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的几点看法论文
文化认同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虽然与政治认同有相似之处，但是不是同义重复。文化认同，尤其是对外来文化价值的认同，足以瓦解一国的政治制度，一民族的凝聚力;反之，本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既是该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精神力量，又是使民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的几点看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的几点看法全文如下：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复杂交织过程，既包含着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文化，也存在着以中国文化“化”马克思主义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应关注“文化认同”，更应关注“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化认同”不仅在于“形似”，更在于“神似”，即在于两者某种程度上都注重实践性;此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要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Abstract：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a dynamic and complex process， which includes the conversion of Marxism into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nver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to Marxism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ould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tha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lies more in the “spirit” than in “form”， both of which focus on the practicality to some extent. Moreover， concrete circumstances 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all be analyzed concretely.
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必将掀起又一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热潮。已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主要为党史、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而从思想文化角度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深层次把握这一进程，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内在蕴含着一种文化认同的过程，关注其中的文化认同将有有助于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与基本内容。
一
文化认同，即 “cultural identification”，有不同的涵义。“认同”概念最初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后被运用于研究文化心理。文化认同是指对文化的一种认知和归属心理，它发生在两种文化的相互接触和同化的过程中[1]160，它体现一种肯定的价值判断，一种认可态度与方式，即文化群体或成员承认内生新文化或外来异文化的价值效用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2]20。
根据以上解释，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既是中国人接受融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创造中国文化的过程，也是两种不同境遇所形成的文化在的实践中接触、同化和升华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在特殊国情下的发展，也是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更新进步。一般文化认同理论认为，文化认同有顺向认同和逆向认同这两种趋势;顺向认同指认同主体以原有文化为框架，用原有文化说明外来文化，逆向主体是指以外来文化为框架，用外来文化说明原有文化，这就涉及中国历史上曾出现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之争的问题，落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中国文化，还是以中国文化来说明马克思主义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代表最先进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说明和改造中国现有文化，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也有学者认为要“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出发去理解、消化马列主义”[3]，如有学者认为借鉴“儒学”的“人伦日用”的途径，让马克思主义不仅入党、入国还要入家，进而实现两者的结合[4]。
笔者认为顺向认同和逆向认同都是对文化认同的静态分析，实质是从抽象角度、纯理性分析，而现实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以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文化或者以中国文化说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阶段都同时并存，相互作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能“马克思主义化”;
另一方面，我们是在以中国文化理解?吸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思想领域是很难严格区分，因为当我们可以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我们所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已是中国文化特有方式解读下的马克思主义，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融合”物了，民族文化深层次的思想方式、价值倾向、行为模式早已潜移默化影响着人们的言论、思维与行动，浸润、渗透甚至决定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运用，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会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不断契合、认同，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事实上，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以西方文化解读中国文化和以中国文化解读西方文化，以西方文化批判中国文化和认同中国文化并传播西方文化同时并存，这些矛盾在那些早期学贯中西，竭力宣传西学的知识分子身上也有所体现(如严复就是一边主张“西化”，希望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化，一边又在“化西”，以中方文化融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实质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样如此，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明白毛泽东延安时期所强调的文艺民族化问题。这样的理解也是诠释学所提倡的一种理念，即理解者是不能脱离自己所处历史语境理解，理解就是应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基于“认同”上相互作用，且两者“文化差异”部分还会直接影响到文化认同。没有对“文化差异”的充分关注，就不能很好的实现“文化认同”。长期以来，我们重视研究“文化认同”，较多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认同”方面，而没有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间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有着重大区别：马克思主义源于欧洲发达国家，它建立在批判欧洲资本主义基础之上，是对当时人类文明最新成果的继承和创新，是指导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一门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必然进程，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中国文化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注重经验积累，富含浓郁道德伦理特色，是维护中国农业宗法专制社会数千年的精神血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总是在经意不经意间干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例如中国文化中的“经验主义倾向”“小农意识”等就曾以各种机会主义形式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一些学者已经看到这一点，如学者叶险明就认为，“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克服以小农经济的文化心态‘诠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这不仅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且也贯穿于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中”[5]。而学者孙奎松也同样认为中国的农民意识一直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是复杂的过程，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唯有清醒的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差异”才能避免革命和建设中的“左”倾或“右”倾。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差异”与关注两者的“文化认同”，意义同等重要。
二
目前，学界已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有学者视文化认同为彼此的某些相似之处，如关于美好的社会理想设计(如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一些民本思想等等。笔者以为这些相似点只具形似，而非真正契合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并不具有“一致性”，如果说“五四”时期借助“大同”理念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倒不如说这反倒体现出早期传播的局限性[6]97。
又如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孔子提倡重民、富民、教民;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到贾谊的“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朱熹的“大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宋史?朱熹传》)等等，这些民本思想的背后实质是要求或希望君主能“替民做主”，“为民做主”，而绝非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国度里的人人自由、平等，当家作主。再如，重视集体利益的价值诉求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大一统”、“家族群体”等理念相似，然而，马克思主义强调集体主义是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人合理利益之上的，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中建立在压抑个性、否定个体价值基础上的整体价值追求。当然，不能说这些形似不重要，对于一种外来思潮而言，形似至少让其能够立足，为进一步的被认可创造环境。
纵观中西文化的交流史，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每一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都曾从形似开始，到被通俗化解读，再到最后慢慢与当时当地的主流文化融合，生成新的文化。如佛教最初来到中国，首先依附于汉代方术(又称“道术”)，到魏晋又依附于魏晋玄学，其主要讲述的“因果报应”“灵魂不死”，这些思想为中国所固有的较形似，而后通过对中国的儒学、道学等的吸收，最后形成中国特色的禅宗。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形似，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而实现中国化创造了条件。但同时我们更应看到，两者的“貌似神异”也使国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出现偏差，甚至误解，如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们就分不清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人对科学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吸收。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和中国文化认同，关键在于两者某种程度上都以实践作为价值标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以实践作为检验、发展真理的科学，而中国文化恰恰也则具有实用理性倾向的特质，尽管这种特质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说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坚持彻底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性。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就明确的表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重视实践，并以其来划分新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理论的差别，这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均有体现，学界也基本认为马克思主义通过实践解决了自柏拉图以来的物质意识二元思维模式的缺陷，因而就曾有学者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指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葛兰西甚至在《狱中札记》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实践哲学”，认为它是对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批判性超越。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他的新哲学与旧哲学差异，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具体实践的分析，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更体现在它所构想的共产主义实现方式与途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自诞生开始就依靠实践、立足实践，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不断推进广大人民争取解放的实践道路上完善发展。在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了各国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这种立足理性分析、重事实实践的理论品格与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颇为神似，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文化历史久远。孔子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阐述的与“仁”相关的学说构成儒家主流思想，影响至今海内外华人。虽然，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并非一贯坚持儒学，国家交往、朝代更替、异族间的战争也曾带来文化上的动荡变化，但都没有因此而导致中国文化的灭绝，这与以孔孟儒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具有实践理性密切相关。所谓实践理性，“首先指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7]28，以一种合理的、冷静的、现实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用理智来引导、满足和节制情欲，它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这种实践理性的倾向在孔子就有所体现，并随孔子的影响广为流传而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特征。
孔子生活在早期宗法制度崩溃、氏族体系彻底瓦解的时代，面对“乐崩礼坏”的现实，孔子“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7]30。孔子的思想始终体现着一种立足现实，理性看待事物的特点，如孔子在以“仁”释“礼”时，他关注到现实变化，将“礼”的血缘实质转化为“孝悌”进而落实到日常人伦，使“礼”由外在约束转化为人内心的需求，进而成为人的自觉追求，正是这种切合实际的诠释促进孔子思想的传播;再如对于脱离现实的所谓鬼神之说，孔子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表达清醒的理性精神，诸如此类思想均体现一种实践理性的精神，即“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辨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它”[7]28-29，这种带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实践理性一直指导着国人对事物(包括思潮)的价值取舍。
尽管儒学思想在后来曾经被不同的人、不同角度加以诠释和发挥过，但这种根据时代需要改造思想正是贯彻其实践理性的体现。近代马克思主义被国人从各种思潮中选中，是实践理性指导下的结果，因为它能解决中国近代最大的课题――救亡图存，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必然――“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8]210。因而，注重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的深刻之处，正因为注重现实实践而不拘于书本的“条条框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有了创造性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问题，既需要一般意义上的关注“认同”、“差异”“神似”等问题，也需要具体研究特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特定时期的中国“文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文化，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从思想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认同”始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共有四条路径：欧洲语境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日本语境的“学理马克思主义”、美国语境的“空想和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和苏俄语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同路径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与宣传的内容各有差异。在民族救亡胜于启蒙的时代背景下，最终无产阶级历史语境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潮中脱颖而出，得到受实践理性影响的国人认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苏维埃，实质主要是俄国语境下产生的列宁主义，它提出进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尤其重要的是，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宗主国家的革命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相互支持，“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落后国家实行共产主义策略和政策，“那就是空想”[9]276等观点，这些观点比较系统、完整，它为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道路，为近代以来数次救国失败的中国人提供了希望，同时它有十月革命这一现实成功版本，对中国而言更具现实意义。因而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指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时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就是来自苏联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中国文化也不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它正处在“转型期”即一国文化的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一种主流文化的认可和阐释，对已有文化进行纵深解读和挖掘，同时对异己力量排斥、压制，以达到对主流文化的巩固和定型 ;第二阶段则是表现为对原有文化的"离异"，即对主流文化的怀疑和否定，进而批判和扬弃既成规范，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与颠覆，这就是"离异"期，也就是文化转型期。参考胡伟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一些有识之士前赴后继从西方“取经”带来的各种思潮，已冲击改变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并形成三波思潮，“带着三种不同特色，彼此先后连续着、扬弃着迈上更高的台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扫清道路”[10]476，也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认同”创造条件。具体说来，从鸦片战争始，地主阶级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龚自珍等人开启了“看西方”、“学西方”和“改中国”的路径，耶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国内矛盾的尖锐，带来了冲击传统文化的第一波――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它穿着宗教外衣，掀起摧毁封建社会的暴力狂澜。太平天国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土地改革为核心，提出的一套相当完备的社会设想，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主义。
接着资产阶级发起的维新思潮是冲击传统文化的第二波，以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严复的“严译八大名著”囊括哲学、逻辑、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领域，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将西方近代学术文化介绍到中国，梁启超则在《新民丛报》上对大量西方思潮进行通俗化介绍，他们揭示了中学与西学差异、“封建专制、纲常名教与资产阶级平等、民主的对立”[6]97 ，阐明天赋人权、“物竞天择”、维新变法等思想，极大地推进了西方学说在青年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传播。
第三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以邹容、章太炎、孙中山等为代表。他们的思想都以进化论为基，高呼“革命”公理，以期通过彻底革命实现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经过这三波思潮的冲击，当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时，中国的文化早已不是封建文化极大盛时不断巩固的第一阶段，而是不断在“离异”中变的虚弱的第二阶段，各种新思想在中国已得到不同层次的传播，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进化论思想。“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从激进主义的革命进化论传统中汲取了养分”，“生存竞争”、“最适者生存”“正与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贯穿人类历史之演变暗合”[11]。
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刻有深浅不同的进化论痕迹，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认为“世界进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者”[12]13; 李大钊也曾提出“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13]162。正是前期外来思想的冲击与渗透改变了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文化认同”必须看清这一点。
总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需要全面关注，具体而完整地分析。面对可能影响中国文化的世界各地文化，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我们需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研究，以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才能继续枝繁叶茂，生机勃勃，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欣欣向荣，文化强国才能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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