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龙子》的逻辑正名思想
一
要使哲学成为一门具有严密系统的学问，不能不研究它所使用的语言，不能不寻求清晰的语词。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它与哲学思维有密切的关系，是哲学思维据以向前推进的有效的工具。
从中国哲学史上看，孔子是最早从名实关系上提出正名理论的。他在《论语·子路》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他从名、言、行之间的关系上明确肯定了名(语词、概念)的重要作用，表达了名称、语言和行为三者一致的见解。自孔子提出正名理论之后，就兴起了一股“名辩思潮”，围绕名实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论。
公孙龙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逻辑正名的思想家。他特别强调对于语词和概念的分析。他所说的“审其名实，慎其所谓”，是专从逻辑方面讲正名。深入研究公孙龙的逻辑正名思想，对我们完善哲学这门学问的逻辑工具，寻求清晰的语词来表达哲学命题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
《公孙龙子》一书是战国末期赵国人公孙龙及其后学的著作。公孙龙是名家的主要代表，也是逻辑正名理论的开拓者。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流传的《公孙龙子》有十四篇，后来散佚。现存的《公孙龙子》只有六篇。
沈有鼎先生认为，现在通行的《公孙龙子》，各篇风格不同，不是出于一人之手，而是晋代学者串编成书的。但目前多数学者认为，《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和《名实论》这五篇是公孙龙本人之作，只有《迹府》篇是后人记录公孙龙言行的文章。
根据此书的内容和结构来看，《名实论》是一篇以“正名”为旗帜和阐述全书宗旨的文章，《指物论》和《坚白论》从哲学上讲名实关系，《白马论》是对《名实论》中的逻辑正名思想的补充和发挥，《通变论》所论及的是分类原则和逻辑诡辩方面的问题。(注：参阅周云之《公孙龙子正名学说研究》。)
三
在中国逻辑史上，公孙龙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提出“唯乎其彼此”的逻辑正名原则，揭示了逻辑正名的性质、要求和方法。
首先，公孙龙在《名实论》中提出了逻辑正名的原则。他说：“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这就是要求“彼”之名必须专指彼之实;“此”之名必须专指此之实;这样才是名实相当，名实相当才算是“名正”。反之，如果“彼”之名不是专指彼之实;“此”之名不是专指此之实，则“彼”或“此”之名就不能成立。如果以不当之名谓之当，其名则乱也。例如，“白马”之名必须专指白马之实，不能指黄、黑马之实，也不能等同于马之实。公孙龙认为，定名的时候要注意于“彼此”，“唯乎其彼此”是“名正”(即正名)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次，公孙龙又进一步为“唯乎其彼此”的逻辑正名原则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应当承认，《公孙龙子》中还没有形成关于名的“内涵”和“外延”的概念，但已提出了“不过”和“不旷”的逻辑正名要求。公孙龙在《名实论》中指出：“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就是说，物在其形成为某一个或某一类具体事物时，都应具有自己确定的对象和范围，不能人为地任意超过(“不过”)。“白马”必须专指白色之马这个类的确定对象和范围，不能把黄马、黑马等包括在白马之中。公孙龙在《名实论》中还指出：“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就是说，“实”是靠自己充实自己因而具有确定的内容和位置的，并不是空旷而无内容。例如，“白马”应具有“白”之色和“马”之形这样两个内容(属性)，不能是既无色又无形，也不能单有“马”之形或单有“白”之色一个内容。公孙龙提出“不过”和“不旷”，是要求确定物类的范围和内容，这实际上也就为明确“白马”与“马”这两个种属之“类名”的外延和内涵提供了根据。
再次，公孙龙在《名实论》中还提出了一系列达到“唯乎其彼此”的逻辑正名方法。我们对这些方法简述如下：一是“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即用已经“正”(名实相当并具有确定的对象和内容)了的名去检查、纠正“不正”(名实不当并不具有确定的对象和内容)之名。二是“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即是用已知为“不正”之名去检验那些被认为已经“正”了的名是否恰当。三是“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即只有通过正其“实”，才能达到正其“名”的目的。这就是通过明确物类(白马)的对象(白色之马)和内容(白之色和马之形)进而达到明确“名”(“白马”)的外延和内涵的效果。四是“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这就是要求改变那些已经不符合实之“名”。
四
公孙龙的名实论，是在名实散乱之后提出的正确使用“名”的理论。他要求“名”必须反映确定的对象(范围)和内容(属性)，并把“名”作为与“实”相对应的概念。
公孙龙最著名的学说是“白马非马”论。据说，“白马非马”之辩是儿说所创，公孙龙继承和发挥了他的这一论辩。公孙龙所著的《白马论》，被认为是一篇不用术语的逻辑论文。如果说《名实论》的主旨是要求概念明确，那么《白马论》则进一步指出“白马”和“马”两概念的差异，不许混同。就是说，《白马论》从逻辑上揭示了“名”的内涵和外延，论及了“名”在逻辑上的种属差别。西汉刘歆认为，公孙龙著此书的目的是“正名实”。其实，在《迹府》篇中就已提到：公孙龙因“名实之散乱”，才推出“白马非马”之辩，欲“以正名实，而化天下”。可见，公孙龙就名实问题作名理思辩之探究，也有政治道德教化上的效用。
但历来在学者们中有一种误解，一提到“白马非马”就认为是通常意义上的诡辩论，甚至有人指责公孙龙是“以正名为名，而乱名为实”。但通过对《名实论》和《白马论》等篇的分析，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孙龙提出“白马非马”这一命题并非要表示“白马”与“马”两概念外延上是完全排斥的，而仅仅是为了论证“白马”与“马”两概念外延上是非等同的。不仅如此，还从内涵方面论述了“白马非马”的具体含义。明确地指出，“白马”既命形又命色，而“马”则单命形，这两个概念在内涵上是不等同的。所以“白马非马”是一个强调种名异于属名的逻辑命题，而不能把它当作是一种“以名乱实”的诡辩。
这里涉及到了自然语言的多义性问题。我们认为关键是，在“白马非马”这个命题中，“非”只作“有异”讲，而不是作“全异”讲。应当承认，“非”在古与今的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作“全异”讲的，特别是在现代逻辑中，“非”被规定为只能作“全异”理解，如“非a ”指全异于a的对象，“S非P”是说S全异于P等等。而且， 在《公孙龙子》一书中也有在“全异”的意义上使用“非”字的，如“色非形，形非色也”(注：《公孙龙子·迹府》。)等等。然而，“非”字在古代或现代的日常语言中也可以在“有异”的意义上使用它。维特根斯坦说过：“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第43页。)因此，我们对“白马非马”这一命题中的“非”字的理解，决不能离开公孙龙本人的解释和论证，要看他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字的。
在《迹府》篇中有一段叙述公孙龙与孔子的后代孔穿会面的情景，他们就“白马非马”这一命题进行了辩论。孔穿要求公孙龙放弃“白马非马”论，表示只要他能做到这一点，就愿拜他为师。公孙龙展开论辩时，先揭露孔穿“先教后师”是自相矛盾，然后替他的“白马非马”论作了出色的辩护。公孙龙举了一个孔子的事例来进行反驳。他指出：既然大家都承认，孔子讲“异楚人于所谓人”，是强调“楚人”不同于“人”，而决非把“楚人”排斥于“人”之外;那么自然也应当肯定，他讲“异白马于所谓马”，也只是强调“白马”有异于“马”，而决非把“白马”排斥于“马”之外。这就是说，如果肯定孔子的“楚人异人”是真命题，那么应当肯定公孙龙的“白马异马”也是真命题。这样，孔穿就不能回答公孙龙的话。《迹府》篇中的这段论述，对我们理解“白马非马”这一命题很有助益。
五
以上我们简要地阐述了公孙龙的逻辑正名思想。现在顺便想谈一谈研究中国正名理论的意义。
我们知道，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大转变时期。由社会大转变而发生名实问题之争，由名实之争而出现正名思想，由正名思想而引发着逻辑，这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发生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正名之说，最早是孔子提出的。以后各家，都无不论正名。公孙龙作为名家的代表，倡导“唯乎其彼此”的逻辑正名思想。他要求名必须将其所指称对象的本质特性表达出来。荀子著《正名》篇，集前人正名理论之大成。他强调名的作用，提出“制名以指实”，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名、辞、辩说诸种思维形式。认为辩说必须符合逻辑规则，而“正其名”是最基本的要求。在“正其名”的基础上，才能“当其辞”、“辩异而不过”和“推类而不悖”。后来，《吕氏春秋》又综合各家之说，对正名理论作了新的发挥。《审分览》中指出：“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主张以事物的实际情况和类别为根据来考察人们的概念和言词，以求得真情，防止悖乱产生。认为名实关系正当与否同国家的治乱直接相关。因此大声疾呼：“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可见，正名理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曾受到广泛的注意，但是这种理论在后来没有得到系统的发展。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哲学研究所有位青年学者近年来提出，“‘正名分析’是语言分析中的基础层次”，它关注着语词(句)如何成为观念问题，可以发展成为一种有利于澄清思想的分析技术。他认为，“中国传统中的正名主张就技术而言远不及分析哲学，但却比分析哲学的理论更为深刻和普遍。”(注：赵汀阳：《走出哲学的危机》。)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意见。我们记得，当年严复就曾强调指出：“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