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域形意拳的形成和发展
山西形意拳的繁荣发展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与其所存在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影响山西形意拳发展的众多因素中，人文地理因素是一个基础条件。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是山西形意拳发展的基本保障。晋商文化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成为武术发展的最大驱动力。特殊的政治环境所形成的秘密会社是山西形意拳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下面是小编为专门您整理好的：山西地域形意拳的形成和发展。
山西地域形意拳的形成和发展
山西形意拳作为中华武术著名拳种之一，经过历代传人不断钻研、实践、总结、提高，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讲究以意领气、以气导力、意形二表，形意一体，通过对行与意的相互调节、内与外的相互作用达到体用兼修的功效。形意拳以三体式为基本功，以五行、十二形为基本拳法，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其拳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象形取意，取法为拳”，讲究“肢体形于外，心意成于中”。
近年来，在地域文化倍受社会关注的同时，山西地方史学研究、晋商研究成果也屡掀新潮，形意拳作为山西地域文化、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作用下的特殊产物，在地域文化发展过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此，本文通过对影响山西形意拳发展的人文社会因素进行分析，把形意拳的发展放入山西地域文化特定的生存环境中考察，以释读形意拳的发展成因和文化建构，以期扩大形意拳研究的视野，为山西形意拳的研究抛砖引玉。
山西地域形意拳的形成和发展1、 形意拳的起源与发展
形意拳脱胎于心意拳而自成体系，它讲究象其形，取其意，要求心意诚于中，肢体行于外，是非常注重内意和外形高度统一的拳术。目前关于形意拳的起源说法不一，有达摩创拳说、岳飞创拳说等等，这些说法都无从查考。目前相对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形意拳是从心意六合拳中衍化而生的，它的创始人是李洛能。李洛能曾学得姬际可这套心意六合拳，并在这套心意拳的基础上开创了著名的形意拳。李洛能在学成之后，在山西太谷边教学边研究拳艺，并在深入研究戴氏心意拳的基础上改革创新，创编了人的整体形态与思想意识高度统一的拳法形意拳。”[1]早期的形意拳健身、技击并重，拳法内容比较简单，动作强调刚柔变化，基本要领可概括为龙身、熊膀、鸡腿、鹰爪、虎抱头。后来，李洛能在理论上吸取了道家的养生及哲学观点，以“三体式”为基本架式，新编套路“杂式捶”，并创编对打套路“安身炮”等。这套新拳法简单易学、朴实明快，强调先发制人，着重力量与速度，深受人们的喜爱。
20世纪50年代以后，形意拳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事其理论研究的学者克服重重困难，查找历史文献，走访形意拳拳师，实事求是地在研究形意拳的历史源流，挖掘整理形意拳文献，阐述形意拳拳理、拳法，并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时至今日，形意拳已发展成为山西车派、宋派、戴氏、河北派、河南派等多种流派，并流传于世界各地。
山西地域形意拳的形成和发展2、 影响形意拳发展的人文社会因素分析
山西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文化培养了山西人质朴厚道、勤劳节约、勇武强悍的性格，形意拳也自然离不开山西这块哺育华夏文明的沃土。
2.1 人口裯密促进了形意拳的发展
山西形意拳的发展是以大量武术人口为基础的，而大量武术人口的形成又是有多种因素造成的。元末，战乱使中原地区受到了惨重的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而在山西情况却恰恰相反。明朝时，山西属于边境省份，在山西区域范围内发生过的战争较为频繁，但基本上所有的战争都局限于北部沿边地区，而腹地很少受到战争的影响。因此，作为一个受战争影响较少的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自然很快。
在上述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山西人口迅速增长，人均耕地面积逐渐减少。如明洪武中期，朱元璋推行皇册制度后正式披露了全国的人口数据：全国有人口59873305人，山西、北平各有人口 4030454人和1893403人。相比之下，人口总数上山西要比北平的两倍还要多，在人口密度上，山西为每平方公里27.52人，北平为每平方公里14.34人，山西人口密度比北平几乎高了一倍。[2]到清朝时，人口增长更快，人均土地不断减少。由于在农耕社会，土地是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而随着山西在不同时代人口逐年的增加，形成了人稠地少的局面，再加上晋商、镖局的发展又为学习形意拳的人提供了支持，从而鼓励了更多的农村人口加入习武行列。所以在此基础上，在山西地区形成了大量的武术人口，为形意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2 习武修德是形意奉的思想源泉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周初定晋以来，历经诸朝代，形成了独特的三晋文化。在这种特定时空条件下，山西人不可避免的形成了特有的性格特质。而山西人这些典型的性格特质对形意拳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山西人的性格特质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尧舜都定平阳，唐叔虞分封定晋，都为山西形意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样悠久深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潜移默化地使山西人形成了敦厚淳朴、礼让文雅、勇武强悍的性格，这种性格特质正是练习形意拳的必要条件。“艺无德而不立”是历代形意拳宗师乃至所有武学宗师常挂在嘴边的准则，“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修德”是拜师学艺的第一项内容。[3]由于武林重德，形意拳拳谱、家法开章明义地阐明武德，历代形意拳大师在择徒授艺之际，从来都是从天质、根骨和德行上苛求，要求形意拳的传承人要有高尚的武德。山西人的性格特质无疑是武德所要求的品质，既勇武强悍又礼让文雅，正是这种性格特质的影响，形意拳处处表现出习武修德的思想源泉。
山西地域形意拳的形成和发展3、 影响形意拳发展的地理因素分析
自然环境是形意拳发展最基本的影响因素。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大部分海拔在1000~2000米之间，又距北京仅数百里，像其游臂，素有用武之地。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山西人形成了山区人民的普遍性格，即淳朴厚道、勇武强悼。其次，社会环境是形意拳发展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山西地处华北，历来与北方游牧民族为邻，北部地区曾经几次经历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变化，北部强盛的游牧民族常常通过这里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由此形成了三晋文化民风淳朴、勇武强悍的特质。再次，由于战争的频繁，山西武将层出不穷，使得尚武精神得以延续，进而在整个社会蔓延，使其成为形意拳发展的动力。
/3.1 “表里山河”的地理特征促进了形意拳的发展
商业的发展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尺，明清时期商业已十分活跃，商品的交换离不开交通运输，而“表里山河”的山西因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交通运输存在一定的困难。在山西看似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上，可谓处处有艰险，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北限大漠，南界黄河，每一条道路上都布满了重重险障，“表里山河”就是山西地貌的真实写照。
明清时期，商帮无论由东南贩运茶叶、丝绸至蒙古或俄罗斯，还是从四川运出生漆和各种特产，所走多为偏僻艰险之路，在贩运过程中时常遭遇盗贼，习武便成为了商帮必不可少的生存技能;然而刀枪剑棍不便携带又容易暴露，所以山西形意拳便成为商帮镖局修炼的主要选择。由此，交通不便、路途险恶的地理环境促进了形意拳的发展。
3.2 “拱卫京师”之地为形意拳发展奠定基础
中国历史上大多建都于北方，唐朝以前，旨都主要在西安;五代以后，首都主要在北京。山西处在北京和西安之间，这种屡在首都附近的政治地理特点，使山西成为拱卫京师的兵家必争之地。
由于气候差异，长城一线是古代农耕和游牧的界线，是民族交往、融合的接触地带，也是民族冲突的主要场所。山西晋北一带就处在这一民族交汇的地区，成为军事布防的重地，也是战争频发的场所。一方面，频繁的战争必将使统治者对军事武术异常的重视，促使武术得到发展，同时这一地区的人们长期受到军事的影响，无形中形成了尚武的精神和刚毅的性格。另一方面，在战争频发的年代，当地百姓将不可避免地被召入伍，在军队当中接受军事武术的训练，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军队中部分接受了军事武术训练的士兵又返回故里，这样，人员的交流带动了武术的发展。正如温力教授曾在其著作中论述到：“军事武术的高度发达，为民间武术提供了更广泛的素材。”因此，军事武术促进了山西的地方性武术的发展，为山西形意拳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山西地域形意拳的形成和发展4、 晋商对形意拳发展的影响
4.1 晋商的繁荣维系着形意奉的发展
明清时期，平遥、祁县、太谷等地商铺林立，经营绸缎、茶叶和颜料等商品，钱庄、票号不计其数，资金雄厚，远近闻名。晋中平原腹地因商业颇盛，有“金太谷，银平遥，吃不完米面的榆次县”之说。大量的商家大户为习武者提供就业机会，习武者为晋商提供了安全保障，使其进一步广开财路。习武者平日里押镖、护院，闲暇时习武、练功，交流武艺，使形意拳进人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形意拳的发祥和发展，与山西票号的发源地祁县、太谷县有着密切关系，得到了晋商的鼓励与支持。
晋商在当时的全国对外贸易中独占鳌头，由于规模空前的商业经营，积累了大量的钱财，仅祁县乔家、太谷曹家、榆次常家的流动资金就达500万~1000万两白银，雄厚的财力为晋商从事国内、国际金融活动创造了条件。为满足商人汇兑的需要，晋商经营的钱庄、票号遍及全国，晋商经常外出经商跋涉千里，远行千里不毛之地，受尽常人不堪忍受之苦，更有突遭匪劫丢命之险，因此晋商为确保其商业的安全，十分重视武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形意拳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带动了保镖护院业的发展，使全国各地的武林高手涌向太谷，随着名手的增多，武术的切磋交流活动也频繁起来，无形中推动了形意拳技术水平的提高。
太谷形意拳的发展，一直受到当地富商的鼓励与支持。形意拳高手大多被祁县、太谷、平遥等地富商聘任为护院拳师，在富商的帮助下形意拳的理论研究更加完善，如太谷富商孟勃如出生在书香门第，精通史书，学识渊博，十分器重李洛能的武功和为人，待李洛能为座上宾，李洛能在孟家护院授艺的同时，也得到了孟勃如理论上的支持，孟氏为李洛能收徒提出了“三传，三义务，六不传”的武德规范，让大家共同遵守。“三传”为“为国为民者，尊师尊长者，作仁作义者，可传”;“三义务”为“维护正义，扶助贫弱，协助师友”;“六不传”为“欺师灭祖者，为非作歹者，忘恩负义者，害友欺名者，懒惰怯懦者，不传”，[5]使形意拳在传承的过程中，在理论上得到了一定的完善。
4.2 镖局业为形意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所谓镖局，就是从事商旅行路保镖事业的一种组织，镖局在山西商人活动的地方开设较多。[6]镖局的出现是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镖师们把“以镖护商、以商养武、以武交友、结友壮镖”立为宗旨。镖局是明清山西武术传播的重要途径，这种传播既有纵向的又有横向的，为山西形意拳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由于职业的需要，各镖局的镖师广交天下武林朋友，所以，这样就为形意拳的横向传播提供了条件。同时晋商商业活动在南方的发展，使镖局也扩展到了南方，由于南方多水的特点，压镖时常走水路，听以一些镖师们不仅能陆战，而且善于水战。长此以往，镖师们集南北武艺于一身，把所学的南北武艺得到了融合，在他们年老还乡后，广收门徒，传授武艺，使其毕生所学得到了传承，为山西形意拳的纵向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由此可见，镖局业的发展给予山西形意拳拳师一定的鼓励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形意拳发展的作用。
山西地域形意拳的形成和发展5、武术结社对形意拳发展的影响
明清时期是形意拳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同时又是武术结社传播最为频繁的时期。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在雅文中，仁是最高道德;而在俗文化中，由墨家思想演变而来的侠义被视为最高的道德;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类，成为民间结社的道德纽带。”所以在这些民间结社中往往是以武技为核心，其成员通过习拳练武与宗教结社相互结合，促进了形意拳在民间的传播，也使中华武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展。
在宿继光教授的著作中记载，清朝以弓马统一中国，为了维持统治，禁止民间私有兵器，也禁止民间传习武术。为了反抗和自卫，习拳练武与宗教结社相互结合，促进了武术的发展，也使形意拳得到广泛地发展。秘密结社为推动形意拳在民间的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结社在反抗民族歧视和压迫中，起到了组织群众、教育和训练武艺的作用，由于政治的需要，结社的组织、保护掩盖了习武活动，而习武活动也成为了清代秘密结社的主要活动形式，如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曾经烈火燎原般地燃烧了华北大地。虽然最后在帝国主义和晚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走向失败，但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人民的力量，它是清末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爱国运动。义和团在反帝爱国的同时，对形意拳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形意拳的后期发展提供了持续力量。其次，结社促进了形意拳的横向交流。随着全国各地结社组织的发展，武术活动也相应地得以传播，如1911年，李存义在天津创办北方最大的民间武术团体——中华武术会，李存义曾经在1900年到太谷，太谷形意拳大师车毅斋 先生传授其十二形拳、挨身炮等形意拳套路。1911年，在中华武术会中李存义亲任会长，并教授形意拳，为形意拳的传播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