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平的政治论文3000字
和平是人民所希望的，没有一个人想要战争。这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和平的政治论文，仅供参考!
关于和平的政治论文篇一
和平传统与中国崛起
内容 提要：古代 中国 存在于观念和制度层面的和平传统，以 文化主义超越种族主义和军事主义，曾经造就了中国内部多种族间的相对和谐，也使东亚区域形成稳定有序的朝贡格局。这一传统对今天的“中国崛起”仍具启发意义，在东亚区域与其它国家民族一起协力创造“东亚共同知识空间”，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文明复兴，也有利于整个东亚世界的和平 发展 。但中国和平传统对“仁恕”之道的过分张扬，也曾经使古代中国后来在尚武精神上产生缺失，并导致几次皇朝在外力入侵面前的崩溃。当下中国也应从和平传统的这一 影响 中吸取 经验教训，在致力于建构中国与东亚世界的知识、思想和文化的共同性的同时，还要对“和平”的内涵有确切把握，对以军事实力为支柱的整体性的国家能力建设不能掉以轻心。
“中国崛起”命题正引来人们越来越多关注，海内海外在感受到中国发展所显露出来的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对中国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有所疑虑。如何在不可阻挡的“文明复兴”意志与内外的担忧之间建立平衡，将中国的“崛起”引向积极稳妥的方向?我们所应当仔细考察推敲的，也许是中国在几千年 历史 中形成的特定战略传统，作为战略文化中最具稳定性和传承性的要素，它们仍会顽强地生长在现在，或明或暗存在于战略思维中并作用于现实的战略抉择。历史能够为人们说明很多东西，也能够给人们提示很多东西。在长期积淀中形成的中国和平传统及其历史表现，对当下的“中国崛起”命题，正能够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丰富的智慧资源。
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的和平传统。第一个是思想文化即观念层面。从流传至今的众多经典史籍 文献 看，在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并不能说没有种族主义和暴力的成份，但相对于基于人性共同假设而产生的“怀柔远人”文化理想，前者并不占有重要位置。中国文化的这种特征，通常来说，就是文化认同至上的“天下主义”，压倒了注重血统差别的种族主义。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国思想传统的和平主义性格及其蕴含的宽容建设精神，从中可见一斑。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和平传统在中国，并非先天和固定不变，它也是一种生活智慧习得，是对漫长历史中的干戈冲突不断进行经验教训 总结 后的文化生成。文化主义压倒了种族主义、和平理想盖过了暴力诉求，传统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取向，还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了落实。中国 社会 结构向来是“士、农、工、商”并存的四民格局，但“士”在中国历史上，又有一个由“武士”、“士族”的“士”，演变为唐宋以后的“文士”的“士”的过程。士族、门阀和贵族在秦汉、隋唐之际的势力强大及对君主权力的威胁，终使唐代以后实行科举取仕，一个由《四书》《五经》武装起来的文官集团所构成的官僚阶层，从此成为一种对贵族的制约力量出现于中国传统 政治 场。尚文的儒家文官群体对尚武的传统贵族的胜利，也使宋代以后形成了文武分职、同时又以文官驾驭武官的政治传统。文职官僚们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以明代为例，当时中国军人的最高官价不过是区区总兵，而他们还必须时时受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节制的 方法 一是在官位设置上比他们官高一级，方法之二是不构造全国划一的军事后勤供应系统，各地的军队由各地方分散供给，也就是说军事物资的供给权也掌握在文职行政官员手中。而全国性的军事 管理机构“兵部”的长官兵部尚书也是文官，就如 现代 世界多数国家的国防部长是文官一样。
今天该如何对待这一和平传统?仁恕之道的推行、 文化主义对种族主义、和平主义对暴力主义的超越，曾经最大程度地保障了 中国 内部不同种族间的相对和谐，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屡屡在分裂之余还是统一在“天下主义”下，形成为超越种族界限的“文明国家”，中国和平主义的内在张力不容低估。同时，虽然这一和平传统更多是着眼于内政，是为防止内部军事集团掌握 政治 权力威胁到君主与儒家官僚的权力利益使然，但它在“溢出”到与中国之外世界的交往 实践后，又产生了如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所说的东亚朝贡体系之类的事物。传统东亚世界不能说没有战争和冲突，但比之同期的欧洲 社会 ，却相对和平得多，这一以中国为中心、周围国家为进贡者的基本格局即东亚朝贡体系，所奉行的原则乃是中国内部不同种族间关系的外推，所谓仁恕之道和文化主义是也，尚文德而少纯粹武力征服，为传统东亚世界体系内中国与其它国家关系的主要面。想一想郑和七下西洋，不是去寻找黄金和宝石、不为掠取财富，相反携金带玉遍赠所及之地的统治者，向他们宣扬中国皇帝的无尚仁德，个中做法便是佐证。
也因为儒家仁恕之道下的中国和平传统所曾经造就的东亚功业，中国和平传统的复活、坚持与再现，于“中国崛起”不能不说是一种可贵资源。传统东亚朝贡体系的建立，一方面在于中国在物质力量上的无可比拟，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使四野归服。今天的中国当然不宜重温朝贡体系之旧梦，此一体系包含着国际关系上的不平等。在承认和尊重东亚世界所有国家民族一律平等的前提下，思考借鉴中国固有和平传统，则是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在认识到在中国国家硬件能力再次实现跃迁之时，要重建中国与东亚世界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相互认同。这种软性诉求并不意味着继续单纯由中国创造新的文化去吸引其它东亚国家，而是要由东亚世界的政治家、学者和芸芸大众，在相互交往磋商中建构起“共同知识空间”。它有利于在东亚世界营造广泛的内聚力，而不至于让实力相对为小的国家感受对中国在进行文化殖民，相形之下，传统的“天下主义”是一种等级制，中国扮演着文化输出者的角色。在20世纪末以来东亚世界一体化思潮与运动此起彼伏的情况下，中国更要重视起在东亚世界塑造相通的知识思想，它不仅是为中国“崛起”创造有利条件，也是呼应东亚世界的普遍诉求、为整个东亚世界的“崛起”而作。近年来亚洲世界对“亚洲”“东亚”之类的论述有增无减，相形之下中国却显得冷清，中国人眼中无“亚洲”和“东亚”，这种情况不宜再持续下去。
在发掘、利用中国传统和平资源的同时，对内涵于这一传统中的负面效应，也要有清楚认知。
中国基于儒家仁恕精神的和平传统，在唐代开始落实为实践时，本来存在着两个合而为一的方面：一是保持武力的威慑、对战争的可能性绝不掉以轻心;二是对共同人性体以尊重、并因此致力于“天下主义”的以情理服人。李世民的大唐伟业，在造就无尚武功的同时又重用贤臣以德治世，就完美体现了这种德与力的统一。 再如中国民间对诸葛亮七擒孟括的经久渲染，德与力在其中也是平衡调适的。但和平传统的这种特点，在宋以后却大为改观。为矫正唐代藩镇体制所造成的地方军事强权对中央政权的挑战， 宋代开始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文”对“武”的绝对性胜利，所产生的一大 问题 ，就是压抑了汉民族的尚武精神，使中国思想和制度中形成了重伦理主义而轻 历史 主义的倾向。在和平传统只剩下伦理道德追求之后，中国内部片面求和平的思想盛行，苟安观念因此流布。它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国家屡屡面临了灭亡之险并经常演变成现实。宋代富甲天下、市场 经济 一如今日一样曾造就物质繁荣，在歌舞升平之际国家不仅不再思考征战，而且想当然靠花钱买和平，兵弱力钝最后收获的是什么，结局众所周知。明代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戚继光建设一支新军打跑倭寇，要不是有文官集团的最高权威张居正及其它文官如谭纶的死力扶持，其惊世武功实在不可想象。在张居正身殒之后，戚继光辛苦建立起来的军备体制便顷刻间烟消云散。而在明亡前夕作为文官的袁崇焕亦曾致力于国家的军事建设，他在苦心经营中国武力时的艰苦磨难，实非现在我们所能体悟，及至最后终抵不过文官阶层的集体性损毁而被崇祯皇帝所杀，在此之后明廷再也无法抵御努尔哈赤的进攻，最后崇祯皇帝做了亡国之君自己吊死在了紫禁城。
由文官制度所支撑的中国和平传统，却导致了几代皇朝在外族入侵后的崩溃沦陷，其中的教训值得后世省思。最早将“民族”这一概念从日本引入中国的梁启超，在近百年前曾十分羡慕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实现了从封建忠诚到民族忠诚的演变，他对中国尚武之士后来被爱好和平的儒家文人之士所取代一事深感痛惜：“由春秋战国之武士道而一变为汉初之游侠，其势之不足以久存。” 梁氏的痛惜不能不说是一个 时代 的呼声，在清朝灭亡前后中国再次面临国家危难时刻，深厚的中国和平信仰却不足以保障国家之生存，它也使人们深刻 体会到了中国和平传统的巨大局限。和平主义的坚持捍卫，实际上是需要一些条件的，比如，自身强大有力、没有强敌威胁、地缘政治状况良好，等等，舍了这些外在的因素，那么再谈和平主义，就不免步入乡愿、痴人说梦。
“忘战必危”，提倡和平传统并非等于放弃战争权和不搞国防，相反，只有建设足以保障和平的国家能力，和平传统才真正能够发挥出其效用。英国哲人罗素在上世纪20年代指出，设若中国不象西方一样也“恶”起来，那么中国就将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他因此这样自我询问：“我不主张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若那些爱国的中国人反问我：不提倡的话何以图生存?我却也无言对答。” 智者的这种困顿，也提醒今天的中国人，对所谓“中国崛起”万不可简单只作伦理道德上的把握，而要有历史主义的深沉审视。唐初德力并置的仁恕精神与和平取向，所警戒后世的是对和平要积极争取而不可消极期待，放弃对国家综合能力的追求向往，将文化上的认同感化强调到不适当的位置，断不会产生有意义的和平之果。在将中国和平传统作为“中国崛起”的必要精神文化资源之时，当代中国人对什么是“和平”，需要有合适理解。在这方面，美国前总统尼克逊的有关论述颇有启迪，他说：“和平可以分为两种，实际存在的和平与完全的和平，实际的和平是战争的结束，完全的和平是冲突的结束。我们能期望达到第一种和平，却从未能赢得第二种和平。冲突是世界事务的 自然 状态。” 他还批评了在和平问题上的四种神话：认为消除核武器就会产生完全的和平;认为建立一种世界性的行政 管理将会产生完全的和平;认为贸易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和平;认为国家间的冲突是由误解引发的。尼克松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或说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对“和平”的这种解释意味深长。
21世纪仍然是一个战争可能避免、但冲突却不会消失、因而战争仍可能发生的世界。中国和平传统于当代中国的启示因此在于两方面：其一，将以德制力的历史实践重新复活再现，将会有效克服单纯军事主义， 有利于中国与东亚世界重构信任关系，从而为中国与东亚世界共同性的文明提升创造富有活力的智慧资源;其二， 只有在充分认识中国和平传统的局限、并在克服其负面效应的基础上，这一传统才是真正有力、有实际 应用 价值的，在未来时间内，中国传统“尊德性”的涵养功夫，须与整体性的国家能力的培植相结合，中国才会走出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另一极端。
关于和平的政治论文篇二
总体和平下的乱像丛生与危机四伏
摘要 2011年的全球安全形势在总体和平的背后，隐藏着诸多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些安全问题不仅变化快，而且应对难。其中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的影响在继续发酵和深化，世界主要力量中心汇聚于此，使得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安全问题的中心，而最为明显的是军备竞赛导致安全困境的加剧。而众多传统热点问题和新发生的热点，呈现出乱象丛生的局面，而一些问题在新的国际安全战略思维下还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中，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在冷战后的干涉主义工具作用，发达国家的经济滞涨，国内问题的外溢和国际化，粮食危机和水危机并行等，均导致全球安全形势复杂且危机四伏。总之，2011年的国际安全形势乱象丛生、热点频发、影响深远、危机四伏。而只要西方大国不放弃傲慢、强势甚至无理的安全战略思维模式，国际安全局势很难有根本的改观，建立符合时代特色的全新国际安全机制迫在眉睫。
关键词 2011年 全球 世界 安全 形势
2011年全球安全形势总体上依然处于一种变化快、应对难的重大变化时期，尽管大国之间的总体战略互动和协调有所加强，世界处于相对总体和平状态，但是，美国等大国新安全战略思维指导下的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是军事安全战略调整，在应对全球特别是地区问题时所采取的行动，对地区和全球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深刻地反映出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和挑战性。无论是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领域，新老热点相互交织、多点频发，全球化和信息化导致一些地区和国家内部问题超越自然疆界，呈现出乱像丛生和相互影响的局面，同时释放出巨大的影响力。而某些国家国际安全战略思维的倒退，致使当今国际安全机制暴露出其脆弱性，加之部分热点问题的复杂性和新问题的特殊个性，无疑将导致未来全球安全领域危机四伏。
世界力量中心汇聚亚太，军事安全更加复杂化
尽管2011年全球的军事领域的焦点大都锁定于利比亚战争，但是，从更深层次的视角看，由于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其造成的影响进一步加深，特别是体现在世界力量中心汇聚亚太，使得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态势更趋复杂，平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而在利比亚战争上暴露出国际安全机制的脆弱性和战争门槛的降低，国内问题国际化所导致的军事干涉主义的抬头，致使国际安全困境进一步升级。
1、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亚太地区军事安全态势更趋复杂
2011年2月8日美国参联会对外公布了《美国国家军事战略2011》报告，从报告对战略环境、持久国家利益和国家军事目标三个方面的分析中不难发现，美国对未来的战略环境、战略重点、战略合作、战争设想、军队建设和使用军事力量的方式等都出现了新的认识并积极寻求变化。而几乎所有明眼人都可以看到，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中国成为其重要的防范对象之一。显然美国因国内经济问题导致实力相对下降，危机感依然深重，必须进行一些重大战略和策略调整，特别是欲通过新的军事战略调整，继续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但是，从方式方法上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即要“扮演服务者、推动者、召集者以及保证者的角色，有时候还要同时扮演这些角色”。这事实上是一种策略的表述，美国是想将力量更多地集中在其战略利益更重要的地区，以实现其最紧迫的利益收获，同时通过重新调整其力量配置来掌控全球。而这战略利益更重要地区就是亚太地区。因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重点和利益将日益增多，美国有意向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投入新的关注和资源，并将寻找新的途径，在亚洲盟国建设各自军事力量的同时，增加彼此之间的合作”。
为实现并继续深化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仅调整了国防部长和参联会主席，并通过一系列行动开始逐步贯彻这种理念。例如，在军事打击利比亚中的“低调”表现，确实同时扮演了“召集者”(集结了北约国家)，“推动者”(不断将军事行动升级)，“服务者”(为盟国提供军事支援)和“保证者”(兑现了推翻卡扎菲的承诺)的多重角色。然而，美国在利比亚问题上的低调与在亚太地区的高调，也诠释了其战略重心调整。其中，2011年以来不断加强与亚太地区盟国关系，频繁地在这一地区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还第一次实现在澳大利亚驻军。对叙利亚和伊朗的政治高压与军事威胁等，也充分反映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重点关注和投入。而借欧洲国家因利比亚战争更加关注非洲局势的时间差，美国将力量更多地投入到亚太，同样充分反映出致力于美国亚太战略布局。
事实上，简单地说，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和具体实践，明显地反映出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追求，即：一是尽早占领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心;二是钳制未来的战略对手;三是继续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世界领导者的身份来维护美国的安全与繁荣。而最为关键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和具体举措，不仅使得亚太地区的固有矛盾有所深化，还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致使局势更趋复杂。
首先，加强与地区传统盟国关系的同时，发展与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导致地区国家关系进一步复杂。2011年，美国大力推进外交上的所谓“前沿部署”，通过一系列高层访问和战略协调巩固并加强了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传统盟国关系，同时，还将目光投向了印尼、越南、新加坡甚至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且动作频频，而对南亚国家如印度关系的重视和发展同样引人注目。从美国加强与这些国家关系不难看出，遏制或围堵中国的目的十分明显。而俄罗斯的“东进”战略，以及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投资，使这一地区正在成为世界力量中心的交汇地。各种同盟关系和伙伴关系的交叉，共同利益的追求和利益相悖导致的相互碰撞，无疑将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加之固有问题的僵持和新问题的出现，致使军事摩擦的几率进一步上升。这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的外交特别是军事外交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其次，加大对地区国家的军售，导致军备竞赛进一步加速，安全困境有所加深。从美国2011财年的军售情况看，其主要销售对象国几乎都是亚太国家。时至2011年底，美国又宣布与沙特签署协议，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价值294亿美元的战机;同时还将向伊拉克出售总值约为110亿美元的军火，其中包括先进的F-16战斗机、M1A1“阿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火炮、装甲运兵车及各式单兵装备。军火是维系军事威慑和进行战争的物质力量，美国加大对这一地区一些国家的军火销售，自然导致其他国家的安全指数下降，也自然刺激其自身发展或从其他渠道获取足以维持战略平衡的武装装备，军备竞赛在所难免，这就使得安全困境进一步加深，也是引发军事摩擦甚至冲突的一大诱因。
第三，对地区事务的干涉，导致问题走向复杂。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影响的进一步加深，还反映在对地区事务的进一步参与和干涉上。对于快速崛起的中国，尽管奥巴马宣称尊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正当权益，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却继与以往一样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外，更是宣布美国在南海地区拥有战略利益，插手南海问题，致使原本复杂的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这不仅显示出美国不断看重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更显示出其欲通过干涉地区
问题显示其世界领导地位，并通过在一些问题上的举措换取国家利益。而由于有美国的支持，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甚至与南海问题毫不相干的日本也出来搅局，而与南海问题相关国家则不断加强武器装备的建设和军力部署调整，从而加剧南海地区的军事紧张局势。这些都不能不说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所导致的后果。
2、以利比亚战争为代表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反映出战争的门槛正在降低，暴露出国际军事安全机制的脆弱性
2011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依然存在。除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仍在继续外(伊拉克战争直到年底美国全部撤军才正式宣告结束)，科特迪瓦、利比亚、泰柬边境、苏丹、叙利亚、缅甸、也门等地均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尽管发生武装冲突的原因各有不同，但都给本国安全形势和地区军事安全形势增添了紧张气氛和重大影响。其中，最受人们关注的莫过于利比亚国内局势发展所导致的战争。这场由国家内乱导致阿盟和联合国介入并最终演化为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帮助反对派推翻原有政权，此举不仅暴露出国际军事安全机制的脆弱性，更不得不使人们考问新时期诸如北约这样的冷战时期生成的军事集团，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当今解决国内问题上的作用和做法。
作为所谓“阿拉伯之春”的一部分，利比亚国内局势的变化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联合国安理会3月17日通过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要求有关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出于西方的战略压力，作为地区组织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对此表示支持。然而，几乎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联合国的禁飞决议瞬间演变为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对一个小国的空中军事打击。一个以保护平民为口号，以军事手段支持反政府武装进行改朝换代的行动，不仅没能阻止利比亚平民的大量死伤，甚至导致令人发指的众多虐杀事件(包括卡扎菲之死)的发生和造成了大量人道主义灾难的发生。西方的人权与战争理念并未在这场战争中得到多少反映，甚至适得其反，而战争背后的地缘战略动机和经济盘算，除了对这场战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提出质疑外，更不得不对北约这个冷战时期的产物在后冷战时期的干涉主义工具作用进行深刻思考。事实上，在利比亚问题上不仅反映出有效的国际军事安全机制缺失，也反映出后冷战时期军事干涉主义的抬头，致使发动战争的门槛降低。利比亚战争不能不说是进入21世纪后以军事干涉国家内政的又一个例证，而西方国家在叙利亚、伊朗问题上一再发出的军事威慑信号，能否最终演化成另外两场新的战争，也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这就不能不使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们，企盼并呼唤一种新的国际军事安全机制的出现。
3、全球化背景下国内问题的外溢现象进一步凸显，国内问题国际化倾向导致发生军事冲突的几率上升
2011年最为受到世界关注的就是发生在西亚、北非地区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运动。这场运动以北非国家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被民众抗议推翻为肇始，形成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运动，运动波及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约旦、沙特、阿曼、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卡塔尔等国，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领导人均因此而更替。尽管临近年终时大部分都已逐渐平息，但是，叙利亚的局势也并不令人乐观，一些国家的隐忧依然存在。
这场以突尼斯一商贩为抗议警察粗暴执法而引发的地区性连锁反应，再一次证明了全球化、网络化的威力，即全球化导致的国家间融合度提高，国内问题超越自然疆界对地区的影响程度大大提高，甚至出现模仿效应。而网络化导致的信息传播无国界和迅捷，致使人们能够第一时间接收到世界各地的资讯，甚至受到域外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改变世界观和价值观。当一国内发生某种事件时，事件本身可能会被媒体甚至网民迅速放大并传递到世界，它与全球化效应一起综合反应，极大地拓展了其影响力，甚至导致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态变化。埃及穆巴拉克总统的下台，甚至意大利总统贝卢斯科尼和希腊总统帕潘德里欧的下台，都不能不说是突尼斯国内的反政府民众抗议活动的“蝴蝶效应”结果。
更为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如果说，利比亚国内问题是被国际化，那么巴林则是主动将国内问题国际化。当巴林发生反政府抗议示威，警方与示威民众爆发冲突并造成多人死往后的一个月后，巴林当局宣布进入为期三个月的紧急状态，同时请求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出兵协助稳定局势。随后科威特向巴林派驻一支海军部队，加入海合会为帮助巴林稳定局势而组成的部队。沙特阿拉伯向巴林派驻了1000名士兵，阿联酋派出了500名警察。尽管后来局势的发展并未导致失控和引发大的武装冲突，但是，这种主动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的现象令人深思。而在一些双边问题上，一些国家也有意识地主动引入域外势力将其国际化，甚至有国家借助域外势力释放出不惜一战的军事威慑信号，例如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处理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时的举动，即是如此。这种搅混水的做法，不仅导致问题的复杂化，也造成了地区军事层面上的紧张局势。
此外，国内问题外溢导致的国际化倾向，西方民主化思想对一些国家传统政治制度的冲击，外国势力的介入使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国内冲突演化成国际冲突的几率正在上升。而地区甚至域外大国或武装集团的军事干涉思维和实践，不仅使那些以威权模式运行的国家有理由担心，下一个遭受军事打击的会不会是自己，更导致地区军事紧张局势的出现。
4、威慑性军演和为取得优势地位而进行的军备竞赛有增无减，国际范围内的安全困境进一步加深
尽管2011年大大小小的军事演习不断进行且遍布世界，同时，以反恐、海上救援和维和等为目的的军演占大多数，但是，一些假想敌明确的威胁性军事演习，不仅规模大、实战性强，其带来的影响也大不一样，最为明显的就是给地区安全局势平添了紧张因素，也因而诱发了军备竞赛的出现。
在2011年的众多演习中，最引发人们关注的是美国主导的在东亚地区的军演以及伊朗年底进行的代号“守卫90”的军事演习。为深化美国战略重心调整到亚太，美国先后与东盟六国进行了“东南亚合作与训练”、与韩国的“乙支自由卫士”、与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的“金色眼镜蛇”和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三国军演等主要大型军演。这些军演都集中在东亚地区，尽管有些属于年度例行演习，但是，演习的目的和方式却大有含义。这其中的美韩“乙支自由卫士”军演是在朝鲜半岛局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实上，演习也是为协调美韩协同处置可能的半岛危机的能力，假想敌十分明显。演习引发了朝鲜的极大不满，称美韩不顾朝鲜的再三强烈反对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使朝鲜半岛处于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局面”，“是对朝鲜军队和人民赤裸裸的军事挑衅，是非常危险的侵朝战争冒险”。显然，此类军演恶化了地区军事安全局势。此外，美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军演，设定的假想敌几乎都是维护战略水道安全，这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一再强调的“维护海上航行安全”的调门是一 致的，其针对中国的目的十分明显。而美韩不顾中国的一再反对在极为敏感的黄海进行联合军演，更是加剧了与中国关系的紧张。而临近年底伊朗在波斯湾至阿曼湾进行的“守卫90”军演，搅动了全世界的敏感神经。军演本身所展示的军事能力也许并未给西方国家以震慑，但伊朗声称如果美国为首的地方国家对伊朗采取石油禁运制裁，将封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却导致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弹，联合制伊的集团正在形成。因此，有理由担心，伊朗这种多少有些缺少战略智慧的威胁性言行，极有可能成为西方军事集团军事打击伊朗的口实，从而导致原本就是世界热点的中东地区会变得热得发烫。
如果说威慑性军演导致地区军事安全局势紧张，那么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感受到威胁的国家开始加紧武器装备的发展。如前所述，由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而世界的热点也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因此，亚太成为武器装备增长的主要地区。其中，有能力自主研发的国家加大研发力度，推出一些新型高新武器。无力自主研发国家，则斥巨资从发达国家购买可能购买到的先进武器装备，更新或加强已有的武器装备水平。其中，印度的动作幅度较大，尽管印度政府面临着通货膨胀、叛乱分子、党内斗争等诸多国内问题，但为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取得地区地缘政治优势，占领地区安全制高点，依然“决定自欧洲购买126架总价值为200亿美元的战斗机”。除印度外，中国周边国家也都纷纷加大武器装备的采购力度，形成新一轮军购潮。应该说，中国周边国家的军购潮，源于2009年，但在2011年有所深化。而据美国军售计划处主管官员披露，现阶段，美国防部对外军售计划处堆积大批订单。包括往年签约但尚未交付的订单在内，处理中订单总数达1.3万份，涉及165个国家和地区，合同总额3270亿美元。显然，根据近几年的军售趋势和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局势，如此之大的订单，多数将流向亚太地区。为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维护战略平衡，新一轮大规模的军备竞赛正在扑面而来。基于历史经验，这种所谓的维护地区稳定的“均势”理念，不仅很难构成地区军事安全的支柱，相反，却极易形成新一轮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开始。
总之，从2011年全球军事安全形势看，集中反映出国际军事安全战略思维的某种倒退，特别是以美国为首西方的干涉主义的重新抬头和北约这个冷战产物在新时期的不良作为，导致在处理地区问题甚至是国家内部问题时战争门槛降低，这无论如何对于国际军事安全而言不是好兆头。因此，如何构建起有效的维护世界安全的机制，依然考验着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但是，只要西方大国不放弃傲慢、强势甚至无理的安全战略思维模式，国际军事安全局势很难有根本的改观。
军事安全以外的诸多领域安全问题成堆博弈加剧
虽然军事安全被认为是诸安全之首，但是，2011年军事安全以外诸多领域的安全问题同样搅乱着世界，一些问题不仅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更有一些问题导致国家间博弈加剧。
1、发达国家经济一蹶不振影响全球经济增速
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增速放缓，呈现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新兴国家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但通胀压力巨大。而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因金融和债务问题，导致问题频发且尚未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影响还在持续发酵，复苏步履艰难，全球经济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首先，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继续影响全球经济。美国经济复苏一直是2011年度美国政府的重要课题。为复苏经济，美国不断出台各种政策和措施，以期刺激经济能快速增长，但是，从最终的结果看，并不理想，预计仅为1.7%-1.8%。因此，有专家统计人为，2011年美国经济的总体情况是“处于滞涨阶段，体现为经济增速下滑、库存上扬、通胀上升的纠缠”，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尽管有所增长，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仍在低水平徘徊。受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引擎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影响，2011年全球总体经济增长放缓，仅为2.6%。这预示着，未来世界经济的走向依然继续受到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其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或将导致衰退成为现实。作为世界的最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2011年的欧洲经济呈现出令人担忧的局面，特别是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直接导致欧盟经济增长仅为1.6%。而如果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案，未来欧洲的经济走势令人悲观。据联合国2012年1月17日发布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称，欧洲各国实行的经济紧缩政策和部分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将影响2012年欧洲经济形势，同时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2012年，欧盟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仅为0.7%，2013年为1.7%。报告说，根据较为乐观的估计，全球经济2012年和2013年的增长率将分别为2.6%和3.2%。这说明，2013年的全球经济依然处于低增长状态。
第三，新兴国家虽一枝独秀继续保持相对高速增长领跑世界经济，但通胀压力巨大，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加，隐忧同样存在，作为拉动世界经济引擎之一，仍面临重大挑战。2011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尽管有所放缓，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显得一枝独秀，继续以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增长数字领跑世界经济，被誉为“增长绿洲”。其中，中国更是以9.2%位居榜首，印度以超过7%紧随其后，俄罗斯为4.2%位居世界第三，而南非和巴西尽管因种种原因特别是受欧债危机影响，仅为3%左右，但也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样面临着不少问题，其中通胀压力最为明显。其中俄罗斯的通胀率为6.1%，尽管印度的通胀率降至近两年最低，但仍有7.47%，中国的通胀率为5.4%，大大超出年初温家宝总理宣布的将通胀控制在4%以内的目标，巴西的通胀率上升为6.5%，为2004年以来最高。因此，尽管新兴国家经济增长，但均面临着巨大的通胀压力，新兴国家领导人几乎都表示2012年本国经济的挑战是巨大的，甚至要比2011年要大，必须抱有危机意识并为此做好准备。
总之，2011年世界经济安全远非年初时的乐观预测，增长中面对的问题众多，而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总体经济问题突出，更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作用。
2、拉登毙命并未导致国际反恐形势出现拐点
2011年国际反恐领域最为振奋人心的莫过于恐怖大亨本?拉登的被击毙，此事甚至登上美联社2011年十大国际新闻榜首。但是，正如几乎所有反恐问题专家一致认为的那样，拉登之死并不意味着国际反恐形势会有多大好转，“越反越恐”的现象依然在延续，这点从此起彼伏的恐怖爆炸声中就可确定。因此，拉登之死并未能够成为国际反恐主义从嚣张走向低迷的一个拐点。而也有证据显示，拉登在被击毙前，“已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不参与‘基地’日常管理”
因此，无论从理论上将还是从实践中看，本?拉登更多地已经成为恐怖主义的一种符号，其所领导的“基地”组织作为一种恐怖理念，也确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潮，影响甚至激励着众多具有“挫折感”、“剥削感”和“压迫感”的 组织和个人，运用非常规的不对称手段来报复政府、社会甚至人类。因此，拉登的死亡，尽管短时间内会对国际恐怖组织某种心理打击或冲击，但归根结底，却难以从根本上动摇国际恐怖组织和个人的信念，加之众多领土、种族、宗教等问题的长期存在，国际恐怖组织和个人以恐怖袭击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也必将长期存在，且在时机成熟时，袭击的强度还可能会有所加大，甚至可以断言，远远超过“9?11”事件的最惨重的恐怖袭击尚未到来，因而反恐问题显然将是一个长期困扰世界各国政府的重大课题。
3、防扩散领域的斗争更趋严峻
2011年的全球防扩散问题基本处于僵持状态，伊朗成为主要焦点。尽管朝鲜因为两次核试验成为国际社会反扩散的重点，但是，也正是因为朝鲜的核试验，使得对它的处理大有“投鼠忌器”的味道。尽管金正日突然辞世，但他制定的“以核制核”和“先军政治”政策已作为政治遗产被继任者金正恩所继承，或将成为金正恩的执政支柱而无法发生根本改变。这就意味着朝鲜核问题最终将成为无法解开的死结，国际社会最终也不得不像对待印度和巴基斯坦拥核一样，无奈地接受朝鲜的拥核现实。
与朝鲜核问题截然不同的是，伊朗核问题2011年未取得任何进展，甚至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和激化。从年初到年末，整个2011年，伊朗并未拒绝与国际社会就“核问题”进行接触与谈判，却在年初在伊斯坦布尔与“5+1”六国举行了会谈，但是，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会谈并未取得任何突破性的成果。此后尽管“口水官司”不断，但问题依旧。伊朗不时地向世人宣告其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国际社会也不断地对伊朗施压并采取一轮胜过一轮的制裁，而伊朗也不断作出强烈反应，甚至声称如果受到禁止石油进出口的制裁将封锁世界重要战略水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在这一问题上有守有攻的“太极推手”式的外交，使得西方对此似乎正在失去耐心，运用军事手段解决的可能性正在上升。问题的关键在于，伊朗宣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如前所述，极为缺少战略智慧，因为它正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一个替代借口，从这种意义上说，伊朗在核问题上到底是赢得了时间，还是招致毁灭?也许2012年会有个答案。
4、气候变化领域的博弈更趋激烈
一年一度的世界气候大会2011年在南非德班举行，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讨论1997年签署将于在2012年12月31日到期的《京都议定书》的二期承诺;二是2010年在坎昆气候会议上说的富国出资帮助穷国应对变化的“资金承诺”能否落实。
尽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会议期间就表示，《议定书》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后希望”。但是，美国甚至欧盟会议之初就都对议定书的第二期承诺问题表现出异议，尽管最终在会议的“加时赛”中，就第二期承诺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无论是从过程还是从结果看，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博弈正变得日趋激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问的差距依然巨大，特别表现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发达国家的利己主义倾向。
虽然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认为会议取得了五大成果，即一是坚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授权，坚持了双轨谈判机制，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是就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作出了安排;三是在资金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启动了绿色气候基金;四是在坎昆协议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适应、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的机制安排;五是深入讨论了2020年后进一步加强公约实施的安排，并明确了相关进程，向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但是，这些目前看似成果的内容能否顺利实施，显然还要画个大大的问号。因为，发达国家正面临着重大的经济发展困境，承诺必将在具体实施中大打折扣，这将引发发展中国家的极大不满，博弈必将进一步深化和激烈。
因此，作为已经演化为多边外交重要舞台的世界气候大会，也将日益折射出气候外交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外交博弈也许才刚刚开始，因为，眼下所取得的成果，并非出自众多国家的完全自愿，只是一种暂时的无奈选择，甚至可能的一种策略性或技术性休战，它昭示着更加激烈的博弈还在后面。环境安全问题也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安全领域。从这点讲，德班大会距离“成功”还相去甚远。
5、粮食危机和水危机的信号仍未解除
粮食和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物质保证。但是从2011年的总体情况看，无论是粮食还是水，都面临着全球性危机。
由于极端天气等各种因素的影响，2011年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依然突出，从全球看，尽管一些国家取得了粮食丰收，但也有国家出现粮食绝收的情况。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尽管全球总体粮食产量有所增收，但是，由于价格的飙升，致使那些急需粮食救命的国家和绝对贫困人口，因买不起粮食而挣扎在死亡线的边缘。据联合粮农组织2012年1月12日发布消息称，2011年世界主要粮食价格指数的平均值为228，创下1990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新高。因此，早在2011年10月17日的世界粮食日时，联合粮农组织就将主题确定为“粮食价格――走出危机实现稳定”。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当天表示，近20年以来，对农业的忽视和投入不足使得上涨而波动的粮价对穷人的生活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全世界拥有足够的知识和资金以保证所有人的粮食安全，现在是付诸实践的时刻，表现出对全球粮食安全的担忧。而在2011年11月23日举行的“APEC农业技术转移大会暨第四届中国农业新技术新成果交易对接大会”上，粮食安全同样是焦点。其宗旨是：落实APEC领导人会议和粮食安全部长会议行动计划，加强农业技术转移，确保APEC粮食安全。
比粮食危机更为紧迫的是全球性水危机。据《科学新闻》刊发的报道称，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水文模型中心的研究人员借助GRACE(重力恢复和气候实验)卫星获得的重力监测数据开展了两项研究，他们认为，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在过去的9年中，世界各地许多地方的地下水位一直在下降，包括一些关键的农业地区，比如阿根廷南部、澳大利亚西部和美国西部。而加州部分地区、印度、中东和中的地下水枯竭显得格外突出，因为水从地下蓄水层中抽取出来的速度快于补充速度，因此，在全球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几乎所有主要蓄水层中的地下水正在快速枯竭。此外，联合粮食及农业组织还在2011年11月30日发表的《世界粮食和农业领域土地及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目前全球土地和水资源呈现普遍退化的现象，且全球已有25%的土地处于“高度退化”状态，这不但将对世界粮食生产造成严重影响，还将威胁到2050年时能否有效解决全球大约9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可见，水的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威胁。此外，水资源的缺乏不仅极易导致动乱，甚至可能引发武装冲突和战争，从而导致地区甚至世界性的不稳定和不安全。总之，粮食和水危机的红灯并未熄灭，人类社会在面对众多复杂问题的同时，还不得不面对最基本的生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