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行书书法作品

2017-06-02

米芾的书画水平很高,尤其临摹功夫很深,我们现今看到的“二王”的一些作品,都不是“真迹”,而是米芾的仿制品。可见米芾的行书书法造诣之深。下面是小编为你整理的米芾行书书法作品,希望对你有用!

米芾行书书法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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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名称及历史

行书是比较晚出的书体。从形态上说,“行”者,与“坐”、“跑”相对而言。《说文解字》云:“行者,人之步趋也。”行书最初又叫“行押书”、“行狎书”。唐韦续谓:“行书,正之小讹也,钟繇谓之行押书。”而《宣和书谱·行书叙论》日:“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间者行书有焉。于是兼真者谓之真行,兼草者谓之草行。”言其“贵简易相间流行”。最初传为刘德升所创,其门下有钟繇、胡昭二弟子。钟瘦胡肥,而实迹都不可见。钟繇的楷书确有行书之意趣,也可玄想其行押书之特点。当然,真正能看到比较清楚的二王行书,也已经是唐代摹本了。对于行书的特点,苏轼有个形象的说明:楷如坐着,行如行走,草如跑步。行走最好地体现了动静结合的节奏和韵律,所以,虽然它后起而影响最大,涉及面最广。行书分为行楷与行草。所以,简单地说,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边缘性书体,兼有楷书和草书的某些特征。

马宗霍认为,书以晋人为最高最盛,晋书与唐诗、宋词、元曲相并称,成为一代之尚也。原因有三:一是时接汉魏,诸体悉备;二是隶奇草圣,笔迹多传;三是俗好清谈,风流相扇,志轻轩冕,情骛皋壤。而钟繇、胡昭为行书之宗。加之晋人禁碑,刻石较少,晋人所传唯缣纸而已。而且行书在缣纸上更易表现其性能,所谓“自相得而益彰”。论者谓晋人书以韵胜,以度高。而韵与度,皆须求之于笔墨之外。“韵从气发,度从骨见。必内有气骨以为之干,然后韵敛而度凝。徒以韵胜,则韵浮于气也。徒以度高,则度离于骨矣。”马氏认识到晋人行书形成的原因,也看到行书发展的利弊,是较早对行书成因作出概括的研究者。不过,其后言“晋书虽工之极,而实卑之始;虽盛之极,而实衰之渐”。似乎为帖学末流敲响了警钟,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一点。

在传统的篆、隶、楷、草四大体中,没有行书之地位。但时代发展,无论是为了实用还是为了审美,行书以其独特之魅力后来居上,因其可以伸缩的巨大空间而获得最为旺盛的生命力。

从书论历史角度看,最初创造行书体的人是刘德升。当然书体的演变并非一人能成,刘氏顺应潮流,对行书加以归纳总结,集其大成而已。刘德升(生卒年不详),字君嗣,颍川人,为东汉桓、灵时期人。他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他对书坛的贡献是:一是相传创造了妍美婉约的行书体,独步当时;二是培养了胡昭、钟繇两位书法家,钟繇成为“正书之祖”,与王羲之并称“钟王”,可谓成就非凡。行书的产生是在汉代,而成熟在魏晋。自魏晋之后,很少书家不擅长行书。而在五大体系统中,行书系统队伍最为庞大,而且每个时代都有名家名帖。张怀璀《书断》中评价历代书法,列有神品35人,其中行书占4人。他说:“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钟元常善行押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可见,行书在魏晋已相当流行,并逐步成为大家喜欢的书体。时至今曰,行书一体在展览、碑林、纪念馆中都是使用最多的书体。

最早系统评价行书的是唐代张怀瑾。他在《书断》“行书”条日:“案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也,既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这里指出了“务从简易,相间流行”为行书体的特点,比较概括而准确。

魏晋以来,行书与草书作为非正体(正体为篆、隶、楷),主要用于文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所谓尺牍之工,韵高千古。新行书得以广泛流传和蓬勃发展,也赖文人的介入。文人对行书情有独钟,手札的书卷气、学问气等,给书法形式增添了无穷的魅力。“二王父子”转益多师,取资博广,备精诸体,多所自运,遂能“冠东晋而开南朝”,不仅见贵当世,而且永垂后世。

值得强调的是,“行草”本属于行书范围,可在实际使用中,常被视为草书。随便翻开一本草书帖,都会发现行草居多。这里顺便澄清一下,行草是夹杂着行书与草书成分的书体,虽然有标准的草书符号,但仍然保持了行书的字形;而草书是符号化的书体,必须基本上是用约定俗成的字根符号来表现,脱略字形的束缚。如毛泽东的书法称为行草,是属于行书范围,并非草书。他的笔势是草势,而字形多为行书。如《清平乐·六盘山》可见“何时缚住苍龙”几字,不简省,而给人草写的感觉。自明而后,行势草意或行意草势打破了行、草之界限,常常造成无法区别的局面。这也属于一种“破体”,非行非草,亦行亦草,互相贯通,层次丰富,更有一种磅礴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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