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学术随笔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晋之际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出现的一批带有标志性色彩的知识分子群体。研究他们的人很多，那就来看几篇学术随笔吧。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竹林七贤学术随笔，希望你喜欢。
竹林七贤学术随笔篇一
再论儒、道、法
儒家、道家，还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法家，作为三种最常用的“治世”学说，它们是各有功用的。它们的指导理论，各有自己的特点，注意，并不是“缺点”，因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当中，一个特点就可能会是好的，也可能会是坏的。这得看社会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单单的捧一家贬一家，无论如何，那都是意气的表现。这里，我们不妨借《达庄论》做个引申，对儒道法三家如何“治世”，做个简单的探讨。
应该说，儒、道、法，这三家中的任何一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都有可能取得另外两家所不能达到的成功。
在先秦那样的乱世，天下没有了道义，没有了约束，真正还对旁人有效用的，就只剩下了一个东西——实力。那么法家就是这个时候最好的选择。这时的儒家，是书生遇见恶棍，你跟他宣讲仁义道德，他却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给你一拳。你再悲天悯人地痛呼“人伦不再”，他却没听见一样地继续欺负别人去了。道家站在老远的地方瞧着，恶棍又欺负人了?欺负去吧，那可不是我要管的。什么?要欺负到我头上怎么办?我就让他欺负，我安天顺命，“患莫大于有身”，他真把我弄死了，我就连身体这个“大患”都没有了……儒先生和道先生，一个仆地，一个冷眼。恶棍则依然横行，天下依然民不聊生。那这恶棍就治不了吗?没关系，有法家在。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弱肉强食，谁的拳头大谁就有理。你不是横吗，那我就比你还横。当天下的情形是这样：一来人人穷得活不下去，二来战乱纷纷，人人脑子里也都没了道义的约束，儒家道家在这时，一时半会儿都解决不了问题。但法家就灵验多了。乱世用重典，拿出强大的国家机器，怎么样，听不听话?不听话你就会死得很惨，听话你就能活命。恶棍服了。不管心里是不是真服，但至少是不敢再当街欺负人了。于是，秦国任用了商鞅，举起了法家大旗。然后它就靠一天比一天更强大的拳头打下了天下。
说完了法家，让我们再来看统一不久的大汉。大一统的短暂秦朝，并没有给天下人的生活带来多大改观，先秦战乱的疮伤再加四年楚汉战争，那恶果都一块儿堆到了头顶。汉初君主们采用的方针政策，早已被我们所熟知，从刘邦开始直到“文景之治”，一贯的“休养生息”，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段道家思想治世的成功典范。那么，为什么在这时，是道家拔了头筹呢?应该说，在国家政治基本稳定、但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太好、国力还不太强的时代，道家思想正是最好的选择。这时，国家大局已经搞定，没人想再揭竿而起，争雄天下了。怎么让自己的日子过的一天比一天好，就是每个老百姓心里最惦记的。那么，时代最重要的主题也就变成了——发展经济。而对于发展经济，道家思想就是最适宜的了。
我们说历史、论发展，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知大家是否思考过：历史的发展，它的原动力是什么?其实——发展是不容置疑的，它从来也不需要道理!它可能因为战乱等诸多原因变得缓慢甚至停滞，但却绝不可能倒退。已经用过电灯的人，就算某天用不上电灯而被迫回去用蜡烛，他也不可能把电灯忘记。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就像人生下来就会长大一样，不需解释也不容阻挡。而这个，也就是道家所告诉我们的至理——自然!即便你不去理会它，它也会一路向前。这句话最适用于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简言之，就是不要来回来去地翻腾，不要去过多地干扰它，否则就是破坏了自然的规律。用柳宗元《种树郭橐陀传》里的意思就更明白了：郭橐陀的树为什么种得比别人好?因为，他能“尽木之天年”。只做些必要的料理，而不像另外的那些“爱树人”，恨不得一天看三回，两天剪次枝。树的生长是它的天性，你只要提供生长的条件就够了，它就会以最自然最没有压力的状态茁壮起来。在道家眼里，发展是任何外物也左右不了的，世上每一个生命，都生动而充满了活力。于是道家先贤告诉君王们：要让百姓“尽天年”。把最基本的原则定好，给他们适当的引导，然后他们就会自然地行动起来。所以道家治世，往往最事半而功倍，“无为而治”这四个字可绝不是虚言。
《吕氏春秋》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用现在的话，那就是“与时俱进”了。采用什么样的治国方略，以什么指导思想为主，必得看所处的外界环境是什么样。同样还是汉初这段时期，君王们如果推行法家，那会是什么情形?——老百姓现在恨不得活不下去，好不容易不打仗了，想建设建设自己的生活，国家却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搞，犯个小错就杀头，把本来就苦命的老百姓当强盗。再加点苛捐杂税，大家再像陈胜吴广那样搞一回也实在不新鲜。秦朝因“法”而成，又因“法”而败，明摆着的前车之鉴。法家断断是不行了，那么，儒家呢?首先汉初的时候，儒家思想还没像后来那么受重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是汉武帝时代的事。不过，即使儒家在那时已经有了隆重的地位，要以它为指导的话，效果也一定比不过道家。“仓禀实”才能“知礼节”，虽然儒家认为有气节的人可以“舍生取义”，但对老百姓来说，这要求实在太不现实。您想向我们宣讲仁义道德，我们不是不欢迎，不过，您得先让我们吃饱吧。我们正饿得眼冒金星，还要虔诚地听您对我们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这是不是太没人性了些?您说我们只要有气节，哪怕死也不用怕。那就是说，我们都应该抱着“六经”，然后心满意足地饿死在街头?——儒家并不适合于这样的时代。那么，要到了什么样的时候，它才是最适宜，最有用武之地的呢?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说起儒家的“治世”，汉武帝的辉煌时代，那是必要提到的。就在这时，儒家被尊为了正统，从此开始了对中国两千年的统治。它也让大汉王朝，呈现出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面貌。那么儒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功呢?还得从“文景之治”来看起。因为道家的休养生息，经济繁荣起来了，国家的实力也与日俱增。然而这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却发现，国家富了，人民过好了，可是，他们却离自己一点也不近，堂堂的大汉王朝，这国家凝聚力却好像总是不够!这本来也很正常，老百姓休养生息，自自然然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原本就无须去关心国家怎么样。在道家思想里，他们就该把君主忘了才是正理。汉武帝掂量着手里这个强大的国家，如果把力量集中起来，它就可以成就很多大事!但是，怎样才能把这些各自散落的人心整合起来呢?让他们从心里以国家为己任?他看中了儒学，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学，也像他期望的那样，真的整合了天下的人心。
儒学告诉给每一个人，当你生下来，你就生活在社会的一个什么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你应该怎么去扮演你的角色。整个天下，无数的小家最后组成一个大家，君王就是至高无上的“父”。在千差万别的位置之间，有礼义道德为纽带，把人们紧紧地联结为一体。每一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都仿佛近得触手可及。于是从此后，在儒家“治下”的两千年，中国的文人死不悔改地“以天下为己任”，到现在这情结也没有消褪;中国的老百姓跟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总是对“国事”表现着更高的热衷，现在也仍然如此;极具中国特色的“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统一”永远不可置疑，分置根本就是不可接受的……儒家，的确是为君王最好地收拾了天下。无论多大的国家，都能够通过它，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整体。从这一点上说，道家和法家都是无法比拟的。法家的统治只是表面，只管人家的行动，根本不看他的心，治标不治本。道家则心在自然，我好就是天下好，一人一世界，根本不要求共同。还是儒家——它对于君王来说，是最能从根本上解决天下统治的问题的。所以，从汉武帝以后，它几乎得到了所有朝代绝大部分皇帝的一致奉行，也是必然的结果。
现在看，如果以儒家为指导，那该是什么样的时代呢?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强国时代。政治稳定，天下不存在强盗逻辑，儒家才能站得住;经济发达，百姓“仓廪实”之后，才有心思去接受“教化”。在这样的时代，经过儒家的整合，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强大国家就会赫然呈现在人们眼前。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它都有着令人惊叹的能力。
在说过了各家思想“分别”的成功之后，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个几近完美的“治世”，看看它的成功机制又在哪里。
既说“几近完美”，也许很多朋友也就能够想到了，这个“治世”，正是唐太宗李世民治下的——“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美誉和辉煌不用说，那一派万民和乐，四海升平的景象，一直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璀璨夺目的时期”。那么，“贞观之治”的成功之道又是什么，这时天下的指导思想又是怎样的呢?也许，我们从“一代圣君”李世民的身上，就能很快地看出端倪来。
李世民是一位非常典型的“儒道兼综”的君王。虽然，儒道两家的基本思想完全不同，处理事务的做法也完全不同，但在李世民身上，道家和儒家却结合得十分恰到好处。说到根本上，还是这位君王头脑十分清醒，把自己的真正目的看得很明确。一切都是为了“治世”，为把国家治理好。在不同的时候，甚至处理不同的事务，哪个思想更好用，那么就采用哪个。而不是沉迷进哪家思想的魅力中，最后成为该门派的信徒。在他眼里，一切思想，都是为我所“用”的。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位英明神武的唐太宗，一面大力地推崇儒学，增加太学的名额，尊孔子为“圣”，还亲自跑去，跟博士们讲儒经，“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而另一面，他也同样十分重视道家，很多国家大政的决策，都是鲜明的道家路数。“贞观之治”首先得自于他继位以来近十年的“休养生息”，他的信臣像魏征他们也不断地强调“无为而治，德之上也”，真正的“治世”，就是道家所描述的“鸣琴垂拱，不言而化”。儒家和道家，在贞观时代，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因为道家的清静，宽简，不扰民，经济很快就发展了起来，老百姓们也很快走向了小康;因为儒家教化的倡导和推行，天下人心又整合了起来，让每个百姓都懂得了为人立德的道理，而不是各行其是。于是，贞观年间，天下衣食丰足，生气盎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说有人从山东出发到海滨，都不用带多少粮食，一路上自然有人馈赠。真真就是传说中太平盛世的楷模。
从“贞观之治”，或许就能够看出几分真谛来了。我们的古典哲学，它们的根本是为我们所用的，欢迎研究，但实在不必去迷信。无论哪一家思想，都不必一成不变地永远去追随。对于“治世”来说，更加如此。儒道兼综——历史上大多成功的政治家，他们的个人思想修养，都是这个路数。这大概也是古代治世思想最完美的组合了。
上面我们从“治世”的大方面，探讨了几种思想的效用，那么对于个人，情形又是怎样的呢?对于个人，儒、道两家，它们也各自都有很强的“修身功能”，都能够成为一个人生存的指导。道家则尤其彻底。
其实这个，几千年来聪明智慧的文人们，早给我们实践地明明白白了，他们历来都是——“进则儒，退则道”。上进时，要以天下为己任时，靠儒家来激励自己;逆境时，没有办法改变外界时，用道家给自己留下最后的退路。我以为这是非常好的。不必说某某人心志不专一，不执著。一个人活在世上，生存还是最大的真理。文人们一贯地多情敏感脆弱，然而我们却发现，在中国古代，他们却极少会投河上吊，纵然一辈子坎坷，也不会让自己心里没了路。可到了近代，传统思想开始远离人们的头脑，文人们却也纷纷开始自尽了。在国外，文学家艺术家以自杀方式来了结的，也实不在少数。
这也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最令人感怀的了，这生存之道，在两千年多年前，祖先们就已经明明白白地教给了我们。或许，当你有一天走投无路、觉得再没有心力去面对人生的时候，品品道家、看看儒学，就会发现自己的心竟在不自觉中开阔了起来，其实生活根本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糟糕。(文/刘雅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