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的散文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河南郑州新郑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论白居易的散文，供大家欣赏。
论白居易的散文(一)
说到中唐诗人白居易，大多会提到他的“兼济”与“独善”及其“中隐”思想，更会以“知足保和”来概括他的人生信条以及处世态度。历来学界还往往以江州之贬为分水岭，认为白居易由此从“兼济”走向了“独善”。然而，经过我们对白居易生平仕宦经历以及其仕隐思想演变之考察，感觉事实并非如此。白居易在大和初年一度做过的拜相之梦，直至其去世始终未曾放下，而此一“拜相情结”，也正是我们解读白居易仕隐思想与政治追求，并由此准确把握白居易作品的一个重要视角。
白居易的“拜相情结”并非没有实现的现实条件。从白居易被宪宗拔擢入翰林院时，就踏上了他通向宰相高位的第一步阶梯。唐、宋时期，不由翰林出身不拜相，也就是说，一旦入了翰林，就有了以后拜相的现实可能。白居易于元和二年(807)十一月入翰林。当时先入翰林院的有李程、王涯、裴洎、李绛、崔群五人，加上白居易，共为六人。除了白居易，其余五人后来都官至宰相。而中书舍人更是通往宰相之路上比较重要的一步。
长庆元年(821)，白居易五十岁，十月十九日，转中书舍人，接下去，随着官阶之升迁，以后很有可能拜相，如与其当时同为中书舍人的好友韦处厚，敬宗时为翰林承旨，于文宗时拜相。但白居易却在通往宰相的路途上遭遇了比江州之贬更为巨大的挫折，长庆二年(822年，白五十一岁)七月，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除杭州刺史。因此，此次打击比上一次的江州之贬对白居易的打击更为沉重。但尽管如此，白居易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当朝中局势发生变化，形势好转之时，白居易依然会做入相之梦。
大和二年(828)春，在裴度与韦处厚出任宰相时，白居易除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时年五十七岁。这一年，白居易有了“入相”之现实可能，他因此而做起了“宰相梦”。但就在此年的十二月，韦处厚暴。裴度孤立难支，白居易拜相之梦也因此很快归于破灭。
朱金诚《白居易年谱》论其《闻新蝉赠刘二十八》一诗说“疑居易求入相未遂，致有此感慨”，而在白居易的诗文里，与求相相关的依据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如《和<我年>三首》(其三)，稍后(大和三年)的《偶作》似乎都与求相未遂有关。而不能不使白居易一再受到刺激的是，早在长庆二年，比白居易小七岁的“同门”元稹就已拜相，次年“门生”牛僧孺拜相，白居易在才能与年辈资历上都不比这两位“同门”或者“门生”差。白居易却于长庆二年(822)七月时，在通往拜相之路的重要一站，罢中书舍人，出为杭州刺史，这一次贬谪，粉碎了白居易第一次本来很有可能实现的“宰相梦”。大和三年(829)三月，白居易的“拜相梦”又一次被粉碎，他在失意中分司东都，退归洛阳。同年八月，另外一个“门生”李宗闵也拜相。对不得已退居的白居易也是不小的刺激。
大和六年(832)，六十一岁的白居易为河南尹。早春，白居易有诗：“饱食安眠销日月，闲谈冷笑接交亲。谁知将相王侯外，别有优游快活人。”(《快活》)虽然说自己是“快活人”，但心目中把“将相王侯”作为参照，这正好说明此一情结始终横亘在他的心里，难以放下。此年十二月，牛僧孺罢为淮南节度使，白居易稍后有《洛下送牛相公出镇淮南》：“何须身自得，将相是门生。”诗后自注曰：“元和初，牛相公应制策，登第三等，予为翰林考核官。”这更可以看作是白居易对自身求相未遂之自我安慰。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白居易的此一梦想，已经成为他内心深处一个终生难忘的“拜相情结”，一直延续到其去世，都不曾放下。考白居易有关年谱，会昌五年(845)，白居易已经七十四岁，而会昌六年(846)，白居易七十五岁，是年五月，从弟白敏中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白居易自己始终未曾实现的“拜相梦”，终于由白家的另外一个子弟白敏中为他变成了现实。如此，则不仅仅有“门生”做了宰相，而且白家的子弟也终于有人做了宰相。
白居易那热切而绵长的“拜相梦”，他那强烈的“拜相情结”，体现的是唐宋时期尤其是中唐以后文人的普遍心理，其中既有强烈的“济人活国”、忠君爱民之政治理想，又有建功立业、追求功名富贵的个人诉求。
如果只是看他“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等文字，就可能以为白居易从此会淡泊名利，看破官场，放弃建功立业之理想。但事实上未必如此，还在被贬江州期间，白居易就一再表达其建功立业的强烈意愿。白居易对“功名富贵”之难以放下，也许正因为其功名心之强烈，才需要他不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以知足保和之义自遣，维持心理之平衡。江州之贬后，在好友崔群等人帮助下，白居易得以量移忠州刺史。此时的白居易未曾放弃“功名”之心，直到六十五岁分司东都之时，他也还在概叹：“凌烟阁上功无分，伏火炉中药未成。”而上述会昌年间，在其离世前还念念不忘、始终放不下的“拜相情结”，更是白居易一生追求功名富贵之一个真切而有力的证明。
必须指出的是，白居易渴求宰相之职，并非仅仅为了个人之名利，更是出于对皇朝以及皇帝之忠心，出于强烈的忠君爱国之情，是为了更好地“安人活国”，“致君尧舜”。白居易正是怀着如此强烈的忠君爱国之情，与其好友元稹一样，都有着明确而热切的政治追求：首先是“安人活国，致君尧舜”，然后是使得自己“致身伊皋”，也即是使自己成为历史上的名相。白居易六十一岁时为元稹所作墓志铭，最能体现其此一理想。元、白二人都渴望登上宰相之高位，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他们共同的宏大理想。
白居易终其一生都怀有建功立业、兼济天下之热望，并没有因为皇权之更替、个人之被贬、朝政之纷争而有所改变。白居易的知足保和思想，只是其思想之一个方面。他一直到去世，与好友元稹一样，内心怀有深深的“不足”。过去的学者过于强调其此知足保和一方面的思想，显然与事实有违。纵观白居易的仕宦生涯，我们不难看到，随着宦海之沉浮起伏，白居易之心态也不断地发生着进与退之矛盾争斗。在江州，因为累年不迁，在失望之余，白居易也曾萌生休退之心，与元稹相约同归青山：“朝见宠者辱，暮见安者危。纷纷无退者，相顾令人悲。宦情君早厌，世事我深知。常于荣显日，已约林泉期。……待君女嫁后，及我官满时。稍无骨肉累，粗有渔樵资。”(《昔与微之在朝日，同蓄休退之心。迨今十年，沦落老大，追寻前约，且结后期》)他深感：“富贵亦有苦，苦在心危忧;贫贱亦有乐，乐在身自由。”(《咏意》)这看似对富贵已有彻悟，但也只能看成是他失意中的自我安慰排遣之辞。因为，在反复表达对荣利看破之同时，白居易却在努力谋求起复。而从忠州起复到罢中书舍人，是白居易政治生涯中更大的转折点，此后在杭州、苏州刺史任上逐步地走向了“吏隐”“中隐”。江州之贬以及杭州、苏州两次外放，对于白居易在精神上带来了严重的伤害。而政治环境的险恶，则促使已经多次受伤的白居易，在一度有可能入相的大和初年，在好友韦处厚暴卒之后，急流勇退，下决心离开了长安这个政治纷争之漩涡，退归洛阳。自此，虽然一直解不开他的“拜相情结”，却从此再没踏足长安一步。之后，白居易栖心佛老、放浪山水、沉溺诗酒，远离党争，超越是非。在其笔下，出现了更多的知足保和之歌吟，但这恰恰是其内心无法真正放下，只能反复自我排遣、自我安慰的一个明证。
从解读白居易的“拜相情结”入手，我们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白居易之思想;而对其作品的解读，也才有可能不局限于他的某些一时一地之感悟，不仅仅看到他的反复表达的知足与看透，还要看到其始终坚持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
论白居易的散文(二)
中唐时期，由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政以及朋党之争，士人朝宠暮辱之事屡见不鲜。有鉴于此，白居易在被贬江州之后，逐渐疏离时事。“昨日诏下去罪人，今日诏下得贤臣;进退者谁非我事，世间宠辱常纷纷。我心与世两相忘，时事虽闻如不闻。但喜今年饱饭吃，洛阳禾稼如秋云。更倾一樽歌一曲，不独忘世兼忘身”(卷三○《诏下》)④。险恶的政治环境促使士人远离时世，“忘”成为士人对待现实的主要态度。“忘”既是对兼济理想的遗忘，也是对与此相关的政治沉浮、权力斗争、世事变幻的疏远。
忘记外在现实必然导向亲近内在自我，换句话说，由对兼济之“身”的“忘”而有对独善之“身”的亲近。“狂夫与我世相忘，故态些些亦不妨。纵酒放歌聊自乐，接舆争解教人狂”(卷三四《又戏答绝句》)。“与世相忘”是从世事中超脱出来，游于世外。因为与世相忘，所以能从各种桎梏中解脱出来，“故态”当为本然之态，借用魏晋玄学的话讲，对名教的超越意味着对自然的回归。正如魏晋是人的觉醒、文的觉醒的时期，中唐时期的这种转变同样导出另一类型人的觉醒、文的觉醒，唐李肇云：“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⑤也许可以说，贞元之后，士人从大历时期的震惊、迷惘与惆怅中醒悟过来：盛唐已然远去，个人与君主关系相对平和的岁月不再重现，惟一可以掌握的是个人生活，个人生活的丰富多彩由此展开，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特殊意义的“人的觉醒”。
“忘”与“身心相离”的思想密切相关。“身”是不可摆脱的，也是无法超越的，但“心”可以通过“忘”达到精神的超越，获得“心”之自由。白居易反复表达“身心相离”的思想，如“兀然身寄世，浩然心委化”(卷六《冬夜》)，“已将心出浮云外，犹寄形于逆旅中”(卷三五《老病幽独，偶吟所怀》)，“穷通不由己，欢戚不由天。命即无奈何，心可使泰然”(卷七《咏怀》)。下面这首诗写于诗人精神十分困苦的忠州时期，正是困厄穷苦的人生遭际使诗人趋向“身心相离”的人生态度：
我身何所似?似彼孤生蓬。秋霜剪根断，浩浩随长风。昔游秦淮间，今落巴蛮中。昔
为意气郎，今作寂寥翁。外貌虽寂寞，中怀颇冲融。赋命有厚薄，委心任穷通。通当为大鹏，
举翅摩苍穹。穷则为鹪鹩，一枝足自容。苟知此道者，身穷心不穷。(卷一一《我身》)
既然现实是不可改变的，或者说“身”所处的外在世界是无能为力的，则惟有改变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或者说“心”所采取的态度是自己可以主宰的。“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使。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卷三○《风雪中作》)。因为“身”之世界是不自由的，所以要通过“心”构建虚幻的自由之境。
“身心相离”意味着对外在现实的超越、对个人生活的回归，由此，诗人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外在现实的盛与衰、治与乱，而是个人生活的适意、精神境界的超越与自由。这一转向对于中国美学具有深刻影响。中国美学在中晚唐之后对“意境”这一范畴日渐重视，“意境”就是刘禹锡所说的“境生于象外”⑥，所谓“象外”，简单的说，就是从当下的具体之“象”超越出来，进入到玄远、虚幻的审美意境中。既然现实世界是五色眩目的，则审美意境就是素淡、黑白的，水墨画的兴起也许就是根源于此;现实是多变、动荡、喧嚣的，审美意境就是安宁、纯粹、清幽的，文人画对清、远、淡的追求似乎同样根源于此;现实属于当下的尘世，是人间的烟火世界，审美意境就一定要“洗尽尘滓”或者说脱尽烟火气⑦。这意味着，审美意境的关键在于由对形质之“身”的“忘”而达到精神之“心”的自由。中唐之后的审美形态，尤其是意境范畴，就是为士人营造一种虚幻的自由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