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雄辩相得益彰的法庭辩论
跻身于美国警界职位最高的华人李昌钰博士，享有极高的世界性声誉，人们常称他为“科学神探”“当代福尔摩斯”。作为一名法庭科学专家，他的法庭证言与论 辩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那就是：重视把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到自己的论辩之中，重视事实，明察秋毫，常常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和无可辩驳的证据去征服陪审团，其语言具有极高的逻辑性和说服力。这里，我们以李昌钰先生在两起刑事案件中的辩驳为例，来欣赏一下他那卓越的才华与高超的言语技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科学与雄辩相得益彰的法庭辩论，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有所收获!
科学与雄辩相得益彰的法庭辩论
在“辛普森杀妻案”中的“突破——实证——质疑”式辩驳技巧
“辛普森杀妻案”是一度轰动全美国的著名案件。黑人运动员辛氏之妻被杀害后，警方在辛氏住所搜查到一双带有血迹的袜子，并确认是辛妻的。据此，辛普森以 杀妻之罪受到起诉。在辛普森的律师的恳求下，李昌钰决定为其提供辩护性证言。在察看了现场之后，李氏心中有底了。审判开始后，首先是辛氏律师提出了公诉方 福尔曼有种族歧视的行为，所以以此作为公诉人的诉词是不确实的。继而辛氏律师要求辛氏试穿那双血袜子，可是辛氏却根本穿不上。接下去，李昌钰便开始了自己 的法庭辩驳。
任何辩驳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论点。对于错误的论点，一般而言，采取直接辩驳的方式都有可能取得成功。但是，对于证据不那么明 显和充分的刑事案件，直接辩驳却比较困难。这时候可以使用间接辩驳的方式，即迂回的方式，去寻求突破。对于辛案来说，其主要证据便是那双有血痕的袜子，它 自然也就成了辩论的焦点所在。按照美国的刑法，如果能对证据提出所谓“合理怀疑”，那么陪审团就不能认定被告有罪——这正好为间接辩驳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空 间。辩驳时，李昌钰依然首先提出了一个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比对“未知”的问题。这一回，他选择了“常理”，即以寻常的道理来作为判断“未知”的标准，据 此指出对方的论据无法推出他所需要的结论来;换言之，也就是论据与论题之间无必然的逻辑联系。为着使自己的辩驳能做到既逻辑严密，说服有力，又能够出人意 料，攻其不备，李昌钰没有直接去论证辛氏是否有罪，而是从警方的调查入手。为此，他先选定一个主攻的目标，然后以旁敲侧击的语言形式，促使人们对那双有血 痕的袜子产生怀疑。他指出：
“洛杉矶市警察局的实验室人员，工作纪律十分松弛混乱。不难发现，警方人员在提取和保管那些现场滴落的血痕的过程中，有不少的 疏漏之处。”他举例说：“比如，本来应该用那种包装干的血痕样本的纸袋，却被用来包装新鲜的血痕，这样就很容易使血痕受到污染。”显而易见，指责警方工作 上的混乱和失误，既出人意料，又实在是一着迂回包抄的妙棋。这里，所谓“混乱”，实际上包含了一个隐含判断：既然警方管理有疏漏，又混乱，那样得来的证据 就足以使人怀疑了
虽然这个突破于自身十分有利，但是，只有这样一个突破口还不能取胜，还需要使用人所共知的常识来作为“标准”加以进一步的 辩驳。李昌钰以自己纤毫入微的眼光，将那血痕作为质疑的对象。他指出：“血痕作为特证，应当说是有若干可疑之处的。例如，警方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那双袜子 上的血痕就颇为奇怪，一只袜子两侧上的血痕形状居然会完全一样。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当血液从这一侧浸透到另一侧时，袜子并没有套在人的脚上。这显然有 别的人‘安置’罪证的嫌疑。”这里，李昌钰使用了驳斥论证和推论方式，用常情常理作为推理的依据，显然是一种迂回包抄、间接辩驳的技巧。由于有了袜子血痕 是“他人所为”的推陈出新理，也就迫使公诉方退却到了一种无可置辩的尴尬境地。
在如此有力的突破与推论的基础上，接下去，李昌钰便可以转入 最后的一击，作进一步的辩驳了。李先生的质疑既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刁钻与突兀，更有近乎吹毛求疵的责难。他指出：“警方从辛普森的身上抽走了8毫升的 血液作为检验的样本。但是根据有关的记录材料，所有的检验只用了3毫升血液，而现在试管中还存有3?5毫升血液。那么，剩下的1?5毫升的血液到哪里去了 呢?可见，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我们知道，论据是一个论题成立的基础，如果将对方的论据置于引人怀疑的境地，那么，对方的论点也就不攻自破了。可见，李昌 钰选择这种“突破——实证——质疑”的辩驳方式，对于不可能以直接论证的方式进行有效的辩驳的案件，实在是一种较为有利的选择。事实上，李昌钰的辩驳，也 确实在促使陪审员们觉得“证据不足”的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尤其是那“肯定有问题”的质疑，更是铿然有力，让人难于反驳。由此可见，即使在自身缺乏证据的条 件下，也可以用“常理”作为推陈出新论的标准，进而抓住疑点，推理质疑，如是，也就有可能使自己的辩驳进入到那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佳境，从而赢得辩驳 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