于某些事项的决定权成为一种形式。
(二)上诉机制
《华盛顿公约》第53条第1款规定“不得进行任何上诉或采取任何其他除公约规定外的补救办法”，即ICSID不允许争议当事人对其裁决提出上诉。而区别于包括ICSID在内的传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设有专门的上诉机构审理对专家组审议案件提出的上诉。DSU在17条中做出了有关设立上诉机构的规定，并对上诉机构的组成、职能、适用程序等做了详细的规定。上诉机构的设立有利于纠正专家组在适用法律方面的错误或不足，有效地保证了争端解决机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三)时间期限
由于没有明确的时间期限规定，ICSID平均每起案件的审理时间长达4年多，其中有些案件的审理时间居然长达八九年之久 。与ICSID不同，WTO争端解决机制设置了严格的案件审理的时间期限。例如DSU第12条，对于从设立专家组到发布专家组报告的所有日程做了具体规定，包括当事人和第三方提交第一次书面陈述的日期，第一、二次实质性会议的日期，书面回答专家组提问的日期，提交辩论意见的日期，中期审议的日期等等。这些时间期限的规定使得WTO在争议解决的效率上具有较大优势。
(四)裁决执行
裁决的真正有效执行对于争议的解决具有决定意义。尽管《华盛顿公约》对于确保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做出了相应规定，但ICSID的裁决在执行过程中仍然可能遇到障碍。一方面公约强调承认其裁决的效力，不得寻求上诉和其他补救办法，而另一方面却提供了仲裁解释、修正和取消三种措施，这仍然会影响到裁决的顺利执行。此外，虽然公约规定缔约国由于同意接受ICSID管辖而视为放弃管辖豁免，但并未要求缔约国同时放弃执行豁免，因此，在裁决执行的过程中，仍然可能受到缔约国依据执行豁免原则而拒绝执行。
相对于ICSID的执行规则，WTO争端解决机制加大了对于执行裁决的力度。首先，根据DSU第21条第6款的规定，监督已经通过的建议或裁决的执行是DSB的职责之一。有关执行建议或裁决的问题应列入DSB会议的议程，并保留在DSB的议程上，直至问题解决为止。其次，根据DSU第22条的规定，对于在合理期限结束后仍然没有就补偿达成协议，胜诉方可以请求DSB授权对该成员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并且在特定情形下可以选择其他协定项下的领域。这便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于败诉方不执行裁决所采取的“交叉报复”机制，通过报复形式，敦促败诉方执行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裁决。
四、结论
通过上述比较与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介绍了两大投资争议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即互补性。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ICSID有很明显的互补性：ICSID主要通过仲裁方式解决投资争端;而WTO争端解决机制则是通过司法机制解决WTO成员方基于WTO相关协议所产生的投资争端。它们两者的互补，使得不同性质的投资争端都能获得有效的解决。而两者的互补能更好的克服经济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更好的保障了投资、贸易等国际经济活动，能更加好的适应全球经济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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