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爱情悲剧的原因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性作品,它集中反映了沈从文对现实社会生活爱情悲剧产生根源的深刻探索.作品以湘西边城社会为背景,精心塑造了以翠翠为核心的一系列人物形象.通过翠翠从出生到长大成熟以及与二老相爱的过程描写,深刻揭示了现实人生命产生发展的本原,形象地说明了人类"爱"的本质含义,深刻地揭示了造成现实社会生活中爱情悲剧的根源. 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边城爱情悲剧的原因，一起来看看。

边城爱情悲剧的原因

翠翠的爱情故事，作者所表现出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爱情悲剧，作者只是有意识的在人性层面上叙述故事，无意发掘悲剧产生的人为的、社会等方面的因素。

我们不妨来看看在这篇小说中天保和傩送所选择的求爱方式：天保所选择的车路—托人做媒，这种婚配方式是汉族人的传统，在天保的婚俗观念中还是汉人的“父母之命”，因此在他一厢情愿地托媒求婚失败后，他反而怨恨老船夫：“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孙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地嫁个人!”可见他把老船夫看成是翠翠婚事的主权人。而且他的弦外之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就不是“规规矩矩”的了。傩送所选择的马路—站在山头唱歌，这是苗族人的传统。苗族人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成婚。然而自清雍正年间在湘西这边实施“改土归流”以来，伴随着对苗民反抗的武力剿灭，一种无形的东西正慢慢渗透到这片准乎自然的人生天地里，古朴的民风也在日渐消失。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

《边城》所反映的世界还是美好的，但这里也正日益受到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人们受到物质利益的诱惑。正因为此，两种婚俗观念的冲突使热恋中的翠翠与傩送生生分离。作者借此对汉族传统婚姻观念表示深恶痛绝，并给以深刻的批判。这其中包含着他个人的经验与痛苦。“美国学者金介甫当面问及沈从文1922年离乡赴京地原因，他曾明确表示当时不愿作姨父的“女婿”，并为此逃离以联姻方式建立、巩固起来地湘西上层盘根错节的统治网络。他说：‘我早就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文中不愿做王团总女婿而追求自由婚姻的傩送，似乎依稀可以见到当年沈从文的影子。

当傩送和翠翠被生生分离后，读者最不情愿看到的是在翠翠身上再次重复着母亲的悲剧。令人们欣慰的是翠翠与傩送没有像母亲与军人那样双双殉情而死，傩送也没有放弃这份爱情，“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想一想，过些日子再说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为了爱情，傩送坚决地抵御着物质的诱惑。再看翠翠她远比绝望的母亲更勇敢更坚强，她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的命运作持久的抗争。接受种种磨难而等待傩送的归来，勇敢接受不幸命运的挑战。在爱情挫折中翠翠的性格因此展现出了柔中有刚的美。真有一种“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境界。这悲剧实则上是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与矛盾造成的，同时也受着一点惟实惟利风气的浸染。这儿我们也不难看出“《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

总之，翠翠是一位清纯可爱的乡村女孩，是美的化身。她的爱情故事是一首凄美的歌，她是作者乡恋情感与怀旧思想孕育起来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作者也通过翠翠这一艺术形象表现出了对“现代文明”的无情批判。

沈从文与郭沫若

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家中，郭沫若和沈从文，无疑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两位文豪，有着纠缠不清的恩怨。

沈从文颇有“乡土小资”的淡淡情调，主张作家应该远离政治，

郭沫若始终拒绝加入任何“进步”或“反动”的团体。而郭沫若是左翼文人，一直带有激进的革命思想，热衷政治。两人之间互相瞧不上，也就毫不奇怪了。

早在1931年，沈从文就在《论郭沫若》中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在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后来，沈从文又多处重申，郭沫若只能写诗，写杂文，就是不能写小说，因为他“不节制”的文风使他写的小说一无是处。

那郭沫若何许人物，当年鲁迅都不敢骂，岂容沈从文后生小辈口出狂言?

君子报仇，17年不晚。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后期，国民党在战场上和政治上都已被打得七窍流血，全国人民期待着新中国的来临。这时，左派文人的领袖郭沫若，在香港刊物上发表《论反动文艺》，措辞严厉，指责沈从文是个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还将沈从文定性为“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斗争情绪”的反动文人，并说他“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

在这种翻天覆地的时刻，郭沫若如此刀光剑影的批判文章，对沈从文，无疑是晴天霹雳般的致命打击。

这位淡泊半生，回避政治的文豪，应该感到，自己在文坛的时日无多了。

1948年12月31日，沈从文在一张条幅上写下“封笔试纸”四个章草字。次年初，北京大学校园内又打出了“打倒沈从文”的标语。内忧外患之下，沈从文两度自杀未遂。肉体性命虽然给捡了回来，但作为作家的精神生命，却已被这汹汹的风潮给活活吓死。

从此，沈从文搁笔，转而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曾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扫厕所。文革结束后，对人提及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沈从文竟像个孩子一样呜呜哭起来。

沈从文于1988年因病去世。他比郭沫若晚生十年，也晚死十年。在他生命的前四十多年，写下了五百万字以上的著述。而生命的后四十年，则几乎毫无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