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烈士的英勇故事

2016-12-27

历史就是过去出现过、发生过的人和事,具有时间久远、不可重现的特点 ,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抗日烈士的英勇故事。

抗日烈士的英勇故事1:抗战老兵王启超

在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万佛湖镇街道的一处普通居民老宅,笔者见到了现年96岁高龄的抗战老兵王启超。得知来意,老人从座椅上颤颤巍巍地站起来,紧紧握住记者的双手。眼前的老人,显得非常平和。谁能想到,这张如此慈祥平和的面容下,隐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传奇:70多年前,在抗日战场上,他与日本侵略者大小交战了百余次,右腿被子弹贯穿,先后4次闯过了鬼门关,一腔热血染红了战袍。

细细回忆往事,王启超老人眼眶里泛起泪花:“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脑袋其实是别在裤腰带上的。身边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也让我做好了战死沙场的准备。”

“我是1938年10月入的伍,那年十九岁。家里共有三个兄弟,必须要出一个壮丁去参军,我舍不得亲兄弟上战场,自己就主动要求去了,在当地的地炮连当文书。”王启超向记者介绍,他初中毕业后就直接参军,当年11月就上了战场,那是自己参军后抗日的第一仗。部队与日军激战时,日军已打到霍山漫水河镇,他们与日军打得非常惨烈,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死尸成山,血流成河。河道里漂的都是日本士兵的尸体。

“我和战友临时学了几句日语,就跑去前线喊话让他们投降。”王启超老人说到这里,不禁坐直了身板,他思路清晰,所经历过的大小战争至今还历历在目,并清楚地喊出了当时学的几句日语:“放下武器,优待战俘。”1938年12月,经过漫水河的激战,部队伤亡惨重,战斗非常激烈,绝大多数战友都是在战争中牺牲了。

随后,王启超所在的地炮连去毛坦厂镇进行休整,正好遇上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招考学生。由于他成绩优异,表现出色,通过推荐和层层考核,最终被西安以南四十里的王曲镇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录取,入校时并被编入第十七期学员。

由于当时黄埔军校的教学非常严格。对新入伍的学员先要培训六个月,合格后才能进行第一期军官教育,六个月后考核再合格后才能进入第二军官区,继续为期六个月的学习。通过这三个阶段后,还要进行系统的战术训练,野战演习,实弹射击,综合演练等科目考核。

1942年7月,王启超从黄埔军校毕业,正值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他与17名战友被派遣到国军第一军第一师征一旅步兵第一团,担任见习排长,走上了指挥并带领部队进行抗日作战的任务。采访中,王启超老人说起自己参加武汉抗战的一次战斗中,情绪显得格外激动。“日本鬼子每天都要安排四五百架飞机,对我们地面进行轰炸,由于我们装备落后,只能用高射炮、高机枪打,我们团2000多名战友,最后只幸存几十人,我是连队唯一幸存者。”说到这时,王启超老人的眼角有些湿润。

“能活下来,我就很开心了,只要每天能有粗茶淡饭,我就知足了。”王启超说,他在抗日战斗中,走出了一道道“鬼门关”。

一次战斗突围,小日本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当时由于抗日战斗打得激烈,他顾不得退下战场休整治疗,持续与日本军展开殊死较量。战斗结束后,他发现鲜血早已染红了军衣。王启超老人说,那场战役他还经历了四次危险。“子弹穿过我的鞋头,没有伤到脚;子弹把我后背的雨伞打成两段,我也没有受伤;冬天的时候穿着大衣战斗,子弹只是擦破了大衣角都没有受伤,还有一次炮弹打过来,驮弹药的骡子都打死了,我在旁边逃过一劫,这四次我都差点丧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已是少校营长的王启超正在组织部队休整,突闻山下传来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鬼子投降啦!”、“我们胜利啦!”、“抗战胜利万岁!”。这一夜,王启超和战友一道,他们在营地点起了篝火,兴奋得一夜未眠。

抗日烈士的英勇故事2:女英雄赵一曼被俘经过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2团被敌人包围在道北区的一个山沟里。激战一昼夜突围,部队伤亡很大。团长王惠同负伤被俘(后英勇就义),道北区委书记兼2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指挥战斗时,一条大腿受贯通伤,骨头被打碎。22日,她和3个人转移到3区春秋岭附近一户农家时,被汉奸米振文发现。米振文报告第3“讨伐”队队长张福兴,张福兴带伪军将农舍包围。战斗中,赵一曼左腕被打穿,失血过多,昏迷后被俘。

从在珠河见到被俘的赵一曼,到10天后又将其押送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继续关押、审讯,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都是个重要角色——让我们看看1962年5,月他作为战犯在押期间写的供词: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即伪珠河县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笔者)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作了义正辞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你们日本人口蜜腹剑。’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作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用鞭子戳伤口,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为了使赵一曼屈服,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从被俘地到珠河县城,一辆牛车在山道土路上颠簸,对伤口不作任何处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尔滨,住进市立医院,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因为大腿上的贯通伤溃烂了,他们需要一个活口,而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不会危及生命的。

医院毕竟不是伪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机会。

赵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尔滨的,何时被以“王氏”之名转至市立医院疗伤无从查考,看守她的伪警察换成董宪勋,是在1936年4月上旬。

这是一个挺沉稳的富于正义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职业,使他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残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马上就要写到的韩勇义多得多。可他们都碰上了一个令他们、也让我们这些后人永远敬仰的人,两颗冬眠的中国心就怦然跳动起来。在1936年那个叫作什么“满洲国”的世界里,他们的行为有着特别的昭示意义。后人不会忘记他们,就像怀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战死的、冻死的、饿死的有名无名的抗联官兵一样。只是拿起笔来,心头总是压抑着愧疚,因为我和我们这些后人对他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开头的话题,是多大年纪了,挣多少钱呀,娶媳妇了没有呀,家住哪儿呀等等,董宪勋都回答了。谈到日本侵略者的丑行,“满洲国”这个耻辱的怪胎,董宪勋就不吭声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他值班时环境的宽松。自然,赵一曼的话题也就更放得开、有针对性了,而且有机会把自己到东北的经历、见闻,写成类似小说的文字,董宪勋就成了第一个读者。有一天,董宪勋就说:俺想参加抗联,打日本子!

护士韩勇义,原是笔者家乡人,知道得能多点。

她1919年出生于桓仁县二道岭,10岁时一家人搬到哈尔滨,投奔在黑龙江省官银号哈尔滨分号当经理的大伯父韩文贵。“九一八”事变后,大伯父积极筹钱支持马占山、李杜抗战,义勇军失败后隐居北平。日军占领哈尔滨,把韩勇义的父亲抓去,逼他交出银号账目,忧恨成疾而死。

有个男孩子名字的16岁的见习护士韩勇义,中等个头,鸭蛋形脸,一双清澈的大眼,挺浓的眉毛,活泼开朗,敢爱敢恨,见义勇为。之前她就见过有关赵一曼的报道,如果说那时是好奇中不无敬仰的话,当她看到这个被日寇摧残得不忍睹视的女人时,几乎就只有后者了。她非常喜欢在这个特殊病人的身边多呆一会儿,为她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特务见她年纪小,对她也不大提防。看着伤口逐渐好起来,眉眼间都是笑意。特务们审讯赵一曼,拉下病床踢打,伤口就在一次次流血中处于好好坏坏、又不致命的状态,那双含泪的清澈的大眼睛,就喷出火星子。

1936年8月11日的《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滨警特密第8853号)中说:“她们在憎恨世界的丑恶上取得了一致的观点。”

后来敌人审问韩勇义和董宪勋,施电刑,上大挂,用炭火烧韩勇义的脸和背,问她为什么要帮助赵一曼逃跑。她说:“因为自己住在满洲国,走着满洲国的街道,坐着满洲国的车,使用着满洲国的国币,吃着满洲国的出产,这都是由于住在满洲国,出于不得已的事情。在自己的五脏之中所流着的热血,是中华民国的热血。我期待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再挂起中华民国旗子的日子。”

韩勇义被判4个月徒刑,受尽折磨,疾病缠身,于1949年2月去世。

逃去的目的地是宾县3区,那里是3军经常活动的地方。韩勇义卖了自己的两个戒指和两件大衣,得钱60元,充作经费。董宪勋找人做了一顶小轿,用来抬赵一曼。时间定在6月28日,这是个星期天,医院人少,便于行动。

晚上9点来钟,董宪勋雇一白俄司机,先用汽车将小轿送到南岗文庙后边,再去医院将赵一曼抬上汽车,重返文庙。下车上轿,由他和事先约好的他的叔叔董广政抬着,由阿城方向逃出哈尔滨。韩勇义提着药箱,一路随行。到了乡间,又雇辆马车。

敌人是29日7点左右,另一个伪警察来接班时,发现赵一曼逃走的。宪兵、警察、特务立即出动,很快找到白俄司机这个线索,并判断出追赶方向。因为赵一曼必须借助于车辆才能行动,而当时哈尔滨街上的汽车屈指可数。

30日晨5时左右,在距游击区不到10公里的阿城县金家窝棚,被敌人追上了。

这是个悲壮而平静的结局。朝阳刚从东方的地平线露出头来,山野大地葱茏翠绿,草叶上的露珠突然不安起来,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赵一曼习惯地伸手去腰间摸枪,空了,那张清秀、苍白的脸上就现出一笑——那是沉静的一笑,也是轻蔑的一笑。

董宪勋和韩勇义是难免恐惧、慌乱的,可看到赵一曼那神情,就沉静、坦然了许多。况且打从把自己的命运与赵一曼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对这一刻就是有所准备的。

抗日烈士的英勇故事3:抗战老兵张清托

张清托19岁时被保长抽去当兵,到诏安县城检查身体后,在年关前开始北上。走到云霄再到平和坐船,到南靖过龙岩,穿过江西省最后到达湖南省接受训练,这一条路线,老人记得清清楚楚。

张清托说,他在湖南受训有一年左右,每天练行军,在山上练射击。在又一个年关来临前,他们被编入九十九军,派往广州抗击敌人。

到达广州后,日军没有往湖南打而是打向广西,他们继续追击。沿途敌机不断轰炸,他们只能选择走小路不敢走大道。

在广西柳州,他们没有船渡河,便用油桶搭起一座桥。过了不久,终于在南宁遇到了敌人。“当时是在昆仑关的战斗,战斗打得很惨烈,我们连去了100多个,最后回到部队集合的只有20几个。”张清托说,这次遭遇战他印象深刻,至今难以忘怀。

据张清托介绍,部队被打散后,他在一个稻草垛中藏了一天,几天没吃喝的他,正好遇到一个好心人,把给儿子的饭分了一半给他才有力气回到部队。

张清托在广东、广西、湖北3个省打了2年的时间,后来被编入第二军七十六师二二八团一营三连七班。张清托说,那时连长让他当尖兵班班长,他嫌自己没文化不愿当,便当了副班长。

再后来,部队接到命令前往四川。张清托说,进川时连长一直强调不能打扰老百姓,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但是四川人很热情,还请他们吃猪肉。他们走过峨眉山山脚,到了重庆,驻扎在永川的永仗休整。

入川一年后部队开拔云南与日本作战。其中一天他带着两个新兵,遇上两个日本哨兵。他大喝一声:“什么人”。趁他们还没晃过神时,张清托便打死一人,在另一个日本兵跑后还缴了很多罐头类食品,老人说到这时,脸上满是得意之气。

老人和部队在云南待了有一年多,那时他们有步枪,有轻机关枪,还有美国人支持的山炮。日本投降的前夕,他们与日本兵交战于凤凰山。

老人在战斗中被击中,子弹嵌入头骨。“送到野战医院时,医生说幸亏你命大,要是脑膜穿破了,你就没命了。”张清托说,之后他被转到陆军医院治疗。

两三天后前方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时,一车一车的伤兵运了过来。张清托说,当他们看到下来的是自己的兵时,他们就比大拇指。要是下来的是日本人,他们就都比小拇指。

就这样,老人伤后没有再参加战斗,留在云南的粮站里当管理。张清托说,那时云南的华侨问他想家不,他说想,怎么会不想,想我的父亲,想我的母亲。后来,老人找领导签了难民证,回到了诏安,那年张清托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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