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自卑走向成功的事例
自卑是自己的影子，当我们头顶一轮自信的太阳，自卑就在我们的脚下荡然无存。以下是小编分享的由自卑走向成功的事例，一起来和小编看看吧。
由自卑走向成功的事例篇1
十几年前，他从一个仅有20多万人口的北方小城考进了北京的大学。上学的第一天，与他邻桌的女同学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从哪里来?”而这个问题正是他最忌讳的，因为在他的逻辑里，出生于小城，就意味着小家子气，没见过世面，肯定会被那些来自大城市的同学瞧不起。
就因为这个女同学的问话，使他一个学期都不敢和同班的女同学说话，以致一个学期结束，很多同班的女同学都不认识他!
很长一段时间，自卑的阴影都占据着他的心灵。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每次照相，他都要下意识地带上大墨镜，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慌。
二十年前，她也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上学。
大部分日子，她也都在疑心、自卑中度过。她的一张18岁时候的照片，看起来比现在30多岁的她还老。她疑心同学们会在暗地里嘲笑她，嫌她肥胖的样子太难看。
她不敢穿裙子，不敢上体育课。大学结束的时候，她差点儿毕不了业，不是因为功课太差，而是因为她不敢参加体育长跑测试!老师说，“只要你跑了，不管多慢，都算你及格。”可她就是不跑。她想跟老师解释，她不是在抗拒，而是因为恐惧，恐惧自己肥胖的身体跑起步来一定非常非常的愚笨，一定会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励志一生 )可是，她连向老师解释的勇气也没有，茫然不知所措，只是傻乎乎地跟着老师走。老师回家做饭去了，她也跟着。最后老师烦了，勉强算她及格。在一个电视晚会上，她对他说，“要是那时候我们是同学，可能是永远不会说话的一对。你会认为，人家是北京城里的姑娘，怎么会瞧得起我呢?而我则会想，人家长得那么帅，怎么会瞧得上我呢。”
他，现在是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经常对着全国几亿电视观众侃侃而谈，他主持节目给人印象最深的特点就是从容自信。他的名字叫白岩松;她，现在也是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是完全依靠才气而丝毫没有凭借外貌走上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位置的。她的名字叫张越。
由自卑走向成功的事例篇2
一个人是否富有，亦视乎阁下的主观意愿。1973年我老曹与现已故的香港女首富龚如心曾来往频繁(因为当年华懋集团支持牛奶公司对抗置地公司收购)，常听她哭穷。当时我以为她说笑，今天才明白“100万元最有钱，1000万元最风光，2000万元开始感觉自己贫穷，拥有一亿元的人最自卑”的道理。
以1973年香港的生活水平来说，如果你拥有100万元，日常生活已无忧、吃的穿的什么都不缺，还不感觉自己最富有吗?到阁下赚到1000万元的时候，可以负担得起买钻饰、名表、名车，更可在朋友间炫耀一番，自然感觉最风光。
不过，当你赚到2000万元的时候，便可能进而想拥有价值亿元的豪宅、新款的游艇，但身家数千万元实在什么也不够买，感觉上穷得要命。到你真正进身上流社会之后，更会发觉在一众千亿富豪面前，身家刚过亿的你，根本连头也抬不起来，自信心直跌谷底。
1973年的时候，龚如心的身家约40亿港元，相对于她脑海中想收购牛奶公司的计划等，又真的不大够用。龚如心一生俭朴，可能是因为她真的觉得自己很穷。
由自卑走向成功的事例篇3
每次翻书,看到写书的人自我介绍的部分,心里就忍不住纳闷—— 这些家伙,除了从一个大学毕了业、再从一个研究所毕了业、再进了另一个大学去教书之外,他们这辈子就什么好玩的事都没发生过吗?
对很多爱写书的学者来说,事实的真相,恐怕正是如此—— 他们的人生,除了分别用a大学、b大学、c大学来当坐标之外,的确没有更理想的标点符号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人会这么心甘情愿、理直气壮、与有荣焉地,勇敢地把以大学为坐标的人生地图,公布在大家的面前,一定是因为—— 这么几所大学的名字,总能够代表或证明些什么吧?
是啊!大学的名字,到底能够代表些什么?
我有位好朋友,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他在爱情上过得不顺利,大家就总会努力帮他找些合适的对象。
可每次到了要安排见面的时候,他就会很干脆地回绝:“算了,人家不会对我有兴趣的!”
这时必定有人会加油打气:“没兴趣?!你是哈佛的博士哎!怎么可能没兴趣?!”
我这好友就必定会回答:“哼!博士又怎么样?!哈佛又怎么样?!”
大学不对劲
我自己从一进大学开始,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对劲!不对劲的,是我遇到的大部分学生,还有大部分老师,都不知道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地方。
我的同学,多半表现的态度是:大学,是人生第一次没有人盯在后面管的地方。
我的老师,多半表现的态度是:大学,是老师唯一不用盯在后面管的地方。
这并没什么不好,不过,我会感到不对劲,是因为这种“大家不管大家”的局面,竟然就是“大结局”了。
你被当掉也没人管,你不好好教书也没人管。连人格展示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人格的养成了。你有机会展示的,是打桌球的技术、避孕的花招、摆地摊的口才。
偏偏我认为,大学的一项重要目标,应该是养成人格,而不只是“养人”而已。
大校的风范
我在向好莱坞周边的学校索取研究生申请书的时候,就开始发现各校不同的理念。
拿我后来进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来说,我发现他们在筛选时,并不重视拍电影方面的经验,而是以你的创作潜力做最优先的考量。
这种标准,使得我入学后,发现同班的研究生,具备了各式各样的有趣背景——有念经济系的、有念法律的、有念人类学的。
加州大学这样做的企图很明显——拍电影这件事,应该登得上学术殿堂,但你从创设期开始,就必须构思:如何扩大电影人的视野,如何使电影的人文基础更深厚,如何使一家电影摄制的研究所,不至于落为“职业训练班”?
在加州大学的求学过程,还让我见识了各式各样的大校风范:像天方夜谭般请到影史上第一大师奥森威尔斯驻系指导;或者是全力协助学生实现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学态度;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学生必须担任电影业中各类职位,并与所里各色人等共事的强硬原则。
我的性格,受困于体制的可能,远超过受惠于体制的可能。可是在加州大学的体制下,我很扎实地受了惠,因为那个体制,是一个敦促人良性竞争、成全人自我实现的体制。
大学之所以能“大”,大学之所以能“学”,都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