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散文，当代经典散文
散文在艺术表现方法上自由灵活、挥洒自如，写人记事，绘景状物，不拘一格。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当代经典散文，供大家欣赏。
经典散文_当代经典散文：乡土情结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土地。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想到它。逢年逢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想到它。辽阔的空间，悠邈的时间，都不会使这种感情褪色：这就是乡土情结。
人生旅途崎岖修远，起点站是童年。人第一眼看见的世界，就是生我育我的乡土。他从母亲的怀抱，父亲的眼神，亲族的逗弄中开始体会爱。乡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溶化为童年生活的血肉，不可分割。而且可能祖祖辈辈都植根在这片土地上，有一部悲欢离合的家史。在听祖母讲故事的同时，就种在小小的心坎里。邻里乡亲，早晚在街头巷尾、桥上井边、田塍篱角相见，音容笑貌，闭眼塞耳也彼此了然，横竖呼吸着同一的空气，濡染着同一的风习，千丝万缕沾着边。一个人为自己的一生定音定调定向定位，要经过千磨百折的摸索，前途充满未知数，但童年的烙印，却像春蚕作茧，紧紧地包着自己，又像文身的花纹，一辈子附在身上。
“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但人是不安分的动物，多少人仗着年少气盛，横一横心，咬一咬牙，扬一扬手，向恋恋不舍的家乡告别，万里投荒，去寻找理想，追求荣誉，开创事业，富有浪漫气息。有的只是一首朦胧诗，——为了闯世界。多数却完全是沉重的现实主义格调：许多稚弱的童男童女，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要求，被父母含着眼泪打发出门，去串演各种悲剧。人一离开乡土，就成了失根的兰花，逐浪的浮萍，飞舞的秋蓬，因风四散的蒲公英，但乡土的梦，却永远追随着他们。浪荡乾坤的结果，多数是少年子弟江湖老，黄金、美人、虚名、实惠，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安土重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鸟恋旧林，鱼思故渊;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但百余年来，许多人依然不得不离乡别井，乃至飘洋过海，谋生异域。有清一代，出国的华工不下一千万，足迹遍于世界。美国南北战争以后，黑奴解放了，我们这些黄皮肤的同胞，恰恰以刻苦、耐劳、廉价的特质，成了奴隶劳动的后续部队，他们当然做梦也没有想到什么叫人权。为了改变祖国的命运，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发轫于美国檀香山，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很多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改革开放后掀起的出国潮，汹涌澎湃，方兴未艾。还有一种颇似难料而其实易解的矛盾现象：鸦片战争期间被清王朝割弃的香港，经过一百五十年的沧桑世变，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何等的盛事!而一些生于斯、食于斯、惨淡经营于斯的香港人，却宁愿抛弃家业，纷纷作移民计。这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浮海远游的潮流，各有其截然不同的背景、色彩和内涵，不可一概而论，却都是时代浮沉的倒影，历史浩荡前进中飞溅的浪花。民族向心力的凝聚，并不取决于地理距离的远近。我们第一代的华侨，含辛茹苦，寄籍外洋，生儿育女，却世代翘首神州。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都作了慷慨的奉献。香港蕞尔一岛，从普通居民到各业之王、绅士爵士、翰苑名流，对大陆踊跃输将，表示休戚相关、风雨同舟的情谊，是近在眼前的动人事例。
“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此中情味，离故土越远，就体会越深。科学进步使天涯比邻，东西文化的融会交流使心灵相通，地球会变得越来越小。但乡土之恋不会因此消失。
经典散文_当代经典散文：在黑暗中并肩行走
人们常说，人与人之间，尤其相爱的人之间，应该互相了解和理解，最好做到彼此透明、心心相印。史怀泽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中文本见陈泽环译《敬畏生命》一书)中说，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人也无权对别人提出这种要求。“不仅存在着肉体上的羞耻，而且还存在着精神上的羞耻，我们应该尊重它。心灵也有其外衣，我们不应脱掉它。”对于他人灵魂的神秘，我们同样不能像看一本属于自己的书那样去阅读和认识，而只能给予爱和信任。每个人对于别人来说都是一个秘密，相爱的人们也只是“在黑暗中并肩行走”，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各自努力追求心中的光明，并互相感受到这种努力，互相鼓励，而“不需要注视别人的脸和探视别人的心灵”。
读着这些精彩无比的议论，我无言而折服，它们使我瞥见了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的深度。凡是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心生活的人，必然深知一切精神事物的神秘性并对之充满敬畏之情。在史怀泽看来，一切生命现象都是世界某种神秘的精神本质的显现，由此他提出了敬畏一切生命的主张。在一切生命现象中，尤以人的心灵生活最接近世界的这种精神本质。因而，他认为对于敬畏世界之神秘本质的人来说，“敬畏他人的精神本质”乃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以互相理解为人际关系的目的，就在于不懂得心灵生活的神秘性。按照这一思路，人们一方面非常看重别人是否理解自己，甚至公开索取理解。至少在性爱中，索取理解似乎成了一种最正当的行为，而指责对方不理解自己则成了最严厉的谴责，有时候还被用作破裂前的最后通牒。另一方面，人们又非常踊跃地要求理解别人，甚至以此名义强迫别人袒露内心的一切，一旦遭到拒绝，便斥以缺乏信任。在爱情中，在亲情中，在其他较亲密的交往中，这种因强求理解和被理解而造成的有声或无声的战争，我们见得还少吗?可是，仔细想想，我们对自己又真正理解了多少?一个人懂得了自己理解自己之困难，他就不会强求别人完全理解自己，也不会奢望自己完全理解别人了。
在最内在的精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爱并不能消除这种孤独，但正因为由己及人地领悟到别人的孤独，我们内心才会对别人充满最诚挚的爱。我们在黑暗中并肩而行，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无法知道是否在走向同一个圣地，因为我们无法向别人甚至无法向自己说清心中的圣地。然而，同样的朝圣热情使我们相信，也许存在着同一个圣地。作为有灵魂的存在物，人的伟大和悲壮尽在于此了。
经典散文_当代经典散文：择死与择生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或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这个问题从儿时就牵襻着我。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值得商榷。
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这个偏差或许是些故意?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忠于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政治家与政客不同，正是由于前者的献身是别无选择的，后者却是投机的。屈原身为三闾大夫，是楚国的决策大臣，他不能承受楚国蒙受亡国的事实。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行吟，可以留下作品“薪火传人”。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惟一的坚持。他是把对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的。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诗人的事业，可以不与某一个具体的朝廷和君王相联系，相始终。屈原的这种始终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不可挽救的狂澜的惟一坚持。“人生自古谁无死?”“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之于生死，中国自古已有确认之标志。虽然“哀莫哀生别离，乐莫乐心相知”，已将生乐死苦、留恋人世的滋味体会尽致，但是，主动迎接死亡，“在不可选择中进行选择”的精神依然确立。中国的志士仁人，在求生不能的时候，很重视死之权利，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仰完整地活下去，不如选择死亡，将死看作一种意志与尊严的使命。屈原即是著名的范例。他是不会等到敌国军队进入，被俘受辱而死的。他认为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独立的死。头戴巍峨之冠，身着兰草香服，时而悲吟，时而高歌，徜徉在汩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赴死。
屈原之死，死的原因是不是“诗人”的，死的方式却是“诗人”的。政治家只要死得其所和旗帜鲜明，诗人却要死得美，死得如其所吟，死得浪漫。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的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践志。当死临到司马迁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司马迁出于公心，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真谏烈臣;但司马迁认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他要以一介布衣的身分完成千古史记，为中国撰写第一部大型纪传体史书。
既有了帝王家的史官，却执意要做民间第一史家。当时虽没有明文不准平民“写史”，但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临视与怀恨。他选择受刑忍辱，弃政从文，从匍匐于地的殿臣中直起身子做人。这是令世俗瞠目的叛逆之举，这是勇敢与崇高的跨越。他不愧为敢于在朝堂上和禁锢人臣的君臣伦理观念决裂的杰出代表!弃一帝而得天下千秋，伟哉司马迁!
屈原择死，史迁择生，都是崇高的。他们择死与生的思考世代延传;这种思考，构成了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隆起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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