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毕业论文范文
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以色彩创造其艺术之美已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文学毕业论文范文一：原创儿童文学出版价值观思考
[摘要]当前，中国少儿出版正处于多元共存的转型期。构建民族童年文化、培育民族精神气质、弘扬民族传统美德成为原创儿童文学出版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文章认为，原创儿童文学出版应从选题策划、功能定位、产品结构、阅读营销、审美教育、社会服务等6个层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把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导向，积极参与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繁荣。
[关键词]原创儿童文学出版;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下，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出版处于多元共存、众声喧哗的转型期。一方面，随着整个社会儿童观、教育观更新，儿童阅读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大，儿童读物种类越来越多，儿童文学与小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近，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童年意识”越来越强烈。原创儿童文学无论生产，还是消费，都呈现出繁花似锦、春潮滚滚的“盛世”景象。但另一方面，业内人士也清醒意识到，繁华背后一直弥散着苍凉、蕴藏着隐忧。具体说，就是原创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还存在种种不良症候——唯利是图，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炒作跟风，图书原创力贫弱;急功近利，忽视民族品牌培育;管理滞后，少儿出版产业链松散……更有甚者，面对当代少年儿童的生存处境和成长危机，原创儿童文学出版还缺乏言说能力、反思能力、预警能力、牵引能力。基于此，当前，如何学习贯彻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指导意见》)，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积极调整并把握少儿出版方向就显得格外重要。这既是新形势下满足广大少年儿童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客观需要，也是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参与国际出版文化竞争的必然选择。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原创儿童文学出版之内在关联
《指导意见》明确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建立健全确保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的出版导向对于包括原创少儿出版在内的整个文化产业的指导性、统摄力。众所周知，作为当前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追求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准则和行为坐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包含着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公民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多层面的丰富内涵。这三个层面与原创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都息息相关。先看国家层面。塑造未来民族性格、培养民族精神气质、构建民族童年文化、化育民族心灵结构，是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而通过审美艺术手段与出版实践活动践行上述社会功能，从本质上说，就是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奠基，为构建中华民族和谐社会助力，其价值内涵自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儿童文学作品作为语言艺术产品，其所具有的人际交往和心灵沟通功能，又从维护儿童感性生命力、构建和谐童年文化、启蒙大众儿童观念、倡导文学审美教育、补偿当代教育缺失等层面实践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至于公民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更是与人类核心价值一脉相承，成为当代人类文明所推崇的共同价值的核心构建。因此，原创儿童文学出版的价值取向可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分而言之的一种表达，其深刻性不在于物化儿童成长表象、形塑童年生活场景，而在于以文学审美和出版实践张扬一种昂扬、乐观、宽容、豁达、优雅、风趣、积极、进取的童年心性、人生态度，从而培育起以健全人格、优良品性、丰富情感、丰沛想象为内核的童年精神结构。在此前提下，原创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通过文学审美与出版实践构建的“第二世界”，就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方式。
二、原创儿童文学出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有效路径
实际上，中国儿童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其价值立场就深受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并成为其价值准则的一部分。比如，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儿童文学价值观既是对儒家“文以载道”价值观的承续，又是对“以善为美”单一社会价值取向的超越。具体说，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体现了“三元调适，美、善并举”的价值理念：传达真知、认识真理——求真;启蒙精神、养育品格——向善;倡导审美、熏染心灵——寻美。这一价值系统的形成又先后经历了发轫期(20世纪初到抗战爆发)、成长期(抗战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蝉蜕期(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成熟期(21世纪以来)4个阶段。时至今日，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呈现出“从耳提面命到理解尊重;从理念渗透到精神导引;从功利主义到游戏精神;从单级状态到多元共生”的多元价值趋向。那么，当下，原创儿童文学出版究竟该如何把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践行“把社会效应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职能?笔者认为可从以下6个方面把握：
1.强化少儿出版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
选题策划上，原创儿童文学出版理应“关注历史、关注现实、关注未来”三管齐下。通过对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和重大社会题材的选题策划、内容出版，记录并见证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种种历史变迁、社会变革对童年生态的影响，在间接表达民族认同感、文化自信力同时，使昂扬、乐观、积极、进取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蕴含于语言形象之中，推动中国儿童文学成为有“责任意识”的文学。比如，2015年正值举世瞩目的“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适时推出了《狼牙山五壮士》《两个小八路》《杨靖宇》等抗战题材原创少年小说，分别从不同角度再现全民族抗战的壮阔历史画卷，并入选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百种经典抗战图书”优秀原创少儿图书，充分展现了原创儿童文学出版的民族自信、国家自信、文化自信，以及“塑造民族未来性格”的使命感与出版担当。
2.把握时代脉搏，引领少儿精神成长
功能定位上，作为童年文化高地之一，原创儿童文学出版担负着守望童年、引领少年儿童精神成长的重要职责。具体到原创少儿文学产品的内容层面，原创儿童文学刊物与图书应该以表达并引领少年儿童精神成长为己任，力求深入洞悉时代精神，关注儿童心灵诉求，通过精心策划、出版，推出一系列富含典型性、个性化、正能量的当代少年儿童群像，以这些未来公民的心灵图像、精神轨迹呈现当代中国社会童年景观和未来趋向，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品类多样、内涵丰赡的童年文化资源和社会思想资源，从而让中国儿童文学成为有“人文关怀”的文学。
3.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更新少儿文学出版结构
产品结构层面，原创儿童文学出版应善于汲取并吸收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滋养，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域之间寻求最佳文化结合点、出版增长点，通过富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韵味的原创儿童文学产品体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浩瀚宽广的气度，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襟怀，让中国儿童文学成为有“文化根基”的文学。比如，近年来，在图画书市场“西风劲吹”出版情势下，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海燕出版社、明天出版社等多家少儿社逆势而上，集合优质资源，强力打造原创图画书出版选题，先后推出了《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图画书的讲读艺术》《荷花镇的早市》《安的种子》《团圆》等图画书理论与原创图画书精品，为丰富原创儿童文学出版品种，推动图画书出版结构调整作出了贡献。
4.转变文学营销观念，缔造童年阅读文化
在阅读营销层面，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出版则更是大有可为。具体而言，就是探索并创新现有的儿童阅读推广模式，变单一性“新书发布”模式为“媒介整合”模式、“专家讲座”模式为“教育转化”模式、“现场签售”模式为“阅读推介”模式等多管齐下之童年阅读复合模式。通过上述出版营销和阅读消费活动，使诸多情感丰沛、意蕴深厚、趣味洋溢、想象超拔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充实到当代少年儿童的阅读生活中来，实质参与少年儿童的人格养成与心灵建构，让广大少年儿童经由儿童文学阅读逐步养成向善、寻美、尚真、求知的良好品性，从而助力中国儿童文学成为有“胸襟抱负”的文学。
5.参与出版资源整合，助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在审美教育层面，少儿文学出版同样可以发挥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少儿出版社、杂志社、多媒体出版公司等出版机构可以通过参与组织选编教材、修订课标、培训教师、推广阅读等多种方式，努力推进儿童文学向基础教育课程资源转化，使更多优秀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成为文学审美教育的核心资源，从而为优化和改善语文教育提供价值方向、资源储备与方法支持。换句话说，就是在课堂阅读教学和课外阅读中，少儿出版可借助优秀原创儿童文学作品作为课程资源的强大辐射力，不仅在发展少年儿童语言、思维能力，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能方面发挥作用，而且还能直接诉诸于少年儿童美好道德、情感和正确价值观的养成，使这些未来公民在儿童文学教育功能的培育、引领下逐渐成长为符合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人”，也让中国儿童文学成为有“目标境界”的文学。
6.把定“儿童本位”立场，昭示儿童出版方向
在社会服务层面，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出版更是不能缺席。面对“城乡变迁”和“功利教育”背景下斑驳、迷离的童年生态，原创儿童文学出版需要把定核心价值取向和童年本位立场，或通过虚拟的理想童年形态与都市儿童充满缺憾的现实童年境遇的比照;或通过对留守儿童、残疾少年、贫孤孩子非常态、异质性童年景象的深入揭示;或通过对当下种种童年危机的反思性、批判性表达……昭示对童年发展与生命成长的理解、尊重、守望、抚慰、补偿、引领，从而让中国儿童文学成为有“精神传统”的文学。
三、反思与启示
如果以上述6方面为坐标审视当前原创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不难发现，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出版的价值系统还不均衡。有些时候，边缘化的价值向度遮蔽着核心价值的求索。这体现为世俗化、娱乐化，乃至庸俗化出版物不但广布于儿童文学图书市场，而且还时时通过与商业出版、营销的合谋蚕食、挤压着有意蕴深度和责任担当的审美化、艺术化儿童文学出版空间。这使得当前原创儿童文学出版在多元并存格局下，尚未充分体现其精英化、正面性价值立场。这种情况值得警惕和深思。基于此，笔者认为，当下，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不但亟须以自身代际特征为基础进行资源深度整合，而且还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摄下，重新审视精神传统、人文关怀、反思精神、批判思维、文化根性、问题意识等被悬置已久的出版命题。只有锁定了这些文学经纬坐标，校正了这些出版价值罗盘，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才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神清气正、朝气蓬勃，真正创造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童年文化景观。
关于文学毕业论文范文二：民族传统文学中西文学对比发展
摘要：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实证的传播与接受史的研究，起源于中印文学研究领域，相对而言，中外文学之间的没有事实关系的平行研究，则起源并展开于中西(中国与欧美各国)文学比较研究领域。这是因为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发生事实联系的历史较为晚些，实证研究的资源远不如东方各国文学关系史那样丰富，而且西方文化与东方及中国文化属于不同类型的文化体系，也适合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的平行研究。本文将主要从中西文学对比中探讨民族传统文学的融合与发展。
关键词：中西文学;民族传统文学;内涵;融合;发展
就民族性说，中国人偏重实际而不务玄想，伦理信条最发达，而有系统的玄学则寂然无闻;表现在文学上，关于人事及社会问题的作品最发达，而凭虚结构的作品则寥若晨星。中国民族性是最“实用的”，最“人道的”。它的长处在此，它的短处也在此。长处就是重视人际关系，使涣散的社会居然能享到二干余年的稳定，短处在它过重人本主义和现世主义，不能向较高远的地方发空想，所以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求。社会既稳定之后，始则不能前进，继则因其不能前进而失其固有的稳定。朱光潜认为，诗人对于自然的爱好有三种[1]。第一种，也是最粗浅的是“感官主义”，第二种起于情趣的默契欣合，第三种是泛神主义，即把大自然全体看作神灵的表现，感受到其神秘超人的力量，自然的崇拜于是成为一种宗教。这是多数西方诗人对于自然的态度，中国诗人很少有达到这种境界的。在哲学与宗教方面，朱光潜认为，“西方诗比中国诗深广，就因为它有较深广的哲学和宗教在培养它的根干”。
一、民族传统文学的内涵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土壤与文化积淀之上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尽管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吸收、融汇域外其他民族文学的活性养料与有益范式，但这并不能完全更换其牢固的生命根须。越是有生存活力的文学，越不会消褪其民族生活与民族精神的纹章徽记，不会割断其与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天然联系。无论中国文学还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历史，均提供了此种昭示。很难设想，某个国度、某个民族能够在一片文化废墟上矗立起自己巍峨的文学殿堂。然而，在近几年的文学领域里，却滋长了一股令人惊诧的所谓“新思潮”，以怀疑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粗暴地对待我们的文学传统。一段时间里，主张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文学传统的科学态度，被贬斥为陈腐、过时观念，而怀疑和否定文学的民族传统，力主以西方现代派艺术法规全面取代文学的民族传统，甚至要将所谓“黄色文化”变种为“蓝色文化”的论调，竟成为理论时尚和引领文学创作实践的思维导向。这股思潮也是打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徽记出台的，因而，就增添了明辨是非的复杂性[2]。
二、中西民族传统文学对比
1925年，沈雁冰(本名沈德鸿，笔名茅盾，1896—1981)的第一篇神话研究论文《中国神话研究》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6卷第1号。他尝试运用欧洲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来阐释中国神话问题。他在论述中国神话之前，先援引了安德鲁•兰(AndrewLang，1844～1912)和麦根西(A.Mackenzie，通译麦肯齐)的主要观点，作为他论述中国神话的理论根据，说：“我们根据了这一点基本观念，然后来讨论中国神话，便有了一个范围，立了一个标准”。他根据兰氏的原则，理出来研究中国神话的“三层手续”(即三条原则)：第一，区别哪些是原始神话，哪些是神仙故事。第二，区别哪些是外来的神话，哪些是本土神话。第三，区别哪些神话受了佛教的影响。他认为，如果按照这三条原则来研究中国神话资料，则表现中华民族的原始信仰与生活状况的神话就会凸现出来。这三条原则，特别是后两条，实际上是强调中国神话与外国神话的比较研究的原则。与朱光潜、梁宗岱一样有着留洋经历，一样有着扎实的国学与西学修养的钱钟书(1910～1997)，也以他自己的方式踏入了比较文学园地。与朱光潜、梁宗岱一样，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在中西诗歌领域，但与朱光潜的逻辑化、体系化的研究不同，钱钟书更倾向于以SU.g随笔的方式，信手拈来地做中西比较，在这一点上有点近似梁宗岱。但他是个极重文献的研究家，对文献的引用不厌其烦，这与梁宗岱的径直爽快的评论风格又形成对照。这一时期，钱钟书除了用中文和英文发表了几篇文章，如《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文学杂志》1卷4期，1937)之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主要作品是以品评中国古典诗歌为中心的随笔札记集《谈艺录》[3]。《谈艺录》写于1939年至1942年间，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全文用文言文写成，文字较为古奥，其间有夹杂一些英文引文，引述资料显得堆砌、繁复、琐屑，非专业读者读通不易。《谈艺录》有九十一则札记，后又增补十八则“补遗”。以唐代以降的中国诗为话题，对诗人、诗派、风格、轶闻趣事等加以品评，都是一些片断性的文字，篇与篇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没有多少术语概念，没有理论命题，更没有体系的构建，结构比较松散，内容比较驳杂，行文比较自由散漫，这些都使得《谈艺录》颇似中国传统的诗话。进入现代之后，这种传统诗话式的写作与研究方式几乎无人为之了。但这种写法似乎很适合钱钟书那种不赶时髦不从众，自由洒脱的学术个性，因而用起来显得得心应手。更重要的，《谈艺录》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诗话，因为其中夹杂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外国文化的旁证材料，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为传统诗话所不及。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研究比较文学的人，有理由把它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钱钟书在谈论菜一中国话题的时候，必以西洋相近、相似或相对的材料作为佐证或旁证，以强调他在序中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世界文学整体观。中西诗歌的比较研究首推朱光潜(1897～1986)。朱光潜在1934年发表《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原载《申报月刊》第3卷第2号)一文，试图解释中国的长篇叙事诗缺乏的原因。这个问题梁启超早在《饮冰室诗话》中就已提起，他说：“希腊诗人荷马，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诗篇为今日考据希腊史者独一无二之秘本。每篇率万数千言。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尔顿、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似差可颉颃西域。然长篇之诗，最传诵者，惟杜之《北征》，韩之《南山》，宋人至称为日月争光，然其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也。古诗《孔雀东南飞》一篇，干七百余字，号称古今第一长篇诗。诗虽奇绝，亦只儿女子语，于世运无影响也。”在这里，梁启超较早明确指出了中国文学长篇叙事诗的不发达，为中西比较文学提出了一个研究课题，朱光潜则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探讨和回答[4]。
三、民族传统文学的融合与发展
在整体世界史观的指导下，明确了民族文学处于向世界文学前进的过程中，这就给了文艺家和批评家一个重要启示：民族风格不可能有某种具体的样板，民族风格应该是植根于民族土壤中的活生生的东西，是从内容到形式的结合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丰富多样的具体风格中民族精神的印记。这种民族精神，包括民族的心理素质、思维习惯，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础，表情达意的方式和价值观，但也要在外来文化冲击和自身规律的作用下，发生微妙的有时是深刻的变化。从前人们以女人缠小脚为美，以少年老成为难得，现在正好相反，便是观念变化的证据。因而提倡民族化，决不是强迫文艺家遵循现有的某种规范，而是要他们从世界文明大潮中广泛吸收有益的养料，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只要文艺家生动地表现了生活中所蕴藏的民族的精神素质，艺术上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较为完美的结合，不论他采用什么风格手段来组织题材，刻画人物，其作品必定具有民族气派。这正如鲁迅评陶元庆的画时所说的：“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彩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对于这种“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桔亡中国的民族性”的风格，鲁迅认为“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俪尺或清朝的营造尺”，而“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需要指出的是，向“世界的文学”靠拢，并不是要抹杀文学的民族特性。世界的有机统一本有一个多样性的前提。人类一方面越来越接近自由的共同本质，另一方面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各民族在奔向自由的道路上总是采取了带有自己历史特点的方式[5]。一个民族的诗人不仅必须对本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他的出现还必须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环顾西方作家，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物并不罕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等，无不以其独特的艺术天才，贴近人类的创作意识，塑造了无数与全人类紧密相连的艺术形象。因为他们既是本民族火热生活的参与者，也是“人类一般生活的参与者”托尔斯泰语)。在这方面做得更自觉的是莎士比亚。他总是把戏剧冲突提高到“人类矛盾的高度”，“让人类的要旨产生于它时代的历史斗争之中，并赋予它以一种如此集中、如此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高度”。但是，我们不能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割断历史、脱离国情的类比。一般来讲，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闭关锁国的封建经济生活，使得无数文人缺少西方世界乃至莎翁那种自觉。但是，谈艺的第一原则是要看对象是否符合艺术规律。众所周知，“形象大于思维”的现象，使我国许多古代作家赢得了生前不曾料想过的殊荣。这是艺术形象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超过了作家主观认识的有力的证明[6]。
总之，求同论证可以视为辐合思维，它能在提供的根据中得出有方向、有范围的结论。求异论证又叫辐射思维，它能从一个目标出发，沿着不同的途径去开拓，以探求多种答案。它不受固定方向、范围的制约，能求答案于未知，更易有所发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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