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打拐用重刑
古代中国将拐卖人口称为“略卖”，从汉代开始，法有明文此乃大罪，但因为有较大的收益，虽是王法如炉，这种买卖依然千百年来有人做，《史记》中多处记录拐卖人口的勾当。《季布栾布列传》载，被封为俞侯的栾布年少时，“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
历代王朝写在纸面上的律法，对“略卖人”的处罚是相当严重的。汉代将拐卖行为与群盗、盗杀伤人、盗发坟冢等重大罪行并提，并处以磔刑(砍头后并将尸体分裂)。后世王朝的立法基本上沿用这类规定，只是刑罚轻重有所不同。
南北朝时，不论是南方宋齐梁陈，还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对拐卖人口的行为予以禁止。南朝梁的建康女子任提，因为“诱口”，被判处死刑。诱口也就是诱卖人口，由任提一案可以看出，南朝犯略卖人罪的，即使是妇女，也难免一死。唐律规定：“诸略人、略卖人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元史·刑法志》载：官民人等“但犯强窃盗贼，伪造宝钞，略卖人口，发冢放火，犯奸及诸死罪”，一律交有司处置。可见在后人看来文明程度不高的元朝，略卖人口和造假币、掘墓、纵火一样是大罪。
至明朝时，大明律中也规定“设方略诱取良人及略卖良人为奴婢”这一罪名，具体的处罚与唐、宋不同：将良人卖为妻妾子孙的，杖一百，徒三年。如果拐卖的是他人的奴婢，比拐卖良人轻一等。略卖子孙为奴婢的，杖八十;略卖弟妹、侄子、侄孙、外孙，杖八十、徒两年;如若略卖对象是子孙之妾，减二等。明万历年间汇编有“略人略卖人条例”，其内容与大明律有极大差异。其中规定：设方略诱取良人及拐卖良人子女的，无论已卖、未卖，都要发边充军。如果拐卖人口在三人以上，或是再犯的，犯人要戴重达一百斤的大枷，枷号(戴枷在监狱外示众)一个月，然后发边充军。如果是第三次犯罪，要发配到极边之地永远充军，本人死后，由其子孙亲属接替。
据《外戚世家》记载，汉景帝之母窦太后的弟弟、堂堂国舅爷窦广国曾被人拐卖，他和窦太后相认，是一段曲折感人的人伦故事。这位国舅爷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很显然，这不是穷人家因生活艰难自愿卖儿卖女，而是典型的被人贩子拐卖。因为窦家穷，父母没有能力去寻找儿子。窦少君辗转被卖了十几家，最后卖到河南宜阳，被主人弄到山中烧炭——— 此类“黑窑工”真是历史悠久。在黑炭场里窦少君九死一生，后跟随主人去了长安。少君被拐卖时已能记事，而且这人一定是聪明伶俐的主，他记得自己的姓氏与家乡。这时候已经长大的他听说汉文帝新立的皇后窦氏是自己家乡观津人，而窦姓不如李、王、张那么多，再对照新皇后的年龄，他认为这就是当年被选进皇宫的姐姐，于是上书认亲。当时窦家的父母早已故去，难保不是人想冒认皇亲。窦少君特意提到年少时跟着姐姐去采桑，曾从桑树上掉下来。提起这样的细节，窦皇后有几分相信。禀告汉文帝后将其召进宫廷问话，有关家乡的事一一能对上。那时候没有DNA检测技术，纯靠据细节判断，窦氏再问你还记得什么事呀?少君回答说：“当年姐姐被选进宫时，和我在驿站中诀别。姐姐请求驿站的人给我洗了个澡，又让他们让我饱吃了一顿，才离开我而去。”——— 一入宫门深如海的姐姐临别时，对自己年幼的弟弟也就能做这些关爱了，这种细节任何人一生都忘不了的，于是窦皇后抱着弟弟大哭。结局当然皆大欢喜，皇帝降旨，赐给田舍与金钱，并封侯。
可见在古代特别是蓄奴成风的汉代，将男孩子拐卖的主要目的是做奴隶，就如拐卖弱智者进黑砖窑一样，以此最大限度地从奴工身上榨取利益，而将好好的孩子如窦少君弄残去乞讨，其收益不如奴工，且风险更大。———无论在哪朝哪代拐卖人口并将其伤害的罪都比单纯拐卖重得多。古代人贩子拐卖女童，主要是卖给大户人家当奴婢或者卖给那些养“瘦马”的“妓女专业户”训练，等其长大后再让其入青楼为养母谋利。《红楼梦》中那位可怜的香菱(英莲)，生在小康之家，父亲甄士隐十分疼爱她。正月十五家中仆人抱着她去看灯时，仆人将小女孩放在门槛上自己去厕所小解时被人贩子抱走了。甄氏“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岂不思想，因此日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后来香菱被呆霸王薛蟠抢走。在贾雨村手下当差的原葫芦庙小沙弥将香菱的身世告知贾雨村：“这一种拐子单管偷拐五六岁的儿女，养在一个僻静之处，到十一二岁，度其容貌。带至他乡转卖。当日这英莲，我们天天哄他玩耍;虽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岁的光景，其模样虽然出脱得齐整些，然大概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认。”可那时甄家已败落，甄士隐因伤心而入了空门。当年受过甄家大恩的地方长官贾雨村，惧怕薛家和贾府的权势，根本就不想救这位被拐少女出火坑——— 可见解救被拐儿童，还是得靠自家亲人，官府是靠不住的。
当然，历代王朝写在纸面上的律法，对“略卖人”的处罚是相当严重的。汉代将拐卖行为与群盗、盗杀伤人、盗发坟冢等重大罪行并提，并处以磔刑(砍头后并将尸体分裂)。后世王朝的立法基本上沿用这类规定，只是刑罚轻重有所不同。如唐律规定：“诸略人、略卖人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元史·刑法志》载：官民人等“但犯强窃盗贼，伪造宝钞，略卖人口，发冢放火，犯奸及诸死罪”，一律交有司处置。可见在后人看来文明程度不高的元朝，略卖人口和造假币、掘墓、纵火一样是大罪。
至于买被拐卖的男孩为自家的子孙，在古代中国也有，如上文提到的唐律规定，其罪仅仅是“徒三年”，远轻于卖为奴仆。但这种情况在处在农业社会、宗法势力强大的中国古代并不常见。因为古代中国没有人口控制政策，且多聚族而居，某个人没有子嗣的话，多半由族内过继——— 所谓肥水不落别人田，且族内供过继的男孩很多，没必要去买一个弄不清来路的男孩来顶门立户，如此做家族长老也难以答应。
对古代王朝处罚拐卖人口行为，必须明白一点的是：因为中国古代是身份社会，人身权利是不平等的，因身份而有差别，因此被拐者的身份不同，对人贩子处罚是不一样的。拐卖别家的奴仆，在官府看来，和盗卖人家的财产不一样。若拐卖“良人”—— 即自由民去给人当奴婢，等于让一个人的身份遭到贬谪，丧失了自由，那么处罚起来尤其严重。如《大明律》规定：拐卖的是他人的奴婢，比拐卖良人轻一等。照此法理，窦少君和香菱都是良家子女被拐卖，人贩子犯的是大罪。尽管中国古代对拐卖行为律法规定处罚甚严，但由于政治不昌明，多“贾雨村”那样的官吏，此类现象很难得到有效遏制。
除了严刑峻法打击外，古代政府还注重完备法律制度。如《唐律。贼盗》规定：不和为略。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法。意思是说，被拐卖的人如果不同意的，就属于略卖。倘若被略卖的人是十岁以下儿童，即使知情或自愿卖身，也一律按略卖人罪论处。大明律除了规定“十岁以下，虽和，亦同略诱法。”同时还加重了亲属间拐卖犯罪，较之普通犯罪对“期亲”拐卖，法律规定：“知祖父母、父母卖子孙及卖子孙之妾，如己妾而买者，各加卖者一等。”
除此之外唐代立法者还意识到收买被拐者是拐卖犯罪得以滋生的原因，《唐律》规定：”诸知略和诱，和同相卖及略、和诱部曲、奴隶而买之者，各减卖者罪一等。”由此可以看出唐代便已经开始打击买方市场。
除了特别对儿童的保护，打击买方市场，清朝法律还对相关的犯罪也进行了打击。如法律规定“凡我窝隐川贩，果有指引、困拐、递卖情事，但窝隐、护送、分赃者、不论赃数，不分首从，俱发边卫充军。知情窝留、未经分赃者，无论人数多寡，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为从，仗一百，徒三年。其邻右知而不首者，杖一百。
对于古代拐卖治理，加大侦办力度也是古代政府治理拐卖犯罪的重要手段。此外还加强了人口买卖市场的管理等行政手段，进行相关宣传,官府下令缘边“逐处粉壁晓示”以示警戒。如此同时，古代政府也注重救助拐卖犯罪的被害人。宋朝政府就曾多次下令要求地方官吏“验人到人口便仰根问来处，牒送所属州府付本家。”如周湛任广东提点刑狱时，从人贩子手中解救出“男女二千六百余人还其家而世少知之."清同治三年之例规定：(对于中国人被拐至国外的)地方官还须照会外国使领馆，将被拐之人立即释放，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