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短篇散文
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我们的事业都是无限长久的。个人尽可以遭到许多不幸,许多痛苦,但是只要我们的劳动融合到集体的胜利里,那幸福也就有我的一份。下面是有巴金短篇散文,欢迎参阅。
巴金短篇散文:桂林的受难
在桂林我住在漓江的东岸。这是那位年长朋友的寄寓。我受到他的好心的款待。他使我住在这里不像一个客人。于是我渐渐地爱起这个小小的“家”来。我爱木板的小房间,我爱镂花的糊纸窗户,我爱生满青苔的天井,我爱后面那个可以做马厩的院子。我常常打开后门走出去,跨进菜园,只看见一片绿色,七星岩屏障似地立在前面。七星岩是最好的防空洞,最安全的避难所。每次要听见了紧急警报,我们才从后门走出菜园向七星岩走去。我们常常在中途田野间停下来,坐在树下,听见轰炸机发出“孔隆”、“孔隆”的声音在我们的头上飞过,也听见炸弹爆炸时的巨响。于是我们看见尘土或者黑烟同黄烟一股一股地冒上来。
我们躲警报,有时去月牙山,有时去七星岩。站在那两个地方的洞口,我们看得更清楚,而且觉得更安全。去年十一月三十日桂林市区第一次被敌机大轰炸(在这以前还被炸过一次,省政府图书馆门前落下一颗弹,然而并无损失),那时我们许多人在月牙山上,第二次大轰炸时我和另外几个人又在月牙山,这次还吃了素面。但以后月牙山就作了县政府办公的地方,禁止闲人游览了。
七星岩洞里据说可以容一两万人。山顶即使落一百颗炸弹,洞内也不会有什么损伤。所以避难者都喜欢到这个洞躲警报。但是人一进洞,常常会让警察赶到里面去,不许久站在洞口妨碍别人进出。人进到里面,会觉得快要透不过气,而且非等警报解除休想走出洞去。其实纵使警报解除,洞口也会被人山人海堵塞。要抢先出去,也得费力费时。所以我们不喜欢常去七星岩。
在桂林人不大喜欢看见晴天。晴天的一青无际的蓝空和温暖明亮的阳光虽然使人想笑,想唱歌,想活动。但是凄厉的警报声会给人带走一切。在桂林人比在广州更害怕警报。
我看见同住在这个大院里的几份人家,像做日课似地每天躲警报,觉得奇怪。他们在天刚刚发白时就起身洗脸做饭。吃过饭大家收拾衣物,把被褥箱笼配上两担,挑在肩上,从容地到山洞里去。他们会在洞里坐到下午一点钟。
倘使这天没有警报,他们挑着担子或者抱着包袱负着小孩回来时,便会发出怨言,责怪自己胆小。有一次我们那个中年女佣在厨房里叹息地对我说:“躲警报也很苦。”我便问她:为什么不等发警报时再去躲。她说,她听见警报,腿就软了,跑都跑不动。的确有一两次在阴天她没有早去山洞,后来听见发警报,她那种狼狈的样子,叫人看见觉得可怜又可笑。
我初到桂林时,这个城市还是十分完整的。傍晚我常常在那几条整齐的马路上散步。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警报,后来我听见了紧急警报。又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炸弹爆炸的声音。以后我看见大火。我亲眼看见桂林市区的房屋有一半变成了废墟。几条整齐马路的两旁大都剩下断壁颓垣。人在那些墙壁上绘着反对轰炸的图画,写着抵抗侵略的标语。
我带着一颗憎恨的心目击了桂林的每一次受难。我看见炸弹怎样毁坏房屋,我看见烧夷弹怎样发火,我看见风怎样助长火势使两三股浓烟合在一起。在月牙山上我看见半个天空的黑烟,火光笼罩了整个桂林城。黑烟中闪动着红光,红的风,红的巨舌。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火从下午一直燃烧到深夜。连城门都落下来木柴似地在烧烧。城墙边不可计数的布匹烧透了,红亮亮地映在我的眼里像一束一束的草纸。那里也许是什么布厂的货栈吧。
每次解除警报以后,我便跨过浮桥从水东门进城去看灾区。第一次在中山公园内拾到几块小的弹片;第二次去得晚了,是被炸后的第二天,我只看见一片焦土。自然还有几堵摇摇欲坠的断墙勉强立在瓦砾堆中。然而它们说不出被残害的经过来。在某一处我看见几辆烧毁了的汽车:红色的车皮大部分变成了黑黄色,而且凹下去,失掉了本来的形态。这些可怜的残废者在受够了侮辱以后,也不会发出一声诉冤的哀号。忽然在一辆汽车的旁边,我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我走近了那个地方,才看清楚那不是人,也不是影子。那是衣服,是皮,是血肉,还有头发粘在地上和衣服上。我听见了那个可怜的人的故事。他是一个修理汽车的工人,警报来了,他没有走开,仍旧做他的工作。炸弹落下来,房屋焚毁,他也给烧死在地上。后来救护队搬开他的尸体,但是衣服和血肉粘在地上,一层皮和尸体分离,揭不走了。
第三次大轰炸发生在下午一点多钟。这是出人意外的事。以前发警报的时间总是在上午。警报发出,凄厉的汽笛声震惊了全市,市民狼狈逃难的情形,可想而知。我们仍旧等着听见紧急警报才出门。我们走进菜园,看见人们挑着行李、抱着包袱、背负小孩向七星岩那面张惶地跑去。我们刚走出菜园,打算从木桥到七星岩去。突然听见人们惊恐地叫起来,“飞机!”飞机!”一些人抛下担子往矮树丛中乱跑,一些人屏住呼吸伏在地上。我觉得奇怪。我仔细一听,果然有机声。但这不是轰炸机的声音。我仰头去看,一架飞机从后面飞来,掠过我们的头上,往七星岩那面飞走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骚动平息了。人们继续往七星岩前进。我这时不想去山洞了,就往左边的斜坡走,打算在树下拣一个地方坐着休息。地方还没有选好,飞机声又响了。这次来的是轰炸机,而且不是我们的。人们散开来,躲在各处的树下。他们来不及走到山洞了。十八架飞机在空小盘旋一转,于是掷下一批炸弹,匆匆忙忙地飞走了。这次敌机来得快,也去得快。文昌门内起了大火。炸死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青年音乐家。
第四次的大轰炸应该是最厉害的一次了,我要另写一篇《桂林的微雨》来说明。在那天我看见了一个城市的大火。火头七八处,从下午燃烧到深夜,也许还到第二天早晨。警报解除后,我有两个朋友,为了抢救自己的衣物,被包围在浓焰中,几乎迷了路烧死在火堆里。这一天风特别大,风把火头吹过马路。桂西路崇德书店的火便是从对面来的。那三个年轻的职员已经把书搬到了马路中间。但是风偏偏把火先吹到这批书上。最初做了燃料的还是搬出来的书。不过另一部分书搬到了较远的地方,便没有受到损害。
就在这一天(我永不能忘记的十二月二十九日!),警报解除后将近一小时,我站在桂西路口,看见人们忽然因为一个无根的谣言疯狂地跑起来。人们说警报来了。我没有听见汽笛声。人们又说电厂被炸毁了,发不出警报。我不大相信这时会再来飞机。但是在这种情形里谁也没有停脚的余裕。我也跟着人乱跑,打算跑出城去。我们快到水东门时,前面的人让一个穿制服的军官拦住了,那个人拿着手枪站在路中间,厉声责斥那些惊呼警报张惶奔跑的人,说这时并没有警报,叫大家不要惊惶。众人才停止脚步。倘使没有这个人来拦阻一下,那天的情形恐将是不堪设想的了。后来在另一条街上当场枪决了一个造谣和趁火打劫的人。
巴金短篇散文:废园外
晚饭后出去散步,走着走着又到了这里来了。
从墙的缺口望见园内的景物,还是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叶。在一个角落里,一簇深红色的花盛开,旁边是一座毁了的楼房的空架子。屋瓦全震落了,但是楼前一排绿栏杆还摇摇晃晃地悬在架子上。
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屋子里推开小窗眺望园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
但是现在窗没有了,楼房快要倒塌了。只有园子里还盖满绿色。花还在盛开。倘使花能够讲话,它们会告诉我,它们所看见的窗内的面颜,年轻的,中年的。是的,年轻的面颜,可是,如今永远消失了。因为花要告诉我的不止这个,它们一定要说出八月十四日的惨剧。精致的楼房就是在那天毁了的。不到一刻钟的功夫,一座花园便成了废墟了。
我望着园子,绿色使我的眼睛舒畅。废墟么?不,园子已经从敌人的炸弹下复活了。在那些带着旺盛生命的绿叶红花上,我看不出一点被人践踏的痕迹。但是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我回头看,没有人。这句话还是几天前,就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二天听到的。
那天中午我也走过这个园子,不过不是在这里,是在另一面,就是在楼房的后边。在那个中了弹的防空洞旁边,在地上或者在土坡上,我记不起了,躺着三具尸首,是用草席盖着的。中间一张草席下面露出一只瘦小的腿,腿上全是泥土,随便一看,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人腿。人们还在那里挖掘。远远地在一个新堆成的土坡上,也是从炸塌了的围墙缺口看进去,七八个人带着悲戚的面容,对着那具尸体发楞。这些人一定是和死者相识的吧。那个中年妇人指着露腿的死尸说:“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以后从另一个人的口里我知道了这个防空洞的悲惨故事。
一只带泥的腿,一个少女的生命。我不认识这位小姐,我甚至没有见过她的面颜。但是望着一园花树,想到关闭在这个园子里的寂寞的青春,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搔着似地痛起来。连这个安静的地方,连这个渺小的生命,也不为那些太阳旗的空中武士所宽容。两三颗炸弹带走了年轻人的渴望。炸弹毁坏了一切,甚至这个寂寞的生存中的微弱的希望。这样地逃出囚笼,这个少女是永远见不到园外的广大世界了。
花随着风摇头,好像在叹息。它们看不见那个熟习的窗前的面庞,一定感到寂寞而悲戚吧。
但是一座楼隔在它们和防空洞的中间,使它们看不见一个少女被窒息的惨剧,使它们看不见带泥的腿。这我却是看见了的。关于这我将怎样向人们诉说呢?
夜色降下来,园子渐渐地隐没在黑暗里。我的眼前只有一片黑暗。但是花摇头的姿态还是看得见的。周围没有别的人,寂寞的感觉突然侵袭到我的身上来。为什么这样静?为什么不出现一个人来听我愤慨地讲述那个少女的故事?难道我是在梦里?
脸颊上一点冷,—滴湿。我仰头看,落雨了。这不是梦。我不能长久立在大雨中。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都漏雨。
巴金短篇散文:小狗包弟
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地上添了血迹,艺术家的破衣上留下几处狗爪印。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是的,我也养过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要将全家迁去,想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因为我家里有一块草地,适合养狗的条件。我答应了,我的儿子也很高兴。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这本领不是我那位朋友训练出来的。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他离开上海回国,把小狗送给接受房屋租赁权的人,小狗就归了我的朋友。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者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作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她说她在东京家中也养了狗。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一九六二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
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形势越来越紧。我们隔壁住着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原先是某工厂的老板,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从篱笆缝里也看得见一些情况。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坛坛罐罐。这情景实在可怕。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有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洁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扇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