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与中国民主制度的研究

俞可平，浙江诸暨人，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2006年《北京日报》在争鸣版刊发他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后，随后被《学习时报》文摘版、人民网、新华网全文转载，一时洛阳纸贵，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中国最新政治风向标，视为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重大突破。《中国新闻周刊》认为他“将政治民主提上公共议程，打开一扇虚掩太久的窗”[1]、 是 “民主的思想推手”[2]。由此可见，近二十年来俞可平有关民主的研究取得较高的成果，并对政界、学术界以至国外产生颇大的影响。为此，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之际，对俞可平有关民主的研究进行梳理，对进一步促进民主研究及民主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俞可平对于民主的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特征：首先，俞可平对民主的诠释是建立在马克思的民主思想之上的。正如他在《马克思论民主的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和共同形式》所强调的那样：“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并没有离开人类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长河，正是因为马克思充分吸取了人类创造的一切民主政治的优秀成果，才使他实现了民主思想史上的革命性飞跃。”正是如此，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中俞可平认为民主包含六个方面：1，民主是个好东西, 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 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2，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 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3，民主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 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 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有内在的局限性;4，民主需要代价;5，民主是有条件的;6，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3]

其次，俞可平还引进当前西方有关民主研究的最新成果。当前西方，政治学家们开始把民主争论的重点从“人民”和“统治”本身逐渐转向“人民”与“统治”这两者的关系。一些人强调“人民”对于民主的意义，另一些人则强调“统治”对于民主的意义。强调“人民”的理论被称为“实质民主论”，而强调“统治”的理论被称为“程序民主论”。很显然，俞可平借鉴更多的是程序民主论，为此还专门把他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编辑成书，就取名为《民主与陀螺》，而且在许多场合多次强调：“民主就是主权在民，或人民是权力的主体。具体地说，民主是这样一种政治状态，在这种政治状态下，个人的权利得到了最大或者最充分的保护。它既是一种实体，又是一种程序。作为一种实体，民主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一部法律，一般是宪法，它规定这个国家的权力是属于人民的。人类成功的民主实践表明，民主通常只有在宪政条件下才能实现。民主不光具有实体的意义，而且同样也具有程序的意义，即必须有一整套实现民主的运行机制。所以我特别打一个比喻，民主就像陀螺，必须运转起来才有意义”[4]。而当现场观众问道：“‘民主是一个陀螺，要运转起来才有意义’，那么抽这个陀螺的鞭子拿在谁的手里?”时，他又确信的回答“人民群众自己和官员合起来，就是民主这个陀螺旋转的动力”。[5]在理解民主的基本内涵之后，俞可平进一步指出民主亟待厘清六个关系，分别是民主与法治、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民生、民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6]

最后，俞可平对民主研究还借鉴当前西方流行的治理理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兴起一种新的治理理论潮流，那就是善治。在当时，对于西方政治学界新起的“治理”理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治理与善治还是新的概念，甚至连统一的中文译名还没有。而在当时国内仅能发现的4篇从政治学角度研究治理和善治的文章中，有3篇是由俞可平撰写的。俞可平认为，人类的政治核心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善治已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他认为，“善治包含了传统的政治理想状态，如善政、仁政。但是它又超越了善政、仁政”。从此意义上，俞可平的善治理念并不排斥公民社会。那么善治与当今

世界普遍认可的民主、法治理念有什么关系?俞可平认为，“善治包含现代民主政治的大多数基本要素。同时，它超越了民主的范畴。民主需要法治、需要公民参与、需要透明和政府责任，所有这些也都是善治的基本要素。但是善治也包括了效率、稳定、公正、严谨等——这些也是有些人用来反对民主的要素。”可民主政治不包含效率、稳定、公正、严谨等这些政治目标，这是可以商榷的，或者说良好的民主政治与善政之间的区别并不那么明显。但俞可平还是强调，“善治与民主并不能等同，但善治确实能包含民主的诸多要素，从某种意义上，善治是民主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

当然，俞可平最为强调的是还是善治的超时空性。“在政治领域，很难有什么东西可以普遍认可，许多政治概念充满着争议和分歧，民主、人权等东西之间南辕北辙，甚至在中国学者内部也充满争议。善治的时空适应性就更大”。如果说善治是超时空性的，那么是可以超越民主政治(主要是西方式的民主宪政)直接到达善治，还是通过民主政治走向善治?对此，俞可平把视角引向国内。

二

对于民主在中国的重要性，在其《民主是共和生命》中就已强调：“民主不仅是党的生命，也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7]当然，由于民主它起源于西方，对中国来说是个泊来品，但是民主是个好东西，“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它的好还在于“民主政治是人类的普遍价值，有共同的要素。但是, 由于实现民主需要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可能极不相同，因而， 世界各国的民主都或多或少会带有自己的特征。”[8]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我们正在建设的民主，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优秀成果;但另一方面, 我们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

我们正在建设的民主，是既要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又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因此，要如何“发展民主是为了造福于我们伟大的人民，造福于我们伟大的国家”[10]。俞可平一方面坚持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中国民主化进程是一个增量的过程。罗马不可能一夜建成。“增量民主”是俞可平提出的一个概念。认为中国的民主发展将是一种“增量式”发展。中国的民主改革将以存量为基础，即以已经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经验为前提。发展民主政治的速度和力度，要与既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中国的民主政治将在渐进发展中有所突破，它不能离开先前的历史轨道，不可能发生整体的突变性改革，但在某些领域将不时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在他《增量民主与善治》中形象的比喻“中国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只是民主的还不彻底，就像一个水缸，它已经有了半缸水，现在只要不断地再增加‘民主的量’，把水缸装满就行了”。并对关于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俞可平解释如下：一、正在或者将要进行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即必须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二、这种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三、这种改革和发展在过程上是渐进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但非突变;四、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

因此，在中国的增量政治和增量民主改革中的“存量”与“增量”，俞可平认为“所谓存量，就是已经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经验。30年来，中国民主发展积累了可观的存量。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主要内容可归结为六个方面：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党内民主、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和政府改革。这些民主实践，给我们在观念和制度层面留下了财富。”[11]增量在俞可平认为则是：“第一，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掌握民主话语的主动权;加强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谋划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未来发展。第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努力做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第三，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是人民代表的选举、议事、决策和监督制度，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立法和监督机关的重要作用。第四，改革和完善人民政协制度，特别是政协委员的遴选、咨询和监督制度，更好发挥各级人民政协作为咨询和监督机关的重要作用。第五，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特别是在扩大党员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方面，应当有实质性的改革措施。第六，大力推进基层民主，特别是县乡两级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方面，应当有实质性的改革举措。第七，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若干关键环节，例如党政关系、权力监督、干部推选、党内选举、基层选举、政治透明、公民参与等方面，要有突破性的改革举措”。

用这样一种“存量”基础之上的“增量”来看待看待中国民主政治改革，俞可平很显然地认为中国民主政治改革将沿着三条路线稳步向前推进。第一，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推动全社会民主，是推进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第二，逐渐由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推进。一些重大的改革将通过基层试验，逐步向上推进。第三，由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人民在政治选择方面的自由程度将逐渐提高，竞争性选择的机会将日益增多。”

三

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诚如俞可平所强调的那样“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本为作为一个美好理想，在现实的“风吹雨打”当中往往会让步于现实，具体呈现在人们面前是一个“虚虚实实”混合体。时至今日，人们还在不停地追问，民主究竟是什么?但不管怎么追问，要民主已在世界各国达成共识，这也就是俞可平研究民主问题的最大现实意义。当然，俞可平有关民主的研究存在许多的不足与理论缺陷，就像学术界一直对俞可平所追问的 “提出增量民主意义有多大?”“如何实现增量民主，其途径方法何在?”一样，争论仍在继续，研究也在进行。但不管怎样，正如俞可平的比喻：“民主是一个陀螺：它只有像陀螺那样运转起来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