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师演讲

北大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以最高学府身份创立。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几篇北京大学教师演讲的范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北京大学教师演讲一

07年有两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说第一条。这是暑假以后新学年开始的一个报到，说是大学新生一报到，有些学校领导就约见学生家长，提出现在开始就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准备，要对学生进行职业的训练和指导，好像我们北大还有专门的组织，指导学生根据求职的需要来设计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还要让这些学生提前和招工单位的人事部门见面，以便公关。

这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感慨应试教育之外的教育都进不了中学教育，现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机：要求大学生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与就业无关的教育是不是也进入不了大学教育呢?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个全国高校通识教育培训班讲我在大学讲鲁迅的情况。讲完了一位大学老师举手提问题，要我介绍一下在大学里讲鲁迅课，怎样有利于学生求职就业。我当时听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里却凉透了。我无意责怪这位青年教师，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别人也这么问他：你这个课和就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来听，没关系我不来了。这就非常可怕。

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说大学不能成为职业培训班。我想北大还不至于，然而北大也有这个趋势，今天的整个的教育是围绕着应试和就业来展开，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这里涉及一个严重的，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问题。

我曾经多次对80后的大学生讲，我非常同情你们这一代，你们中学碰到应试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面临着毕业以后可能没有工作。这在过去没有过，都集中到你们这里了。我1956年中学毕业考大学，当年大学招生人数比中学毕业人数要多，我们那一代人不存在应试问题。再早几年，我想蔡恒平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存在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你们恰好碰到了，两个东西都给你们遇上了，这是这一代大学生所必须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就业问题给我们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正是这一严峻的现实，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调，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澄清。

这里我想谈谈对大学教育和就业关系的四点看法。首先，我认为大学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大学应该进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上的更新调整。这是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有的一个内容。第二，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大学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一个重要方面是精神素质的问题。很多就业单位，对大学生的素质有许多批评，我觉得我们大学生应该听一听这样的批评。

他们主要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是独立自主能力比较差，一个是缺少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还有知识面太狭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不足。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精神素质问题。而这种精神素质问题，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后果。正是因为这样，大学教育就应该补这个课。中学的应试教育造成了你们这些毛病，这些弱点应该在大学里弥补，大学不仅仅使你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技术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如果不着眼于这一点，只是按职业知识、技能的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么，你们中的许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学成了应试机器，到大学又成了就业机器，这样来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且不说会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单就个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三个问题，我们对就业问题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常说未来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这个社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职业转换很快，很少有固定一个职业的人，因为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不断有一些新的专业、新的课题、新的职业出现。这使得每个人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是现代知识、信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分配到哪里，就永远不动了，一辈子做这个事儿。现在不行，它是不断变换的。

你们可以问问蔡恒平这些师兄，他们从北大毕业以后换了多少职业。他们现在的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学的，但北大训练了他的基本观念、能力，他们就能不断地变换自己，适应社会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变化着的需要。具体的培训是可以通过训练班来解决的，不是在大学里来解决的。大学适当开一点这种课我也不反对，但大学主要的，我想还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作为人的现代公民的全面发展，一个是基本能力的培养。否则的话，眼光狭窄地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一个职业培训班，那可能再度耽误大家，而且可能整个地耽误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条新闻。

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才尖子?第二条新闻也让我吃了一惊。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哪个给分数高?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

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真让我目瞪口呆。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

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正像鲁迅所说，可能有天才，但是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

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典型来加以概括的。下面就是我的文学概括，并不具体指某一个人。比如说吧，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

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课程)，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

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

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我今天讲这番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应引以为戒，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

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

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人。在我看来，这构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特别是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至今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机。

我个人，退休以后，在一旁冷眼观察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北大的教育，最感忧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我一直没有机会提出来。因此，我要感谢今天的座谈会能让我说出自己郁结已久的焦虑。

北京大学教师演讲二

人世间有许多的东西，一开始看来，似乎很好，也很吸引人，然后，你会对它产生一种想象，可当你越接近它，越深入，常常会发现越不是这么一回事，等深入到一定程度时，你就可能深陷其中，再也出不来了。最好的一个例子，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一个主题——“学问”，学问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陷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里面陷进去，这辈子就再也爬不出来了。

我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一般学者所说的“反智论”，我只是想要提醒大家，这里头的的确确有很大的陷阱。今天，如果你知道这个陷阱，因此戒慎恐惧、步步为营，那么，你就可能在“学问”里面获得益处，否则，你不明就里、傻愣傻愣地一头栽进去，稍不小心，就可能掉到无底深渊，从此万劫不复了。

学校呆得越久，暮气越重

在13年3月我在台大讲座，一开始，我就先提醒他们，到台大的前一个礼拜，台大才刚刚跳了一个，这几年来，台大每年差不多都有一个学生自杀。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往下蔓延，因此台湾最牛的建国中学(也是马英九的母校)这几年也几乎每年自杀一个。每年自杀一个，当然跟学问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可是，为什么恰恰是台大、恰恰是建中，而不是其他学校呢?

从这个角度看，北大当然也属于高危险区。所谓高危险区，不是说大家可能会去跳楼，而是相较起来，大家心理更容易出现问题和障碍。老实说，北大处处都是聪明有才情的人，可是，能够活得自在安然的，却不算多。换句话说，北大人的聪明与才情，常常是妨碍他们自在安然的关键原因。

古人有一句话，“聪明反被聪明误”，太聪明的人，有时候特别执着，一旦特别执着，就任谁都救不了，为什么?因为他聪明，所以会有一套很完整的自圆其说的说法，你怎么样都说不过他，也动不了他，然后，你就会看着他把自己给团团困住，最后，他种种的说法、一道道的防线，简直就成了铜墙铁壁。这铜墙铁壁本来是要防御别人的，到最后，却会把自己困死在里面。

各位不妨检验自己是不是也属于这种高危险群，检验的标准，是自己会不会老强调“真理”，总觉得自己是“择善固执”?自己会不会太爱说理、太好争辩?说理时，是否滔滔不绝?争论时，是否容易动气?一旦滔滔不绝又容易动气，时间一久，你的生命状态大概就会慢慢变化了。一般来讲，在大学里面，尤其在北大这种好说理、喜争辩的地方，本科生脸上都还比较干净、比较清爽，到了硕士生，就开始有点暮气，到了博士生，暮气就更重了。换言之，北大是一个容易让人有暮气的地方。譬如我这位朋友的哥哥，暮气就重;我朋友跟我说，他哥一定要凌晨4点才会睡，这是通常我快起床的时候了。

几点睡觉其实不重要，但是，如果有暮气，就很麻烦。今天的学问，为什么会搞到这个地步呢?最直接的原因，就因为我们在做学问时，生活已失去比较有朝气、有兴发力量的那样一个状态了。

我们在这种地方过生活，但凡认真的好老师，都巴不得我们一天可以读书读十六个小时，越用功越好;最好就整天窝在图书馆、研究室或实验室。可很少有老师想办法让我们活得更有力气、更有朝气，也更能意兴扬扬。中国文化很强调的一个字眼叫做“兴”，孔子所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那个“兴”字，我们在这样的学校里学习，几乎没办法培养这个“兴”字。生活如果没有这个“兴”字，你待得越久，暮气就会越重。

学问跟生命是脱节的状态

所谓教育，原来不是要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好吗?可是，我们在今天的大学里，却很难变得越来越有朝气，反而会开始暮气沉沉，那么，这样的教育，是不是根本就出了问题?正因如此，此前我才会提出，必须要把所有中国学问的学科，不管是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甚至中国美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医药大学，只要跟中国学问有连接的这些东西全部撤出大学，另外成立一个学问系统。中国的学问，原本是要让人兴起、让人有朝气的，但是，只要继续留在大学里面，跟大学这个体制美其名是融合，实际上是一定会被异化，最后，就会在这个机制里面不断地被消磨，中国学问那个“兴”的特质就会完全消失殆尽。

这其实就是现在大学体制的病灶，这病灶，就是我们的学问与生命是处于脱节的状态。为什么会脱节呢?因为今天我们所求的学问，学校都教我们要客观，要冷静分析，不能有自己“主观”的想法。于是，我们在做这种学问时，生命会被抽离开来，只剩一个干枯的大脑在学院里面搏斗，其他的感官则全部被搁置，只有一个大脑被极致地发挥，我们的生命便迅速地陷入一个失衡状态。在这样的系统里，只要你大脑够发达，其他的东西有没有都无所谓,于是，我们就开始会对旁边的事物一天天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此一来，你的生命要如何“兴”得起来?

今天不只是北大，也不只是大学，其实已彻头彻尾贯彻到我们的小学教育，都是同样的教育方式。我们总不断地强调知识的追求，可我们的教育里面都没有教学生怎么样对旁边的事物有感受，更别说还要有能力感受得精准，感受到可以进入那个事物的真正状态，用《易经》的说法，叫做“感而遂通”。我们所有的学习里，都没有这一块，没有人教你好好地看一朵花、好好地感觉旁边的声音、好好地体会旁人的感受。他不断地在教你知识的建构，知识的组织，不断地在分析，不断地在思考，不断地在思辨，不断在想有没有符合逻辑，你的论据是什么，你的知识有没有硬伤，不断地在讲这些东西，可是，你生命的感觉到底在哪里，没有人跟你讲。

到最后，我们整个学问就变成彻底地异化，这异化导致即使所谓的文史哲，看来是生命的学问，可每读一本经典，他们总要教你有多少版本，有多少解释，讲《老子》，就开始要教你老子的形上学、宇宙论，讲得天花乱坠，问题是，我们学这些干嘛?!我们知道老子的形上学，到底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不幸的是，我们所有大学都在教老子的形上学。

事实上，我们为什么学老子的学问?不就是为了获得智慧，让我们日子过得好一点，对不对?!我们之所以读老子，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有能力化解事物，能够活得自在，能够慢慢产生一种通透的能力，对不对?!但你教这些版本问题、讲那些形上学，好像都跟这个沾不上边嘛!

今天学院的整个分析系统，从一开始，就逼你得离开生命，去“客观”地谈许多跟生命不太相干的问题。这样子做学问，难怪越做离生命越远，最后当然会搞得自己很不痛快。

千百年来，《论语》、《老子》、《六祖坛经》这些经典之所以能留下来，是因为后人不断地受这些话语启发，不断地被这样的大生命给打动，但今天学院里很少有老师问你，读了这句话你被打动了没有?他们几乎都不教你要被感动，而是教你要越冷静越好，这样才能把学问分析得最好，才可以顺利拿到学位，也才能够写得好论文。事实上，这样的学问是违背人性，是和我们的生命相冲突的。当然，今天在座诸位在这边拿学位，做这样的学问，是不得不然;换成我待在这样的体系，我也只能这么做。可是，我们仍必需知道，就生命的学问而言，这其实是种伪学问，除了这，还另有一种真学问。我们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能做了一辈子伪学问，最后还告诉人家这才是真学问。

上个月在上海，有一个记者采访我，后来刊出的题目就叫做“我们太缺乏一门叫做生命的学问”。我喜欢这个题目。采访时，她告诉我，在复旦读研究生时，只有一门课让她受益最深，那一门课老师每次上课就只是读经典，读得很慢，不做任何学术分析，就先让大家读，然后问大家有什么感觉。后来我问她：“这门课学校允许开吗?”她说，那个老师似乎跟学校搏斗很久，学校基本不赞成。我说，这个老师有办法升等吗?结果她说，那个老师已经放弃升等的念头了。我心想，这个老师怎么那么特殊?结果她告诉我，这个老师是南怀瑾的学生。

老实说，这样的教法，离最根本的受益，当然还有一点点距离。但是，我觉得这位老师还是很了不起，他身在学院，能不纠结于学术，能不光谈道理，而是直接诉诸学生的感受，这就不容易了。

中国学问先建立“感通”和“修行”

今天学院谈的中国学问，一来纠结于学术，二来又老爱说道理。事实上，很多事情不是道理懂了，问题就能解决了。中国的学问，除了说理，向来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环节——修行，修行这词，若用儒家的话语，就是修身。《大学》里面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论语》里头，讲来讲去，也都在讲修身。

修身首重真切，只要不真切，身就修不了。因此，《论语》里有几次孔子批评子贡，都是因为子贡爱说大道理，不真切。但是，中国的读书人，越到后代，越爱说大道理，口气也越来越大，譬如最有名的宋代张载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年轻时读，佩服得不得了，简直要五体投地。而今有了一点阅历，有了一点生命实感，就难免要感慨：亏你说得出来，你做得到吗?“为万世开太平”，可能吗?事实上，什么是生命的学问?生命的学问是做不到的，就千万别说。在中国的学问里，做不到的，你又偏爱说，那就叫“戏论”。

今天我们的大学里，就弥漫着戏论。这不止是因为整个源于西方的学院体制本来就有主客对立、理论与实践落为两截的根本问题，其实也是因为中国从宋代以后读书人就不断有一堆戏论，尤其那些越正经、越严肃的儒者越爱说戏论，老是讲一些自己做不到的话。

大家回头去翻翻《论语》，会发现孔子不爱标榜、不谈戏论，他所讲的志向，都是可以操作的，很具体，很平实，像家常菜一样，这正是孔子了不起的地方，这也才是真正生命的学问。反之，那种听起来伟大得不得了的东西，多少都有假象;乍听之下，很迷人，但久而久之，人就会异化。所谓学问，必需要接地气，回到我们具体的情境，回到具体的感受。因此，我们读书得要有种警觉：我读这个东西干嘛?我去讨论宇宙论，去争辩形上学，这跟我的生命真的有多大关系吗?时时刻刻得要检查：读了这个东西之后，生命的状态到底有没有比较安稳?

北京大学教师演讲三

今天整个学问的体制要重新做个澄清，我们今天强调大脑的这种学问体制是建立在西方思维强调逻辑客观、强调科学论证的体系下的产物，但中国的学问不是这回事，中国学问要先建立在“感通”和“修行”基础上。

修行其实很具体，孔子在《论语》里面讲他的修行法，譬如说“孝”，孝顺与修身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孝首先是先感通父母亲的心意，你在家里要学会察言观色，对父母亲的状态要能够随时感觉得到。

中国人对父母亲的感通，如果继续往上追溯，就会牵扯到祭祖的问题。《论语》除了礼、乐，最强调祭祀，大陆有些知识分子到现在还认为祭祀时早晚拿三柱香是一件很愚蠢、很愚昧的事情，这是因为他们不知修行为何物。今天我祭的是祖先，我拿三柱香的时候心里面就是想念着、感通着祖先。今天如果我祭祀的对象是天地，我就是在感通着天地。能感通到甚么程度，是一回事，可最少在那一刹那，整个人是在一种虔诚的、平静的状态，这就是中国人的修身。

中国人透过祭祀，透过礼乐，透过种种的人伦关系，慢慢培养自己“感而遂通”的能力，这既是修行，也是大学问。因此《红楼梦》说，“世事洞明皆学问”。准确地说，这种“感而遂通”，就是《大学》所说的“格物”，当你的感通能力越强，眼力越够，你跟事情就越不会隔阂。当我们对事物没有隔阂，就可以深入到事物的最核心，然后就可以进入《大学》所说的第二个阶段，致知。

致知是在格物的基础上，把所格的物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当你可以说出所以然之后，你的感悟就可长可久，不容易迷失，也不容易异化。当有了格物的基础，有了修行的基础，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知道这么一个所以然，你就会做的心安理得，正正堂堂，这样的学问就可以让你越走越稳。所以，真正的学问是养人的。真正的学问是让一个人越来越有朝气，不会让你越来越有暮气。当你觉得暮气沉沉，那是你的学问的体质已经出问题了。

人世之间，所有的好东西都是养人的。有个年轻朋友跟我说，他现在住在北京鼓楼附近，二环内，房子很小，小到连一个写书法的地方都没有，当然也没有卫生间。但他十年来搬来搬去，却始终是住在二环内，这是因为住在那个地方他觉得特别养人，那地方特别有生活气息。在那个地方走，你会感觉到历史底蕴;在那个地方，你跟旁人的互动状态可能跟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的北京人的状态没有太大改变。可你如果住到四环、五环，或者更外面，只见高楼林立，走在街上，但觉一片荒凉，感觉不到一点点人的温暖。那种地方是没办法养人的，那种地方你待久了，会觉得无趣得很。

这就好比我去广州的一些新区，马路很宽，人行道也铺得很好，但我总觉得没有情味，无聊死了。可一到老广州，虽然许多人行道忽宽忽窄，破破烂烂，走着走着还窟窿一个，可我觉得老广州太有意思了，随便走走，那种南国繁茂的气息，充满了情味，这种地方是可以养人的。事实上，我们的衣食住行，跟人来往，包括听的东西，看的东西，读的书，做的学问，追根究底，不就是为了要养人吗?

如果读书读到后来，不仅养不了人，反而伤人，那么，除了是工作所需，确实万不得已之外，否则，真是不读也罢。学问这事，本来就充满了误区。当我们明白了这些误区，知道要跨越过去，时时刻刻拉回到学问的原点，那么，我们的生命状态，才会因为你的学问而越来越饱满。

【现场问答】

问：孔子主张我们积极入世，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是公安大学的学生，属于行政类的学校，我们应该如何将他生命的学问融合到行政中来呢?

薛仁明：首先我要提一下，大家讲孔子时，不要太过强调他的积极入世，最少，不要把他想成只是“积极入世”。事实上，孔子更接近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原形。所谓原形，是指庄子《天下》篇讲“道术为天下裂”之前、还没有出现诸子百家之前，中国文明还在一个比较完整、比较浑沌的状态，孔子其实是比较接近这种状态的。换言之，你固然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很多后来儒家的特质，但你也可以在《论语》、《史记‧孔子世家》里面读到很多跟道家相通的地方。对他而言，入世当然重要，但也并非那么地“积极”，那么地“非如此不可”，许多时候，他其实是在两可之间，若用他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

正因如此，孔子到了晚年，回返鲁国，决定不再参政，他一样可以活得很安然。我常讲，任何时代，尤其我们今天，只要你活得安然，其实就是一种“最积极的入世”了。今天这时代不缺乏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更不缺乏想要改造社会的人，却最缺乏一个个安稳的人。今天中国只要出现千千万万个自在安然的人，好好过日子，好好尽本分，好好把身旁的人也安顿好，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一半了。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核心，所有的一切，都要回归到自身的修行，都要指向生命的安稳。这看似没太多作为，可这种没作为，实际上却是最大的作为。恰恰相反的，当你一天到晚特别想做这做那时，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本末倒置、异化颠倒。大家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当大家讲到这个时，尤其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太容易忽略根本的「修身、齐家」，一下子，就跳到最后面的「治国平天下」去了。

事实上，单单修身这件事情，就得忙一辈子了。孔子讲来讲去，大家感觉他积极入世，可他与那些国君的对话，更多都还是谈个人修身的状态。最后说治国平天下，其实不过是把修身状态再延伸一点，把自己安然的状态很自然地延伸出来罢了。换句话说，当你能够感通到别人的不安在哪里，因此有办法也让别人心安，这就是最高级的政治了。

问：我是一名警察，上了五年班之后，又考回来，我想问您，我平时除了自己去看书，去跟一些有学问的人交流，怎么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更高层次的修养，让自己保持一种纯粹的身心?

薛仁明：我的想法是，身心不一定要纯粹，但是要平衡。太过纯粹，有时反而容易失衡。有了平衡，生命才容易安稳。

我的建议是，看书或者是与有学问的人交流，当然可以。但身心真要平衡、生命真要安稳，更直接的方法，则是直接和生活周遭那些身心平衡、生命安稳的人多多亲近、多多来往。他们书读得多不多、学问大不大，都不要紧。只要是平衡安稳，接近久了，对我们的生命就有帮助，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就有道而正焉”。这种身心平衡的人，其实民间挺多的。

我最近在(北京昌平)辛庄乡下待了七八天，现在有几位老先生、老太太，看到我，都会打个招呼。那一种温润感，不比我在台湾民间感觉的差。台湾民间非常养人，我每一本书都强调，我父亲工人，母亲工人，两人均未受学校教育，他们都没有读过书。我强调这点，是为了说明他们不识字、没读过经典，纯粹是民间长出来的人，但我年纪越大，却越感觉到他们生命的安稳程度，其实是我许多满腹诗书的朋友望尘莫及的。

民间有民间修身的方式，民间的邻里关系就非常养人。我小儿子刚出生时，住在老家，每天早上只要我父母亲抱他出来，顿时间就成为街坊的中心，所有人都要过来抱抱他，拧他一下，对着他笑一下。他在老家这一年半的经验，对他后来整个生命状态、身上特别明显的一种光明喜气，肯定是有影响的。

中国民间本来到处都有这样的邻里乡党，都有一种很淳厚、很温润、很养人的气氛，直接就能培养出许多平衡与安稳的生命。除了邻里关系之外，台湾民间几十年来没断过的祭祀传统，也值得一谈。我那本《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开篇写〈先格物，后致知〉，接着两篇则接着谈祭祀。祭祀是台湾民间最重要的格物之事。现今两岸有许多儒者，每天讲天下国家，具体操作却从来不谈，既不听戏，也不祭祀，也不讲礼乐，孔子讲来讲去都在讲礼乐，可这些孔子信徒生活里却没有礼乐，这点很奇怪。

事实上，台湾民间，或者说，过去整个中国的民间，一向都是在祭祀、在礼乐的生活里过日子的。大家知道，所有重要的祭祀，一定要有音乐。庙宇但凡有祭祀，前面进行着典礼，对面戏台演着戏，旁边奏着音乐，这就是中国的礼乐风景。我结婚时，有个很高规格的祭祀，祭天(台湾民间称之为“拜天公”)，全身得洗得干干净净，然后还要换一套全新的衣物，后来我才知道这等于是斋戒沐浴，斋戒沐浴之后，我跟父亲、弟弟在半夜十一点多(子时)行三跪九叩大礼，旁边演着傀儡戏，吹着唢呐，我突然意识到婚礼真是一件大事，有种庄严感，有种与上天产生联系的真实感。

民间的每个人，都是透过类似的方式，一点一滴，把整个安稳的生命状态给培养出来，这就是他们的修身。他们没有特别去想修身的事，可透过这些事情，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修出来。又譬如遇到人际冲突，遇到烦恼痛苦，他们都知道人生就是修行，包括夫妻相处，都得相互体谅，当忍则忍，这就是修行。如此一来，就会慢慢地改变自己，而不是老讲那些大道理。中国文化就是建立在这种人人都可具体操作的基础上，无论是像孔子那样有大智慧的人，或者像我父母亲这样的文盲，都可以在这些事情上具体去受惠，这样做，不仅你自己可以受益，整个社会、国家也因此可以有一种安定，这才是真正中国式的内圣外王。

总地来说，修身这事别想得太难，也别想得太远。如果你够谦虚，也够好学，单单你生活周遭之人，就可以给你很多的启发。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就是这么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