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教育论文
古代教育的观念和思想则可以为中学语文教学所用,古代教育智慧是古代教育精华的结晶。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古代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古代教育论文范文一：大易哲学与中国古代教育之绵延
[摘 要]本文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教育绵延不绝的原因。中国古代教育家具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不变精神，具有穷则思变、察几知著的伟大智慧和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高尚品德，所创立的教育思想和制度简易能从，因而中国古代教育绵延数千年。
[关键词]大易哲学;教育;绵延
Abstract:The paper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a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educators' spirits of unceasingly striving and their great virtue and great wisdom of thinking about changes while in extreme poverty, and their all-inclusiveness and excellent morality resulted in their simple-to-follow educational ideology and system, thus made the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a develop continually.
Key words:the Yi philosophy; education; continuity
中国古代教育分三个发展周期，相替不绝，绵延数千年[1]。对于其他文化和文明来说，这是一个难解之谜，而对于中华文明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易与教育之绵延
不变的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即是与乾、坤二卦所象征的宇宙精神相契合的人文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乾、坤象传》)天道周常运转，永不停息;君子象天之道，刚健进取，以天下为己任，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大地浑厚，万物生化其间;君子察地之形，进德修业，忧劳天下，德泽万方。君子自强不息，进德修业，“学而优则仕”，在克己利人、著书立说、治国安邦的事业中追求“与天地参”的永恒和不朽。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始终离不开修己与教人，儒家学者很早就提出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纲领性原则。(《礼记·学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始终贯穿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故中华文化和教育五千年绵延不绝。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精神或贯彻得好，或贯彻得不好，故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和教育时兴时衰。更有一层，这一精神在教育制度上贯彻得不好的时候，在一部分教育思想家的心中却往往贯彻得很好，或潜隐于渊以存龙德，或穷而思变以图振起，因此虽时有兴衰而精神血脉永远不断。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时期，那时的思想家们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道高于一切。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道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先秦儒家更是以道的承担者和维护者自居。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儒道两家对道的理解不同，道家更强调天道，儒家更强调人道，董仲舒试图把天道与人道结合起来，提出“天人感应”的学说，遭到正统儒家的反对。尽管董仲舒的意志之天既不合于道家，也不合于儒家，但在维护儒家道统方面，董仲舒的贡献是很大的。他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成了后世儒家的座右铭。经过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儒学教育开始普及到民间，民间儒家学者有了进仕的制度保障。魏晋时期儒道两家再起论争，一时主张自然之道高于人伦之道的玄学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方内方外之士都是在维护各自所认为的高于一切的道。
玄风劲吹，佛教西来，名教式微。在傅玄等人争于朝廷而收效甚微的情况下，辽东、河西诸儒讲学不辍，使斯文不坠于战乱。三国时期，国渊、邴原、管宁、王烈等人避乱辽东，因山为庐，聚徒讲学，(《三国志·魏书》卷一一)王夫之嘉管宁有龙德：“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见之功业者，虽广而短;存之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有明王起，而因之敷其大用。即其不然，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独握天枢以争剥复，功亦大矣。由此言之，则汉末三国之天下，非刘、孙、曹氏之所能持，亦非荀悦、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宁持之也。宁之自命大矣。”“宁诚潜而有龙德矣，岂仅曰全身而已乎?”(《读通鉴论》卷九)存人心风俗，即所谓厚德。德厚方能载物。国运之绵延，文化之绵延，赖此人心风俗之绵延。人心腐朽，虽锦衣玉食，亦衣冠禽兽而已。所以说汉末三国之天下，非刘、孙、曹氏所能持，而宁持之。王夫之自己，于明末清初丧乱之际，隐居于荒山野岭，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其志亦在存此人心风俗。
河西讲学活动及其与北朝隋唐文化制度之关系，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考论详备。陈寅恪特别关注这段历史，自命亦大矣。据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此书作于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南迁学人都有保存学术文化的责任，故先生欲藉此书以唤起当时学者之注意：日本虽有中国之土地，但中国学术文化可以保存于西南西北偏隅之地，抗战胜利收复国土后，学术文化可以不坠[2]。中华文化五千年绵延不绝，正是因为这些有潜龙之德的圣贤在国运悬于一丝的危难之世通过私人讲学活动保存了民族文化。五代之世极乱矣，极衰矣，然而民族精神之血脉未断，当时教育犹有可书者，石昂讲学青州即其一例。(《新五代史·一行传》)宋统一天下，渐渐有了一个上轨道的文治政府，右文政策百年养士，终于有了成效。钱穆对当时民族精神的振起有以下一段论述：“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出。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3]范仲淹之后，宋代的教育进入改革和创新的新阶段。钱穆的论述告诉我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存在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即使经五代极乱之世，在中央政权积贫积弱的宋初，亦能从民间自觉兴起，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下学而上达，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再由上而下最终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顾炎武有言，“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日知录·宋世风俗》)元兴，理学赖赵复存于战火。赵复不欲生，为存斯文而生。明初大兴文字狱，士子如履薄冰，阳明龙场证道，私学再起高峰。明末清初民族危难之际，顾炎武喊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
二、穷则思变，察几知著：变易与教育之绵延
不变的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变化的是时势，是关于时势的认识，以及顺应时势、改变时势的事功。
《周易》成书于殷周之际，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因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易》产生于危难时代，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有深刻的穷则变，变则通的哲学思想。身当末世，惟有盛德可以救世，惟有大道可以兴百废。文王拘而演《周易》，大道既明，代殷而起。周公辅政，敬德保民，因殷礼而损益，以礼治国，兴周代八百年文教。
《易》为儒道两家的原典，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革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学者。每当衰乱之世，总有圣人出，为生民虑，为天下忧，图治国安民之良策。中国古代四次教育思想创新都完成于衰乱之世。春秋之世，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大国争霸，生民离难，道术将恐为天下裂。当此之时，老子执古之道而开现实批判之先河，孔子综整三代而创仁礼并重之名教。继而百家竞起，争鸣不已。至于战国末年，荀、韩、黄老集其大成。四百年间，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宏基奠定。儒家教育思想远追三代，根基深厚;取譬于身，新枝茁壮;诲人不倦，桃李遍天下。故百家之中，儒家最终凸显出来，高居正统。汉魏之际，名教堕坏，礼法成为了一种知识和伪装，玄学家们祖述老庄，彰显人的自然情感，还人真实鲜活的一面。佛教乘虚而入，道教得间而兴。至南北朝走向多元融合，开唐代贞观、开元文教之盛。晚唐至宋初，文学艺术教育流为弊端，浮华相竞，人欲横流，理学家探寻天理，心学家证悟良知，实学家正视利欲，教育思想再起争鸣，于明清之际闪烁出启蒙思想的灿烂光辉。
《易经》不仅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而且提出了居安思危，察几知著的思想。《系辞下》说：“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即在事物刚刚表现出运动变化的趋势时就采取相应的行动，不必等到大势已成，无可挽回的时候再想办法。受这种思想影响，中国古代不乏在太平年代察微知变，见几而作的君子。教育思想创新的高峰虽都出现在衰乱之世，但太平盛世亦时有创新。知著也易，见几也难，太平年代的教育创新虽不如衰乱之世那样轰轰烈烈，创新的程度也不如衰乱之世那么高，但更为可贵。贾谊之重视幼主教育，董仲舒之推明孔氏，扬雄之讨伐儒学异端，王充之疾虚妄，郑玄之述先圣元意，都对两汉的经学教育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韩愈之排佛老、尊师道，李翱之复性说，使唐代教育在安史之乱后呈现中兴之象，开两宋理学教育之先河。然而，盛世之变几微，故察盛世之变不易，非盛德大智无以及此。盛德大智非无，奈何天下思定，安于守成，乐见强大，故盛世危言多不为统治者所用。贾生年少才高，不得重用，郁闷而终。盛世危言亦往往难以打动苟且偷安的世人，韩愈推重师道，被士大夫之族所耻笑。圣人只是一种不懈追求的理想，历史上真正德才兼备并且能做到居安思危、盛世求变的没有，少年汉武、贞观君臣或近之，故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奠基于汉武，大备于唐宗，其他各朝小有补充而已。
三、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简易与教育之绵延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简易之“易”其义甚大。平易则容易理解;简约则容易遵从。容易理解才会有人归依亲附;容易遵从才便于建立功业。有人归依亲附就会代代相传;便于建立功业就会不断壮大。以平易简约为思想理论体系的最高目标，是中国文化独有的智慧。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深邃玄远，究极天人，却又简约精要，人人能理解，个个能遵循。一部经典，既能让一个钻研它的人耗尽毕生的心血，又能成为普通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准则。一句警语，可以释以万言，成为永远做不完的题目，又可以时常挂在嘴边，记在心里，成为受益终身的思想源泉和行动指南。它没有复杂的概念体系和层层的逻辑推理，它是经验的，描述的，仍然带着表象和情感，因而贴近生活，直指人心。然而，它又远离了经验的芜杂，是历尽沧桑、洞悉人生之后对经验的证悟;跳出了情感的波澜和琐碎，是激情奔涌、独自憔悴之后的淡泊宁静。它至简至易，可亲和近，润肌肤，入骨髓，静可以存志，动可以立功。中华文化历久弥新，不独因其知微善变、不断创新，亦因其平易可亲，简约能从。
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忠”者，“心”“中”真实无妄的思想情感;“恕”者，人心“如”己“心”。所以“忠恕之道”的完整表达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能做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就是君子，就是仁人。儒家的教育思想可谓至为平易简约。理学家受佛学思想的影响，把学问做得“支离”了一些，立即遭到心学家的反对，认为“易简功夫”才能“久大”。儒家教育思想能占据主导地位，其平易简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老子的思想被认为是最高深难测的，不能不稍作分析。被认为高深难测，主要是因为《老子》开篇即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不可言说、玄之又玄的道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实老子正是要让人们放弃用复杂的概念和严密的逻辑来理解道。老子自己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老子》七十章)道很好理解，老子用了一系列形象的比喻描述道，道是朴，是谷，是水，是婴儿。是朴，故能有大用;加工之后只能用于一处。是谷，故能荟萃万物;颠峰之上仅能容一物。是水，故能变化万千，无所不克;刚强稳固必然日削月损。是婴儿，故能一天天长大;成熟之后将一天天衰老。总之，道是虚空的、原初的、柔弱的、质朴的、本真的、自然的;能容，可大，会变，常新，长久。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而世人却乐见其大，乐见其强，乐见其成，乐见其功;不能大，不能强，不能成，也要用虚假的文饰来显其大，显其强，显其成，显其功。于是天下大乱，君不信，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夫妻反目，朋友成仇。怎么办?老子提出了他至为简易的教育思想：“学不学"、“行不言之教"。“学不学"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层含义。一方面指不学众人所学的，另一方面指学众人所不学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复众之所过"，即弃绝众人所走的极端道路，重新回到正确的教学道路上来，走一条与世俗相反的教学道路：学道和为道，通过教学和自悟开“知和”之“明”，自觉守道归朴。所谓“不言之教”是指符合道的教化，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作而弗始"。让学生的本性和潜能自然地表现出来，而不是替学生确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第二，“为而弗恃"。本性和潜能自然地表现出来后，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这时就要有所作为。但教师只应在“化而欲作"的时候“镇之以无名之朴"，即引导学生“为道"，而不能成为学生的依靠。要让学生“自为"，而不能替学生包办一切。第三，“成而弗居"。达至目标，获得成功后，教师不要以为这是自己的功劳，“为道"的学生也不要停止在某一终点上，“为道"是没有终点的，它仅仅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4]
四、乾健坤厚，和而不同：和合与教育之绵延 中华民族早熟的农业文明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成果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思想形成于治水平土的生产实践和调和五味的生活实践中，进而上升为一种以和为贵的礼乐文化和阴阳和合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哲学家把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概括为一阴一阳。“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和合，生生不息。但有阴有阳并不一定就能和合，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才能和合。比如一男一女并不一定就会结婚生子，男欢女爱才会瓜瓞绵绵。君可臣否，臣可君否，君臣对立，并不一定就能治国;君为臣着想，臣为君着想，君信臣忠，才会国泰民安。
不执己一端，相互之间都能为对方考虑，将心比心，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和”的思想，亦即“中庸”的思想。中庸区别于折中，正在于此。折中是在个人的立场上退一步，中庸是在他人的立场上进一步。折中是个人主义，中庸是集体主义。折中只能调和矛盾，中庸才能化解矛盾。折中是退让，中庸是和合。折中是一种智慧，中庸是一种品德。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深契和而不同的中庸之道。因此，中国古代教育能在百家争鸣、相互补充、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以往人们多注意到儒道两家的对立，郭店竹简出土后，认为老子反对儒家的道德教化的观点可以改变了[4]。儒道两家一开始就是和平相处的，正因为道家中有儒家，儒家中有道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才有可能自由出入于儒道，治则儒，乱则道，壮则儒，老则道，亦儒亦道，亦道亦儒。
和而不同的中庸思想发端于上古治水平土的生产实践，形成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此后的中国教育大体能保持和而不同的传统，时或偏于一端，表现出明显的单一性，则危机四伏，不能长久，致使教育结构坍塌。秦统一天下后，儒家伦理和社会教化开始见于“为吏之道”和各处石刻中，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仍然是秦朝的主要文教政策。视百家为二心私学，偏于法教，荀子忧其不长久，很快被无情的事实所证明。汉初用黄老道家，百家私学特别是儒学在不干预政策下在民间迅速兴起。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后，经术盛而朝政衰，孝廉举而世风薄。宣帝不幸言中，元、成之后汉室衰矣。到魏晋时期，法家和道家思想重新抬头，遂起“自然”与“名教”之争，到南北朝时期，“自然”与“名教”融合，儒、玄、文、史和专科教育并受重视。唐统一天下后，百花齐放的思潮得到了制度的保障，大唐文教一时欣欣向荣。武后秉权，开进士科独重诗赋之先河，百花齐放的动人局面遂向文学艺术教育偏转。文学艺术教育有赖于个人的自修自悟和文友之间的相互切磋，于是中央官学教育衰落，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消退，诗人们逐渐沉溺于个人的情感世界，以致于出现五代极衰极乱之世和宋初右文政策长期难以奏效的局面。胡瑗、范仲淹之后，宋代儒学教育复兴，思想家们吸收佛家和道家的思想方法创立了新儒学。新儒学内部理学和心学之间争鸣不断，各自建书院，广生徒，掀起儒学教育的又一个高潮。然而，新儒学对魏晋以来兴起的佛教、道教和文学艺术教育思想采取极端排斥的态度，创新有余而融合不足。天理过分张扬，人性中鲜活的一面受到压抑，以致于理学末流习得女人一般。直到明清实学教育思想家出，理性和情感才在教育思想中取得同样重要的地位，实用知识才被纳入儒家教育思想体系中，理学教育思想的偏颇才得以纠正。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以儒家为主，多元并存，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和而不同。有多样性才有和合的可能，有和合才有创新，有创新才有发展。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与教育思想中最为宝贵的遗产是和而不同的中庸思想。和而不同，中道而行是至高无上的品德，需要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需要“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需要参同天地的大智大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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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43.
[3]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57-560.
[4]姜国钧.老子教育思想再评价——以郭店竹简《老子》为依据[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262-265.
关于古代教育论文范文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
摘 要：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历史悠长，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对我国古代人才的培养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谈起，对其发展经历进行了简要回顾，总结分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及其对现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启示。
关键词：古代高等教育 官学 私学 修身
高等教育系教育体制中的最高层次，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一定的场所，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措施传授高深文化知识，研究高深学术，为社会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实践活动。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经沧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影响着现代高等教育的诸多方面。本文拟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概况及其特点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对于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概况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
高等教育位于学制结构金字塔的尖端，它的产生时间晚于一般学校教育，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据古籍记载，中国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大学”之称。虞夏商时期的上庠、东序、右学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具备高等教育的一些属性，应该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的雏形。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要求生产力必须显著发展，文化教育方面要求有可提供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设备等，以及有作为传授知识和培养官吏的专门教育人员。而处在奴隶社会初中期的虞商时期还难以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只有到了西周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脱离生产劳动的文化官吏，加之文字的成熟，才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周代金文中关于周天子带领群臣及学生在“学宫”习射和作乐舞，这里的“学宫”即大学，已基本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所以，虞夏商时期至西周时期可视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
(二)官学中的高等教育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事业起于朝廷，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统治走向崩溃的时候，“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垄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间，私人办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一大景观。从此以后，整个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种类型。在官学类型中，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汉代太学，即由“大学”一词衍生出来，是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此后历代都有设立，而名称不尽一致：晋武帝咸宁二年创办国子学;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唐宋两代太学与国子学并存;元明清时期则不设太学，只设国子学或国子监;明清国子监兼具备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两重性质，后逐渐衰败，成了科举的附庸。除此之外，东汉末出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艺术大学──鸿都门学，它是“近代世界文学艺术大学的嚆矢”;三国时曹魏建立的五经课试法，其中由“门人”升入“弟子”的制度具有大学预科的性质;南朝刘宋政权设立的儒学、史学、文学、玄学四个学馆的分馆授业制度是分科教育的开端;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与专业训练，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科学校。
(三)私学中的高等教育
私学是中国历代私人办理的学校，是封建社会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程度分，私学有蒙养教学和经师讲学，后者相当于大学。故私学中也有部分属于高等教育层次。很多思想家借助私学这种形式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扩大本学派思想的影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之一，他招收生徒，传授学问，以教学为主，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学身上。汉代以后，私学分为蒙馆之学和专家之学两个层次，基础教育通常在十五六岁以前完成，之后就必须进入私家经师的学馆去深造，私家经师多为当世的著名学者。汉以后的私家经馆，培养了大批不求功名的学术人才，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宋时期，私家经馆发展为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聚徒讲学的教育场所。宋朝有了较大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嵩阳书院等;明朝的东林书院也办得颇有特色;到清朝时期，出现了书馆官学化，绝大部分书院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不管怎样，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书院为历朝学术的繁荣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
通过回顾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较之近现代高等教育，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其独特的特点，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德育，强调修身养性
儒家教育以经史为基本，以“明人伦”为中心，注重修已治人之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也以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为中心，汉代的五经、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宋代的十三经，再加上《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等，形成古代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这些内容讲究文、行、忠、信，以三纲五常为行为规范，严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长幼、亲疏之别，其共同特点就是泛道德主义。孔子眼中的“士”，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首先是道德的典范。教育内容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中国人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反映了社会进步的普遍要求。
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把封建的伦理道德视为“天理”，强调修身养性，格物致知。书院就是一些学者为达到修身养性求得真学问的目的而产生的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他们在教育过程中强调“理”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强调伦理纲常名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采取“修身治国”、“改过迁善”、“致知践行”的原则和“自省自察”“存养”“陶治”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主张静以养心，修心以德，修已安人，在读书治学中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培养真正的“君子”品格。因此，以德育为先，注重道德学问，注重修身养性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教育原则。
(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也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官学中太学的教学以相互问难、讨论经义为重要形式。博士既是太学的专职教师，又是朝廷的学术顾问，参加朝廷举办的所有重大学术活动。西汉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都有博士参与讨论，这种学术争论，影响到太学的教学和学术风气。博士平素讲经，注重互相诘难，并以善辩而受人称誉。辩难精神是太学的优良传统，这是研究和繁荣学术所必需的。
私学中的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不仅仅是教育场所，也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它们以培养人才为宗旨，以繁荣学术为已任，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得益彰，是古代学者进行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基地，并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派别。因此，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打破了官学关门教学的做法，听讲者可以不受学派和地域的限制，有利于学术交流。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王守仁除在濂溪书院讲学外，还和湛若水等人还历时数十载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形成了我国书院史上著名的“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争鸣和交流的舞台。
(三)官学与私学相结合
前面提到，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龚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落到民间，从此，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形成官学和私学平行发展的局面。由于官学招生名额太少且有入学资格限制，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求学要求，加之私学的讲授课程与官学都是儒经，不妨碍读私学的人以后做官，致使私学得以迅速发展，弥补了官学在数量和其它方面的不足。因此，私学成为官学的必要补充，并促进了官学的发展。
书院与私学相比，不仅有相对固定的教育经费作后盾，而且有严格完整的管理体系做保障，这些是私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书院又不同于官学，其经费来源于民间的自发集资，而非官府拨款，办学不受官方的直接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培养学生，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教育对象主要是下层社会的贫寒子弟，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非纨绔子弟。因此，书院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了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有益经验，并对其进行了积极改造和系统综合。正因为书院是对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扬弃，它才能在批判继承中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并贯穿在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
(四)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特质，表现在古代高等教育的一个方面就是以人为本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自然科学倍受冷落。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高等教育中强调教人予“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因此教学内容多为讲究修齐治平的儒家经典以及文史辞章等古典人文学科。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主，并且道德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的始终。尚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有了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大体上属于社会、伦理、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知识。进入封建社会，又有了充实和发展，出现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增加了哲学、政治、伦理、文学、历史知识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经验性、积累性、直观性、强调人文、强调道德的教育内容，使得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人才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古代高等教育中也涉及生产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但只是作为统治艺术的辅助知识进行研习的。而且，数学、医学、天文学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还是由于与“人事”有一定的关系，才受到统治者一定程度的扶植。其它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纯自然科学则完全为社会所忽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这种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特点，与欧洲古代、中世纪大学重视数学、天文、医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育形成明显的对照。
(五)学在官府，政教合一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特点， “学在官府”即学校皆由官府所设，教育机构与政府机构合而为一，并且“以吏为师”，官学中的教师都是朝廷命官，办学地点在官府之中，统治者的政治化人格被作为社会楷模; “政教合一”即以政治教、以教治国，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以“政”，即治国之道为内容。在“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体系下，政既是教育的内容，又是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官吏，虽然学校也有教化百姓的任务，但这种教化任务更多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的，即由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吏来完成的。因此，教学仅为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的职能之一，它与政府行政职能有机结合，不仅是封建官僚的培养场所，同时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宣传工具和推行其统治政策的实施机关，起着统一思想和统一政治的作用，这种高教管理体制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的，在中国高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与政治的这样一种密切关系，使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在校学习时即很关心时政。中央高校学生和朝中士大夫本着学术上的承袭关系，政治上也经常持相同立场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历来是开展政治活动的场所，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朝政成为中国古代高校的一个传统。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官学中，私学中也不例外，如东林书院就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著名对联。
(六)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上，为学不离从政，学与仕始终是不可分离的。古代高等教育预设了“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汉代开始分科目察举人才以后，尤其是隋唐设立进士科举以后，高等学校的办学目的就是“储才以应科目”。学校追求的是中举及第率，也就是追求更高的录官率，高等学校成为培养官员的预备机构，成为追逐功名利禄的阶梯。在实行科举制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与科举考试这种世界上独特的选拔人才方式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点。科举考试成为教育有力的指挥棒，考试的内容成为高等教育的内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科举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心。
三、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启示
(一)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实际要求，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应当坚持和发扬，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中的德育与这种泛道德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当代的高等教育中，仅实施这种泛道德的教育还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环境，学生因思想冲击、利益驱动和社会的压力等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因此，高等学校在进行这种“泛道德”教育的同时，应着重加强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教会大学生如何做人、如何面对人生及其挫折、如何去适应社会等等，使他们在学习中思考、探索并真正明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
对于高等学校如何进行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古代高等教育中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如“改过迁善”、“致知践行”、“存养”、“自省自察”、“陶治”等，主张静以养心，以德修身，这些经验总结都值得我们借鉴。除此之外，高等学校还有结合当代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多的途径“践行”，德育的最终目的要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中，所以要在大学生的行上下工夫，“助省助察”、“动以养心”等也应该成为“修心”的有益方式。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场所，同时它也是人的精神的训练场。因此，高等学校工作也应以德为先，做到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二)教学相长、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
教学相长是教学过程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在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如何实现师生间教与学的相互长进，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中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辩难。在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最不理想或说最欠缺的是师生间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探讨，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辩难”。“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依然是当今大学教学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学生很少有与教师“辩难”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它不利于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也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说到底，它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推行这种师生间的“辩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和途径，让师生在平等、和谐的气氛中相互诘难、推理和启发，从而共同进步和提高。
在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必须适应多元文化和各种思想潮流的交融与冲刷，高等教育在学术思想上更应该如此，因为多元化不仅意味着“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繁荣景象，而且表面很多学术内部的潜在的东西将被激活，因此在高校应该提倡学术上“兼容并包”，大学应该给各学术流派提供展示的舞台，正如古代“讲会制度”那样，容许有各种学术的声音存在，这些对大学学术的真正繁荣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三)公办高等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相结合
我国古代私学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对古代教育的发展应该说是相当有益的，书院等私学的存在对古代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更是不言自明的。以史为鉴，我国现阶段大力推进和加快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民办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该说是相当的迅猛，特别是公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发展速度达是建国以来最快的，但是这种速度还满足不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图书资料等教育资源的短缺是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民办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和资源，减轻国家经费投入上的压力，同时满足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的需求。因此，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就必须在发展公办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从而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全面繁荣。
(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
前文提到，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从历史来看，这种观念和做法也造成了惨痛的结果和教训，我国辉煌的古代文化到后期长期停滞不前，就是由于这种观念长期统治的结果。随着自然科学的崛起，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使得现代高等教育中存在着“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科学”的现象。无论是古代的“重文轻理”还是现代的“重理轻文”，都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人类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重此轻彼”的现象应该加以批判。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日益走向融合是现代社会的要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坚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原则，。现代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专门人才和一批知识英才，他们将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将依靠这些人的聪明才智。这就要求他们既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高等学校的人文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史等知识;自然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数理化、生物、天文、地理等知识。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学生，在系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的知识外，学校还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其他学科的通识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学以致用，注重素质教育
“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而导致了科举考试的选拔人才方式，“八股文”成为了天下学子十年寒窗苦读的“经书”，古代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大都“千人一面”，无个性和创新精神，为“仕”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育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这一单纯的目标的追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追求的是“学以致用”，有学必有用，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等教育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方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之需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等，实施有针对性的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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