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封信3篇
托尔斯泰是俄国作家、思想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下面是小编跟大家分享的给列夫托尔斯泰的信，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给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封信篇1
致列夫·托尔斯泰先生：
您好!
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息地向前滚动，但时光并不能阻隔两颗相印的心。
我拜读过您的两部巨著《复活》和《战争与和平》。您的一生坎坷不平，正如历史浪潮中的各位伟人。但是，您却没有失去前进的方向，一直为自身和人类的光明奋斗。《复活》中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正是您生活中的缩影，他是您手中的木偶，演绎着那一幕幕悲伤的往事。聂赫留朵夫的年少轻狂，曾受到贵族夫人的引诱，一步步被拉下所谓“贵族社会”的黑水。是的，您也正是如此，曾落入昏天黑地，万劫不复。
但是，伟人之所以被称为伟人，就是因为他能在深渊中播下希望的种子，能在利益面前毅然选择坚持。“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说的就是您。生来高贵的人格绝不允许您自甘堕落，于是您开始竭力摆脱这种生活，正如聂赫留朵夫，他身份显赫，却毅然选择了“真、善、美”，势必要迎娶被他夺去童真，却被他抛弃过的妓女，不惜要脱离上层社会!纵使世人皆反对，他也毅然要维护真理!这也是您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祝您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给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封信篇2
一颗伟大的灵魂，百年前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发出光焰，最精纯的光彩照耀我们的心灵。在十九世纪末阴霾重重的黄昏，它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它的目光足以心音并抚慰我们青少年的心灵。在法兰西，多少人认为他不止是一个受人爱戴的艺术家，而是一个朋友，最好的朋友，在全部欧罗巴艺术中唯一的真正的友人列夫托尔斯泰
在有暇之余，我翻开了《列夫托尔斯泰传》，从而来体会一下托尔斯泰的人生成长的艰辛历程。
托尔斯泰粗犷的脸又长又笨重，短发覆在前额，小小的眼睛，宽大的鼻子，往前突出的大唇，宽阔的耳朵，因为无法改变丑相，童年时倍感痛苦。他在一个叫卡赞的地方读书，成绩平庸，他是孤独的。
在他家庭的回忆中，好几个人为托尔斯泰采作他的《战争与和平》中的最特殊的典型人物：如他的外祖父，老亲王沃尔康斯基，叶卡捷娜二世时代专制的贵族代表;他的母亲，玛利亚公主，这温宛的丑妇人，生着美丽的眼睛，她的仁慈的光辉，照耀着《战争与和平》。
虽然对于他的父母，他是不大熟知的(他的母亲逝世时，他还未满一岁)，但是他至少还能保持若干关于父亲的回忆。这是一个和蔼的诙谐的人，眼睛显得忧郁，在他的城邑中过着独立不羁、毫无野心的生活;他父亲死时托尔斯泰才九岁。这一死，使他第一次懂得悲苦的现实，心中充满了绝望。
然而不知不觉中，他为少年的热情、强烈的情感和夸大的自尊心所驱使，以至这种追求完美的信念丧失了无功利观念的性质，变成了实用的性质与物质的了。他慢慢地也学会了放荡自己。最后，有一样东西救了他：那就是绝对的真诚、坦白和善良。
最终他以自己的努力而成了俄国作家，成为了“俄国的一面镜子”
影响我们成功的决不是环境，或者遭遇。而是我们是否能保持一颗坚强的心，一种不屈的信念。
列夫托尔斯泰简介
1.童年时期
托尔斯泰1岁半丧母，10岁丧父，他由家里的亲戚抚养成人。1844年他进入喀山大学学习法律与东方语言，但是从未取得学位。1847年他中断学习回到亚斯纳亚·博利尔纳(Ясная Поляна)晴园，希望经营晴园同时自行安排学业，他给贫苦农民送茅草，但随后就将大量时间花费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的社交场所中，终于欠下了一大笔赌债。1851年托尔斯泰和他的兄长一共前往高加索当兵，此时他可以尝试写作，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分析。1852年他参加了一场战斗，表现勇敢，且发表了小说《童年》，透过小主人翁单纯的内心世界的细腻描写，展示了一位聪颖、敏感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
1853年托尔斯泰读到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非常钦佩。1854年托尔斯泰被调往多瑙河战线，并参与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这段时间他继续分析自己的成长历程，写成了《少年》和《青年》成为研究他思想成长的重要资料。并将自己的战争经历写成《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发表之后很受欢迎，他开始在文学界小有名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都对他抱有很高希望。
1855年11月托尔斯泰离开军队回到圣彼得堡，这一段时间他很矛盾，他重新投入娱乐圈子，酗酒好赌，而同时他自己又清楚的觉得不能再如此，并对别人类似的行为大加挞伐。这种偏激的个性使得他很快不被文学圈子所容。最典型的就是他与屠格涅夫。屠格涅夫性情温和，使托尔斯泰对他抱有一种父辈的感情，非常赞赏他的天赋，希望他不要虚度光阴，认为如果他不浪费自己的天才的话将比任何人都有成就。青年的托尔斯泰有时候和对方相处很好，但是也常发生激烈的争吵，最终导致两人1861年的长达17年的决裂，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屠格涅夫令人厌烦……他才华横溢，但他就像一个依靠管道送水的喷泉，你始终担心他会很快断水枯竭。”
2.青年时代
托尔斯泰自幼就开始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5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中考试不及格，第二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痴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浓厚的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担任炮兵连长一职，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的落后的清晰认识。
对于19世纪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但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非常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并且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各国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等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必然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但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62年34岁的托尔斯泰与索菲亚·安德列耶芙娜·托尔斯塔娅结婚，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希布宁却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3.观点明确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 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 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4.晚年时期
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为自己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0月28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阳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在一个名叫“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贵族庄园。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能给所有人带来幸福的小绿棒的故事。托尔斯泰在喀山大学就读期间，对卢梭的学说产生过浓厚的兴趣。离开大学后，成为青年地主的托尔斯泰曾力图改善农民的生活，但却不被农民所理解。这段经历后来在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7)中得到了反映。
50年代，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入伍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处女作《童年》(1852)通过对小主人公伊尔倩耶夫的单纯而又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出色地表现了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聪颖、敏感、感情热烈，并爱作自我分析的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它与后来作家写就的《少年》和《青年》构成了自传三部曲。在高加索期间，托尔斯泰还发表了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小说，如《袭击》和《台球房记分员笔记》等。高加索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朴实的山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平民化思想也由此萌发。这在他后来完成的作品《哥萨克》中有清晰的反映。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曾在前线坚守一年。他为此写出了三篇总名为《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的特写，以严酷的真实抨击了畏敌如虎的贵族军官，赞美了普通士兵的爱国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退役回到家乡后，曾为农民子弟办学，后因沙皇政府干预，学校夭折。期间，他两次出国，并写下了《暴风雪》、《两个骠骑兵》、《卢塞恩》、《阿尔贝特》、《三死》、《家庭》、《幸福》和《波里库士卡》(1863)等小说。60-70年代，托尔斯泰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一流作家的声誉。
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世界观的激变。他否定了贵族阶级的生活，站到了宗法农民的一边。这时，他不仅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他写了不少民间故事和“人民戏剧”，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有长篇小说《复活》(1899)，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和《活尸》，中篇小说《霍尔斯托麦尔》、《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克莱采奏鸣曲》等。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作品。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玛丝洛娃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他，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聂赫留道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以及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如果说与聂赫留朵夫的重逢震颤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探索。玛丝洛娃形象已经越出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同时，《复活》也显示了托尔斯泰“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决心和彻底暴露旧世界的批判激情。小说对沙俄的法律、法庭、监狱，以及整个国家机器和官方教会，都给予了无情的抨击。为此，托尔斯泰遭到当局和教会的迫害，还被革除教籍。然而，托尔斯泰在人民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托尔斯泰晚年生活力求平民化，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完成了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和《舞会之后》等优秀作品。1910年，他在出走途中去世。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托尔斯泰的作品纵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茨威格的《三作家》中记述了他。
托尔斯泰五岁时，大哥尼古拉告诉他一个秘密。只要把这个秘密解开，世界上就不再有贫穷、疾病和仇恨。他又说这个秘密已经写在一根小绿棒上，绿棒就埋在小山涧旁的路边。这个小绿棒的故事，令五岁的托尔斯泰神往不已，找寻绿棒是托尔斯泰年幼时最热衷的冒险游戏。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传说中的绿棒，死后也是被安葬在那片树林里。
在托尔斯泰离家之前，他与妻子的决裂程度人人皆知。一天晚上，夫妻二人又闹不和。之后，托尔斯泰的妻子曾跪下恳求托尔斯泰为她再读一遍早年时代丈夫为自己创作的诗歌和散文，以找回当初的甜蜜，但是托尔斯泰当时已死了心。这位大作家在离家后不久便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