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国内外形势论文
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显著而深刻的变化，那么关于国内外形势的论文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国内外形势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国国内外形势论文范文一：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判断及建议
摘要：本文分析了当前背景下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的现状和走势，包括：经济转型期中国不需要过高增长率，负利率只是加息的一个理由，强化一次收入分配市场化机制，准备应对新一轮升值博弈，全球若触发第三次大萧条谁之过，金融资本不应该自由流动。
关键词：增长率 利率 加息 收入分配 人民币汇率 升值 匹斯堡提案
一、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建议
1、经济转型期中国不需要过高增长率
因为房地产的调控，因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一个多月前还此起彼伏的经济过热，升值加息的声音，忽然变作中国经济将“第二次探底”和“经济下滑”的预估，大有2008年金融海啸暴发时的那种架势。笔者认为，使用与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同样的表述，来描述下半年的中国经济走势，有危言耸听之嫌。
2010年与2009年的增长形势完全不一样。2010年经济已开始V型反转，根据近期的数据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基本稳定。特别是经济领先指标――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已连续15个月在正常水平以上运行，5月虽较4月有1.8个百分点的下降，但仍在50%的正常水平之上，显示未来三到六个月经济将呈现增长之势，只不过态势较之前更趋平稳。
相对2009年中国经济“探底”至十数年来的季度经济增长最低点并面对可能继续大幅下滑风险的形势，2010年房地产调控和其他宏观调控对经济的影响，包括投资增长从32%的水平回落26%左右，应是对已呈现的经济快速增长态势的主动调整，而非“二次探底”的危机形态。
因此，所谓“二次探底”和“经济下滑”，不是对经济现状的合适表述：所探之底是2009年第一季度6.1%之底，还是9%至10%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之底?经济下滑，是像2008年那样从上半年的10.4%的增长，“滑”到第四季度的6.8%的增长，还是从第一季度的11.9%“滑”到9%至10%的潜在增长率?2010年二季度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都低于第一季度，但若以“二次探底”，“经济下滑”这些与危机相伴的字眼，判断正在走出危机的中国经济的形势，无疑会产生误导效应。
更重要的是，中国不需要过高的增长。2009年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实际达到11.7%。2010年一季度“GDP”增长11.9%。如果2010年第二季度乃至全年延续一季度那样的快速增长态势，全年经济增长可能超过9.5%至10%的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就会出现经济偏热。
要小心了，推动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更高的增长，可能引发通胀恶化。经济学理论证明，在经济处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刻意推动更高的增长，可能推动更大的投资，过大的投资需求一定会增加过多货币供应，推动短期总需求偏离潜在增长水平，工资水平也会相应上涨，价格势将偏离均衡水平上涨。如果短期内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不能提高，这种偏离产出均衡水平的状态就是不稳定的和不能持续的，很快不得不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回到原来的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这时候如果继续增加货币发行，上面的过程就会重复，结果就是价格水平不断上升，通胀形势在循环中不断恶化。这对于当前通胀预期的管理，避免通胀形势恶化是非常不利的。
推动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更高的增长，也是资源消耗的低效率增长。2009年，我们以32%的投资增长，获得了8.7%的经济增长，粗略匡算一下，大约4%的投入收获1%的产出，显示中国经济处在规模递减状态。如果继续推动更高增长率，可能需要5%甚至更高的投入，才能有1%的产出。这种资源消耗型增长非但不可持续，也与刻不容缓的转型战略相背离。在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改变之前，推动这种低效率的高增长，后患无穷。
再说，第一季度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6%，房地产投资增长35.1%，超出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5个百分点。超过潜在增长率的11.9%的增长，相信房地产投资驱动是个主要加速器。而房地产在严厉调控政策下降低增长速度，将超过潜在增长率11.9%的增长拉回9.5%至10%的潜在增长水平，是2010年经济的平稳运行的目标实现的关键之一。
笔者认为，实现2010年的潜在增长率的平稳增长目标，可以得到政策和外部环境改善的支持。7.5万亿的新增贷款加上2009年未使用的银行信贷，能保证25%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在各种刺激消费增长的财政政策推动下，消费保持15%至16%的增长水平完全可以预期。
不过，对5月出口48.5%的增长不能盲目乐观。在2009年同期平均超过25%的出口负增长的基础上，2010年同比的高增长数据，并不能说明出口在非常强劲地恢复。如果叠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全球范围内产生的影响，全年出口增长的平均预期需要有所调整。
当然，在对2010年的经济增长的诸多驱动因素中，顺差增长的贡献都是非常保守的。笔者对世界经济复苏态势以及全球贸易形势都持非常审慎的态度，不认为世界贸易能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基本判断顺差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是在低水平上转负为正。
欧洲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欧洲经济放缓，制约中国出口增长是不争的事实。但欧元贬值增加出口对欧洲经济的正面效应，可能会部分抵消欧元区各国削减财赤产生的负面效应，经济增长或可从1.3%下调至1%，但不可能降至2009年那样的负增长。特别是刚性的消费市场一般不会因为经济放缓而大幅萎缩，中国一般消费品的出口增长可能低于年初预期，但调整幅度不会特别大，也是可以预期的。
从总体来说，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可以保证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9至10%的平稳增长水平，而净进出口的改善，将在边际上增加实现2010年增长目标的保险系数。
2、负利率只是加息的一个理由
4月CPI增长2.8%，相对2.25%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实际利率变负了。因为翘尾影响，2010年CPI会显得增长较快。加上食品价格，以及要素价格机制改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年中CPI可能达到2010年最高水平。估计会有一段时间有效利率为负。加息之声音随之又大了起来。
提升名义利率，对改善实际有效利率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在目前一般消费品生产仍然过剩的情况下，负利率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扭曲，只会产生非常边际上的影响。换言之，一定程度的负利率不会导致供求形势的变化进而推动价格水平的上升。
与其他单一影响的货币工具不一样，利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就决定利率的调整有利有弊。比如当前通胀预期管理的政策目标，是
过剩流动性的合理管理，而利率并非调控流动性的最有效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关于危机分析中指出，利率对货币总量的影响不大。虽然与IMF分析的原因不同，国内利率调整对流动性管理的直接影响同样很有限。选择数量化的调控方式，比如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公开市场操作，包括发行三年期央票，对调整流动性规模，更具灵活性，更有直接效果。
由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对于一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对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风险的控制，市场化利率工具的作用，也大大低于监管部门的一纸禁令。这已是得到反复证明的。
调控房地产市场，利率是重要的手段之一，但暂时还不是最必要的工具。遏制地方政府过度投资推动经济过快增长的冲动，加大对银行信贷的监管力度效果可能更明显。银行目前的房地产信贷利率，仍然存在7%～8.5%不等的折扣利率。取消利率折扣，相当于一次性提升1.5到2.5个百分点的利率，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比小幅渐进的利率调整大得多。如果银行在恢复正常放贷利率以后，再启动贷款利率上浮10%的规定，等于再增加64至65个基点的放贷利率，综合效果超过8到10次0.27%的利率提升。因此，调控楼市，无论如何应首先观察利率恢复正常水平后的效果，才能决定利率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而不是把顺序倒过来。
利率提升对套利资本的流入有巨大吸引力。各国刺激经济的低利率政策还没有撤退，所有主要货币的利率都基本在零利率附近。如果中国发出进入加息周期的信号，而利率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就相当于吹晌热钱流人的集结号。特别是在套利人民币升值欲望始终强烈的氛围下，资本可能出现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那样毫无顾忌不断流入且难以遏制的态势。跨国公司内部，以及我们的海外企业，以及在海外注册在中国运作的公司，千方百计把资本项下转换成贸易项下的资金操作。近期顺差减少，不排除是“借道”流入资本在人民币汇率稳定预期下减少的缘故。
眼下中国流动性宽松，大规模资本流入，结汇造成的过剩流动性，将叠加已经宽松的货币，加剧通胀恶化的货币环境。2007年，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使猪肉价格上涨成为上一轮通胀的导火线。2010年，粮食因干旱减产，劳动力工资上升，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涨，都可能成为点燃经济运行中遍布的过剩流动性的干柴的导火线，引发新一轮通胀。
热钱不是直接投资，主要投资股市楼市。我们正在艰难地调整房地产市场，全力遏制泡沫的进一步扩大。如果房地产市场的“末日效应”得到“热钱”支持，则泡沫风险就不可避免。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那带来的影响将是经济社会全方位的。
欧洲正在危机中动荡，金融资本对相对稳定的新兴市场更有兴趣。所以，对于与全球主要经济体不同步的加息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对通胀预期管理初衷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我们不能不特别警惕。
随着经济增长的恢复，价格水平上升完全正常。美国预期2010年经济增长2.4%，通胀水平预期增长1.2%，通胀水平是GDP增长水平的一半。我们预期中国经济2010年10%的增长，通胀增长3%至4%，与美国相比，仍是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较高经济增长水平，具备较高的通胀承受能力。另外，也不是CPI上涨就是通胀恶化。与2009年中国农村8.5%，城市9.3%的增长水平比较，中国经济可承受的通胀水平应大大高于现在的2.8%。而一定程度的通胀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要素价格机制调整，食品价格以及其他一些成本因素对最终消费价格的传导影响，如果在可承受的水平之下，应是正常上涨。如果超过可承受水平，则应启动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机制，必要时采取限价政策。因为由季节性因素、自然灾害、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升等带来的价格水平上升，不是加息所能解决的，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
在当前通胀预期管理和保增长的平衡过程中，调整利率增加资金成本，对于本来就贷款难的中小企业，会进一步加大信贷成本减少边际收益，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
决策需要全面对称信息，反复权衡利弊。如果利大于弊就该当机立断，如果弊大于利就不必大动干戈了。笔者以为，负利率仅仅是提升利率的一个理由，在当前的形势下利率调整的综合效果是弊大于利。
3、强化一次收入分配市场化机制
近期一些企业加薪与两个因素有关：改革开放多年来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因为相对劳动力过剩，工资没有随着劳动生产率提升而同比上涨。第二代农民工受了至少初中甚至高中的教育，他们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大大超过其父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的培训成本已经由社会支付了，所以企业应该把这部分减少的成本作为工资，支付给已经具备更高素质的新一代劳工。
工资上涨采取如此补偿方式说明一次收入分配机制到了改革的时候。一次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主要聚焦工资的提升。工资收入的提升要形成更市场化的机制需要在两方面下工夫。
通过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工资水平。如果我们大力发展最能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创造一个劳动力偏紧的市场，供求的缺口自然就会通过工资上升得到平衡。中小服务企业的发展不论是创新型服务还是一般性服务，应该有巨大的空间。只要政策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完全可以成为一次收入分配市场化形成机制的基础。
二次收入分配：减支就是增收
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二次收入分配)对低收入群体进行适当补贴，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减少老百姓相应的支出，对居民收入是实质性增加。
当前对收入增加最有帮助的财政转移支付有三方面：
一是加大支持城镇化的力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创造更多城镇就业机会，就有更多的农民变成居民，就有更多农民收入变成居民的收入。2009年城镇人均收入超过万元，虽然农民人均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两者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有研究指出，2015年中国人口达到14亿，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也就是未来5年应该有近两亿农村人口要变成城镇居民。这意味着这两亿人的人均收入至少将增长100%。
二是加大支持保障体系完善的力度。日本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加大保障体系的投入，从占GDP的不到2%上升到超过4%，雇主承担的社保支出从占GDP的2.5%上升至6%以上，居民储蓄发生很大的变化，从24%下降至15%左右。储蓄的下降是因为保障体系的完善为将来的生活埋单，未来生活的安全感增强，不用通过现在的高储蓄为未来的支出做准备，储蓄的动力就下降了。储蓄下降带来支付能力的增加，当期消费就增加了增长的内 生动力。
如果能够切实按照我国新的保障体系的低水平高覆盖的方向，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不断在社保领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退休生活的安全感增加，为将来生活保障的储蓄减少，老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也会大大增加。
三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居住支出是收入中一个重要部分。2009年房屋月供比上升到70%～80%，大城市超过100%。如果一般收入群体的收入80%要支付房屋消费，而且在收入增长远远跟不上房价上涨的态势下，人们一定要减少当期的其他消费加大居住支出。居住消费支出都是以数十年计算的，也就意味着消费支付能力要被锁定数十年。高房价无疑打压了消费增长的空间。所以，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投入，至少可以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减少一般居住性需求的支出，释放出巨大的当期消费支出能力。
形成分享式收入分配机制
研究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占GDP比重在36%左右。按照2010年财政收入可能达到8万亿和2009年GDP34万亿匡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约24%左右;企业收入占到30%。
这种分配比重显然不利于中国从投资为主向消费为主的增长方式的转型，因为居民的消费增长缺乏基本的内生推动力，而这恰恰是实现消费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最基本的因素。
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60%左右，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也占到GDP的50%左右。显然，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合理。
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比重需要改善相应机制。首先，应对中小企业实施减税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偏紧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提升工资水平。
其次，加大国企向政府分红的比重。国企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规模亏损到90年中后期实现收入增长，政府投入了巨大的改制成本。国企在扭亏为盈后理当向政府分红，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的能力。政府向民生领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应是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中的重点之一。
第三，垄断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使垄断收入更公平地分配到各经济主体。
二、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建议
1、准备应对新一轮升值博弈
5月出口同比增长约48.5%，顺差195亿美元。这一数据超过前期国内外预期。这种“预期”与实际数据的反差，给了美国国会以舒默为首的那些一贯拿人民币升值说事的议员以借口。最近舒默准备重提几年前三位议员联名要求美国政府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提案。而《华尔街日报》对于美国财长盖特纳关于中国贸易顺差使用了“愤怒”这样的字眼，非常情绪化也非常有煽动性。看来，中国要准备应对新一轮人民币升值的博弈。
国内外的所谓预期，一些特别是香港和国内证券市场分析人士的“预期”，实际上有非常大的误导作用。4月所有的分析还在说中国经济过热，人民币应该升值，同时加息防治通胀恶化。5月中旬统计局公布4月CPI同比增长2.8%以后，甚至有分析人士“预测”，央行次日就将提升利率。但自5月下旬开始，中国经济将“大幅下滑”，“二次探底”成了热点话题。这些分析，夸大房地产市场调控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夸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商品欧洲出口的影响，扭曲对中国出口增长“预期”的判断，使正常的出口数据与所谓“预期”产生人为的差异，有可能成为引发成为中美之间的新一轮汇率摩擦的借口。
较大的“预期”与顺差数据的差异，来源于～些似是而非的分析。
比如，对欧洲危机的滞后影响的判断有误。事实上，目前出口增长是前期订单的交货数字，本月出口形势判断理应根据前期的PMI新增订单指数来判断。前期PMI的出口新增订单呈高位运行，虽然多是短期订单，但至少对未来三个月的出口形势的增长态势有领先的指标性意义。换句话说，5月出口增长幅度是能预期的。如果欧洲经济大幅下滑进口市场萎缩，其影响应在新的订单出台后才会显现。
又比如，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也判断过度。资料显示，对欧出口约占我国出口份额的19%，比重最大。分析显然过度评估了欧洲危机可能对中国出口的最大市场所产生的影响。由于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危机处理效果的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增长可能再次放缓。但是由于欧元贬值带动出口增长，可能部分抵消未来紧缩政策对经济带来的短期负面影响。而紧缩政策的长期影响应是正面的。因此笔者认为，欧元区经济的下滑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不会比2009年的形势更恶劣。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也相应比2009年要小。夸大这一影响的结果，使中国贸易本属正常恢复增长的态势不能平和地被接受，引发美国人对本属正常的5月数据借题发挥了“愤怒”。
另外，数据上的大幅改变与2009年的负增长有关。如果考虑2009年5月出口呈同比25.9%的下降这～因素，48.4%的增长与危机之前的水平还有一定距离，说明外需形势仍与我们年初的判断一致：世界经济整体呈复苏态势，但是远未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现在还要叠加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虽然整体外贸形势会改变2009年的颓势，而顺差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是小幅转负为正。
还有，不该忽略进口增长大干出口增长这一变化。因为基数的问题，确实存在相当规模的绝对顺差。但是中国经济活动活跃，刺激内需增长，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也大幅增长。从进口增长与出口增长的比较而言，除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和少数几个国家，中国的进口增长小于出口增长以外，对于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和欧洲，中国的进口增长都是超过出口增长的。这应该是一个较大的变化，进口增长，特别是从美国的进口增长，如果美国真正解禁一些高科技产品的限制，应该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应该提醒美国人，这是他们的问题。在上次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商务部长说，只有2%的中国提交的购买产品被禁止，但对这2%的产品的总值占98%的产品价值的比重则避而不谈。我们应该提交更多的中国需要的美国产品采购单。中国进口增长，对全球贸易的恢复，对全球经济的恢复，能产生非常积极和有利的推动作用。
这些道理，我们需要不断对美国政府讲清楚，人民币汇率绝对不是国际贸易平衡和国际经济在平衡的关键所在。不能让正常的贸易数据成为再次博弈人民币升值的借口，也没有必要陪美国议员玩人民币要不要升值的游戏，不能让人民币汇率成为G20峰会和其他国际多边平台的话题。
最近部分出口加工企业在严峻的压力下加薪，很清楚地表明，在出口产品价格不能提升的前提下，简单提升人民币汇率，将使提升劳动力工资的空间完全丧失，进 而直接阻碍出口加工贸易企业的第一次收入分配改革。这就是笔者一直在说的道理，在国内的要素价格机制的改革完成以后再来评估，人民币被高估都有可能。所以，要顺利完成我们的改革，绝对不能单边升值，推动企业家与美国进口商谈判，提升出口加工产品的价格，是最重要的。
2、全球若触发第三次大萧条谁之过?
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泡沫，经济大幅衰退，引发了全球危机。如果全球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首当其冲最大的责任正在美国自己身上。美国理应尽全力恢复经济，带动其他经济体走出危机，补偿因引发危机而带给全球经济的巨大损失，而不是批评其他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政策，更不能让其他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美国制造的危机埋单。
克鲁格曼先生又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危言耸听，称世界经济可能触发第三次大萧条。而这主要是由决策失误引起的。他认为，世界各国政府现在均对通货膨胀表现出过度担忧，而事实上，真正的威胁来自通货紧缩;各国领袖都在宣称收紧开支的必要性，而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支出不足。这一切在上周末让人深感失望的20国集团峰会上均得到了生动体现。他的结论是，各国如果过早实施财政紧缩计划和退出经济刺激，那么为这一政策埋单的只能是那数百万失业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要持续几年处于失业状态，甚至有些人永远无法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明明是美国人犯的错误，板子确偏偏打在其他人身上。克鲁格曼先生的观点实在非常偏颇。
首先，欧洲紧缩财政不是因为担心通胀。全世界都知道，短期内，欧洲暴发大规模主权债务风险，许多国家不可能再发新债还旧债，根本不可能再在市场上大规模融资。如果减税，财政收入本来就入不敷出，无疑雪上加霜，欧洲已经没有财政扩张的空间。
欧元区各国没有本币，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随心所欲地发行货币，也不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来解决巨额债务危机。紧缩财政以改善国家资产负债表，是欧洲的无奈之举。
其次，欧元贬值对欧洲出口有利，对欧洲出口产业的就业也会有利，在一定程度上能补偿财政紧缩带来的经济下滑。如果说以失业为指标来衡量欧洲是否会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那欧洲在2008年由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失业率已达到16年来的最高，早已进入萧条。而美国出现26年最高的失业率，几百万人已失业一年以上的现状，也早就触发了第三次大萧条。
事实上，克鲁格曼先生高调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施压人民币升值，甚至不惜打一场全球贸易战，非常可能误导美国政府和其他各国政府重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的决策错误，成为触发第三次大萧条的因素。
我们已经看见一些风险。美国政府施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惩罚性规模已占3%左右。这对于才安排了4万亿刺激计划，并刚从全球经济危机中复苏，就业仍然有巨大压力，增长仍存在不稳定的因素，需要时间和空间来转型和结构调整的中国经济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对美国对全球经济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也是非常负面的。
事实证明，推动中国加大政策力度，保持过高的增长，施压人民币升值，打压中国的出口，迫使中国给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提供增长空间，都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美国经济占世界GDP的25%，欧洲占24%，日本占7.51%左右，中国与日本差不多，2010年可能在7.5%到8%之间。要中国牺牲自身利益拉动全球经济，特别是为占世界经济60%以上的发达国家经济的恢复提供条件，结果完全可能“事未成身先死”。
更残酷的是，中国不可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和恢复，但如果中国经济不稳定，那对世界经济的恢复绝对是雪上加霜。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等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处在二次探底，甚至所谓第三次大萧条边缘的时候，如果中国经济在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下再次大幅下滑，对全球脆弱的经济一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最后对谁都没有好处。
6月29日，中国股市大跌。而接下来全球股市大跌，有分析就认为与中国股市大跌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已说明了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打压中国经济，美国经济可能要承受损人不利己行为的恶果，包括触发全球经济进入第三次大萧条。
最不能接受的是，克鲁格曼先生把全球可能触发第三次大萧条的责任推到其他国家身上。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泡沫，经济大幅衰退，引发了全球危机。如果全球触发第三次大萧条，首当其冲最大的责任，正是美国自己。美国应尽全力恢复经济，带动其他经济体走出危机，补偿因引发危机而带给全球经济的巨大损失。而不是批评其他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政策，更不能让其他的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美国经济恢复创造条件，为美国制造的危机埋单。
若说存在触发全球第三次大萧条可能性，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稳定因素，才是巨大的不可测风险的关键所在。美国复苏存在几大风险。第一，至今看不见如何解决创下26年来最高纪录失业率的出路。试图通过五年之内出口翻番创造就业的战略，还未开始就遭遇欧洲主权债务的当头一棒。第二，房地产市场恢复遥遥无期。4月相关政策一结束，房屋销售5月应声下降30%。第三，起死回生的银行至今未恢复给实体经济，包括企业和滚动性消费的贷款，使经济恢复可能产生恶性循环。第四，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带来全球贸易的再次大幅下滑。第五，国债余额占GDP的93%，2011年将超过100%，存在比欧洲更严重的主权债务风险。与欧洲不同的是，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制下，短期美国能印发钞票来缓解主权债务风险，长期来说，不排除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债务危机的可能性，那势必给全球带来将来通货膨胀的巨大担忧。
美国理应全力以赴地解决自身的问题，不能再千方百计转嫁自己的危机和风险。而全球果真触发第三次大萧条，克鲁格曼先生的推波助澜作用也难辞其咎。他指责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各国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是巨大的决策失误，使大萧条持续达十年之久。但是他高叫的“贸易大战”，恰恰也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各国政府政策的巨大的失误之一，也是延续十年经济大萧条原因之一。这一点，不知克鲁格曼怎么解释?
3、金融资本不应该自由流动
仔细分析匹斯堡提案，包括美国最近参众两院通过的监管方案(虽然还没有最后综合，我们暂时以“美国方案”称之)，我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最根本的利益并没有包括在匹斯堡峰会金融监管改革提议的框架中，美国方案更不可能从全球的角度来制定监管方案。
国内监管不能取代全球监管
匹斯堡提案和美国方案基本上是在建立一个各国内部监管体系的国际统一标准。这当然很重要。对 于发达金融市场来说，这是危机后的“亡羊补牢”式事后监管。对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深入研究这些监管方案，可形成“事前”的防止危机形成的监管体系，站在危机治理的肩膀上推动金融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
但是各国的严格监管体系不能取代金融资本(证券投资资本)的全球监管体系。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G20峰会最大的意义在于，建立危机后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新游戏规则，最核心的部分是建立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商品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以及外汇交易市场的统一监管准则，恢复正常的而不是投机当道的国际金融市场的秩序，防止受到金融泡沫危机的再次伤害。
金融资本的全球监管一直遭到最强势的金融资本国家美国和英国的反对。经过这场金融资本全球爆炸制造的虚拟泡沫危机以后，德国和法国反复提出全球监管的问题，美英仍然坚持认为监管是各国自己的事情。G20峰会形成的匹斯堡监管议案，以及美国基本成型的监管方案，基本没有涉及金融资本全球监管的问题。
金融资本与直接投资资本属性完全不同
美英的反对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美英反对金融全球监管的基本理由，也是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所谓金融自由化，但是金融资本的自由化是否带来全球的多赢，并没有理论根据。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入商品市场，扭曲大宗商品价格，是违反经济学基本原则的。而实践中，金融资本屡屡成为危机的始作俑者。
直接投资资本的全球流动带来的共赢，是得到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的充分证明的。但是金融资本与直接投资资本的属性完全不一样。金融资本是博奔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特别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当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入时，制造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当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出时，往往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实践证明，金融资本的大进大出多次制造了地区性、全球性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上世纪80年代南美各国的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以及这次百年不遇的危机，都烙上金融资本巨大破坏性的烙印。
美国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希望从理论上支持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伯南克在其著名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模型中假设，发达国家应该是资本输出国，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资本输入国。中国和美国正好相反，两国的资本流向违反这个“假设”，所以中国应该开放金融市场，才能实现全球再平衡。伯南克混淆了金融资本和直接投资资本的概念。发展中国家需要流入的是直接投资资本，而不是开放金融市场，放任金融资本自由流进流出。推动金融资本在国家之间完全自由流动是在偷换直接投资资本的概念。
金融资本扭曲商品价格
2008上半年，金融危机使金融资本大规模转战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完全脱离均衡价格而大幅上涨。最典型的是石油价格上涨到147美元。在美国航空公司的压力下，美国国会要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展开调查，是否存在操纵价格的行为。调查结果显示，价格大幅上涨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投机行为所致。
石油本属大宗商品，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商品的均衡价格应该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但是当商品市场变成一个投机性为主的市场以后，投机资本既没有对石油的任何需求，也不需要石油供给，从根本上扭曲了商品市场供求定价的基本原则。其次，投机资本不受效用最大满足度的约束。无限膨胀的“赚钱效用”，使投机资本有强烈的动机在油价上涨时把价格推得更高，在油价下跌时把价格打得更低。2008年石油价格最高被预期涨至200美元，最低的时候被预期降至20美元。金融资本的投机行为从理论和实际上破坏了石油价格形成机制。如果不限制金融资本在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大规模投机行为，大宗商品价格的大起大落永无宁日。
最糟糕的是，高油价带动了生物制能的原料玉米价格的上涨，进而带动粮价的普遍上涨，以及所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全面推动全球的通胀。2008年上半年，当油价涨至147美元时，70个国家爆发两位数的通胀，一些国家甚至因为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爆发社会动乱。
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像直接投资资本那样带来全球共赢的证明之前，在实践中高风险高危机的基本属性没有有效改变之前，金融资本完全没有约束的所谓“自由化”应该被排除在国际金融新规则之外。
换句话说，金融资本在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流进流出，各国有权根据本国的情况对金融资本的活动进行更审慎的管理，应正式纳入国际金融管理体系，而不应该受到非市场化干预的指责，更不应该把对金融资本的合理限制作为“非市场化国家”判断标准之一。金融资本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活动，要被限制在对冲和套利的规模，过度的投机行为要严格禁止。
G20峰会重建全球金融秩序，应从否定华盛顿共识的核心金融资本的自由化开始。金融资本本不应该“自由流动”。金融资本的全球监管是新兴市场国家在新监管框架中最重要的诉求之一。
中国国内外形势论文范文二：近几年国内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综述
【摘 要】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力扩大的同时，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和强权政治却在世界各地不断遭遇挫折，北京奥运会和全球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中国模式”开始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国内专家学者和媒体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客观的评价，对“中国模式”褒贬不一，因此有必要厘清“中国模式”提出的时代背景、基本内涵和重要意义，客观地分析国内外学者和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并且清醒认识“中国模式”，从而使之科学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完善。
【关键词】中国模式 北京共识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综述
近几年来，国内外学界、政界和媒体围绕“中国模式”的历史背景、基本内涵，以及发展趋势和未来影响等进行了研究，成为一个国内外关注的课题。在这方面，国内外专家、学者多有论著和综述。笔者对近几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进行综述，并不是为了对“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进行肯定和推广，而是期望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抑或建国60年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状况进行全面的了解。诚然，为了研究需要，笔者仍然使用“中国模式”这一学界耳熟能详的语词，并且通过对近几年来学界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进行综述，以期达到对“中国模式”的理论总结和指导实践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中国模式”提出的时代背景、基本内涵及重要意义
1.“中国模式”提出的时代背景
一般认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首先是由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在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Beijing Consensus)提出的。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秦宣则认为，1980年，日本季刊《现代经济》刊登了日本一桥大学石川滋、东京大学宇泽弘文、内田忠夫等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文中多次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他们把20世纪70年代的“毛泽东战略”称为“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崇温认为，“中国模式”发轫于改革开放初期，“早在1980年5月，邓小平就提出‘中国的模式’的问题”。因为，邓小平说：“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在《“中国模式”问题研究报告》中提出，“中国模式”问题的提出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态度的重新审视，是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的结果，乔舒亚·库伯·雷默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高度关注“中国模式”的序幕。在苏东剧变之后，不少西方国家就中国的发展态势先后抛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伯恩斯坦和芒罗撰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为代表。“中国崩溃论”始于1984年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布朗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一说，继而引起全球性的争论。
庄俊举、张西立在《近期有关“中国模式”研究观点综述》中指出，“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发展道路，结果在东欧、拉美和亚洲造成了三个重灾区。而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进行冷静反思，开始认真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
李荷英、秦益成认为，从改革开放开始到苏东剧变、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从苏东剧变到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及中国人民战胜“512”汶川大地震，中国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新中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成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于是国际社会包括学界，试图用“中国模式”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掩盖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评价逐渐转换为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评价，“中国模式”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这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观点。
2.“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
“中国模式”到底包含着哪些主要内容，是国内外专家、学者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北京共识》的作者雷默认为，创新且高密度的创新是“中国模式”的首要基本经验。“‘北京共识’的第一个定理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认为尖端创新必不可少，以求引起变革，而这种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用物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其基本特征包括：“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是解放思想与制度创新，经济改革优先;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模式”的突出特点;“中国模式”注重渐进性、连贯性、平等性、艰苦奋斗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模式”的基本原则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走适合国情的道路;中国模式包含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发展模式。
学者江金权在《“中国模式”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解析》一书中，梳理了关于“中国模式”内涵的几种说法，他认为大体分两类，一是“单一要素说”，二是“综合要素说”。“单一要素说”强调的是“中国模式”某一内涵的独特重要性。例如，李东航在《“北京共识”为世界带来新希望》一文中说：“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根本的区别，在于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保持独立自主。“综合要素说”强调“中国模式”是多要素构成综合体。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提出，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日内瓦学者张维为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是指“重大的经济改革和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的有机结合，是“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积累的方式，从易到难进行改革并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的改革和发展模式。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认为，“中国模式”的地域定位是“中国”，参照系是国外其他发展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应该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内容上看，是指全方位的发展模式，而不是指某一个领域的，因此在准确掌握其内涵时必须注意在谈“中国模式”时，不能淡化“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能淡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他还认为，“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发展道路上积累的成功经验。 综上所述，“中国模式”蕴涵着丰富内容，除体现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外，中国模式还体现在其他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比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等，都应该是中国模式的具体表现。
3.“中国模式”的意义
“中国模式”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世界意义三个方面。在现实意义上，“中国模式”作为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的理论概括，作为不同于西欧、北美、拉美、印度模式的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它的成功不仅在于保持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还在于循序渐进地推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确保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社会的稳定，其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兴衰的影响、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三个方面。 在理论意义上，“中国模式”应该是不断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郑永年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应该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尤其需要回顾一下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就目前来看，“中国模式”还在发展，并没有完全成型，是发展中的模式。对中国自己来说，总结经验非常重要，以后该怎么做，能够怎么做，自己也要对自己有个说法，做到心里有数。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让西方明白“中国模式”对他们并非只有竞争。中国模式不只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而且还将创造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制度构架。对历史总结的意义与对未来发展构架的意义相比，两者虽然都很重要，但中国模式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架的意义可能更为重要。 在世界意义上，应该说“中国模式”只能适用于中国，任何超出中国的范围来谈论中国模式的意义都是对中国模式的错误理解。在西方模式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情况下，中国模式在不少国家包括部分西方国家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示范效应;所以，西方感到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现实挑战已经不可避免。在西方看来，不只是中国的经济模式所产生的巨大“产出效应”早就对西方产生了“经济威胁”，而且中国政治模式的超常动员能力充分显示出中国的举国体制和民主模式的巨大优势，更是对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嘲讽”，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实际上，西方主观上有意把中国模式“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从而导致中国模式“被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在中国看来，中国模式是中国沿着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创造了中国自己的民主模式，并不会使中国模式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共识”。
二 “中国模式”备受中外学者关注及面临的严峻挑战
如前所述，自舒亚·库珀·雷默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发表以来，中国模式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种讨论随着2003年美国发动对伊战争受挫、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及2009 年世界金融危机，先后出现了几个高潮并延续至今，其中以英国、美国、俄罗斯等欧美国家的媒体报道和专家学者的研究尤为系统而突出。相关讨论不仅试图概括和总结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及基本特征，而且就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上的能力有目共睹。
1.美洲、欧洲学者看“中国模式”
美国智库之一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中国模式”做出如下表述：“中国模式”最重要的原则是经济改革优先。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识形态，给经济和社会松了套，而且也保留了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主要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自治权。它是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中国模式”的惊人之处在于，中国近30年来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保持了较快增长。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曾经贫困的国家，能取够得如此持续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美国右翼智库企业研究所在2007年年底出版的《美国人》中发表文章说，描述“中国模式”的一个较为简捷的方式是：经济自由加上政治压制。有的干脆说是“专制”“独裁”。美国的一些政客们故意引导人们妖魔化中国，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问题——从气候变化到达尔富尔问题——都说成是中国的错。他们力图让人们相信，美国的模式是最好的，中国的模式是危险的。同时，部分美国左翼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赞成态度，其中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形式，它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国版本，还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形态，同时他们提出了多种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模式，他们认为中国目前并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处于市场社会主义早期阶段，比如大卫?施卫卡特。
英国《金融时报》2004年5月7日刊登题为《中国已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文章认为，“北京共识”是“以极其谨慎的态度执行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等政策主张”。一些学者对中国推行的“渐进式改革”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的改革在实效层面无疑是成功的，但中国很可能只是把俄罗斯或东欧做过的某些事情推迟进行而已。实际上，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由于改革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那些视中国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左翼人士的数量自1990年后开始下降”，“那种视中国为发展模式的思想活力正面临明显的资本主义复辟……那些依然抱有社会主义态度的人认为中国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
法国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让-吕克多梅纳克在他的题为《中国让我担心》的新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浪费”过于严重，付出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成本过高，中国经济的头上有四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农业、国有企业、股市、金融。
2.俄罗斯专家眼中的“中国模式”
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接受俄《观点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金融危机让全世界明白一点，物质力量不能决定一切，对国家良好的治理才是关键。西方的各类民主模式衰落了，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所有自称是民主的国家都遭受了失败，现在全世界都在寻找一种新的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互动方式。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仍保持上升姿态，为此俄罗斯应该学习中国的经验模式。”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从思想上和方法论上重新考虑《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原理。这一理论能够“积极评价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重新考虑对当代资本主义状况的评价”，“以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条件”。
也有俄罗斯媒体认为，“中国是在维持国家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向市场经济迈进的。不仅如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以降低政府的作用为条件。例如，在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承担的责任的同时，这种发展模式要求加强国家在宏观经济调控、社会管理和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作用。”“中国的成就与其说是建立在经济自由化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经过深思熟虑的社会经济战略之上。”“中国领导层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团结在更新后的国家发展学说的周围。这首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科学发展观。后者的含义是国家逐步转向高效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缓解社会问题的尖锐度，来突破资源和生态方面的瓶颈。”
3.亚洲国家看“中国模式”
新加坡有媒体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同儒家思想相结合的国家意识，是一种允许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领导力量的政体;在保持政治体制的同时，改革经济体制。新加坡一位学者也认为，“‘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就是其政治稳定与经济改革的特殊。换句话说，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经济上的自由化。”
印度学者在比较中印发展模式时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果远远高于印度发展模式。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减少贫困、财富分配、人均寿命、识字率和电话普及率等方面，中国的表现都远远好于印度。印度总理辛格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邓小平是他学习的榜样，而学习的重点就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印度中国问题专家的总结更为具体，“中国模式”包括：经济上，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政策，趋利避害，与全球化潮流齐头并进;政治上，稳步推进适合国情的民主改革;军事上，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同时，将大量原本投入到军事领域的宝贵资源转为民用，极大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外交上，与邻为善、稳固周边。
“越南改革学中国”这句话在越南国内流传颇广。越南的上层人士坦诚地说要学习“中国模式”。越南领导人采取了中国的“稳定、发展、改革”的指导方针并打算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顺利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据悉，他们还学习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曾两次访华，到过深圳等开放城市，中国的改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建议古巴以“中国模式”为榜样，改革计划经济，逐渐实行经济自由化。经济改革先从农村开始，继而放松城市消费产品销售，这些都与中国改革初期的思路相似。中国还曾派一位助手去古巴，给数百位古巴领导人讲授社会和经济改革措施。古巴政府内部还设立了专门研究吸取中国改革经验的“中国部”。
三 “中国模式”是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如前所述，国外学者，包括左翼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和观点，但是由于其本身所持有的立场和局限，特别是由于远离社会主义运动，远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他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我们应持有鉴别的眼光。我们认为，中国模式应该是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1.中国模式应该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包括马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成熟的阶段，催生了中国模式的萌芽与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把中国近30年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提炼成“十个结合”，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十个结合”集中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共性与个性、目标与手段、两点与重点、主观性与客观性、长期性与阶段性、坚定性与灵活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2.中国模式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对“中国模式”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客观内容的探究，有些国外学者也得出一定程度上符合实际的认识，这些学者主要是第三世界、俄罗斯和西方个别左翼学者。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向他国学习而不照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各方面向西方学习，是最好学的国家。但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没有全盘照抄西方模式，而是努力建设符合自身特点的经济政治制度。中国模式的优越之处在于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而是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模式。
第二，尊重历史，开拓创新。印度学者认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给中国带来了政府管理体制和思想上的重要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有重要影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认为，194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都对之后的发展至关重要。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人民敬重自己的历史。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有一系列并行不悖的东西，是这些东西使中国整个60年来的发展成为一个相当一体的工程。美国学者德里克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是“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 第三，高瞻远瞩，精心计划。有学者认为，高瞻远瞩是中国在管理方面的一项优秀传统。这使中国避免了其他国家的混乱与无秩序。墨西哥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制定的发展方针具有卓越的前瞻性，目光长远;在政策的实施上，也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最大的优势体现在发展的科学、合理性上。郑永年认为，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因为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中国政府具有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实施其危机拯救计划。
第四，政治体制的高效率。中国政治体制尤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高效率。中国的政体相对于所谓的民主政体，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印度学者认为，民主政体下许多政治家的精力都集中在竞选连任上，而中国政治领导人投入精力关注发展。
3.“中国模式”应是科学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
在国内外学界、政界和媒体的论著和综述中，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中国奇迹、“中国摸式”、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论题相提并论，形成系列。由于“中国模式”是一个科学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中国模式”是否值得总结和推广亦是学界、政界和媒体论证和争论的一个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符合国情的路线方针，在全国各族民众的支持下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完成了建国伟业。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国家综合实力，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受尊重的成员。中国历史的发展现实证明了中国领导人当年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提出并坚持了正确的观点和主张。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接受和赞同他们提出的观点和结论，特别需要学习的是他们在面对复杂社会与政治形势时之所以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科学精神。简单地说，这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在21世纪，中国要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探讨“中国模式”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和延伸，仍然需要时时牢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科学精神 。因此，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而是应该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与时俱进，科学发展，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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