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30年心得体会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和发展的进程。以下小编为你带来改革30年心得体会，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改革30年心得体会篇1
1978年，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推进着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着鲜活的实践经验，也对已有的理论进行着不断的检验。可以认定，改革开放的实践孕育和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实行和坚持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归根到底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上发挥巨大功能，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果。
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我们要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必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深入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提供了根本指导方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不断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与时俱进，勇于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共同思想基础。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就能够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之初，就以“走自己的路”为鲜明特色。从那以后，我们始终牢记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直坚持从国情出发。科学发展观，就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产物。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立足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根本基础，也必将是它发展的根本基础。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与人民群众同命运。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是真正的英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关键就在于这些理论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最为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
改革30年心得体会篇2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随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以及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思考,思想解放也不断深入。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领导我们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解放思想,使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一)研究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破除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我们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框框,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邓小平说:过去“左”的教训就在于“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在我们确认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就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真正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而摆脱了种种空想。
我们破除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邓小平说,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
我们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邓小平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使我们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不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许多误区。邓小平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他领导我们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锐意创新,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包括: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针对“四人帮”所谓“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
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比较快地先富起来,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反复地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结论,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
(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发生了重大变化。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有密切联系。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便谈不上正确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但二者又有区别。“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理论一般;“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同国情相联系的较为具体的理论问题。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领导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条道路同过去相比,实现了三个伟大历史转折。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邓小平反复强调,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为解决国际国内一切问题提供物质基础,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物质基础,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物质基础。
从僵化半僵化转到实行改革。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质和我国原有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所决定的。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说:“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从封闭半封闭转到对外开放。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使我们的事业获得新的活力。
改革30年心得体会篇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是持续快速发展的30年,也是解放思想的30年。正是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作为解放思想的旗手,对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邓小平领导我们解放思想的艰辛历程,重温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拉开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序幕
“两个凡是”首见于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按照这一方针,那就要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就只能使中国继续陷入动乱和混乱。这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的。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首先站了出来,旗帜鲜明地表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自己的观点。
(一)复出前多次发表谈话,对“两个凡是”表示异议。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977年2月,“两个凡是”一提出,邓小平立即表示反对。他同前来看望他的王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4月10日后的某日,邓小平同前来看望他的汪东兴、李鑫谈中共中央转发他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致中共中央信的有关情况,在谈话中向他们明确表示“两个凡是”:
不行。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系统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其中包括这样几个主要论点:第一,“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第二,即使是正确的话,也不能到处搬用,“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第三,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要准确、完整地理解,不能断章取义。他说,我给中央写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这篇讲话,是最早从政治上和哲学上对“两个凡是”思想的系统批判。
(二)复出后第一次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强调“完整准确”与“两个凡是”的对立。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邓小平在会上发表复出后的第一次讲话,便是强调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其锋芒仍然是指向“两个凡是”。他说:“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去获得正确理解”,更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那样,只能“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特别强调,在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中,“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特别重要”。其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们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而“两个凡是”正是同这两条根本对立的。
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身负众望的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他的这些谈话和讲话还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已经在中央领导人和一部分高级干部中开始传播,“完整准确”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已经日趋鲜明,二者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序幕已经拉开。
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号角
在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的同时,广大干部、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纠正“文革”错误的呼声也一直以实践的方式冲击着“两个凡是”。历史把解决真理标准问题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在全国范围内开了解放思想的先河。同时,这篇文章也受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包括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领导人和某些理论“权威”,他们认为这篇文章的矛头是针对毛主席的,是“砍旗”、“丢刀子”,是“方向性错误”。一时形势变得严峻起来,解放思想遇到了阻力。又是一个关键时刻,又是邓小平首先站了出来,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坚决有力的支持,领导和推动了意义深远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