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主要事迹材料

2017-01-15

陈独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下面是小编跟大家分享的陈独秀主要事迹,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陈独秀个人履历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城北的一间小平房里。早年毕业于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1901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1905年创建安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 (后改名《新青年》),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学长(相当于系主任)。

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俗称“南陈北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选举产生)。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共产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百度百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

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毛泽东)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随便举个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党员,但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国民党取得了大权,而不是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19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因为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对此,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们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并在8月1日“反帝日”举行示威,而且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对于中共中央的做法,陈独秀专门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评,主张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日。为此,并鉴于陈独秀等人事实上根本反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共中央很快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决议》,192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49-555页。)中共中央明确认为,陈独秀等人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评陈独秀的信件》)”,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7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权,开始对共产主义理论进行反思。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1.革命初期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

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北京大学当时有文科、理科、法科,文科是北大三科中最重要的,当时北大不设副校长,在北大,文科学长是仅次于校长的重要职位)。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前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其后在中共二大、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中共四大、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主要负责人,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党的最高领袖。

2.革命后期

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除了来自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原因,他的右倾错误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

3.抗战时期

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市江津区)。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著作选编》等。

陈独秀的重要论述

个人思想

1.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未来世界,将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2.社会主义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根本目标是发展经济,使最大多数人民幸福。建设社会主义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马上废除私有制,初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

3.肯定“前期”苏俄,否定“后期”苏俄。斯大林在苏俄的恐怖专政,是苏俄制度造成而非个人品质问题;“任何独裁制度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可能分离的”。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相成而非相反;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绝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

4.世界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陷为殖民地”。

5.放弃对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

半个世纪过去,陈独秀上述论断有些被证明是错误的,有些则是卓识远见。国民政府认为他攻击斯大林,有碍联苏抗日,下令禁刊陈的文章。已经排除王明影响的中共中央,托朱蕴山等人游说陈去延安养老,免得他在外边“胡说八道”,也为陈拒绝,说是“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托派上海中央猛批陈时,托洛茨基多次派人劝陈赴美参加第四国际领导事务。陈表示在祖国危难之际,他哪里也不去。贫病交加,四面受敌,陈独秀依然不遗余力地探索变革之道,期望再造中华。

晚年政治观

陈独秀的最后政治意见以及他最后几年写的论文和书信所谈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

其一,民主与独裁(或专政);其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其三,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有人认为民主是关键问题,正是从民主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陈独秀才改变了他以前的看法。其实这是倒果为因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陈独秀多次表示,这《最后的政治意见》是他“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得以形成的。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对三个问题的根本立场。

1.民主与独裁

陈独秀说过:“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这话说明争取民主是一个长过程,而且也带有阶级性。他又说:“民主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最后意见》中有关民主问题,并没有说过了头,也没有后退。上述他说的这番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至托洛茨基是一脉相承的。而陈独秀说过头了,而且颇受中国托派分子责难的是有关专政或独裁问题。

陈独秀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的这段话,把苏维埃独裁与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看,而在分析斯大林独裁政权时,把责任追溯到列宁,并批判了托洛茨基。这在中国托派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所同意的。实际上,这同第三个问题是分不开的,我们可在第三个问题上一起探讨。

2.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陈独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采取“失败主义,”他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以共同攻打法西斯为斗争口号。”又说:“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方面采取失败主义……,无论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在这里,陈独秀事实上站到了“民主反法西斯”这个口号的旗帜下了。这是与当时的托派观点相距甚远的。

至于他说到“在此次大战结束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就无实现的可能。”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采取失败主义,并在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的革命斗争,是托派的一贯立场。托洛茨基曾在他的《新世界大战前夜》一书中断言战争必然带来胜利的革命。但历史已经证明托洛茨基的预言落空了,而陈独秀的估计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托洛茨基在上述书中还曾经说过:“如果战争不能带来革命,我们就要重新估计国际形势了。”托洛茨基的这一补充说法,可以说明国际形势和革命形势的变化是错综复杂的,须视各方的斗争力量的对比来决定。

不能只有一个结论,不能像算命先生那样,而是有几种可能性,这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爆发,也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的。就以陈独秀对德意日和英美法力量的估计也是错误的,他过高估计了德意日,过低估计了英美法,引起了当时不少人的攻击,指责他是悲观主义者。但总的来说,陈独秀对二次大战的看法,确是与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中国托派其它领导人颇有分歧,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他已经背离托洛茨基主义了,难道他在所有问题上,或者主要问题上都背离托派立场了吗?不是的,上文提到在中国抗日立场上,在一般民主问题上,基本上还是相互接近或相似的。我们只能说对二次大战的看法,陈独秀与托派之间看法有分歧,这是事实。

3.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就笔者来看,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陈独秀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是决定他对民主、独裁(或专政)以及二次大战看法的基础。他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认识的: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世界列强之一。”是与德、意两国一样奉行政治独裁的“反动堡垒之一。”“斯大林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若要硬说他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陈独秀在这里说的有其真实性的一面,也有说过了头的地方。总而言之,这是表示他对斯大林苏联的深恶痛绝。而对于斯大林其人也是深恶痛绝的。1939年11月他写了《告少年》一诗,五言一句共70句,其中有“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他自己在后批中作了解释,说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疠疫鬼也,比喻斯大林。”可见他对斯大林是何等的痛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从1924-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把革命失败责任全部栽在陈独秀一人身上,以此来逃脱他自己本是元凶祸首的罪责。然后又通过他的中国门徒,把汉奸、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的脏水泼到陈独秀的身上。

陈独秀这个坚忍不屈、嫉恶如仇的书生英雄性格能够容忍得了这一大批的莫须有的罪名吗?陈独秀把斯大林比作大疠疫鬼——伯强,就是他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苏维埃俄罗斯联盟共和国的政坛上,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局里,坐着这样一个大独裁者斯大林,这怎么不会使他得出上述提到的结论:苏俄的“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斯大林)领袖独裁……”(见上引)。他还说过,“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陈独秀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是铁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陈独秀对产生斯大林这个独裁人物也做了分析,他从苏俄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布尔什维克的演变等方面着手。

他认为在种种条件凑合下,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产生斯大林式人物,但他确实说过“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一人,”没有这个斯大林,也有另外一个斯大林;也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一样,历史上没有这个拿破仑,也必然会有另外一个拿破仑。陈独秀这里分析评述斯大林大独裁者的产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当他分析斯大林的罪恶时则提出:“斯大林一切罪恶”无不是“凭借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斯大林主义就是布尔什维主义,而实质上把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等同起来了。从这点出发他把斯大林独裁政策和穷凶极恶的官僚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十月革命后所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因此他批评了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一认识是与国内外托洛茨基派观点截然不同的。列宁时代确实推行过一党专政、党外无党,(至于党内有派列宁时代本已存在,而托洛茨基则为党内有派,据理力争)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过渡性的,是为了保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免遭内战,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包围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破坏。

列宁在临终前已经看到了弊病,他提出三个补救办法(1)增加党中央委员会人数;(2)工会应对政府独立;(3)设置工农监察委员会监督党和政府的官僚主义。而托洛茨基则公开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实行多党制(可参见托氏著作《被背叛了的革命》)。在列宁死后,特别是托洛茨基被放逐出国之后,斯大林及其党徒为了官僚层利益,全盘篡改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把无产阶级权力集中在自身及其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权力集中在政治局,而政治局权力则集中在斯大林一人之手。列宁时代的民主集中制不见了,苏维埃会议名存实亡。苏维埃国家只有一个声音——斯大林的声音。

陈独秀的主要政绩

陈独秀的观点: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应该华美而不重实用。他曾有“华美无用之文学”的措辞,钱玄同提出质疑,此“无用”二字是否与一贯之主张有冲突。其实,此“无用”二字表达了陈氏一种很重要的文章观念。所谓“无用”,即无实用之谓也,并非无价值。文章区别于文学,正是在实用与不实用上划清界线。应用之文以理为主,应该朴质而有用,清除“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的恶劣文风。魏晋以后,应用之文骈化倾向日益显著,大有不骈就不能作文的趋势;唐宋古文家企图扭转这种风气,其策略不是促进小说的发展,戏剧的新生,以减轻应用文体肩负的美文职能,反而加速了应用文体文学化的步伐,使其变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应用的品格。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都未能将应用文体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碑铭墓志,极量称物,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表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陈独秀深谙此弊,提出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彻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同。经钱玄同、刘半农的进一步论证补充就完全具有实际的操作价值了。

陈独秀的个人成就

1.历史贡献

第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

第二,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思想指导者。五四运动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那么大的影响,与他的活动、指导、影响是分不开的。在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历史功绩的同时,不能忘记陈独秀在其中的巨大历史功劳。

第三,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

第四,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说法不准确。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仅仅这一条,他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

第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

第六,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2.杰出成就

第一,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论家。他的政论文章汪洋恣肆、尖锐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代表作,至今仍给人很多启发。

第二,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他晚年进行的文字学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如果不是后来转向政治斗争,他无疑会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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