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朝宰相制度的废除
中国的宰相制度起源于商代,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宰相只是一个通称,宰相的具体名称,各朝大都不同,有“丞相”、“太尉”、“司徒”、“司空”、“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等等。历代中,除辽代没有以宰相作为正式官名而仅作为通称外,其他朝代具体名称则因时而异。宰相的主要职责是辅佐皇帝和参谋决定国家大事,所以有“百官之首”之称。处理国政,不可能没有辅政机构,辅政机构也不可无人主持,也就是说相职不可废除,但相权要受到限制。削减相权,使相权不能掌握在一二人之手,同时还要使他们既受到制约又受到监督。宰相机构参议辅政制就是应此而出现,而且不断完善。
一、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
“丞相之名始于秦”。秦朝正式建立了宰相制度,丞相则成为中央行政体制的首脑。秦王嬴政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同为宰相之职位。
刘邦建立西汉后,仿照了秦朝的制度,发号施令的最高机关由丞相府、太尉府和御史大夫寺所构成。到了汉武帝时,为了防止权臣专政就将政务从三公府移入内廷,由尚书协助皇帝裁决国家大事,尚书台便成了皇帝的机要秘书处。“文帝以后,太尉并不常置,而至武帝时起,丞相地位虽高,权力则逐渐缩小,皇帝常常通过内廷保管文书的尚书署亲自裁决庶政,有时更给宦官以‘中书令’的称号(宦者为中人),也使他们与闻政务”。“从昭帝时起,在皇帝年幼不能处理国政时,每用重臣、外戚,加上‘大司马’、 ‘大将军’或别的头衔来领尚书事。到成帝时,尚书署的首长尚书令用士人(以往是宦官),而署也渐以‘台’来代替”。[3]东汉的宰相有上公、三公。上公为太傅及执政将军;三公分为太尉、司徒、司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时期既有公官也有省官,而且在此时初年公官多省官少,及至末年则省官多而公官少显示出这是一个由公官向省官过渡的时期,也是两种宰相相互交叉设置时期”。三国以三省长贰为宰相者,只有蜀国的尚书令;而晋、南北朝以三省长贰为宰相者,除尚书令外,仍有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及尚书仆射等。省官为宰相者既增,则公官为宰相者就相对减少,演变到了隋唐,则尽以省官为宰相,公官便退出历史舞台。
隋唐时期,建立了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中央政府新体制,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度的出现,则标志着我国宰相制度的进步和进一步发展。三省的职权界线划分不明显,因为“隋代虽置三公,以官高不除。其秉国均者惟内史纳言,而尚书令无不统,即不预机事,亦称政本之地”。具体来说,三省虽然同时参加运转,但是三省的权力核心却在尚书省。唐代的宰相制度,是在沿袭了隋朝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它与政事堂制度密切相关,是一项宰相集体议事决策的重要政治制度。自贞观之后,中书舍人“五华判事”, “ 中书省职权渐重,中书令于定敕之前,多提前于政事堂议论”,于是政事堂地位日渐提高,成了宰相议决军国大政的最高国务会议。
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宰相制度基本上沿袭唐制,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枢密院,地位上升迅速,与中书门下平分秋色,参与国家大政。后梁建立后,把枢密院改为了崇政院,崇政史不由宦官担任而是由皇帝亲信大臣担任。到后晋、后周时期,又重设枢密院,枢密使管理机要,虽次于宰相,但权倾内外。
宋代的中枢机构和设官大多沿用唐制,但机构的职权有很大变化,与唐代体制大不相同。宋代中央实行中书与枢密院对掌文武大政的二府制。“宰相中地位最高的兼昭文馆大学士,称上相,次兼修国史,再次兼集贤殿大学士。” “开国之初,宰相副相的设置没有定数,宋人洪迈说,太宗以降,颇以二相二参为率。”即通常两位宰相两位参知政事。仁宗至和年间,文彦博、刘沆、富弼三人为宰相,仅用程戡一人为参知政事。“太宗末,吕端独相,路中舒、王化基、李至、李沆四人人参知政事,这些情况是比较少见的。”神宗元丰五年,改革官制,以尚书令之副——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徽宗政和中,蔡京以太师总领三省,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由太宰兼门下侍郎,少宰兼中书侍郎”。“北宋钦宗靖康元年末,又复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诏依法制,以左右丞相代替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并恢复了参知政事之名”。从此以后,直到南宋灭亡,宰相的名称就再也没改变。
由少数民族建立的西夏和辽国,也吸收了唐宋先进的文化制度,设置了宰相。西夏也仿二府三司制,而辽实行北面官、南面官双轨制。
金、元实行一省制,在宰相设置方面,级别划分较为复杂。具体而言分四级: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平章和参知政事实际上也有左、右之分,元朝平章超出二员时,则有为首第一、第二、第三等区别。金朝以左为尊,而元朝则因为蒙古习俗尚右,故右在左上。“丞相和平章合称宰相”。
明太祖洪武建元以前,便有宰相之设。及至十三年左相胡惟庸专权谋逆伏诛,遂罢中书省,中书省所有官职尽革,其分权于六部而帝总其成。宰相制度被废除。
二、明朝宰相制度废除的原因
(一)长期以来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宰相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中发挥着双重作用,它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机要;又可能会因为权力过大而威胁君权,最终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君权与相权,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没有宰相对国家的管理,皇帝就有可能江山不保;如果皇帝对宰相不信任或不重用,宰相就很难居高位。但是,君权与相权始终有划分不清的界限,因此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在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存在,各有消长。
宰相是“百官之长”,其权力和地位是其他官僚都无法比拟的。因此相权最有可能威胁到君权,君权也时刻防范着相权。
1、相权权倾一时、侵夺主上威福,甚至威胁生命。
不容否认,君相之争是自宰相制度产生以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因素。历史上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不断涌现出权倾一时、侵夺主上威福的权相。我们所熟知的曹操,他虽名为丞相,其实汉献帝在他脚下,不过是一只随时可踩死的蛤蟆。他可以仗剑入宫,把皇后从藏身的夹墙中搜出,扯住头发杀掉,皇帝只有打抖的份,一句话也不敢说。魏明帝驾车到尚书门,尚书令陈娇竟然敢以君相分权拒皇帝于大门之外。说明陈娇的权力之大,大到他根本就不把魏明帝放在眼里。
2、相权公然挑战至高无上的君权,引起君主的疑忌。
宰相的权力越大,皇帝必然就会处心积虑压制、削弱相权,甚至杀宰相、废除宰相制度,以尊君权。韩信是大家熟知的历史人物,他的被杀,固然有其“兔死狗烹”的必然性,但他的太过自大,有时甚至目无君臣间礼仪等的缺点,为他命运的结束起了催化和加快作用。封建君主感到宰相对其威胁实在是太大,便会削弱相权,于是必然导致宰相制度最终被废除。
3、功高震主,君权也时刻防范着相权。
李善长是开国第一功臣,在建国以后,朱元璋便任命他为丞相。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李善长作为他的老乡,而且多年来只是在幕后工作,从来不抢风头,只知道埋头干活,像这样的一个人朱元璋当然是很放心的。相比之下,刘基也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有着不可抹灭的功劳,就算朱元璋认为他没什么功劳,苦劳总是有的,但他却只是被封为诚意伯。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的俸禄也是众多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比刘基多了十几倍。就是因为刘基是一个外乡人,更重要的是,刘基对事情的判断比朱元璋还要准确。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想到的,他能想到,朱元璋没有想到的,他还是能想到。所以对于朱元璋来说,他是不会容许这样一个人在身边的,并且这些决策并非安民之策,而是权谋之策,用来搞阴谋政变十分有用。对于朱元璋不杀他已经很不错了。可想而知,朱元璋时时刻刻都在防范着对自己的皇位有威胁的人。
(二)宰相制度妨碍皇权的高度集中
纵观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加强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两大基本矛盾,其中一个就是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宰相权力过大直接威胁皇权,妨碍皇权的高度集中。从秦朝开始的这种君主丞相制度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其特征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之下,同时存在着一个“常丞天子,助理万机”的丞相。宰相制的废除解除了皇权的一大威胁,皇权得到空前的增强。而废相仅仅是明太祖稳固皇权的一步棋子,朱元璋要在他在位时就为子孙后代从制度上消除对皇权的各种隐患。“朱元璋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也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罢相以后,皇帝就可以将一切大权掌握在手中,中央政府的府、部、院、寺,分理庶务,各不统属,就不必担心大权旁落了。这样,皇帝事实上兼任宰相,皇权和相权合二为一,从制度上集君权、相劝于一身,保证了皇帝的专制独断,皇权得到高度集中。
在封建社会衰落之际,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日益腐朽,皇帝为了保证自己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任何方面的蒙蔽和阻碍,干脆废除宰相,实行无相制,从而为皇权与相权之争画上句号。
(三)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的决心和意志
1、近在咫尺的元代权臣乱政,坚定了解决君相之争的决心。
近在咫尺的元代权臣乱政,寻至元亡的教训,无疑使他坚定了解决君相之争的决心。元代宰相的权力很大,比如元仁宗时,铁木迭儿三次入相,把持朝政,据史料记载,元代有很多位皇帝都是由丞相拥立的。再比如英宗死后,铁失等一些大臣商议另立新君,也孙铁木儿继承皇位,他便是泰定帝。1328年7月,泰定帝在上都病逝,丞相倒剌沙掌握政权,这位回回人没有马上将泰定帝之子拥上皇位,一连几个月都由他处理国政,非常的潇洒。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倒剌沙的潇洒使得朝廷上下的人们议论纷纷,人心浮动,最终引起大变。当他得知大都事变之后,倒剌沙这才仓促拥立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为帝,改元“天顺”,这便是天顺帝。这可是明代的大事,所以对明太祖来说这个历史教训很深刻。“朱元璋还总结了元灭亡的原因,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扬扬止沸,莫若釜底抽薪,根本的办法是消除权臣得以产生的制度基础。
2、现实的政治态势,和朱元璋的性格、能力以及强有力的君主意志,为他采取这一大胆的举措提供了条件。
朱元璋出身贫苦,完全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个人的奋斗闯荡江湖,才平定天下并做上皇帝的,在内心的深处有一种隐隐作怪的自卑心理,低微和高贵的反差,使他常常神经过敏。由贫苦农民出身的皇帝,最怕别人瞧不起他,怕那些投降过来的臣民武将对他不服,又怕那些跟他南征北战的战友们对他不忠,还怕那些有知识的儒士们不肯为他所用,这种自卑心理始终伴随着他,他几乎无时无刻不与之抗争。“尤其是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权利越高,就越想牢牢掌握大权,而且对大臣十分猜忌,他绝不允许人们染指皇权,这种背景和复杂的心理激化了他与丞相、功臣之间的矛盾。”胡惟庸作为明朝的宰相,和朱元璋之间肯定会存在一定的矛盾。“胡惟庸的权力在1376年和1377年开始增长,而且已经把他的亲密盟友提到了高级职位上,并且开始驱逐他认为不太会支持他的人。这促使浙江人御史韩宜可在御前当面攻击胡惟庸及其两个盟友,他告发胡惟庸等人不忠于皇上,僭越皇帝权力;”后来,朱元璋察觉了胡惟庸的不忠,还听说胡惟庸有夺权阴谋而做出强烈反应。 朱元璋以奸党一案,杀宰相胡惟庸,前后牵连至死者,凡两万余人。与此同时,朱元璋对我国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改组。将在我国实行了至少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宰相制度正式废除。
但是,在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后不久,便由于他自身的精力不足而设置了殿阁大学士来帮助他处理政务。明成祖在位时,就设置了内阁来帮助他处理政务,内阁虽然没有宰相那么大的权力,但也相当与一种变相的宰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