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道与禅的关系_日本茶道与禅的历史联系
从日本佛教与茶道的关系而言，无疑就是禅宗所遵从的禅之一理。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日本茶道与禅的关系，一起来看看。
日本茶道与禅的关系
在茶道中，即使是行走也有严格的规矩。有人说，日本茶道是从规范逐步到心灵内部的
就一般概念上的人来说，它是有相、有肉、有精神活动的。但在禅来看，这种有相的人不是真实的人。否定这有相的人，脱却了一切有形束缚的无相的人才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人也被称作无相的人，自觉了的无相的自己是真实的自己，即脱离了一切形状的自己、否定了一切的自己才是真实的自己。但这个真实的自己又不是什么自己以外的别的东西，自觉了的自己仍是原型的自己，不过是成为一个自由了的自己。这个自由了的自己甚至获得了生死的自由，毋宁说是抛弃了生死之有形的束缚。生死对于有相的人是成立的，而对于无相的人是不成立的，从一个有相的人变成一个无相的人，即是禅修炼身心的目的。禅提出“佛祖共杀”，这在佛教里是不能容忍的事情。这里的“佛”指释迦，“祖”指达摩，禅认为佛只是一种了悟的境地，是无形的。无形的才是真正的佛，而有形的便是虚伪的佛。寺院里的铜制佛像、佛画上的佛的肖像都是假的。真正的佛不在人体之外，而在人自己本身之中。这种“杀祖杀佛，杀尽初安”的思想，可称为绝对无的世界观。
禅主张“向心求佛，自我究明”。这在禅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佛不是别的，它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了悟即所谓人体中被隐藏着的佛的觉醒。其觉醒是无形的，又称无相的觉醒。这种无相的觉醒向外是求不到的，只能靠内省的修炼。
禅的绝对否定的结果不在于将来，而在于现在。寄托于未来的否定不是绝对的否定。这样一来，关于自我否定的“了悟”从空间上来说即自己，从时间上来说即现在。所以禅宗重视眼前的日常生活，认为食住行卧都是身心的修炼，又都是佛的体验。由此，在禅宗里产生了以寺院生活为对象的清规。而茶道将禅宗的清规扩大化，更进一步强调了禅的思想。说禅宗与茶道同属禅的两种表现形式，其中重要的理由就在于此。
那么再仔细分析一下“了悟”的境界。了悟并非是抓住、得到了某个对象，而是将主观上的自己、客观上的周围世界同时否定。即“能所皆忘”。“能”指主观，“所”指客观。通过否定又产生了“能所不分，能所合一”的现象。能所之间的差别被否定，能也是所，所也是能。这种“能所皆忘”的境界被称为“三昧”。所谓三昧，即某种事物成为一体，进入无我的状态。比如一位出色的钢琴家在演奏过程中，将自己融于旋律之中，从广义上来说这也是“了悟”的一种表现，在禅宗以外的佛教各宗里，提倡大量地读经念佛，力图通过这种行为将自己化入佛经之中，以体验佛陀的境界，在读经念佛中获得“三昧”。
钢琴家式的“了悟”只能是瞬间的，只限于弹琴的场合。一般佛教中的“了悟”是有形的，是受三十二相八十种佛顶相的局限的。而禅的“了悟”是无相的。观花为花，抚木为木，花外无我，我外无木。茶道也一样，主张拿起茶碗便与茶碗成为一体，拿起茶刷便与茶刷成为一体，不允许手拿茶碗心想茶刷。点茶时要随着程序的进展与每一事物合为一体，总的来说与茶形成一体，而绝对不允许有点茶给客人看的杂念、禅的“了悟”是无形的，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形容的。因为语言文字本身是对某种有形物的描述。“了悟”的境界是一种语言成立之前的现象，是“言诠不及底”，“非思量底”。
那么，茶道与禅是怎样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这里引用久松真一先生一段精辟的论述：“茶道的第一目的为修炼身心，其修炼身心是茶道文化形成的胎盘。无相的了悟作为一种现象显示出来的才是茶道文化。茶道文化真是一种内容丰富的文化形式。我自己开始研究茶道以后感到惊讶的是，其文化形式有着强烈的独特性，即：它是一种由无相的了悟，无相的自己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未渗透无相自己的茶道是不存在的，反过来说，茶道中必须渗透着无相的自己，即茶道文化是无相的自己的外在表现。茶道又是一种根源性的文化，它修炼人的身心，创造无相的人、了悟的人，即创造文化的创造者。所以说，茶道是创造文化创造者的文化。这些创造者创造的文化反过来又创造文化创造者.茶道是这样的一种修炼人的天地、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创造的领域。在此意义上来说，茶道是无相自己的形成及无相自己表现的场所。”
如上所述，真正意义上的茶道的形成，是以珠光为开山、绍鸥为先导、千利休为集大成者而完成的。这在茶道史上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在那以前的饮茶文化带有赌博的性质，会场上设有山珍海味，人们大吃大喝，酩酊大醉，会场上还展示各式各样珍奇宝物，可说是一种豪华的文化，在这种饮茶文化里，没有丝毫的宗教、伦理色彩。
在饮茶文化上掀起一场大革命的是珠光、绍鸥、利休等人。由他们改革过的茶道，具有宗教式、伦理式的身心修炼的性质。因此，茶道的文化形式是非常严肃的。茶室便是修炼人格的道场，进入茶室后要处处留意。主人与客人都是以修道为目的而走到一起的。所以，主人客人都要小心谨慎地行事。
珠光、绍鸥、利休对茶道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于禅宗的宗教改革.它将禅从闭塞的禅寺里解放了出来，安落在露地草庵中，将禅僧从坐禅三昧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化作在家的茶人，创造了寺院、禅僧所不能创造的禅文化。茶道作为新的禅的表现形式，综合了日常生活的一切形式。茶道与一般艺术形式不同，例如绘画、戏剧、舞蹈，它们只包含生活的某一部分，而不能笼括整个生活。而茶道却是一个完整的生活体系。
茶道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无的宗教”。它从“有”的不安感中解放出来、建立了“本来无一物”的绝对否定的世界。“无一物”似乎给人一种消极、萧条的感觉，其实“无一物中无尽藏”，其中包蕴着无限的可能性、无限的创造性。自由自在的创造性只有在否定了的、绝对无的主体上才能实现。这样一来，“无一物”并非消极之物，而是最富有生命力的了。
日本茶道和禅。
日本的茶种从中国而来，经过精心培植制出的茶叶已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最纯正的茶道被称之为“草庵茶”。草庵茶的极意是对高贵、财富、权力的彻底批判，以及对低贱、贫穷的新的价值发现与价值创造。“不持一物”被视为一种高尚的事物，与此相比，茶人的内在修养才是最重要的。草庵茶人的三个条件为：
(1)境界;
(2)创造;
(3)眼力。“不持一物”从狭义上来说是指没有一件像样的茶道具，但是从广义上来讲是指一种否定了一切的、禅的境界，一种“本来无一物”的境界。即使持有许多珍贵茶道具的茶人，也可以具有“不持一物”之心。
“本来无一物”的主体是茶道艺术创作的源泉。在茶道的具体文化形式中，有许多规则、法式。但对于一个真正超脱了的茶人来说，这些规则、法式从一种“约束”转化为一种“创造”形式。千利休在《南方录》中指出：“茶道之秘事在于——打碎了山水、草木、草庵、主客、诸具、法则、规矩的、无一物之念的、无事安心的一片白露地。”这里的白露地与“本来无一物”的境界为同一语。对于千利休来说，法则并非在人的主体之外，它是由主体的创造而表现的一种事物。主体不是法则的随从，而是法则的创造者。自由自在地进行创作，其创作，以及其创作的结果自然而然地就表现为规矩、法则一类的东西。无理之事非真事，无事之理非真理，理与事合为一体才是草庵茶的本性。
“心中一则”是茶道思想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学习茶道时有千则万则需要记熟、需要操演，但茶道修行的本意在于锤炼“心中一则”。当茶人们通过多年的修行、彻底领悟茶道的本意之后，就会忘掉千则万则，而只用“心中一则”来创造多种多样的茶道文化形式。千利休说：须知茶道无非是烧水点茶。这与禅宗的“逢茶吃茶，逢饭吃饭”、“饥来即吃饭，困来即打眠”的境界是同样的。《临济录》中也讲道：“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当有人询问千利休关于冬夏点茶的秘诀时，千利休说道：
夏日求其凉，
冬日求其暖。
茶要合于口，
炭要利于燃。
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脱却一切个别的、他律的、世俗的成见，直入“无一物”之境界，随时随地自由自在地应付一切外来的事物，在“无事、无心、无作”之中又显现出无穷的活力、无限的创造力。禅宗与茶道为禅的两种表现形式。禅宗为正统的寺院禅风，茶道为庶民式的居士禅风。
在这里必须引用久松真一先生的这样一段论述：
草庵茶以禅为根本，对当时的茶道做出了根本性的变革，创造了草庵式的伦理，草庵式的礼仪做法，草庵式的艺术。建成了一整套贯穿于整个日常生活领域的综合的有特色的文化体系。将佛法体现于茶汤之中，创造出了无形的、有形的许多文化形式，留下了欧美文化所没有的日本独特的文化遗产。站在禅的角度可以这样说，禅进入了茶的世界，成为草庵茶的主体，由此使禅脱却禅僧与禅院等传统的制约，代替禅僧的是彻底抛弃了僧俗、贵贱、贫富之别的新型的草庵茶人。代替禅院的是适于新禅者居住的茶庭茶室。代替禅院清规及其日用什物的是新的禅式生活，茶道的礼法、茶道具。茶道的成立是禅的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禅的活用。
茶道是一种新型的宗教，禅的宗教。从它一成立时起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千利休的时代，当时日本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丰臣秀吉，以及各地的大名、武士纷纷不顾身份的高低贵贱，官家舍掉官位，富者抛弃钱财，执著地投靠千利休，敬仰千利休的茶风——新型的宗教。人们纷纷涌进露地草庵，拂却心头尘埃，洗尽心头迷惑，一心一意点茶参悟。可以说草庵茶风靡整个日本。各地茶室林立，茶人辈出，人们争先恐后抢购名茶具，一只名茶碗甚至价值连城。人人点茶，家家有茶事，通宵达旦，起早摸黑，其求道之心不可收。至今，茶道已成为日本人最喜爱的文化形式，也是最常举行的文化活动。喜爱茶道的人比比皆是。为追求茶道而终身不嫁的女子，为追求茶道而辞去公职的男人屡见不鲜。茶道被公认为是日本文化的结晶，日本文化的代表。
在日本学术界，当解释日本茶道的思想时经常使用下面三个概念。(一)和敬清寂;(二)一期一会;(三)独坐观念。
“和敬清寂”被称为茶道的四谛、四规、四则。是日本茶道思想上最重要的理念。茶道思想的主旨为：主体的“无”，即主体的绝对否定，而这个茶道的主旨是无形的。作为“无”的化身而出现的有形的理念便是和、敬、清、寂。它们是“无”派生出的四种现象。由这四个抽象的事物又分别产生了日本茶道艺术成千上万种诸形式，如茶室建筑、点茶、道具、茶点心等。反过来说，茶道艺术中的所有现象都可以归纳进“和敬清寂”这四个理念里，这四个理念又可归结到主体的“无”之中。
在表面上，“和敬清寂”似乎体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法则，如：“和”所表现的是主人与客人之间的和睦;“敬”所表现的是上下关系分明，有礼有节;“清”所表现的是茶室茶具的清洁，人心的清白;“寂”所表现的是茶事上恬静的气氛，茶人们庄重的表情。但这些表面现象只说明了“和敬清寂”四谛的一部分。
依照久松真一先生的说法，“和敬清寂”不仅被运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对“事物人境”而言的。茶人们要以“和敬清寂”之心对待“事物人境”。事——指点茶、插花、扫除等百般事项。物——指茶碗、茶刷、茶釜等诸器物。人——指主人、客人等各种身份的人。境——指内露地、外露地、茶室等各种环境。
那么“和敬清寂”是如何在“事物人境”中体现出来的呢～这里只论述“和敬清寂”与“事”的关系。例如，茶人们在添炭、点茶、喝茶时，要保持主体与客体的一致，即茶人自己与茶、炭的一体性。如其中有隔阂便称不上是达到真正的“和”。再有，主人与客人之间的配合、客人与客人之间的配合、茶道具之间的色彩、形状的搭配等，都必须达到大和之美。但“和”并不能没有节度，茶事上还要贯穿“敬”。要明确各种事物所分担的责任。相互承认，发挥其作用，做到上下有别，有礼有节。例如同形状、同色彩的茶道具不能同时使用，与此相反要交差使用，以此来互相提色。有了“和、敬”还不够，还要有“清、寂”。室事中一切的都必须清洁、清爽，不能有丝毫的尘埃。水要清，茶要纯。整个气氛要“寂”——安静，不能有多余的声响，特别反对杂谈。
“和敬清寂”四谛的形成可追溯到村田珠光的时代，400多年来，一直是日本茶人的行动指南。这四个字常常挂在茶室里、茶人的家里，作为座右铭。
“一期一会。”一词出自江户末期最大的茶人井伊直弼(1815～1860)所著茶论《茶汤一会集》。原文是这样的：
追其本源，茶事之会，为一期一会，即使同主、同客可反复多次举行茶事，也不能再现此时此刻之事。每次茶事之会，实为我一生一度之会。由此，主人要千方百计，尽深情贵意，不能有半点疏忽。客人也须以此世再不相逢之情赴会，热心领受主人的每一个细小的匠心，以诚相交。此便是：一期一会。
一期一会是说一生只见一次，再不会有第二次的相会。这是日本茶人们在举行茶事时所应抱的心态。这种观点来自佛教的无常观。说宇宙间是无常的，人的生死、友人的离合也是无常的。每个人都难说自己一定有明天。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脆弱的。这是人生的实态。面对人生无常的事实，有的人绝望、悲观，而有的人则在生的瞬间里竭尽全力地奋斗，变消极为积极。佛教的无常观督促茶人们尊重一分一秒，认真对待一时一事。当举行茶事时，要抱有“一生一世只一次”的信念。的确，即使是常来常往的老朋友，在此时节、此茶室、此道具、此气氛下举行的茶事是不可能再现的。主人客人都要有一定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又是创造不朽艺术的一种精神源泉。日本茶人忠实地遵守着一期一会的信念，十分珍惜每一次茶事，从每一次紧张的茶事中获得生命的充实感。一般的茶会都留有茶会记。
“独坐观念”一语也出自井伊直弼的《茶汤一会集》。原文是这样写的：
(茶事完毕)主客均须怀有恋恋不舍之情，共叙离别之礼。客人走出茶室，步入露地，轻手轻足，不得高声放谈。静静转身，行回头礼。主人更应谦恭，目送客人身影至无。其后，若将中门、隔扇、窗户立即统统关上的话，甚为不知风雅情趣。一日之功化为乌有。送毕客人，也绝不能急于收拾。须静静返回茶室，独入茶席，独坐于炉前。追想客人话语之余音，惆怅客人此时不知行至何处。今日，一期一会完了，静思此日之事不可重演，或自点自服，这才是一会极意之功。此时，寂寞逼人，相语者只有茶釜一口，别无他物。诚为不自得难至其境也。
“独坐”指客人走后，独自坐在茶室里，“观念”是“熟思”、“静思”的意思。面对茶釜一只，独坐茶室，回味此日茶事，静思此时此日再不会重演，茶人的心里泛起一阵茫然之情，又涌起一股充实感。茶人此时的心境可称作“主体的无”。
在这里，茶事确是一场净心清魂的佛事。茶人也不愧为在家的僧人。茶室可比作寺院的佛堂。在这个意义上，茶道真可谓一种新型的宗教。
日本茶道与禅的历史联系
一、茶的传入和茶道雏形
日本民间首次种植的茶树，据说是荣西和尚从中国带去的。当他于纪元1185年从宋朝返回日本后，在京都的高山寺开始种植茶籽，后来又在九州的背振山、九州平户广为种植，后世将此三地的茶园遗迹称为日本茶的初始之地。
也许，荣西不是第一个将茶引入日本的人，但却是最为著名的一个。根据后世研究，在略早于荣西之前，饮茶的风俗在十二世纪一度独揽日本政权的平氏武士们之中已经形成了风尚。大约在纪元1183年时，平氏为关东武家源氏所败，被迫退出京都，逃亡九州四国。也正是因为这些逃亡者们难以舍弃茶的美味，于是将随身带出的茶种种植在他们避难的深山之中。从此，茶在日本从宫廷奢侈品渐渐落入寻常百姓家。
那么，当初荣西等僧人从中国带回的究竟是什么茶呢?根据日本学者桥本实的实地考察，通过对日本茶树的形、叶、花、果以及遗传基因的科学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追溯日本的野生茶和栽培茶，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中国云南的皋芦种。由此可知，日本之茶，实是源自中国，而之后形成的茶道，也同样是建立于中国固有的饮茶传统之上。
有历史记载的日本饮茶仪式，出现在日本圣武天皇治世的天平元年(纪元729年)，从中国归来的遣唐僧侣在宫内的季度御读经会上首次进行了施茶仪式。而中国茶学专著《茶经》则于三十五年后传入了日本。又过了二十三年，隶属于宫廷之下的药园“典农寮”开始种茶，斯时，茶叶在日本人的眼中还属于药品。此后，陆续有遣唐高僧最澄、空海等人带回名品茶种，在近江国(今滋贺县)和肥前国(今长崎县)开始种植。其中，以近江国坂本附近的日吉神社茶园为最古。再以后，当嵯峨天皇治下的弘仁年间，日本贵族之间掀起了名为“弘仁茶风”的饮茶热潮。然而，至荣西和尚自宋归国后，将茶种赠与拇尾高山寺明惠上人并授予栽培之法前，日本人对茶的理解依旧停留在贵族奢侈享乐的层面之上。真正将茶与禅的结合于同一层面者，正是那位禅宗大德高僧明惠上人。
关于明惠上人对禅的理解，从他于雪夜明月之下所作之和歌“明明皎皎明明皎，皎皎明明月儿明”之中的无限意境，即可窥其一二。明惠认为，世间有三种事是参悟禅理的最大障碍：首先是睡魔，其次是杂念，最后是坐相不正。参禅者如果不能摒除这三种障碍，将无法开悟。大约正在他苦思破解睡魔之道的时候，茶的出现使他眼前一亮，那种清新的味道以及随之而来的提神醒脑之效，对于驱除睡魔大有裨益。因此，他开始悉心培植这种神奇的植物，使之保持了纯正的味道，因而后世称之为“本茶”，而其他地方的茶种则相对于被称为“非茶”。因这种分类法而形成于室町时代的“斗茶”(1)活动，则完全秉承于区分“本”与“非”的宗旨。
茶道最主要的活动之一就是茶会。有史记载的首次茶会，发生于文明元年(纪元1469年)五月二十三日。当时，日本佛教两大圣地之一的“南寺”(“北岭”为比睿山)兴福寺僧古市播磨澄胤在自己的家中举办了号称“淋汗”的大型茶会，当时居于首席的贵客是安位寺的经觉大僧正。这次茶会是后世“云脚茶会”(2)的典范。但是，澄胤并非日本茶道第一人，真正开日本茶道一代先河的人，却是他日后的师傅田村珠光。
二、宗师辈出，茶道勃兴
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一种艺术的诞生和发展，其中都需要出现一位甚至几位大师级的人物来推动其向前发展的轨迹。茶道能够在室町末期到战国后期这百余年间从一种娱乐性的休闲发展为体现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和道德理念的文化艺术活动，完全得益于以田村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为代表的三代茶道宗师的不断探索、总结和发明。
(1)田村珠光
被后世尊为日本茶道开山鼻祖的田村珠光，是十五世纪在奈良称名寺出家的一位僧人。他是奈良本地人，俗名茂吉，11岁就成为了日本净土真宗的僧侣。19岁的时候，因为讨厌寺庙的清规戒律，因此出走至京都参悟禅理。当时，茶会已经在民间颇为普及，珠光就以充当茶会的“判者”(3)为谋生手段。当时，民间茶会限于封建等级制度和举办者的财力，只能在一种叫做“草庵”的简陋茶室内进行。然而，恰恰是这种简约古朴的建筑风格，却令珠光仿佛一下子悟到了什么。每当他正襟危坐于小小草庵之中，品评各种茶艺的时候，他的心就情不自禁地与周遭环境发生共鸣，他努力捕捉着共鸣之中所传递出来的禅机佛法，终于从那首著名的佛偈“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中有所顿悟，作出了“佛法存于茶汤”的论断。他以此为指导思想，创立了顺从天然、提倡朴素的“草庵茶风”，得到了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政的支持，从而在京都一带广为流传开来。翌年，珠光还俗，以茶人的身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修行。
珠光主张茶人要摆脱物欲的牵绊，通过不断的修行来参悟茶道的内在精要，即茶与禅互为表里，寓禅于茶，茶禅一味。除了思想方面之外，珠光对于茶道的形式规范化也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根据日本茶道经典《南方录》的记载，标准规格的四张半榻榻米茶室面积就是由珠光所确定并沿用至今的，而茶室之中必备的壁龛与地炉也是他一手引入的。此外，珠光还亲自改进了点茶的台子、茶勺、花瓶等配件，将日常饮茶的活动与宗教、艺术和哲学相结合，使茶道真正的迈入了“道”的新天地之中。
当珠光步入三十岁的门槛时，他遇到了毕生之良师——一休宗纯。这位大师是中、日两国无人不知的机智和尚，少年时代的传奇经历和中年后奔放无碍的古怪行为早已成为佳话而广为流传。他那种“让孩童爬上膝盖抚摸胡子，任小鸟落在手心啄食”的样子，真是已经达到了“无心”的至高境界了。表面上看，时年已介六旬的他只是一位和蔼平易的僧人，然而实际上确实是一位修行高深，严肃认真的禅宗僧侣。他的说法往往可以启迪听众的心智，激发其顿悟佛法的灵光。
听过一休的说法后，仿佛初闻大道，珠光喜不自胜，当即重归三宝，投入一休座下演习禅宗。数载之后，一休见珠光勇猛精进，于禅颇有心得，遂于某日提出了昔年中国高僧赵州从谂禅师的“吃茶去”公案。所谓“吃茶去”的原委，依《古尊宿语录》记载如下：
当时，那位以机风问答而著称赵州禅师在自己驻锡的禅院内接待两位慕名而来向他求教的僧人。
赵州问其中一僧以前可曾来过?，那僧答不曾来过。赵州说：吃茶去!
又问另一僧同样的问题，那僧答来过。赵州依旧说，吃茶去!
在旁边听讲的院主不解地问道：无论来过与否，为何都命其去吃茶呢?
赵州不答，忽然喝道：院主!
院主愕然应诺。
赵州道：吃茶去!
一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赵州的“吃茶去”究竟要表达怎样一种禅意。
珠光被难住了。冥思苦想了好久，依旧无法从那三个字上有所开悟。一休为了点化他，就命人给珠光端过一碗茶来。珠光刚刚接在手里，一休忽然大喝一声，伸出手去将茶碗打落。珠光一怔之下，随即领悟到师父的意思是说：送来的茶当然是茶，但却又不能当真喝下去，因此才要打落。于是，脱口而出“花红柳绿”四字。随即解释道：送来的茶犹如被动接受的固有成见，不能未经思考就轻易接受。只有自己亲身体验茶之所以为茶，丛中感悟到茶之妙处，这才能真正确认茶的客观存在。
听过珠光的回答，一休深感满意。为了庆贺弟子顿悟禅宗真谛，特意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圜悟克勤禅师的墨宝赠与珠光。此后，这幅墨宝也就成为了茶道的象征。
由茶悟道的珠光从此愈发坚信“佛法存于茶汤”，并写下了著名的茶道论文《心之文》。其文大意是这样的：
此道最不可有者是高傲和自以为是、突出自己的心。那种嫉贤妒能、鄙薄初学的行为尤不可取。应该尽量去向高明者靠近，这样就能在发现自己的缺失后有所请益;对待好学者则需竭尽全力地去扶住教诲。另外，至关重要的是把握和汉相融的境界，于此处最是需要用心处。最近的风气之中，尚枯淡之境界，使得一些初学者以为使用名贵的“信乐”就是好的境界，以至于在人们还未认可其艺术之前就先一步自我陶醉了，以为自己找到了深奥的艺术境界。这真是一种令我无话可说的错误想法了。要知道，真正的枯淡境界不是一蹴可就的，必须循序渐进。得到一件好茶具的时候，应该先好好玩味其中的妙处，然后根据自身修为来营造一个适当的环境来。照此按部就班的做下去，不断深入更深厚的境界之中，这样的过程才是有意思的。即使得不到好茶具，那也是没什么关系的，索性不必拘泥于茶具的优劣，这同样是一种好的境界。茶道最重要的不是茶具而是人，即使你已经到达了较高的境界，也必须时常怀着谦虚之心来检查自己的不足，以便更进一步。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要用高傲的态度来突出自我，否则就会停滞不前。当然，在谦虚的同时，一定的自信也是不可或缺的。要避免“我执”而又不会丧失自我，这样合乎情理的方式就是入“道”的缘故吧。因此，古人说的最妙，“成为心之师，莫以心为师”。
田村珠光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总结来展示自己对于茶道的理解和对禅的领悟。茶与禅在他的头脑之中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秉承茶意禅心的他，毕生都在追求着茶禅一味的感觉与境界。
他所使用过的茶器，都成为了日本茶道的重宝。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珠光小茄子茶壶、灰贝珠光天目茶碗等。有些在后来的战乱中损毁，有些则一直流传到现在。
(2)武野绍鸥
在茶道的发展过程之中，武野绍鸥无疑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继承了田村珠光的理论并结合自身风格相发明，独辟蹊径地开创了武野风格，在茶具、茶室和茶花上创制了新颖的绍鸥派风格。同时，他也将珠由参禅悟到而还原的自省美学理论实践于茶道的各个环节之上，使之具体化、形象化，从而在实践中得到升华。绍鸥又是后世被尊为日本茶道第一人的千利休(宗易)的师父，也就是说，他是不久后出现于日本历史上的安土桃山时代所有茶人的宗师。如果将茶道比喻为一棵树，那么田村珠光无疑是深植地下的根，千利休则是枝繁叶茂的树冠，而绍鸥就是将二者有力结合起来的强劲树干了。
绍鸥之所以能够青出于蓝，完全得益于他的另一身份——连歌师。和歌是日本较为古老的一种文学形式。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诞生于纪元 世纪，在当时还是仅仅是贵族之间彼此唱和风雅的阳春白雪。然而，随着十二世纪武家政治代替旧贵族而走上历史舞台后，尤其是十四、十五世纪的市民经济勃兴所带来的市民文化的活跃，一些歌人们也开始迎合这种趋势，终于将这种“高阁之物”带到民间，并推陈出新，久而久之形成了“人人皆有歌心”的繁盛局面。做为生活于这个时代的绍鸥，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和歌的影响。
绍鸥年轻时，曾经师从于著名歌人，当时官拜从二位内大臣的三条西实隆学习古今和歌。当时的歌人都有别号，绍鸥的别号叫做“听雪”，出家后的法号则叫做“消遥院尧空”。他不仅精通和歌，在书法与和汉礼仪方面都有着水准以上的表现，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出色文化人。
据说，绍鸥是在听老师三条西实隆讲解藤原定家的《咏歌大概之序》的时候，领悟茶道精髓的。当听到其中一段“望不见春花，望不见红叶。海滨小茅屋，笼罩在秋暮”(根据藤军译文)的时候，绍鸥立刻体会到其中所蕴含的深意：
当人们尽情享受过烂漫春花、如火红叶所带给自己的欣喜之后，就会转而去追寻那无花无叶，天然而未经雕饰的原始之美。于是“海边小茅屋”的古拙之意正是“本来无一物”的具体化。那一种自繁华归于平淡的返璞归真，正是珠光所提倡的“草庵”风格的另本体现。惟有见识过盛极一时的繁华者，才会感受到那种“无一物处无一藏”的落差之美与平常之心。反之，则不可能得到什么启发。
此后，绍鸥将和歌的“冷峻枯高”美学应用于对茶室、茶具和茶礼的改造实践之中，使之与珠光的“草庵茶”风格融会贯通，创造了更为简约枯淡，而又切实可行的“佗茶”，使茶道美学得以更上层楼。
“佗”的正意做“寂寞”、“寒碜”和“苦闷”。十世纪的平安时代就曾经出现过“佗人”一词，专指那些失意落拓之人。十三世纪的镰仓时代，佗的意思又被引申为“清寂”、“悠闲”，这种意义正好符合那些失去权力的贵族们心中的悲观与苦闷，于是在当时的和歌美学之中，“佗”的意义就愈发凸现出来，频繁出现于和歌等文学之中。传至绍鸥手中的时候，“佗”又被他赋予了新的理念：“正直”、“谨慎”、“自律”、“勿骄”，宣诸于茶道，则具体为：邀三五知己，坐于简捷明澈的茶室，彼此待以至诚之心，共同在茶的意境之中了却人间俗事，寻求物我两忘的纯洁意境。
遵从这种理念，绍鸥的茶室风格突破了珠光的“草庵”特色，彻底摒弃了以白色宣纸墙围，更加突出以泥土和稻秸构筑的墙壁本色，寓意着禅宗之中的“本我”意识。在茶具方面，他大胆使用了代表庶民风格的简陋器具，以竹、木、粗陶瓷为材料的各种茶器成为茶会的主角。绍鸥对茶器的选择往往着眼于色彩上的和谐素雅，造型方面则要求古拙质朴，而质感则力求内敛谦和。因此，他特别中意于日本本土茶具，只需达到“佗”的境界，则无需刻意追求来自中国的名贵物品。这又在无形中大幅度降低了茶道的门槛，使得许多爱好茶道却又无力举办茶会的平民得以享受其中的乐趣。可见，绍鸥的理论为茶道的普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最为体现绍鸥风格的是他为学生们留下的十二条告诫，其内容却并非死板的说教，反而富于轻松的妙趣：
1.茶会即是亲切待人之事;
2.礼仪要正确和蔼;
3.对旁人集会的评价要有节制;
4.不得傲慢;
5.不得贪图他人的名器;
6.不要将道具视为茶会的一切;
7.待客的食物不得超过三菜二汤;
8.尽量回收被丢弃的道具废品再利用;
9.要有应变之才;
10.当常怀隐士之心，通晓佛事与和歌;
11.应耐得寂寞，安于寂寞;
12.不合客人心意的装腔作势，不是诚意的茶道。
从以上十二条来看，绍鸥本人是一位完美主义者，他希望通过茶道来达到一种宾主和谐，完事如意的完美境界。可惜，这位一心追求茶道、歌道与禅意合一的名僧，在弘治元年(纪元1555年)闰十月，猝然离开了人世，享年54岁。他的佛法老师大林禅师以一首题在绍鸥遗像上的赞概括了他的一生及其所追求的境界：
曾结弥佗无碍因，料知茶味同禅味。
宗门更转活机轮，汲尽松风意未尘。
(3)千利休
作为武野绍鸥及门高徒的千利休(纪元1522年——1592年)，幼名四郎，法号宗易、利休，斋号抛筌，出生于河内国堺町(今大阪府堺市)的商人家庭，幼年已亲近于茶道，十八岁拜在绍鸥的门下，凭借着自己的天赋和和精进修为，他不仅全面继承了珠光的“禅茶一味”理论和绍鸥的茶道本土化运动，进而克绍箕裘，多有发明，亲手完成了对茶道的全面改造，使之彻底脱胎换骨，真正深入日本人心，成为国民文化。因此，每当人们评价武野绍鸥的贡献时，首先就会提及是他亲手栽培出利休这样的古今第一人。由此可见，利休确实全面超越了自己的师长和前辈，在日本茶道史上达到了不可企及的至高地位。
绍鸥死后，利休已是当时全日本首屈一指的茶人。十一年后，战国风云儿织田信长高举“天下布武”的大旗发动了进京之役，并于三个月后完全控制了京都。他派人礼聘利休为自家的茶头。利休也看重信长的武力，欣然前往，从此走上了借助强力政治人物实现自身理想的道路。这一年，利休完成了自己生命之中的第一次大转折。
在织田信长看来，茶道是自己统一日本的重要工具之一，他不仅要在武力上压服各个大名，更要在文化上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以此对外可显示自己的实力，对内则可笼络配下的家臣。出席茶会的资格是他赐予家臣们最高的荣誉，而此时已经在信长麾下崭露头角的丰臣秀吉为投信长之所好，开始积极靠近利休，向他学习茶道的奥义。起初，利休对于这个相貌滑稽，出身卑贱的男子毫无兴趣，只是出于恪守先师绍鸥的遗训，这才不厌其烦地向这个对茶道毫无基础的学士加以传授。秀吉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很快就从一窍不通的门外汉进步为初窥门径的得业生。也就是在这种师生教授的过程中，秀吉与利休之间也建立起一种亲密的朋友关系。然而，当时的利休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这种关系在日后为他带来了空前绝后的荣誉，也导致了他过早离开人世的悲剧。
时光荏苒，转眼间到了天正十年(公元1582年)，熟悉日本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这一年里所发生了许多即使是莎士比亚的神妙之笔也无法书写的戏剧性历史事件，而这一切的开端来自发生于该年六月初一的本能寺之变。关于事件的始末我就不必赘述了，我想大家没有不知道的。
当信长的身影消失于本能寺的熊熊烈焰之中后，丰臣秀吉迅速崛起，在以疾风之势讨伐了叛臣明智光秀之后，又在践岳合战中彻底击败了另一位对手柴田胜家，全面掌握了信长的领地和势力，并于八年之后完成了统一日本的大业。以秀吉治世的桃山时代开始了，利休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丰臣家的御用茶人。二人之间的合作延续了十年，这十年正是利休一生之中最后也最为辉煌的十年。
在讲究出身门第的日本，秀吉虽然成为了天下人，却始终困扰于自己那卑贱的农民出身。因此，他急需通过文化层面的各种活动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利休作为风雅茶道的达人，自然是他必须利用的一张王牌。秀吉本人也酷爱茶道，经常通过利休来举办各种形式的茶会，招待上到天皇，下到各地藩属的各个阶层。
天正十三年(纪元1585年)，秀吉终于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正一位关白之职，成为朝廷公卿之首。为了庆贺这一盛事，他举办了一次全日本最高规格的宫廷茶会，利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此次茶会的主持人。茶会上最为尊贵的客人就是天皇，秀吉亲自为他点茶，之后是利休为天皇点茶。当时，茶会所使用的茶具都是最为名贵的器物，包括来自中国的“初花肩冲”、“新田肩冲”和那据说价值四十万石的“松花”茶壶。所谓“石”是指土地出产粮食的一种重量单位，那么四十万石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日本分为六十六国，四十万石相当于其中最大的一国或两个稍小的国的全年粮食产量。单凭这一点看来，这场茶会已经足以成为日本茶道史上的颠峰了。作为如此盛大茶会的主持人，利休也就确立了自己在日本茶道界不可动摇的至尊地位。“利休”这个号，也是由天皇在此次茶会上亲自授予的。在此之前，人们都称其为宗易。
两年之后，利休又授命主持规模更大的北野茶会，这是丰臣秀吉与利休之间合作的最高峰。这场自十月一日到十日所举行的十天大茶会，秀吉允许任何阶层的人参与，无论身份、性别、国籍。凡参与者，只需自带茶釜一只、水瓶一个、饮料一种即可。买不起茶，拿米粉代替也无妨。至于茶室，更无需担心，利休彻底打破了包括先师绍鸥在内的各位前辈所制定的规章，取消了围墙房屋的概念，只要在松林之中铺两到三张榻榻米即可。如果没有榻榻米，一张草席也能代替。无论何人，只要光临秀吉的茶席，就可以接受关白为其亲手点茶。大会当天，参与的茶席多达八百，秀吉本人也当众展示了曾经在天皇以及明朝使者面前炫耀过的著名的黄金茶室。
抛开秀吉本身的政治打算不提，单就茶道本身而言，北野茶会无疑是一次日本茶道的大检阅。从空前的盛况看来，茶道经过百年发展，已经深植于日本平民阶层的日常生活之中，而秀吉的这次茶会，又无疑起到了将茶道推上新颠峰的作用。在不讨论其用心的前提下，秀吉对日本茶道的发展和普及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这种贡献与利休的努力是难以分开的。
在侍奉秀吉的十年之中，利休本人的茶道技艺与理论也在突飞猛进着。他的视线已经不仅仅拘泥于禅、和歌等精神层面，更因茶道本身融合了建筑、园艺、饮食、花木、书画、雕刻、陶瓷、漆器、竹木、礼仪、服饰等等不同层面的文化与风俗，因此利休本人的学识与影响也就远远超出了茶道的范围，而成为了日本文化的一位代表人物。后世根据他的美学观点而将许多东西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例如：利休栅栏、利休豆馅、利休色、利休牡丹、利休缎子、利休豆腐、利休头巾、利休扇子、利休馒头等。纵观日本文化史，从未有过任何一人可以与利休的影响相提并论，称其为空前绝后的人物，是毫不过誉的。茶道在利休的手中被发扬光大起来，成为日本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代表，当年田村珠光的理想终于在利休的手中得以彻底完成了。
正所谓物极必反，盛者必衰，这一条常世之理在利休的身上也不会发生例外。如果说北野茶会是利休生命与事业的颠峰，那么在此后的四年之中，随着他与秀吉之间逐渐产生裂痕到1592年被迫自尽，则是一条充满凶险杀机的下坡路。
关于秀吉为何要处死利休，有多种说法。总体来说，按立场分为三种：秀吉方的立场是利休自我膨胀，对秀吉日益不恭，且利用自己的地位牟取暴利，横行不法;利休方的立场则认为是秀吉晚年昏聩，且性好渔色，打利休女儿的主意而遭到严辞拒绝后采取的报复性行为;持中派则将利休之死归咎于丰臣氏对基督教的迫害，当丰臣秀吉下令禁止基督教的时候，身为教徒的利休也受到了牵连。
然而，无论是哪种说法，都有其立论与悖论，介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因此，直到今天，利休之死依旧是一个不可索解的历史疑案，有待后人进一步探究。
利休虽死，但他所留下的茶道美学却不会随之而消亡，反而通过利休的众多子嗣与传人继续在日本流传着。利休死后，千家曾经一度消沉，直到德川家康取代了丰臣氏后建立了江户幕府后，利休的孙子千宗旦再度重振家业，是为“千家中兴之祖”。然而，当宗旦死后，千家开始分裂为三大流派，也就是至今还在主导着日本茶道的“三千家”——表千家、里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此外，与三千家并行其他流派还有利休的同门薮内仲佥创立的薮内派和小崛远州创立的远州流派。
三、一期一会
对于茶会，日本人始终抱持着“一期一会”的心态。这一词语出自江户末期著名茶人井伊直弼的专著《茶汤一会集》。书中略云：追其本源，茶事之会，为一期一会。即使是同主同客也可反复多次举行茶会，也无法再现此时此刻之事。因此每度茶会，均为我一生一度之会。
这种观念又是禅宗思想在茶道之中的体现。禅宗主张重视现世，重视眼前，因为人生无常，必须重视每分每秒，认真对待一时一刻。人生恰似茶水的泡沫，转瞬即逝，再难追回。而唯有面对茶会的时候，这种感觉又更为深切。于是与会之人，无论宾主，均感到彼此在这一刻心意相连，产生一种相互信赖、依存的生命过程。
在古代，茶事分“三时”，也就是按照早、中、晚的时间来分为“朝会”、“书会”和“夜会”。发展至现代，又有“茶事七事”之说：早晨的茶事、拂晓的茶事、正午的茶事、夜晚的茶事、饭后的茶事、专题茶事和临时茶事。此外还有开封茶坛的茶事、饯别的茶事、赏雪的茶事、赏花的茶事、赏月的茶事和一主一客的茶事等等。
每一次茶事的举行，都要事先确立一个主题。主题只需在实际生活之中就可以找到，因此并不难寻。比如婚嫁、生子、乔迁、寿诞、特别纪念日等等。接下来，就要确认茶会的主要客人，也就是最尊贵的客人，再确认陪客。主客与陪客之间要有一定的熟悉程度和关系。当客人名单被选定后，就该准备茶事所需要的一切了。在此期间，客人会来道谢，繁忙的主人只需在门口客气一下即可，这称为“前礼”。一般来说，一次茶事的准备时间在四小时左右。这个时间要恰到好处，太久则客人疲倦，太短又无法体会茶道的闲寂内涵。这也是考察一位主办者的茶道水平的机会。
茶会的种类一般分为两种，即一般茶会(淡茶会)和正式茶会。后者显然要比前者更为复杂些，还要分为“初座”和“后座”两部分。举办一次茶会，是相当郑重而又繁琐的。茶会主人事先必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比如选购适合的茶叶、泡茶的水、要插的花、茶点心以及茶食饮料等等，这些都要主人亲力亲为，不可有丝毫懈怠。茶室在之前要精心打扫，必须做的洁净整齐，一尘不染。
客人应提前到达，然后坐在茶室前面的茶庭(4)内的草棚里观赏主人对茶室内外的精心布置，认真体验主人通过环境所传达的茶道心得与意境，以便在茶会开始后配合其共同完成整个过程。之后，入茶室就座，是为“初坐”完成。
后座则从主人表演为地炉添加炭火的手法为起始。按照规矩，整个茶会之中，需要添三次炭，这一次就是初炭。正宗茶会所使用的炭必须是樱花木炭。初炭完毕，主人奉上茶食，客人用罢，再次回到茶庭内去休息，直到茶会正式开始时才会再次进入茶室。整个“后座”的过程到此为止。
后座是茶会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大部分茶事要在这一过程之中完成。在幽寂郑重的气氛之中，主人为客人点茶，第一次点茶，照例是浓茶。饮罢，由主客向主人提出欣赏茶具的要求，主人会首先奉上茶碗，供客人们依次玩赏。其后，是茶罐、茶勺直到承放茶罐的布袋也要交给客人一一过目。参观完毕，正客代表其他客人向主人提问，内容都是围绕着主家茶具而进行的。
客：真是不同凡响的茶，请问茶叶是什么名字?以何种方法炮制呢?
主：茶叶名为“乌云”，是“三利堂”的茶商制作的抹茶。
客：请介绍一下茶碗。
主：此乃信乐烧，购自彦根。
客：请问茶罐的形状如何?产自何处?
主：这是备前烧的肩冲形状。
客：那么茶勺为何人所制?其名若何?
主：是本家当主亲手所制，名为“清泪”。
客：装茶罐的布袋是什么料子?何处缝制呢?
主：料子是雨龙间道，是由角屋缝制的。
至此，主客问答完毕，茶事的核心部分宣告结束。
浓茶点毕，炭火已衰，主人添加后炭，然后点薄茶，这是茶会即将结束的信号。稍后，客人道别，茶会到此为止。翌日，客人会再度登门道谢，这称为“后礼”。
每次茶会，通常会有称作“会记”的文字记录，其内容就是对整个茶室环境和茶会过程的描述，也会加入宾主对话和客人之间较为精彩，符合茶道之心的对话。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各种记录之中，以《宗湛日记》、《天王寺屋会记》、《松屋会记》和《今井宗久茶道记事拔》最为著名，合称四大“会记”。
也许，在现代人的眼中，茶会的过程缓慢，茶道的内涵也过于艰深，与当今的快节奏生活完全脱节，很难体会，更难以接受。然而，当你在职场搏杀、商海竞争之余蓦然回首时，你会发现自己原来已经丧失了太多的美好时光。如果你能够稍稍驻留一下匆忙的脚步，置身于茶道的闲寂世界之中，体会全身放松，心无旁骛的幽雅时光，你会感到生命原来如此美丽，心竟然如此轻松愉悦。借助这古老的文化，给自己的心情一个假期，不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吗?
(1)斗茶：是从中国引入日本的一种茶会，在称为“会所”的地方举行。吃茶的目的主要是为区分“本茶”和“非茶”。
(2)云脚茶会：庶民茶的一种，为平民所喜闻乐见。
(3)判者：大约相当于记录员的性质，负责“会记”的整理工作。
(4)茶庭：为举办茶会而逐渐形成的专用园林，兴盛于桃山时代，为千利休所定制。以简约、洗练，突出闹中取静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