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伤痕文学论文_浅谈伤痕文学论文
“伤痕文学”是一种回忆、揭露和控诉“文革”这十年给人们造成“伤痕”的文学潮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伤痕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有关伤痕文学论文篇一
《 农村伤疤与新伤痕文学 》
摘要：
现代性论述对农村与农民的苦难存在系统性漠视，从底层文学的写作对象主体到关注主因也主要起于城市底层，罗伟章对农村伤痕的呈现与“农村永存”的表现因此独具颠覆既定价值系统的深意，他原生态呈现出半资本时代的农村破产危机，并促发出对于现代性检讨的警号，这显现出新伤痕文学的意义。罗伟章作品最为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一是农村、农民工苦难卑微的生存状态，二是这些悲剧的日常必然化与无事的悲剧式的常态化，对这种严酷现实逻辑的凸现，使得罗伟章以新伤痕文学而与底层文学区别开来。在苦难体验与底层人格的复杂性探究上罗伟章与路遥传统接续。
关键词：罗伟章;农村; 底层文学;新伤痕文学
在底层文学的论述中，罗伟章尽管也时常被作为重要作家之一，但对其地位的重要度、其意义的独特价值并未深挖，而罗伟章本人也对当前评论中“底层文学作家”的简单归并并不认同。看来，从题材意义到写作理念，罗伟章的意义都大有可挖。
一如果农民不进城与“农村永存”
罗伟章为什么被忽视?这是因为当前的现代性文化价值模式中对农村根深蒂固的歧视。
从题材上看，罗伟章主要写了农村的破产境遇，农民工进城的流浪挣扎命运。但从底层文学的写作对象主体到关注主因则都在于城市底层，曹征路的《那儿》、《霓虹》等就因此引起关注，而这些显然都是对于城市工人阶级底层的关注。从底层文学写作的整体状态来说，这种关注多集中在具有现代性超前发展的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城市，这些具有窗口效应的地区也成为价值冲突和变迁最为敏锐的地方。而城市底层的另一主要群落则是进城的农民工，他们受关注的主因亦在于进城这一新生事物，但倘若他们不进城呢?那封闭、静默、停滞的农村，会具有引起热点关注的题材意义吗?在现代性论述中，农村实在不具有城市这样喧嚣、敏感的题材价值，农村成为被现代性遗忘和被抛弃的板块。对农民的苦难生存状态也已经漠视久矣，这并非个别的偶然，而是现代化体制中的系统性漠视。正是在这已成惯势的漠然格局中，罗伟章对农村伤痕的呈现与“农村永存”的泣血之情、泣血之思才独立一隅，独具颠覆既定价值系统的深意。
“农村永存”是对永恒家园的深情，它既是自然万物的家园，也是“善良永存”精神家园的坚守，“‘农村永存’所透发出的善意，哪里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它是对人类与万事万物荣辱与共的情怀的呼唤”①。然而这样的常识却要面对现实的灭顶之灾“农村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慢慢地消失了”。罗伟章清楚地看到“事实上，在把城市化进程当作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高低的现代社会，‘农村永存’早就蜕变成了一种观念”，他在深知文明大势之中，体味着这“泣血的呐喊”的悲凉，但他仍坚执“农村永存”的价值立场，坚持对农村伤痕的表现，对现代性价值系统和社会体制所导致的危机进行反思。
在以近代工业革命为突破和以工业化、商业化为支撑的近现代文明体系中，农村本就因为生产方式的僵滞而远远被抛在时代进步后面，尤其在以资本为王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农业和农村更因为生产效率和利润率的低下而成为现代化体系中的附庸成分，在思想文化系统中也无以提供革命性换代的动力资源。在20世纪中国现代性思想系统中，启蒙主义的德先生赛先生自然与农村绝缘，而算得上最重视农民的鲁迅先生也只是将他们视做启蒙的对象才具有意义，他们是蒙昧者、麻木者，是国民劣根性批判主体的承担者。无论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还是九十年代末期的新左派，均习惯性地无意识地忽视农民的力量与生存状态。在这个西方现代性主导价值系统中，惟有毛泽东所代表的本土化革命才是一个例外。在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农民才获得翻身的机会，蒙昧者变成了革命和新社会的主人翁，从小二黑、水生嫂，到梁生宝，这种健朗之气正是本土原生力量难得的焕发之机。从土地革命到合作化运动，再到包产到户，农村的每一次解放都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提供强力的推动。这并未能改变农村、农民的积弱局面，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农村新的二等公民生存秩序和身份自卑，即便本土情怀执着如毛泽东这样的伟大者，尚无法改变这一格局，可想其不得已的动力格局之复杂深邃了。农村发起的动力尽管惊人，但终难以持久，都很快衰竭。在8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向90年代后的“资本”主义体系转化中，农村迅速破败下去，农民工的大量进城正说明了农村生产濒于破产状态的严峻现实。罗伟章作品原生态地呈现出了农村的破产危机，并以沉痛的“警号”促发出对于反现代性检讨的紧迫性。从对农民的歧视到破产危机呈现，到必然性反思的召唤来说，罗伟章作品正具有鲜明的新伤痕文学的意义。有论者提出曹征路的《那儿》是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②那么罗伟章的《我们的路》、《故乡在远方》、《大嫂谣》、《河畔的女人》、《变脸》等作品则是农村、农民、农民工的伤痕文学，曹罗二人分别从工、农两个方面军构筑了新伤痕文学的基本格局，倘缺其一便难以理解新伤痕文学所以区别于泛泛的底层文学名称的根本理由。
二反浪漫的力量
底层文学目前一大倾向便是被商业文化所绑架，为了作品的戏剧性轰动效应，写作者往往以对苦难生活场景的猎奇、煽情而消解了苦难生活本身的严肃性，以过于虚构的偶然性消解了悲剧背后所体现生活的矛盾必然性，这也就是有论者所说的“‘底层叙事’为何转向浪漫主义?”③而回顾历史，在1928-1930年代的普罗文学论争中，主要也是针对“革命的浪漫蒂克”倾向而产生的回归现实主义之争。一个是商业的媚俗，一个是革命文化的概念化，但它们都以“浪漫”而扭曲了对严酷现实的真实性、严肃性观照。正是以对严酷现实逻辑的凸现，曹征路、罗伟章由此而以新伤痕文学与底层文学区别开来。
罗伟章作品最为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一是农村、农民工的苦难卑微的生存状态，二是这些悲剧的日常必然化，呈现出生活常态无事的悲剧。这也是罗伟章区别于眼下一般底层文学写作的最重要特征，他排除偶然性，排除浪漫主义的虚构和煽情，相反，替之以无可逃脱的必然，现实主义的日常真实，平静而又平淡的情感状态。在阅读罗伟章作品后，你会对农村、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不由自主地陷入深深的绝望，对于他们的未来沦入恐惧，对于造成这一切的社会根源感到深深的寒意。《我们的路》以除夕前大宝对是否返乡的踌躇而开端，他深知自己作为打工仔的卑微：“你不要看城市大得比天空还宽，城市里的工地到处都是，但城市不是你的，工地也不是你的，人家不要你，你就寸步难行。你的四周都是铜墙铁壁，你看不见光，也看不见路，你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条来城市里讨生活的可怜虫!”④他为了工钱不得不卑微地下跪，“那一次经历使我明白，人可以给天地跪，给父母跪，给自己尊敬的人跪，但是决不能给老板下跪。跪了一次，你的脊梁就再也直不起来了，你就只能爬着走路了，你就真的不是人了。”⑤然而，资本的无良在于它绝不会放弃血腥压榨那些一无所有的赤贫者、原始生产力劳动者的每一滴血汗：“我们站着干活，跪着做人，就是为了看到钱。可是老板依然不给我们发钱。”⑥城市实在是农民工痛苦和恐惧的地方，何况家园将荒芜不归?大宝从理智到情感都支撑着他坚定地回到了家乡。农村的景观是怎样的呢?“田野忧郁地静默着，因为缺人手，很多田地都抛荒了，田地里长着齐人高的茅草和干枯的野蒿;星星点点劳作的人们，无声无息地蹲在瘦瘠的土地上。他们都是老人，或者身心交瘁的妇女，也有十来岁的孩子。他们的动作都很迟缓，仿佛土地上活着的伤疤。这就是我的故乡。”⑦魂牵梦萦、筋骨连接的故乡就在眼前，然而它是何等的破败，破落的伤痛先且搁在那里吧，毕竟这里还有人间至爱所在，家乡、亲情治疗了他的情感孤寂。然而，城里是一个地狱，家乡却是另一个地狱，家人亲情只是逃避城市恐惧症的短效止痛膏和迷幻剂，药效的迷幻被现实飞快地击退，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恐慌地逃离城市，但又立即坠入到乡村这另一个地狱： 银花在塄坎底下掏深藏于土地中的虫子，金花撅着屁股，在一心一意地劳作，我的心里却像猫抓一样难受。我想该怎么办呢，如果我留在家里，又凭什么挣钱呢?这片土地能够提供的最大资源，也就是让我们不再挨饿，要谈到别的，比如修一修房屋，供孩子读书，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何况还有欠账呢。……
我左顾右盼，前思后想，觉得惟一的出路，就是再次离开这片亲切而又贫瘠的土地。
漂泊异乡的孤独感立即潮水一般淹没了我……⑧
从没出过门的时候，总以为外面的钱容易挣，真的走出去，又想家，觉得家乡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最让人踏实的地方，觉得金窝银窝都比不上自己的狗窝，可是一回到家里，马上又感到不是这么回事了。你在城市找不到尊严和自由，家乡就能够给予你吗?连耕牛也买不上，连付孩子读小学的费用也感到吃力，还有什么尊严和自由可言?⑨
城市伤害着我们，农村伤害着我们。从城市恐慌地逃离，从农村再次恐慌地逃离;农村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发疯似地扑回它怀里，然而我们再次绝望地逃离;城市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恐惧地冲向它的巨掌，期盼着再次逃离。这就是我们的路。这就是我们的无路。而这无路正是我们不得不走和正在走着的路。在这里，一连串经典的表述和类比涌上心头，大宝、春妹的沦落如同老舍的《月牙儿》，如同沈从文的《丈夫》，《赶街》中饿毙的杨兴顺如同“卖火柴的小女孩”善良无助，情感平淡而又汹涌，平淡为其常态和必然性，汹涌则为其存在状态的惨烈性。在城乡间的逃离奔徙犹如鲁迅的“彷徨于无地”，如同绝望与反抗绝望。谁之罪?我控诉!新伤痕作品即便再伏低姿态，也无法逃避和不得不面对这两句话。在这无路之中，妻子、女儿那卑微又伤痕累累的亲情，大宝、春妹等工友、乡邻间底层人的同情，成为抵挡外界伤害的仅有暖意，那些最柔软的地方，最能一遍一遍温暖人，却也最容易被一遍又一遍地伤害、刺痛。最拒绝煽情的作品却最令人痛不欲生，这就是简单的力量。
如果说《我们的路》、《大嫂谣》都以纯原生的呻吟和吟唱来表达着卑微者千篇一律的挣扎的话，那么，《故乡在远方》则奏出了变调。同样是好人的叙事，但《我们的路》、《大嫂谣》、《河边的女人》是好人的善的悲剧，同样是好人之无出路的叙事，《故乡在远方》则是好人为恶的悲剧。从技艺高超、善的起点出发的陈贵春，他对同出于善的起点的同村好朋友张恩品成了恶人而惊诧和拒斥：“不，不可能，绝不可能!陈贵春近乎歇斯底里地喊道，恩品心肠那么好，绝对做不出这些事来，你们说的张恩品一定不是我们村的张恩品!”⑩正因为善恶易位，故而他由寻找张恩品变为逃避张恩品。然而随着陈贵春在城市的生存遭际，任何廉价的巧合、乐观都被现实所压碎，善的陈贵春终于不得不认同了恩品的路：“饥饿和愤怒使他忘记了女儿，饥饿和愤怒使他变成了一个暴徒。”B11在善的路径上分手的兄弟终于在恶的路径上再次认同了，由把自己吓住的言不由衷到“他再次叫了一声：恩品，我的好兄弟!”他终于认同了恶的选择。从张恩品到陈贵春的前赴后继来看，被资本扭曲的城市已经成为恶的温床和催生者。然而，这样扭曲的逻辑和危机尚没有被城里人习惯的傲慢所警觉，从结果来看，城里人的排斥和质问是有道理的：“你们这些来打工的……该怎么说呢，城市收容了你们，你们就该对得起城市，可是都干了些什么?偷盗，抢劫，强奸，杀人!你们这些民工到底在想什么!”B12然而从罗伟章的叙事中，我们必须追问的是城市想干什么?正在干什么?无论善人、恶人，都在抵挡着在一步步不可遏止的命运下滑中展示出的悲剧的必然性，这就由此上升到社会悲剧，并从大宝、陈贵春这些具有高贵气质的人身上看到了性格悲剧、命运悲剧等的混合结果。
《变脸》则叙述着另一种善恶转化。如果说陈贵春是被动的恶，那包工头陈太学就是主动的恶了。曾经善良诚实的陈太学怎样在权力和利益面前卑微求生，又怎样一步一步变脸为凶恶的“老板”，这一过程中的细腻入微让我们对那贪官张保国、恶商陈太学一步一步的下滑都深深地理解和同情起来，理解的不是个人，而是制造恶的规律。“他已经有意识地在让自己的心硬起来。人身上的任何一部分，都是可以变硬的，包括心。他基本上不再想冉老头和沈志国了，即便想起来，也没多少特殊的感觉。”“想到这点，陈太学几乎有些同情张保国了我给他当孙子，他又给别人当孙子，就跟狼吃羊、羊又吃草没啥区别。娘的，这世上谁都不好过。认识到这一点，陈太学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让自己的心变成石头了。”B13好人为恶，有恶自内生，有恶自外生。好人之无出路到好人之扭曲、变坏，坏人之不坏，坏人之善良与坏人之不得已，都以真实、真诚的态度写来。罗伟章对“善恶转化的悖论”B14既淋漓尽致地展现，充分理解其复杂性，又对恶滋生的环境进行深刻的揭示和批判，罗伟章的创作由此进入到更为深刻的人道主义价值境界。
在其教育题材中，《哪里是天堂》中的孙老师由学生爱戴的孙大爷变成开家庭食店的奸商“孙老板”，每一步的滑落与灵魂挣扎都展现得细致入微，《奸细》、长篇小说《磨尖掐尖》中的优秀老师火箭班班主任如何一步步滑向出卖学生的“奸细”，刻画同样细腻。在这些善的起点向恶的滑行中，可谓每一个步骤都有一个挣扎的声音在伴奏：“这不怪我呀!”“我实在没有办法呀，我都是被逼的呀!”意志顽强的抵抗与一步步无可遏止的命运下滑，这是对悲剧必然性的揭示和深切同情，正因为如此，罗伟章对善恶良知的人性挖掘深刻，对社会的沉疴积弊也针砭分明。由此产生的甚至是对于拯救的绝望，在这人人卑微置身的境地之中，靠谁来拯救呢?想到拯救只会陷入更深的无望之中。
与题材上的农村、农民工意义，内容上的善恶转化的反浪漫力量相应，在具体写法上，咏叹调和众声奏鸣的方式成为罗伟章的法宝，而这两者在其长篇小说《不必惊讶》中达到了个人的高峰。咏叹调具有歌谣的特征，反复吟咏、咏唱，从内容到语调都显单调、简单，然而同时却又扎实丰厚，情感深沉，因为生活底色的厚实、生存时间的悠远，令咏叹调的低音如同丧歌般绕梁不绝，对灵魂的穿透力极其雄浑凄厉。在《不必惊讶》中，作家更直接以不同角色人物的直抒胸臆和自我辩护形式而形成了宏伟歌剧的形式。每个角色都要把自己的歪理讲通，还讲得情深意浓，引人同情，引人信服，引人自叹自怜。各人有各人的生存哲学，这种哲学无所谓好，无所谓坏，但都是在生活的磨盘中挤压出来的，那每一个动作都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每个人都是一个挣扎者，每个人也都是一个哲学家。正因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哲学家，都是值得同情的命运的受害者，因此，抱怨、指责、申辩、叹息、呻吟、诅咒，众声部卖力的吟唱，融入了生活本身，活拟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因此在我看来，《不必惊讶》堪称罗伟章目前最为成熟之作 三接过路遥的枪
在当代文学的谱系中，因为各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纯文学观的大行其道，路遥成为一个未被充分阐释和挖掘的精神资源。在罗伟章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其对于路遥资源的接续，对此，李敬泽也已指出过：“我断言罗伟章认真读过路遥，他一定曾为《人生》、《平凡的世界》所感动。他的写作上承路遥，属于中国现代以来那些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和问题场域。”B15梳理从路遥到罗伟章的文学创作谱系与脉络，正是梳理当代文学中农村精神谱系和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谱系，在这一精神迁延史与危机史的整理中，既是对于现代性体系的反思和拯救农村的呼唤，亦不排除以保守主义式民粹式执守来发掘传统精神家园的回归，来寻求疗治现代文明出走灵魂创伤的可能性。
从内容上看，罗伟章与路遥传统的接续性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苦难的体验，二是底层人格的复杂性。在苦难体验中，对于农村底层生活的艰辛现状、城乡交叉矛盾与人格伤痛，以及它对于个体的磨难与意志生长，这些是路遥作品最为纯粹也最为震撼读者的地方。在罗伟章作品中，苦难体验是其底色。在《不必惊讶》、《饥饿百年》、《姓冉的白云》、《骨肉》、《水》等作品中，一些细节反复出现，如母亲的能干与早逝;父亲为子读书借钱，三次摔岩;母逝后被人拆房子，后被大哥找干部“外交”解决;二哥体壮和读书能干;读书者将学校厨师同情赠予的肉带回家，一家人将已长毛的肉淘洗分吃等。这些不断重复的细节既构成苦难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提示着对苦难深刻的创伤性记忆，也提炼着一些基本的创作原型和创作心理模式。对此，罗伟章自陈：“大多数走上文学道路的人，生命里都留有一块伤疤，这块疤别人看不见，甚至写作者自己也看不见，但它活着，它不断提醒你去舔食初始的疼痛，不断挑战你的尊严。你不能不管它，你得面对它，当你倾吐出来，形成文字，就是表达。”B16“我想，大多数中文学之‘毒’的人，都因为事先喝了苦水，生活逼使他把苦水吐出来，形成文字，就是表达。”罗伟章详细历数了他的那些“伤疤”和“苦难”B17，而这些正是笔者前面所举的那些反复重复的细节。对于这些个体最深刻最独特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的忠诚，罗伟章竟然化之为宿命感和使命感的表达：“我过着那样的童年，看到的是那样的人生，不写那些该我写的，你叫我写啥呢?”B18由此他奠定起“真实、真诚与迷恋”的基本写作原则：“文学是多元的，这话相当正确，但‘真情实感’、‘有血有肉’这些在创作中传统而又本质的词，永远不会过时;无论文学怎样发展，同情、悲悯、人文情怀、牺牲精神和苦难意识都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具有的高贵品质。”B19他以自嘲的口吻表达着对自己信念的坚定：“我的文学观念比较老土，我觉得，文学不是用来玩的，文学必须有所担当，从事文学的人，应该具有使命感。”B20“我在写作上起步很晚，文学观念也比较陈旧，信奉‘文学是人学’，注重写作者灵魂的质地与心灵的纯洁。好小说必须是有意思的小说。我在写人物时注重挖掘他潜藏的美好品质，哪怕写一个坏人，也要写得令人心疼。”B21对于以上原则，罗伟章有许多个人的表述，如“连血带骨的人生故事”B22，“我不是在说谎”B23等，对于写作这个真实、真诚的行当，罗伟章以普通劳动者的普通平凡自居，以“父亲砍柴，我写作”B24自解，这些类似的表述在路遥那里也屡屡可闻。究竟是纯文学的技术试验还是扎根生活的灵魂真实更具长久生命力呢?从路遥到罗伟章的信仰坚守这一文学创作精神谱系被文坛漠视，所显现出的不光是他们坚守的可贵可敬，亦突兀地展示着对文坛精神危机进行反思和价值调整的迫切性。相比路遥在80年代文学创作观念革命的方兴未艾所掀起的狂潮中其信仰坚守的苦寂，罗伟章在新世纪文坛已陷入纯文学、后现代主义、商业主义的多重危机和底层文学兴起的背景下登上文坛，其价值申张已是逢时得多了。
支撑罗伟章人物与苦难搏斗的源泉一是原始生命力的顽与韧，另一则是来自于人间爱、善的温暖与扶助，这些正是前已提及的他所表述的迷恋的对象：“无论文学怎样发展，同情、悲悯、人文情怀、牺牲精神和苦难意识都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具有的高贵品质。”B25而这些高贵的迷恋对象在罗伟章系统中呈现出独特的柔性审美文化心理和表述风格。如果说路遥作品最为动人的形象是那些坚韧的男性主人公，马建强(《在困难的日子里》)、孙少平(《平凡的世界》)为其典型，这也为路遥作品奠定了更为鲜明的阳刚之气，那么，与之不同，在罗伟章作品中则多为母亲、妻子等女性主人公的坚韧、善良、博爱来作为担当苦难的主心骨。不光在具体的故事内容的设置上如此，甚至在文章叙述语式上的咏叹调形式、絮叨自述、“谣”体形式等也更多体现出女性的感性化、口语化等言语风格，这使得罗伟章作品更多表现出一种柔婉低沉的阴柔气质。比如《那个人》一开头的讲述便是：“我给你说，那个人就是我家乡的。我跟他还住一个村庄。村里八九十号人，挤在两层院落里。我住在东院，那个人住在西院。……”多么朴实的语言方式，完全是农民絮叨的言谈口吻，典型的民间化、口语化叙述模式。罗伟章自己也坦率地表白这种女性选择：“在我的小说里，特别是中短篇小说里，有一大半是以女性为主人公的。这几乎是一种不自觉的选择。”这种选择背后的核心在于“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始终坚信，只有通过爱才能够理解，也只有通过爱才能够整顿，女性恰恰以她们天然的单纯(真正的善都是单纯的)，帮助我们达成理解世界和整顿世界的愿望。”B26女性是爱的化身、自我牺牲精神的化身。“作为男性，我觉得，这种了不起的自我牺牲精神，首先是从女性那里孕育并发展起来的。女性是柔软的化身，最容易感受疼痛，疼痛的开始，也就是爱的开始;疼痛之后的坚韧、执着和勇于担当(我得承认，在这方面，女性往往比男性做得更好)，又是奉献的开始。”B27疼痛、柔软、爱、牺牲，这些成为承担苦难生活与恶的世界的理由和拯救的期待。“正因此，我歌唱女性。我对女性的歌唱，也就是对爱的歌唱。”B28罗伟章的歌唱女性，甚至他笔下诸如大宝、孙永安、杨同光(《潜伏期》)、徐瑞星(《奸细》)、费振钟(《磨尖掐尖》)等男人们也都面对苦难表现出这种坚韧承受的“母性”气质。罗伟章作品的柔性叙事不光具有其个人风格意义，它也表露着通往时代共性的特殊价值。这种女性气质是新伤痕文学的基本特征，是随波逐流者无可奈何的容忍和呻吟，是感性泛滥领先于理性思辨的生活流，是被动承受与主动行动和改造的区别。当然，从其他角度上来说，也有北方阳刚与南方阴柔的地域文化之别，亦有北方男性雄伟与南方女人强悍的民风之别。但更有价值的意义在于，我们应看到，这也正是目前新伤痕文学对于现实困境无解，更多被动呼应，缺乏行动方案，亦缺乏行动立场所选择的一种暂时的美学承载形式，是犹豫与暧昧性的暂时的美学承载形式。 除了苦难主题、爱主题，罗伟章对路遥传统的接续和超越，还在于对底层人格复杂性的探索。《我的同学陈少左》B29可看做是《人生》的新世纪版。陈少左具有《在困难的日子里》马建强那种类似的求学艰苦生活，但陈少左跳脱“农皮”的手段和质变却比高加林更加坚定和出格，与高加林依附于官僚体制的片刻成功相比，陈少左则更多对于资本的拥抱，如果说高加林是一个中国版的新时代于连，那陈少左则可以说是售卖灵魂给梅菲斯特的侏儒版浮士德。他们的善恶判断是不同的，高加林所为不过是始乱终弃的道德问题，而陈少左则完全投向恶的怀抱。他们身处的生活圈子背景也差别显著，《人生》中尚有德顺爷爷等传统道德力量的厚重根基，而罗伟章作品中则面临着道德的崩溃，人心何止早已不古，甚至道德的崩溃与社会秩序的崩溃是相互推动的，这样的废墟就是必然不可避免的了。这种颓唐之气弥漫在《哪里是天堂》之老板老师、《奸细》之奸细老师、《最后一课》之跛子老师等系列人物身上。颓唐气和痛惜感亦是新伤痕文学的基本气味。
与底层文学的繁复热闹、“浪漫主义”式虚构偶然相比，新伤痕文学以简单、反浪漫的力量直切生活的必然规律;与底层文学的商业文化气息消解掉思想的严肃性从而显得没心没肺相比，新伤痕文学以深广的忧愤承载着人民所有的苦水。但新伤痕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它更多是对现实的原生呈现，顶多以跪着的造反姿态表达对拯救的渴望，而“新左翼文学”其旨则更直接地指向于以阶级和对抗为特征的行动哲学，因而，新伤痕文学不是新左翼文学，在未来它不排除有硬化为对抗性文学的可能，但现在，它仍是体制内的文学，还寄望于这种柔弱者的阴柔泣诉和挣扎，寄望于“观民风者”拯救的降临。当社会支配力量陷入暴力集团和利益集团的结合时，社会共识的分裂、信仰纽带的崩溃成为必然的现象，而此时，底层的信仰将显得多么幼稚和卑微，然而，最后真正能立得起来的，也许就是靠了这些爱的、善的信念的挣扎、坚守，以及重塑。在解构和游戏的狂潮中，要提及信仰这样的词汇，或许是要遭人讥笑的，但路遥、罗伟章们保守主义信仰的个人坚守或许在以一个不合拍的倔强姿势提醒和预示着信仰重建的可能性吧，而半封建半资本时代的伤痕与拯救，这正是罗伟章的基本意义，也是新伤痕文学的意义。
注释：
①罗伟章：《农村永存》，《天涯》2004年第3期。
②吴正毅、旷新年：《<那儿>：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
③牛学智：《“底层叙事”为何转向浪漫主义?》，《文学自由谈》2008年第6期。
④⑤⑥⑦⑧⑨罗伟章：《我们的路》，《我们的成长》，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第131页，第131页，第138页，第169页，第179页。
⑩B11B12罗伟章：《故乡在远方》，《我们的成长》，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第234页，第222页。
B13罗伟章：《变脸》，《人民文学》2006年第3期。
B14曹万生：《善与恶的悖论读罗伟章小说》，《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B15李敬泽：《罗伟章之信念》，《当代文坛》2006年第6期。
B16B18转引自傅小平《罗伟章：为心灵找到通向自由的路径》，《文学报》，2007年3月1日。
B17罗伟章自述：“我六岁就死了母亲，母亲没死几天，别人就拆了我家的房子，说地基是他祖上的。那时候我妹只有两三个月大，虽然乡亲们把本就不充足的奶水喂她一点，但毕竟吃不饱，而且嗅不到母亲的气息，醒来就哭，哭累了就睡。那种哭声至今还常常刺痛我的神经。母亲是个能干人，她去世前，父亲里外不管，她这一走，所有的担子都扔给了父亲。父亲领着一家人，把日子一步一步地扛。那时候农民的主要任务是保命，一般不太重视读书，但父亲硬是让我念了大学，为给我借钱，父亲神思恍惚，曾三次摔下数丈高的悬崖，虽都幸免于难，但每次都在床上呻吟一二月之久。父亲的勤劳、执著和坚韧，是我一生的榜样。活到现在，我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是念初中的时候厨房一个认识我的师傅见我终年吃不上肉，便偷偷把一份烧白扣进了我碗里，我舍不得吃，把肉刨出来锁进木箱，要给父亲带回去;那是春末的一个星期三，我们要星期天才能回家，肉身上长了很深的白毛，父亲用开水把白毛洗去，流着眼泪，一绺一绺地撕下来，分给我的兄弟姐妹们吃。”李永康：《罗伟章访谈录》，小小说作家网。
B19B20B25罗伟章：《真实、真诚与迷恋》，《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4期。
B21罗勇：《把脉鼓劲 催生精品四川青年作家、学者小说创作对话会侧记》，《当代文坛》2005年第1期。
B22罗伟章：《连血带骨的人生故事》，《文学自由谈》2010年第4期。
B23罗伟章：《我不是在说谎(创作谈)》，《四川文学》2006年第4期。
B24罗伟章：《父亲砍柴，我写作》，《青年文学》2010年第1期。
B26B27B28罗伟章：《我为什么歌唱女性》，《红岩》2006年第4期。
B29罗伟章：《我的同学陈少左》，《青年文学》2004年第1期。
有关伤痕文学论文篇二
《 试论伤痕文学创作的美学特征 》
摘要：伤痕文学是文革结束后的一个特殊的文学流派，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忠实地反映了 “受伤的一代”的心声，在作品中抒发了埋藏在人民心底已久的悲愤与狂喜。伤痕文学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本文以张贤亮的作品为例，透过其小说结构所显示出来的理性思考和内在感情心理的离合关系，阐明其小说丰富的美学内涵。
关键词：伤痕文学;张贤亮;美学;特征
文学是一门艺术，它是人对于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有学者认为，没有物质的生存方式，文学与人是相互不能摆脱和逃避的，这也意味着文学与社会与人类的文化、文明相互不能摆脱。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离不开文化。“在文化的存在方式里，文学无疑是与人联系最紧密的方式之一。它同音乐、美术、建筑等一样，直接与人最深层的思想、感情、个性、气质等连接在一起。”正是由于文学与人的这种关系，它才可能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中永不衰竭。可以说，这是文学永恒魅力的根本所在。而特定时期的文学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伤痕文学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带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烙印。伤痕文学的作家在人民群众中找到了点燃自己心灵的火种，高擎时代的旗帜，写下大批反映“受伤的一代”思想的作品。正是这个时代的印痕拨动了千百万人的心弦，作品中的主人公才在人们心目中引起了空前的反响，那个时期的各个阶层、各种文化背景、各年龄层次的人都是伤痕文学的忠实读者。对中国的文学史而言，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伤痕文学并非神圣，作为刚刚从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文学样式，在很多方面存在着许多的固有缺陷，但它所体现出的艺术价值、美学特质却是应该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的。
一、伤痕文学产生的背景原因
文革时期以及文革结束后的社会发展无疑是伤痕文学产生的最大背景。有些学者认为伤痕文学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它是时代变化的产物。本文对此不敢苟同，文革的性质政府定性为一场内乱，其实不然，它是对于人民民主权利和人性的肆意践踏，众多的人们(包括知识分子)在忠实的坚信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同时，却要忍受来自于其强加于已的莫须有的屈辱，由此在人们心中造成彷徨、苦闷、犹豫、不解等等，文革中所经历的苦难，所引起的思索，就成为整个一个时代的心声，而伤痕文学应运而生。自“伤痕文学”第一人卢新华的《伤痕》一文发表后，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1979年)《牧马人》(1980)、郑义的《枫》(1979)、张贤亮的《灵与肉》(1981)、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1981)、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0)、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1981)等等一系列的伤痕文学纷纷面世，带给当时的人们一股别样的思想冲击。
1976年文革结束，国家面临着百业待新，面对着新时期的曙光，众多文学作者的反应是积极的。他们不回避文革时的问题，不怕揭露生活中的矛盾，伤痕文学作品均以反映特定历史阶段源于政治谬误导致的个人的不幸遭遇、以及表现个人内心的情感创伤为主要内容，表现荒谬的“文革”政治对国民精神的愚弄、理性被放逐的现实，表现个人的追求、理想被极端的政治所吞噬，表现最基本的人伦情感――爱情、亲情被荒谬的政治扭曲的痛苦的情绪记忆。但与此同时又坚信一切会更好，明天必定是光明的，这一点表现在许多伤痕文学的结尾处。对于一个倍受蹂恁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在那时还表现出积极向上的乐观思想实属不易。而中国广大的读者，正是从阅读中找到了自己坚强的理由和赖以维持这份坚强的信心。这也正是伤痕文学的时代价值之所在。
二、对于人性原始美的深刻挖掘
文革与其说是一场内乱，不如说是对于人性的完全否定。因此，张贤亮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提倡人性的质朴美，呼唤人类美好道德的回归。在他创作的作品中，我们也会隐约看到他的人生经历。早在1957年，张贤亮21岁的时候，在《延河》发表了抒情长诗《大风歌》。不料，长诗的发表非但没有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条件，而是带给他可怕的厄运。他被错划为右派。从此，他开始了从1958年到1967年的艰苦的体力劳动。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他经历了肉体和心灵的交替变化，他“被剥夺了爱与被爱的权利”，内心承受了常人无法体会的痛楚。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生活的信心，他说，“劳动人民给我的抚慰，祖国自然山川给我的熏陶，体力劳动给我的锻炼，始终像暗洞中的钟乳石上滴下的水珠，一滴一滴地滋润着我的心田，我正是凭粉这些才幸存下来的”，“而孤独悲凉的心，对那一闪即逝的沮情，对那若即若离的同情，对那似晦似明的怜悯，感受却特别敏锐，长期在底层生活，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种种来自劳动人民的温情、同情和怜悯，以及劳动者粗犷的原始的内心美”正是在底层的十八年，使他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深刻的体味。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他更加成熟，开始理性思考人生，开始寻找活下去的理由。最终他找到了，小说《灵与肉》就是他生活信心的源泉。《灵与肉》讲述了20世纪50―70年代的政治风暴中，知识青年许灵均因家庭出身被打成右派，一度沮丧绝望，后来在农场牧民和妻子的帮扶鼓舞下，最终重塑自我、感悟人生的故事。这是一个饱含酸楚血泪、无可奈何而又不乏温馨甜蜜、光明灿烂的励志故事，它肯定了知识分子在人生重厄下直面困苦、艰难生存的毅力和勇气，揭示了知识分子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与劳动人民的鱼水结合，赞美了祁连山下牧民们的纯朴热情品质和宽厚善良胸怀。
在小说《灵与肉》中，有这样一段对“棕色马”的描写：
他看见一匹棕色马掀动着肥厚的嘴唇在他头边寻找槽底的稻粒。一会儿，棕色马也发现了他。但它并不惊惧，反而侧过头来用湿漉漉的鼻子嗅他的头，用软乎乎的嘴唇擦他的脸。这种抚慰使他的心颤抖了。他突然抱着长长的、瘦骨嶙峋的马头痛哭失声，把眼泪抹在它棕色的鬃毛上。
这一段描写令许多读者为之动容，试想一下，一个被错划成“右派”的人，无依无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直到他绝望的时候，“棕色马”却给了他温暖，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本文作者认为，这一段其实是作者在控诉，在拷问：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哪去了?人性美哪去了?人还不如一匹马吗?
其实，人们的那原始的美德并没有丢，作者在以下对于妻子秀芝，农场牧民的描述就在宣扬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将《灵与肉》改编成电影《牧马人》的谢晋导演最能体会这样一种感情。影片的开头就是《敕勒川》音乐或曲子在影片中不时地响起，给整部影片营造了一种辽阔、悠远、苍茫的意境，形成了一种让人向往的淳朴、浑厚与亲切的氛围。秀芝送许灵均去北京一直送到了县城，看着汽车远去，她背起儿子在汽车扬起的尘土中追赶着汽车;丈夫归来，她又背起儿子奔向最亲爱的人。当许灵均被宣布成为光荣的小学教师后，谢晋就迫不及待地让许灵均展露知识分子的特长，以高度哲理化的抒情言语来表现他对人生经历的反省总结、思索探讨，表达他对社会主义祖国、对美丽可爱的大自然、对纯朴善良的牧民们的感激与热爱之情，逾越了原作中的娓娓述说和细腻精到的议论抒情。影片结尾，许灵均回到牧场，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这里有我汗水浸过的土地，这里有我患难与共的亲友，这里有我相濡以沫的妻子，这里有我生命的根!”实现了知识分子热爱人民、服务人民的谢晋创作理念，达到了知识分子和爱国主义高度融合的创作设想，倒也契合了小说原作中表露的“在某些方面，在某些时候，感情要比理念更重要。而他这二十多年来，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正就是劳动者的情感”的思想内涵。
三、灵与肉的深刻探索
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张贤亮的另一代表性作品。它的主要内容是1967―1976年间章永麟与女囚犯黄香九的邂逅以及8年后在农场的婚变。在这部小说中他首次揭开了超越“动物本能”的神秘面纱，试着用一种更于生理本能的需求来反思历史，呼唤人类社会发展中所忽略的永恒价值。作者试着从人性的角度阐述人的本质以及人性的被扭曲、异化及还原，展示了对于理性的追求，信仰的重现与美好精神的回归。有学者认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一部精彩的，有着深刻的人生意蕴和很高哲理品位的优秀小说。它用惊人的艺术画面，表现了人性的矛盾与人生价值追求的复杂性。它的审美触角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真实发现和单纯的道德评判，而直接指向了人生价值的追求。” 这部小说对于人的原始性(动物本能)与人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作了很好的阐述。
小说的另一个亮点就是对于“性”的揭示。这是20世纪中国社会动荡无序的非常时期，章永麟在黑色囚衣包裹下，一切人生追求磨损殆尽，只剩下“动物性的生理要求”，但长期压抑，特别是长期的精神戕害，使他连“动物本能”也失去了，成了“废人”，劫难危及人体自身，使艰难的人生更添屈辱。章黄的结合在小说中完全是一种动物的本能行为。黄是只“矫健的雌兽”，章则只要是异性，“不管她是谁”。黄香久是农场职工，因“男女关系”问题劳教三年，结过两次婚，离过两次婚，生活目的粗俗却并不卑劣。与章永麟结婚后，她因章的性无能而怨恨、恼怒;对章不忠的事败露后，她自知理亏，常在絮叨中传递对章的关切之情;当章由“废人”变成“完人”后，黄怀着内疚之情主动地营造舒适的小家，对章的感情由同情而依恋。小说中赤裸裸如火如荼的情欲，也正是人高层次生命本能的需要。
其实在这部小说中，张贤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人到底是何物?在动物本能与人的社会价值之间，到底哪个是最重要的，而当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小说中肉体的需要让章永�对文明的作用进行了“价值重估”：“有思考能力的人靠思考生活，没有思考能力的人靠本能生活，但本能使人坚强，思考却使人软弱。”在这种强烈却原始的需求面前，章永�决定向黄香久求婚。在开口的那一瞬间，他对自己即将行动的爱情成分进行了审视、怀疑和否定：“可是，这里的爱情呢?有爱情吗?去他妈的吧，爱情被需求代替了!”显然，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张贤亮对贯穿《灵与肉》和《绿化树》的主题“让苦难改造灵魂”进行了彻底的解构――章永�在放纵欲望的同时任凭灵魂的堕落，他甚至感到了堕落的快感。
黄香久的淳朴的内心世界是可贵的，脸上洋溢的“很纯净的天真”和“超凡脱俗的光辉”，但在章永�的心目中，她仅仅是发泄情欲的工具，吸引他的仅仅是对她“立体感和肉质感”的身体探索。《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提到的：“被严峻的现实摧毁磨垮的人，大半是多愁、恋于儿女私情的人”，“人在困境和屈辱中需要自以为是和自高自大来持撑自己”。而女性在这里扮演的仅仅是救世主的角色。当黄香久利用自己的身体和爱情治愈了章永�的性无能的同时也就完成了她的使命。故此，故事的结尾，张贤亮借着她同曹学义的私通情节，让章永�以投身政治风暴、避免连累对方为由将她离弃了。在这个世界上，女人创造了男人，男人却割断了彼此血肉相连的精神脐带，并且以追求自由和人性解放这样崇高却虚伪的名义，迅速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天地。
参考文献：
[1]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A]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当代文学名著宝库[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杜。
[2]谢晋.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
[3]刘心武.《泪珠为何在睫毛上闪光――回忆我的少先队生活》，载《辅导员》1980年第5期。
[4]张贤亮.牧马人的灵与肉[A] 张贤亮.张贤亮选集第一卷[C]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5]易丹.断裂的世纪――论西方现代文学精神[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
[6]张贤亮.张贤亮选集(第三卷)[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7]《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有关有关伤痕文学论文推荐：
1.文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2.有关文学类毕业论文范文
3.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古代文学论文结语范文
5.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6.现当代文学方向论文
7.关于怀念朋友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