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休漠的政治哲学及其人性基础
论文关健词：正义 政治正义 自我利益 共同利益感 同情
论文摘要：休谈从自我利益的角度论证了所谓政治正义的形成过程。他认为政治的自然义务并不产生于许诺，而是产生于协议，协议就是共同利益感。种观点使休谈的政治哲学区别于社会契约论。休谈认为政治的道德义务生于正义道德感，而正义道德感又以同情原则为基础。这种观.点使休谈的政治哲学区别于功利主义。休谈实际上试图表明人类的共同利益感和正道德感的进展付人类政治社会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休谨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哲学在当代西方仍具有深刻的影响。
在近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休漠的协议主义政治哲学表现出了极具原创性的理论特征。罗尔斯把休漠看成是一个社会契约论者，更多的学者把休漠的政治哲学归人功利主义阵营，这些看法都没有把握休漠政治哲学的实质。哈耶克说:“休漠的理论乃是一种有关秩序生成和发展的理论”，这种看法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如果我们忽视了休漠对人性的一般看法，就没法理解他提出的这种“有关秩序生成和发展的理论”。本文拟从休漠关于人性的两个基本观点出发，阐述他的政治哲学的主要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对休漠政治哲学的一般看法。
一、自我利益—休谨政治哲学的自然基础
从广义上说，休漠的正义理论包含他的政治哲学，后者要解释的也就是所谓政治正义的问题，因而，我们的探讨必须从休漠的正义起源理论开始。休漠认为自然赋予人以无限的欲望，但每个人满足这些欲望的自然能力是非常低下的。人类只有依赖社会才能解决这对矛盾，协作、分工和互助给人们以力量、能力和安全。在人类最早由于两性的结合而形成的家庭中人们就觉察到了社会的利益，并试图组成社会以期获得社会带来的利益，但人类自然性情中的自私和外物占有的不稳定及其稀少对社会的形成总是造成威胁。外物的稀少刺激起了人类的自私，未受教化的道德观念甚至是投合人类的自私的。“因为每个人既然爱自己甚于爱其他任何一个人，而且在他对其他人的爱中间，对于自己的亲戚和相识又有最大的爱，所以这就必然要产生各种情感的对立，因而也就产生了各种行为的对立;这对于新建立起来的结合不能不是有危险的。
补救的办法来自于所谓协议。协议并不是许诺，而是一种在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对社会利益的共同感觉。这种共同利益感觉诱导人们去发现和遵守正义规则。使每个人稳定占有他凭幸运和勤劳获得的财物、依据同意而进行财产转移和履行许诺构成三条基本的正义规则。发现正义规则并不困难，人们早在自然形成的家庭中就发现了这些规则的作用。正义规则发生效力虽然要通过一个缓慢的进程，但在政府产生之前就产生了由正义规则维持的小规模社会。休漠把在政府产生之前就已存在的正义称为自然正义。共同利益作为所谓自然约束力使人们感觉到有行使正义的自然义务。在一个较小规模的社会，人们能够直接地觉察到正义规则所带来的共同利益，自然约束力具有较强的力量，足以诱导人们去行使正义。
建立正义规则的目标是为了保证个人利益，正义规则带来的共同利益并不违背人类的利己心。共同利益感实际上是一种利己性情感，它是人类的利己心在知性和判断的协助下为适应社会而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原来使人类彼此不便的那种利己心，在采取了一个新的和较方便的方向之后，就产生了正义的规则，并且成了遵守这些规则的最初动机。
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和社会财富的增加，遵守正义规则带来的共同利益显得比较遥远和抽象。在对情感产生的影响力方面，共同利益往往不如一些直接的现实利益，这是人性在情感方面舍远图近倾向的具体表现。因为这种倾向，人类总是自然地容易做出非义的行为，而这会直接危害社会的存在。人类的这种天性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必须找到补救这个缺点的方法。几个不同社会之间的争端或战争使得权威成为必要。这种权威把政府的优点意外地教给了人们。于是政府作为补救人类舍远图近天性的措施被人类所采纳，人类从无政府状态走向了有政府状态。对于执政官和政府文武官员来说，执行正义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利益.违反正义一般只会带来遥远的利益。官员们的天性并没有因为他们地位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恰恰相反，政府的设立正是利用了官员们舍远图近的天性。这样，政府官员们在追求他们的直接利益的过程中却给全社会带来了共同的利益。休漠还认为，因为政府官员和社会的大多数人往往是没有私亲关系的，在主持正义时一般就比较公道。政府除了执行正义外，还可以给社会带来其他的好处。对于政府官员们来说，臣民们的一切重大利益都和他们的直接利益相关，“这样，桥梁就建筑了，海港就开辟了，城墙就修筑了，运河就挖掘了，舰队就装备了，军队就训练了;所有这些都是由于政府的关怀，个政府虽然也是由人类所有的缺点所支配的一些人所组成的，可是它却借着最精微的、最巧妙的一种发明，成为在某种程度上免去了所有这些缺点的一个组织。
在论及臣民为什么会忠于政府时，休漠提出了与社会契约论者不同的看法。后者一般认为臣民之所以服从政府是因为臣民对政府有一种许诺。休漠认为，在最初建立政府时，许诺也许是人们服从政府的一个理由，但是要说一切政治义务的产生都是因为许诺则是不可信的。实际上，自然正义中的许诺义务和政治义务的产生都来自于人类的协议，也就是来自于人类对正义规则所带来的利益的追求。“我们的政治义务的目的虽然是在于执行我们自然的义务，可是这个发明的第一动机，以及履行这两种义务的最初动机，都只是私利。人们服从政府只是因为政府能够给臣民提供互利、安全、和平和自由等利益。如果政府不能提供这种利益，臣民也就没有服从的义务了。政府所能够提供的共同利益从根本上讲是服从于私人的自我利益的。如果人们相互间感受到了这种共同利益，也就能够形成所谓协议。休漠把这种以共同利益感为基础的政治义务称为政治正义的自然义务，以区别于政府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自然正义的自然义务。这两种义务都可以还原到自然的约束力，即利益。
以自我利益为出发点来解释政治制度的形成几乎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共同特点。从文化渊源来看，这种观点和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论密切相关。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从人性恶劣的前提出发，提出了君主应如何取得和保持权力的理论。虽然他的政治观点不是自由主义的，但他的人性观对近代政治哲学的影响是深远的。霍布斯第一次以社会契约论的思想破除了君权神授的神话。他认为在所谓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狼与狼”的关系一样，人们只是为了自保才决定通过订立契约组成社会和政府，放弃自然状态。霍布斯心目中的理想政府是专制政府，所以严格说来他的政治哲学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洛克在自由主义方向上完善了社会契约论思想。他同样坚持人性自私的基本立场，并认为政府是约束人性的偏私和暴力的工具，政治社会是人们自愿通过两次缔结契约而形成的，政府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安全和共同的利益，许诺产生了服从政府的义务。他还认为，既然人性中总存在自私的倾向，所以政府的权力就有被滥用的可能，故而立法权和执法权不能由同一个部门行使，以权力制约权力可以防止权力被滥用。
如上所述，休漠也以自我利益为出发点来解释政治社会的形成，但他的观点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相比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特征。首先，他认为，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仅仅是政治社会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财物的稀缺和占有的不稳定也是政治社会形成的要条件。休漠甚至认为自私是财物的稀少刺激起来的，这是非常深刻的思想。其次，休漠认为，并不是任何政治社会的形成都存在所谓缔结契约的阶段。许诺并不是政治义务的基础，利益才是政治义务的自然基础。再次，在自私与正义行为的关系问题上，休漠的处理更加彻底和巧妙。休漠并不断定任何人或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一定完全是自私的，但在政治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上，“每个人都必须被假定成一个恶棍”，“这似乎有点奇怪:一项事实上是错误的原则，却在政治学当中应当是一项为真的原则。
二、同情—休漠政治哲学的道德基础
休漠认为同情是人性中一个强有力的原则，它能够使人们的情感得以交流和影响，进而产生新的情感。他说:“人性中任何性质在它的本身和它的结果两方面都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同情别人的那种倾向，这种倾向使我们经过传达而接受他们的心理倾向和情绪，不论这些心理倾向和情绪同我们的是怎样不同，或者甚至相反。同情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人们之间存在着各种经验事实方面的关系。人们在身体结构和心理结构方面大体相同，在经济关系、社会地位等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些类似情况是同情产生的基础。接近关系、因果关系、相识关系、教育和习惯等都能够促进同情的效果。二是由于印象和观念在心中依靠想象可以相互转化。情感的产生比其他任何印象更依靠我们的想象。只要我们得到了某种与情感相关的观念，它就会由于想象的作用，自然地在我们心中引发类似的情感。同情是道德感产生的心理基础，对政府服从的道德义务据说也来自于同情原则。
如上文所述，休漠认为，以利己心为动力所形成的共同利益感是自然正义和政治正义产生的基础，也是人们能够行使正义的一般动机，产生于共同利益感的义务可统称为自然义务。休漠还认为，人性中除了有利己的一面外，还有利他的一面。同情原则是产生利他性情感的基本原则，道德感便是由同情原则产生的。当自然的正义规则以协议(共同利益感)为基础一经确立起来，正义道德感也会随之产生。一方面，如果别人的非义行为损害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会不高兴;另一方面，即使非义行为只和别人的利益相关，我们仍然会不高兴，这是因为，“我们通过同情感到他们所感到的不快;而且在一般观察之下，人类行为中令人不快的每样事情都被称为恶，而凡产生快乐的任何事情同样也被称为德;所以道德的善恶的感觉就随着正义和非义而发生。由同情所产生的正义道德感是人们对正义或非义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直接依据由于正义道德感总会使人们产生行使正义的道德义务，所以正义道德感不但具有评价功能，而.巨还有意动功能。也就是说，正义道德感不但可以通过道德评价影响别人的行为，而且对评价者自己的行为也具有约束作用，这是正义道德感的道德约束力的具体表现。正义道德感的产生虽然是自然的，但在形成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政治家们的人为措施和教育力量的促进，舆论和教导使正义道德感和荣誉感、名誉紧密联系起来。“感动我们最深切的就是我们的名誉，而我们的名誉在最大程度上是决定于我们对他人财产的行为。
当政府作为补救人类舍远图近倾向的措施而建立后，政治正义产生了，由于共同利益感人们也会感到对政府应履行自然义务。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在全社会维持正义，从而给人们带来共同利益，因而，一般地说，服从政府的行为也就是对人们有利的行为。出于对公益的同情，对政府的忠诚行为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的情绪;由于同样的原因，对于不忠的行为，人们会自然地产生一种不快乐的情绪。这类道德感不但是人们赞许忠诚行为或谴责不忠行为的直接依据，而且具有道德约束力使人们产生对政府忠诚的道德义务。当一个政府不能给人们提供安和保障时，人们忠诚于政府的自然义务便终止了，可是道德义务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会较长时间地使人们服从于一个即使是暴虐的政府，但忍耐总是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在我们的全部道德概念中，我们确实不会抱有像消极服从的那样一种荒谬的主张，而都一定承认在罪恶昭彰的专制和压迫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抵抗。
休漠的道德学说从总体上讲是情感主义的，同情是“一个高贵源泉由同情所产生的正义道德感是一种利他性情感，正因为如此，同情才能够成为正义行为的道德源泉。休漠的政治哲学实际上体现出了两种看待问题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讲，必须假设人性是自私的，才能制定出良好的法律，法律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不正当地扩张;从道德的角度看，必须承认人性中还有利他的一面，道德的目的就是要弘扬人类的利他主义精神。因为有了这两种角度的不同，于是就有了法律上的正当和道德上的善良的区分，前者以自我利益为基础，后者以同情为基础。姑且不论这种区分是否恰当，重要的是休漠为后来的讨论者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探讨的平台。亚当·斯密无疑是休漠这种思想的直接继承者，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道德情操论》就分别是从这两种角度出发的。功利主义者试图把道德归结为利益，并把功利原则从私人道德推广到政治道德领域，在近现代招致了广泛的批评。休漠虽然承认政治正义所依据的自然约束力(利益)与道德约束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他并没有把道德归结为利益，所以并不能认为休漠是一个功利主义者。
三、休漠政治哲学的理论实质和当代意义
根据哈耶克的说法，“‘休模达致的成就，最重要的就是他提出的有关人类制度生成发展的理论”，“在这种文化进化的过程中，那些被证明有助益于人们做出更有效努力的规则存续了下来，而那些被证明只有助于人们做出较为低效努力的规则则被其他的规则取代了或淘汰了。”少我们认为，哈耶克的这种看法是值得重视的，但是他只注意到休漠这种“有关秩序生成和发展的理论”的一个层面，即制度的层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即情感的层面，他并没有注意到。如上所述，休漠在谈到政治的利益基础时，论述了人类从原始的自私情感到共同利益感再到自然义务感的过渡;在谈到政治的道德基础时，论述了人类从共同利益感到正义道德感再到道德义务感的过渡。休漠认为一种政治秩序的形成必须以有关情感的形成为条件。共同利益感应当说是休漠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感念，它是产生政治的自然义务的基础，也就是说，一种政治的正义秩序的形成必须以共同利益感的形成为基础。实际上，发现正义的规则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要使全体社会成员都拥有共同利益的感觉，因为”协议只是一般的共同利益感觉;这种感觉是社会全体成员互相表示出来的，并且诱导他们以某些规则来调整他们的行为。共同利益感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正义规则发生效力的过程，人们只有在实践中一再经验到违反止义规则产生的不便之后，共同利益感才逐渐建立起来，正义规则才逐渐地发生效力;共同利益感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彼此之间对对方能够遵守正义规则产生信心的过程。正义道德感的发展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这个情绪发展的过程虽然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可是它在这里确是又受到了政治家们的人为措施的促进;政治家们为了更容易统治人们起见，为了在人类社会中维持安宁起见，曾经努力产生对于正义的一种尊重，和对于非义的一种憎恶。舆论和教育也促进了正义道德感的形成。道德感借助荣誉感和名誉感的形成产生了更为强大的道德约束力，诱导人们形成信义和忠诚的习惯。理性是情感的“奴隶”，习惯是人生的指南，政治秩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人类情感和习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休漠是西方早期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哲学是适应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产物，主题是所谓分配公正的问题，主旨是论证个人财产权利和其他经济自由权利的合法性。休漠系统地论证了法律和自由的关系。在休漠看来，正义规则就是社会的法律，既包括调整财产权的自然法.也包括决定权力机构之组织形式的法律。法治的政府才是自由的政府，自由政府“是一种允许在几个成员群体当中进行权力分配的政府;这种政府联合形成的权威绝不亚于君主制政府的权威，或者在通常意义要比君主制政府的权威高得多;但是这种政府在日常的治理过程中却必须根据一般且平等的法律行事，当然这些法律必须在此之前就已经为这些成员群体以及它们治理的所有臣民所知晓。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承认，自由就是市民社会的完善”。转引自经济上的自由是休漠关注的中心，但经济上的平等几乎完全在他的视阂之外。在休漠的政治哲学中，同情并不是指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而是指人们以同情为途径对正义或非义行为产生了赞许或谴责之情。在这方面，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要比休漠先进得多。不过，功利主义的政治哲学招致的批评似乎更多，功利主义的一个突出的困难是不能保证少数人的权利不受侵犯。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明显受到了休漠的影响。罗尔斯认为人的自利性与物质有限性的假设是“公正问题发生的境况”，他引入“元知之幕”的概念试图解决休漠没有解决的平等问题，但并不怎么成功。英国学者拉斐尔认为，罗尔斯没有使他的无知之幕能够遮盖他自己文化的心理学效应”。拉斐尔提出所谓“想象性同情心”试图解决平等问题户休漠的同情概念被赋予了现代意义，但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很难被论证为弱势群体的一种权利。罗尔斯后期又提出了所谓“交叠共识”，这个概念和休漠的共同利益感概念存在着明显的关联。
整体来说，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古典自由主义并没有在根本上被突破，在经济理论领域甚至还有复兴的趋势。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没有改变，作为这种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有质的改变。麦金太尔说，.休漠认定为普遍人性的观点，结果事实上是汉诺威统治精英的偏见。休漠的道德哲学广义地应包括他的政治哲学一一引者注)，如同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是以效忠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为先决条件的，不过是效忠于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结构罢了。”我们认为.麦金太尔对休漠的这个评价可以适用于所有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