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当今国际形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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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当今国际形势论文篇一
浅谈新型大国关系下的国际安全
摘要 当前全球安全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多极化国际格局趋势已经明朗。受深刻变化中的国际 政治、 经济等因素影响，国际安全战略思维正发生着重大变化，大国安全战略和策略重新调整，大国关系已由一种传统的利益趋同或利益相悖的简单或敌或友关系，逐渐演化成一种既存在共同利益又存在利益竞争的非敌非友的模糊复杂的博弈关系模式。从2010年的全球安全形势看，这种复杂的大国关系在纠结中缓慢 发展的同时，也对各安全领域产生着重大影响。全球性总体军事安全威胁进一步降低，但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依然存在且隐忧不少，军控和防扩散形势更趋严峻，防止战争依然是国际 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军事安全以外的多种安全威胁程度总体不减，一些领域有所深化。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给国际社会应对带来的挑战压力是巨大的。国际安全形势正处于一个变化快和应对难的痛苦演化全新时段。
关键词 大国关系 国际安全 形势 2010年
受深刻变化中的国际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2010年的全球安全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国际格局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快速发展且趋势已经明朗，一种新的博弈型大国关系模式正在形成，并在纠结中缓慢发展。受此影响，全球性总体军事安全威胁趋缓，但局部武装冲突依然存在且隐忧不少，军控和防扩散形势更趋严峻，威慑性军事演习不断增多，防止战争依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军事安全以外的多种安全威胁程度总体不减，一些领域有所深化，国际社会面对着更大的应对挑战，且导致国际关系和安全形势更趋复杂。
现实安全思维下的大国安全战略调整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减弱，绝大多数大国已摆脱国内经济问题的困扰，总体安全思维出现了新的变化，现实主义成为主色调。传统的利益趋同或利益相悖的简单或敌或友关系模式，被一种既存在共同利益又存在利益竞争的敌友界限模糊的非敌非友复杂关系模式所取代，这种新型的大国关系模式，姑且称之为博弈型大国关系。其内涵和特点是合作与竞争(抑或斗争)并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共荣。因此，大国间博弈呈现出低强度对抗和总体理性的特点，并在纠结中缓慢发展。国际格局因主要力量中心的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多极化趋势已十分明朗。世界主要大国在现实安全思维的引导下，开始了新一轮安全战略调整。
首先，美国危机意识趋强，战略重心东移，进攻性相对减弱，进入暂时蓄势阶段，但主导世界的决心未变。
尽管美国已基本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开始复苏，但受此打击和前些年伸张过度因素的影响，总体实力相对下降，危机意识有所增强，战略攻势趋缓。以2010年5月27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为标志，美国对其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明确放弃了包括效果不佳更不得人心的“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布什主义战略，开始淡化绝对安全的调门，取而代之的是以多边主义和综合手段来应对安全威胁。美国开始以“利益论”为基调加强与各同盟国的关系，以“责任论”为基调加大了对新兴国家的战略压力，欲以盟国的力量甚至非盟国的力量来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即采取的“借力”手段让世界各国均能按照美国制定的蓝图，实现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重建，最终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既源于奥巴马政府的执政理念有别于布什政府，更是因面对不断萎缩的权力而感到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严峻挑战，因此才会高喊“不做世界第二”，危机感之重，溢于言表。事实上，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种“美国困惑”，即高傲的优越感、自信心和强烈的救世情节与现实碰撞所产生的“逆差”而导致的无奈和纠结。从2010年美国的国际安全思维和 实践看，与2009年相比，总体来说其攻势相对减弱，在实际运用武力上更加谨慎，进入一种蓄势阶段。但是，可以预见，这种蓄势只是暂时的，是为下一轮进攻而做的必要准备。当其实力得到彻底恢复，必将在一些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采取强烈攻势，这是美国下一轮进攻的逻辑起点和战略准备。
其次，俄罗斯安全战略开始显示出一定的弹性和柔性，但以核威慑为核心的军事力量支撑的国家安全战略轨迹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2010年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继上一年度的回暖后继续升温。不仅以“汉堡外交”向世界展示美俄关系的“亲密”，还以重启中断已久的两国军事交流以及签署和批准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来展示安全合作的良性互动。在与欧盟关系上，力促新欧洲安全条约的签署和制定与同欧盟进行合作的“现代化伙伴” 计划，建立俄罗斯与欧盟的现代化伙伴关系。更令人关注的一项举措就是成为北约导弹防御系统建设的“合作伙伴”。总之，在与西方的交往中， 政治、军事、 经济起头并进，而务实经济合作更加优先，充分反映出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务实性和灵活性，弹性和柔性十足。但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并未为从根本上解决其安全困局，西方的战略压力并未彻底消失，缓和的暂时性和缺少可持续性特征十分明显。为此，俄罗斯的安全政策和举措在显示出一定弹性的同时，并未偏离以军事实力重振大国地位的轨道。除了继续深入军事改革，提升军队的指挥与控制效率，完善指挥体系，更在武器装备 发展上发力。12月13日总理普京抛出新的军购计划，称未来10年内俄政府将出资20万亿卢布(1美元约合30卢布)购买武器装备，以实现军队现代化，并重点考虑加强核遏制力量。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政治安全还是经济安全的角度考虑，俄罗斯以战略核力量为支撑重塑世界一流大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轨迹并未发生偏移，只是更灵活、更务实和更智谋。
第三，欧盟共同防务步伐向前迈进，但金融安全隐忧巨大，成为安全问题的重中之重。
尽管一直受到美国的质疑和反对，但伴随着欧盟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盟共同防务的步伐有所加快。为了推进这一目标，2010年欧盟各成员国的国防部长们不断召开会议进行磋商，并取得一定的共识。特别是，英国开始转变原有的不积极态度，并在 实践中有所突破。2010年11月2日，英国首相卡梅伦与到访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在伦敦签署了为期50年的全面军事合作协议，大力强化两国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合作。英法两国的陆海空三军将“全面联手”，不仅着手统一武器装备平台技术标准，还在军队联合编组，共同训练等方面进行全新合作。因此，该协议被美国《纽约时报》评论为已远超北约60多年来的合作框架。虽然欧洲要想完全独立于北约之外完全另起炉灶是不现实的，除去美国反对因素，这既不符合安全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更不符合经济成本合理化的原则。但是，2010年欧盟在推进共同防务的举措，确是欧洲一体化特别是欧盟共同防务进一步深化的一个实证，是彰显欧洲独立性格的一种体现。这种独立性同样体现在在共同外交方面。随着2009年《里斯本条约》的正式生效，欧盟独立外交的步伐也在小步快跑。欧盟新组建的“欧洲对外行动局”，即所谓的欧盟“外交部”，于2010年12月1日正式成立并开始运转。它将在全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大使馆，外交官编制多达7 000人，每年的预算高达70亿欧元，足见欧盟欲在整体和独立外交领域大显身手的决心。但是，维护共同安全也好，发展独立外交也罢，没有良好的经济支撑一切皆无可能。2010年，尽管欧洲的总体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金融安全隐忧巨大，特别是欧元区的问题较为严重。而在爱尔兰债务危机问题上，不仅导致“欧元危机”加重，更导致人们开始怀疑欧元是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对此，欧洲国家领导人已深刻认识到，如果不在经济政策和制度上进行有效的调整，欧洲的经济安全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因此，解决经济和金融问题显然已成为欧盟安全事务中的重中之重。但是，令人担忧的是，欧盟国家不仅在经济问题上意见不一，在政治合作上也出现分歧。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欧洲一体化必将遭遇重大挫折。 第四，日本新防务政策浮出水面，敌手更加明确，进攻性进一步增强。
民主党执政一年多来，经过党内新一轮洗牌，鸠山由纪夫 辞职，菅直人有惊无险总算坐稳首相位置，雄心勃勃，国家安全战略也逐渐明晰。然而众多现实问题使得民主党政府面临着重重困境，特别是在处理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上导致与美国的“不和谐”，在解决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问题上导致的与中国关系紧张，在处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视察“北方四岛”问题上的对策面临困惑等，都显示出日本外交正经历着一个痛苦时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无论是2010年9月10日批准的民主党上台后首个《防卫白皮书》还是，12月17日通过的《有关2011年后的防卫 计划大纲》(即我国通常简称的《防卫计划大纲》)，都反映出日本防卫战略的重大转变。日本一直将自己的防卫政策定性为“专守防卫”，这种防卫理念遵循的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石，美军为“矛”主事攻击，日本为“盾”重在防守的基本逻辑结构。但是，日本首相菅直人政策咨询小组向政府公开提交的有关修订新《防卫计划大纲》“最终 报告”中明确提出“主动应对、动态威慑、日美责任分担、离岛防卫”。事实上，“主动应对”即不被动防守，可以先发制人;“动态威慑”即以现实力量的展示和采取一定的行动来震慑对手;“日美责任分担”即与美国加强协同，借力发力，使自己的力量效能最大化;“离岛防卫”即将防御范围和战略前沿扩展至他国的边缘地带，最大限度地降低本土的安全威胁。客观地看，从日本的安全战略的调整看，是在不合时代潮流的冷战思维驱使下做出的“挑战性”选择，进攻性进一步增强。而归根结底，它背后隐藏着日本一贯的成为军事大国的夙愿，即借口威胁，趁机扩大防御范围，将军力尽可能向外伸展，最终突破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变成军队的战略图谋。这是日本“正常国家”化的进一步延伸和具体化的重要步骤，势必在东亚地区形成新的安全困境，从而导致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复杂化。
第五，新兴国家总体战略不变，国际安全稳定器作用进一步发挥。
2010年是新兴国家风光无限的一年。以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既定战略做技术性调整，继续保持 发展速度，不仅成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英雄”，在推动国际 政治 经济新秩序的重构上也显露出勃勃生机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带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是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巨大贡献，才使世界经济迅速走出低谷，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仰视。以中国为例，2010年8月德国《经济周刊》的一篇文章援引高盛投行的 统计指出，“过去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而美国仅为17%;中国消费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0.15%升至0.26%，而同期美消费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从1%降至0.33%。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发展，中国中产阶层不断扩大，其购买力持续增长，2011年中国消费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首超美国消费者”。因此，文章认为，“美将失去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而根据美国银行公布的最新预测数据，2011年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将达到6.4%，新兴经济体在2011年全球经济总额中所占比重将达到80%。由此可见，新兴国家不仅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支柱，还将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未来。新兴国家的作用不仅反映在经济方面，还反映在政治方面。由于新兴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话语权正在稳步提升，不仅在区域政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全球治理方面也开始显露出较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美国等传统大国实力有所下降的情况下，新兴国家的作用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而考虑到新兴国家的巨大发展潜力，必将成为世界多极化最终成型的巨大推动力量。
新型大国关系模式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在变化纷繁的世界中，由于国际安全战略思维的改变，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相处模式正在改变，博弈型大国关系因利益捆绑有效地抑制双方轻易采取敌对行动，减少了实质性严重冲突的几率，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缓解了双边和多变关系之间的矛盾，使得2010年大国关系特别是以往矛盾和冲突较多的大国间关系和国际战略局势的相对稳定。例如，在制裁伊朗问题上，大国向世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协调一致的局面。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等问题上，也都总体保持了较好的协调。特别是俄罗斯参加2010年11月19日召开的被称之为北约历史上最重要峰会之一的里斯本会议，并在发展欧洲反导系统上，应北约之邀同意与北约展开合作，更加体现了大国(包括大国集团)间合作一面。但是，大国安全战略的调整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增添了新的冲突点，并可能引发新的战略冲突，对国际安全构成新的挑战。 首先，大国博弈的战场转移至亚太地区，必将导致这一地区安全问题多发。美国战略重心开始向亚洲转移，扎扎实实地 实践2009年曾宣布的将“重返亚洲，亚洲事务将在美国外交议程上处于更加显著的位置”的誓言。其主要表现在外交上除了深化与地区盟国的同盟关系外，开始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其中与越南和印度关系的提升格外引人注目);军事上投入重金加强关岛基地的建设并增加了与其盟国在这一地区的演习频度和烈度。美国回归亚洲，特别与东亚地区盟国安全合作的加强，其指向除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维护其在此的战略利益外，围堵、压制中国和俄罗斯的意图也十分清晰，而其中针对中国的信号更加明显。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强调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为了缔造新世界，横亘欧亚的俄罗斯双头鹰的另一只头并未放松对东方的注视。在稳定美欧关系的同时，俄战略重心也有东移迹象，俄开始更加关注并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强调“必须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地位”。6月29日俄罗斯在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进行的“东方-2010”大规模战略战役演习和11月1日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北方领土”(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视察，正是俄对亚洲地区安全利益高度重视的具体体现。俄政府正在拟定加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地位的行动纲要，以规划其在亚洲的战略方针。而美俄战略重心的同时东移和交汇，必使得两国的权利在这一地区发生碰撞，加之这一地区拥有 经济发达并向军事和 政治大国迅速扩张的日本以及综合实力快速崛起的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利益竞争显然无法避免，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新战场。而这一地区众多固有矛盾和冲突点，诸如领土纷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军控与防扩散问题等等，极易导致大国关系表面合作、实际斗争的局面发生。而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配之以传统的结盟战略思维和实践，必将导致在一些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和关乎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问题上，与中国与俄罗斯产生碰撞，从而导致协调和合作流于“口惠”。
其次，大国在经济新秩序重构上的冲突明显。虽然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模式正从G7、G8时代转向G20时代，但是，G20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巨大挑战。2010年11月韩国G20峰会中出现的诸如复苏世界经济的方式上的巨大分歧，预示着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形成正经历着一个痛苦期。尽管从会后 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达成的共识看，反映出世界重要经济体在维护世界经济上的仍有着共同期许，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表示，“G20成员国在政策细节上取得的进展有限”，“G20的经济 报告并没有单独列出每个国家各自的政策建议”。德国商业银行甚至称，“G20会议的结束只是很清楚的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货币战尚未结束，还将持续”。可见，巨大的分歧，使得经济新秩序重构未来的路还很长。
此外，一些安全合作将引发新的问题。尽管俄罗斯成为了北约反导系统建立的“合作伙伴”，双方将恢复此前在战区反导系统方面的合作，同时研究在领土反导系统方面合作的可能性。除反导系统外，俄罗斯还同意扩大与北约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包括拓展北约途经俄境内的运输通道，将原有的单向通道变成双向;加强培训阿富汗禁毒人员等。表现出俄罗斯与西方对抗不仅减弱更有极大改善。但是，问题在于：俄罗斯作为北约的传统敌手，其参与北约行动 计划如果说是传统安全战略思维的改变，那么将俄罗斯拉人北约的合作框架，则是北约看到了应对诸多威胁，没有俄罗斯的积极配合很难实现。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俄罗斯参与北约的行动计划，使“北约东扩”这一概念出现了疑问，即北约是否还存在着东扩?如果还存在，东扩的目标是什么?因为，如果说以往北约东扩的最大的目的之一是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那么现在俄罗斯已成为北约的合作伙伴，继续沿用这一概念则其内涵显然已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俄罗斯开始参与 发展欧洲反导系统，恢复此前在战区反导系统方面与北约的合作，同时研究在领土反导系统方面合作的可能性。也许俄参与其中有其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即缓和与西方集团的矛盾，避免正面对撞，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发展经济，同时，身在其中可以更好地控制西方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方向，以使俄罗斯不成为北约导弹防御系统的靶标。然而，有俄罗斯加入建立起的反导系统针对的敌手又是谁?以往北约的反导系统引发俄罗斯的极大不安和强烈反应，那么现在，依据现有的导弹打击能力来分析，反导系统所针对的对象恐怕只能是伊朗、朝鲜和中国了。伊朗和朝鲜暂且不论，美、俄、中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就变得蹊跷和微妙了，这也正折射出当今大国间关系的复杂性。从当今大国关系的互动中我们可以发现，当今的大国关系在传统矛盾依旧的同时，由于现实安全战略思维指导下的战略调整，已形成了合作与竞争并存、非敌非友的合作伙伴加对手的复杂关系模式。同时，由于美国总体实力的下降和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作用的增强，多极化国际格局的 发展趋势已经十分明朗。尽管合作已经成为当今大国间共同推崇的发展方式，但国家利益和追求目标的差异性，使大国间的竞争甚至斗争因素无法消除，导致地区和国际安全形势的隐忧增加。在应对朝鲜半岛局势问题上反映出的大国协调机制弱化和地区局势极不稳定，也折射出大国关系的复杂性，给地区安全带来巨大挑战。
纷繁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
在大国关系深刻调整和变化的过程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纷繁复杂、交织出现。无论是现实的威胁还是潜在的隐忧，均使国际 社会疲于应对。
首先，局部战争有所降温，武装冲突有所减少，但有限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依然搅乱世界，潜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阴霾并未散去。
从全球总体看，尽管军事安全威胁相对于2009年有所缓解，新增武装冲突并不多，但仍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存在着武装冲突或潜在冲突的危机。据有关数据 统计，全世界目前依然有32处战区。无辜平民成为战争的最大牺牲品。伊拉克战争作为美国反恐、防扩散和民主行动的试验田，美军“体面”地撤军后，留下的是一个局势混乱动荡、恐怖袭击不断的安全指数极低的国家局面。阿富汗战争仍在继续，美国虽调整了对阿战略，增加了在阿富汗军队数量，打击力度也不断升级，并要求盟国和非盟国协助，但美国所期待的最终目标并未完成，“越反越恐”的局面亦未改观。同时，武装冲突在其他一些国家时有发生。其中，索马里国内武装冲突频频发生，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过去3年来，有2.1万人因类似的武装冲突而死亡，150万平民被迫逃离家园，人权状况的恶化在世界上可谓罕见。此外，缅甸的局势也令人担忧。2010年11月8日，缅甸大选刚刚结束后，政府军与反政府军就发生武装冲突，约2万名缅甸人为躲避冲突逃亡泰国。哥伦比亚的局势同样糟糕，据国际红十字会的报道，2010年5月和6月哥伦比亚总统大选前夕，在该国南部地区警察和武装部队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冲突激化，导致国内安全和生活状况每况愈下，大量民众逃亡他国。使得这个美洲国家成为因武装冲突而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最为严重国家。2010年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朝鲜半岛局势，朝韩两国因延坪岛炮击事件剑拔弩张，美国向此地区增派航母战斗群，致使气氛高度紧张，几乎到了战争边缘。这看似是一场偶发事件，实则朝韩双方多年积怨的一次必然反映。事件不仅使得六方会谈解决机制陷入僵局，也给地区局势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武装冲突的原因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反映出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容易导致冲突的根源。特别是一些国家内部冲突，是国家内部各种关系不平衡所导致的结果。武装冲突不仅加剧了地区和一些国家的人道主义灾难，也给当地 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阻力，从统计中我们不难发现，近些年来，一些武装冲突主要发生在亚洲和非洲，而这一地区也是最不发达国家最多的地区。因此，防止冲突、珍爱和平应该成为这些地区和国家必须清晰认识到的一个重大问题。
其次，军控与防扩散领域问题依旧，热度不减，一些问题欲彻底解决希望渺茫。
军控领域，2010年呈现出军火贸易购销两旺的局面，亚洲成为全球最大的买家，而美国依旧保持着军售的“霸主”地位。军售一直是一些大国赚取高额利润和保持 政治影响的手段之一。在2010年的军火贸易中最吸引世界眼球的是10月20日美国宣布将向沙特出售600亿美元军火，这一军售项目成为美国军售历史上价值最大的一单。尽管美国一再声称，其军售是为了维护地区的稳定，但是，这种“逆裁军”现象的出现，深刻反映出利己主义安全思维的惯性依然存在，以至于“安全困境”的进一步恶化。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建立起实质性的地区安全合作保障体系，使得该地区固有的复杂矛盾诸如领土纠纷等问题找不到有效的解决途径”，转而期待运用军事手段加以解决的可能性增大，为防范可能遭受的军事打击，一些国家对军火的需求量不断攀升。就此，我们也许可以断言，“安全困境”是军火贸易的最大推手，而军火贸易又加剧了“安全困境”。在防扩散领域，尽管美俄两个核大国在削减核武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为代表的军控与防扩散领域的问题仍旧牵动着国际 社会的神经。继2009年在核燃料交换问题上的僵持，伊朗以一贯的“太极”风格与大国博弈，任凭新的军事威胁或联合国制裁，以不变应万变，继续按着既定目标 发展自身核能建设并有所进展。朝鲜核问题由于已经进行过两次核试验，变得更为复杂，朝鲜不仅进行深度核开发，还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其有核国家的地位，甚至高调推出“以核治核”政策，他们认为“历史证明我们的‘以核制核’政策是正确的”，特别是，“经过最近朝鲜半岛的紧张趋势后，我们更感受到了加强核遏制力的重要性”。可以设想，时至今日，伊朗核问题，特别是朝鲜核问题已几乎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朝鲜已将核威慑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选择且已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即便六方会谈重启，弃核问题理论上说也将成为“伪命题”。欲让朝鲜弃核，朝鲜必然以高额 经济援助或补偿为实质性回报以及世界范围内彻底销毁核武器为前提来进行谈判。试想，这样的谈判是否会有结果?因此，朝鲜核问题也许真的成为了一个死结。而伊核问题如果找不到有效的解决途径，同样也是个死结。受上述等因素的影响，2010年，世界各地军演不断，而亚太地区成为重要“舞台”。在众多军演中，既有以反恐、救灾、救生、转移战区居民、维和等以和平为目的的，也有以反潜、水雷、登陆、打击海上和空中目标等纯军事目的的。与一些国家和地区 组织旨在针对打击恐怖主义和救灾等具有积极意义的军事演习不同，另一些国家将军演的假想敌设定为具体国家，指向性十分明显，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并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第三，军事安全以外的多种安全威胁程度总体不减，一些领域继续深化，国际社会面对着更大的应对挑战。
在反恐领域，2010年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仍旧猖獗，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依然是恐怖主义袭击的高发区和反恐的主战场，北非地区成为新的关注点。国际恐怖主义的瘟疫般的扩散效应，正成为世界范围内反政府、反社会的一股逆流，任何国家都无法置之度外。而“本土化”和“业余化”恐怖分子实施的“微恐怖主义”袭击，美国反恐的“秘密战争”(Stealth War)，都将使“越反越恐”的怪圈继续扩大。国际恐怖主义依然是国际安全领域的重要关键词，打击恐怖主义实实在在地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日常性课题。在防止气候变化问题上，“气候外交”继续深化。继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没能取得实质性成果，2010年的坎昆气候大会尽管在减排目标和资金等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如何延续《京都议定书》的关键问题上，并未取得重大进展。“穷”、“富”国之间矛盾尖锐，“穷国”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减排与发展中寻找到平衡，如何在减排问题上实现公平和公正。这个关键问题不解决，再多的会议与协议(无约束力的)都无济于事。而拥有科技和资金优势的富国对科技和资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穷国在减排问题上展开围剿，更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其结果必然是，发达国家在富裕中享受蓝天，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则在疾苦中仰望蓝天。从2010年全球水资源和卫生状况上看，水危机的警报不仅依然没有解除，而且有所深化。一些国家如果不加以认真解决，滴水贵如油的时代也许很快到来，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为争夺水资源而引发军事冲突甚至全面战争的日子也许真的离我们不远了。
结论
人类文明随着科技进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但威胁国际安全的传统因素和非传统因素日益增多增多且复杂化，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衍生出种种问题和挑战。历经多年嬗变多极化格局的发展趋势已经明朗，大国关系正以新的模式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种非敌非友的模糊性很强的博弈关系，使得大国关系更加复杂微妙，对国际安全形势也产生了十分深刻且必将深远的影响。2010年，国际安全的各个领域均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和新挑战，一些地区因各自不同的问题或多或少地均出现令人担忧的局面，影响并制约着国际安全形势的稳定和国家的顺利发展。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给国际社会应对带来的挑战压力是巨大的，国际安全形势正处于一个变化快和应对难的痛苦演化的全新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