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加工贸易相关论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生产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加工贸易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成为当代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一种主要形式。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加工贸易相关论文，供大家参考。
加工贸易相关论文范文一：我国加工贸易的贸易利益
提要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地位突出、影响广泛，对我国加工贸易的贸易利益的研究有助于充分发挥加工贸易的作用，从而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本文主要结合各种数据，得出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体制转变、贸易发展以及对增加就业和促进技术进步等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加工贸易;贸易利益;影响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沃顿(verdoorn，P.J.)在考察比、荷、卢经济联盟内部的贸易形式时，第一次注意到产业内贸易的存在。Ge(1999)通过构建动态模型，指出加工贸易带来的技术学习和适应效应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worldbank(Madani，D.1999)对加工贸易的政策角色和影响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开展加工贸易最核心的三个目标是：增加外汇收入;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工资收入;吸引FDI、鼓励技术外溢、促进示范效应以使本国企业涉足本国非贸易品的生产。Madani结合各国开展加工贸易的实践总结出开展加工贸易的经验。
(二)国内相关研究。金碚(1994)认为，加工贸易首先是一种政策现象，应从进出口政策和管理方式的角度来定义加工贸易，即加工贸易在税收和海关监管上享有一定优惠待遇的一种特殊贸易方式，是一国未实现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比较高的情况下，所实行的一种变通的、含有政策优惠因素的贸易方式。潘永源(1999)认为，目前我国海关将所有采用海关保税监管的来料、进料加工统称为加工贸易。其特点是两头在外，不挤占国内原料和市场。汪五一 (2000)认为，加工贸易通常是指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贸易方式，即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在国内进行加工装配，制成品出口到国外市场。邵祥林(2001)认为，从广义上讲，加工贸易是外国企业(通常是工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以投资的方式把某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国或者利用东道国已有的生产能力为自己加工装配产品，然后运出东道国境外销售。这种跨越国界的生产加工和销售，成为加工贸易的显著特征。从中国加工贸易增值问题研究――以价值链为视角，狭义上讲，加工贸易是部分国家对来料或进料加工采用海关保税监管的贸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生产国际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加工贸易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成为当代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一种主要形式。加工贸易本质上是根据各国的生产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情况，在不同的国家完成不同性质的生产工序，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其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加工贸易已成为我国第一大对外贸易方式，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加工贸易概述
我国自1979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加工贸易作为我国主要的对外贸易方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78年7月和1979年9月，国家先后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和《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的办法》，加工贸易由此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根据我国《加工贸易审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加工贸易指从境外保税进口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统称进口料件)，经境内企业加工或装配后，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在我国，加工贸易包括来料加工装配业务(简称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业务(简称进料加工)。来料加工是指由外商提供原辅材料、元器件、零部件，由境内企业按照外商提出的规格、质量和技术标准加工为成品或半成品，由外商自行在海外市场销售，并按双方议定的费用标准，向外商收取加工费(即工缴费)。进料加工是指外贸公司或企业自行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或自己的销售意图，加工或制造商品销往国外市场，赚取销售成品与进口原料之间的差价。进料加工是伴随着来料加工的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而产生的。1986年10月，国家《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和1992年7月海关总署《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货物监管和征免税办法》，具体规定了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要目的的加工贸易政策。
自1978年8月广东省珠海市签订了中国第一份加工贸易协议开始，中国的加工贸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显著。1996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在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的比例达到50.53%，首次过半，近十年里一直保持增长势头。总体来说，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要远高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的速度，对拉动中国外贸的增长和带动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三、中国加工贸易的贸易利益
加工贸易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产品直接面对市场;二是具有较高的外向性。加工贸易的发展改变了我国的贸易结构，影响着我国的对外贸易;加工贸易与外资企业的紧密联系也使得加工贸易成为我国吸引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重要手段。
(一)加工贸易促进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加工贸易发展之初正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开始之时。较早发展加工贸易的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乡镇企业正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第一批受益者。它们的业务模式、管理经验、市场意识及其发展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其他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
(二)加工贸易带动了中国贸易增长。我国对外贸易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事实上得益于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贸易继2004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后，2008年达到25，616.3亿美元，而其中，加工贸易进出口占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41.1%。相应于此，我国在全球贸易中成为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具有影响力的贸易大国。
我国对外贸易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究其原因，主要得益于加工贸易的蓬勃发展。自1981年到2008年加工贸易对出口的贡献都一直处于很高水平(加工贸易对出口贡献率=加工贸易出口增量/总出口增量)。1981～2008年间，加工贸易出口对全部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53.8%，加工贸易进口对全部进口增长的贡献率为41.6%，如果考虑到外商投资企业设备进口中有相当多的也与加工贸易有关，则加工贸易进口对全部进口的贡献率会更高。在1981～2008的28年间，加工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长率达到27.7%，加工贸易进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3.9%，其他贸易方式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3.2%，其他贸易方式进口增长率为13.3%。加工贸易年均出口增长率与进口增长率分别比其他贸易方式高出14.5和10.6个百分点。
(三)加工贸易促进中国的就业。凯恩斯认为，新增加的投资会引起对生产资料的增加。生产资料部门由于需求增加，就业人数以及人们的收入也随着增加。随着收入提高，生产资料部门的消费也增加。消费的生产部门的就业和国民收入也随着增加。
加工贸易能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外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来带动我国就业的增长，其出口带动就业增加的效果比较显著。加工贸易特别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能够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我国的加工贸易项目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据有关部门的估计，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14万多家，加工贸易提供了至少3，500万个就业机会。根据张华初等学者对加工贸易人数的估算，近年来，我国加工贸易就业人数一直呈上升态势。1992年加工贸易就业人数有2，804万，1994年突破3，000万，2002年已达到了4，000万，2004年加工贸易就业人数达5，482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通过开展加工贸易，不仅使当地的大量劳动力得到安排，而且还从内地接收了许多劳动力，为增加就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广东是我国加工贸易最发达的省份，2005年全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2，921亿美元，占全国加工贸易总额的49.2%。目前，广东省已有11.2万家加工贸易企业，为本省和其他省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吸收的就业人员超过1，300万人。这些就业人员中外省占了大多数，主要来自广西、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可见，在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局面下，加工贸易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极富意义的。
(四)加工贸易促进我国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一半以上的加工贸易出口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随着国际市场竞争压力的加大，国内制造基础的不断完善，加工贸易企业通过不断引进新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多的加工贸易企业开始将其技术开发活动转移到中国，带动中国的技术进步。加工贸易企业需要不断更新技术，以保持国际竞争力。
四、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前景
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必然产物。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加工贸易已占据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之一。实践证明，加工贸易在促进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解决就业、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引进外资和技术、减少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和运营方式已经不再满足中国当今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看出加工贸易沿着老路不能走得太远了。从加工贸易起家，但不能永远依靠加工贸易这种形式，停滞在价值链增值率最低的环节，我国加工贸易的增值水平亟待提高。
未来加工贸易发展应注重自主研发，要开发出自己的技术和专利，拥有独立发展的空间;推进加工贸易国内配套产业的发展，推进加工贸易本地化，提高国内采购率;完善加工贸易物流配送，提高加工贸易企业的竞争力;要提高产品质量，创立自己的品牌，以延长国内价值链，创造出更大的增值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制定长远规划，完善税收政策，为加工贸易增值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同时，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加工贸易，提高加工贸易的技术含量。并且，企业要积极实现主体升级，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从而实现加工贸易在更高层次的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Verdoorn，P.J.“The Intra-block Trade of Benelux”in edited by Robinson，E.A.O，Economic Consequences the Size of Nations，London;Macmillan，1960.
[2]Ge，W.The Dynamics of Export-processing Zones.UNCTAD discussion papers，No.144.1999.
[3]Madam，Dorsati，A Review of the Role and Impact of EPZ，World Bank，1999.
[4]金碚.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5]闰国庆，陈丽静.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005.2.
[6]张华初，李永杰.论我国加工贸易的就业效应.财贸经济，2004.6.
[7]王洪庆.我国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6.7.
[8]韩可卫.对我国加工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工业技术经济，2006.1.
[9]沈玉良，孙楚仁，凌学岭.中国国际加工贸易模式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9.
加工贸易相关论文范文二：贸易成本与中国加工贸易模式
摘 要：中国加工贸易呈现出典型的“三角贸易”(TTP)模式的特点，该模式是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首要原因。在构建一个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关于贸易成本影响中国加工贸易模式的两个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出口距离和进口距离的增加均会减少中国加工出口贸易额;与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相比，中国对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加工出口贸易对出口距离的变化更敏感，而对进口距离的变化相对更不敏感。基于OLS和HT方法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这样的假定。
关键词：贸易成本;加工贸易;三角贸易;出口距离;进口距离
Trade Costs and the Pattern of China’s Processing Trade
-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Analysis
HUANG Shun�wu，CHENG Jie
(School of Economic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Anhui 230009, China)
Abstract：China’s processing trade is characterized by typical “triangular trade pattern”, which is the first cause of its balance of payments disequilibrium. On 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formulates two hypotheses concerning the effect of trade costs on China’s processing trade: ceteris paribus, an increase in both export distance and import distance reduces China’s processing trade; compared with that of developed economies, China’s processing export trade with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 Asia is more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export distance and less to changes in import distanc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OLS and HT approach confirms these hypotheses.
Key words：trade costs; processing trade; triangular trade; export distance; import distance
一、引言
垂直专业化是当今国际生产组织最显著的趋势;其突出的特点之一是采取加工贸易的形式。由于各种贸易成本的下降，跨国公司不断延伸产业链，将更多的国家纳入国际生产体系;各个国家则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占据国际产业链的相应位置。因而，一件最终产品往往是多国共同生产的结果，成为真正的“国际产品”。
关于垂直专业化国际生产体系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贸易成本在其中的作用。垂直专业化导致商品频繁的跨国流动，因而加工贸易比一般贸易对贸易成本的变化更敏感。Yi(2003)以此解释了贸易成本相对较小的下降如何引起了二战后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1]Rubin (2009)也以此推测，油价的上涨将导致全球加工贸易额的显著下降。[2]Jacks, Meissner和Novy (2009)则将次贷危机期间国际贸易的急速减少归因于贸易成本(如非关税壁垒增加、信贷萎缩等)的上升。[3]
由于有效数据获取的限制，贸易成本对加工贸易影响的经验文献非常少见。一些学者采用替代方法来研究加工贸易模式。第一种方法是借助国际贸易统计代码、解释和数据，根据产品用途来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并以此来区分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Zebregs,2004)。[4]但这种方法存在着缺陷：一是根据产品代码来区分产品不够合理，因为许多产品很难被区分为中间品还是最终品;二是即使能够区分开来，也很难弄清楚其是在国内消费还是出口。第二种方法是结合使用投入产出表与国际贸易的数据，按照假定的投入比例计算进口额与增值的比重。但此方法的缺陷在于估计比例的精确性，各行业的进口投入品占比的差异往往较大(Winkler和Milberg ,2009)。[5]第三种方法是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估计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其海外分支机构之间的中间品贸易状况。然而，由于许多公司将其更大部分业务外包给其他公司，因而导致这种估计结果可能有偏(Desai, 2009)。[6]在少量的文献中，Hanson, Mataloni和Slaughter (2005) [7]的论文是难得的一篇代表性文献。该文检验了贸易成本在美国跨国公司出口中间品到海外分支机构中的作用，并发现其作用是显著的。
总体来看，尽管在理论上贸易成本对加工贸易具有重要影响，但相关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依然不足。本文将利用一组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提供并经作者整理的数据以克服实证研究的数据缺陷。由于进口的投入品免税并不得用于国内消费品的生产，因而，这组数据比较明确地描述了加工贸易投入品的来源国和最终品的目的国，从而直接将进口投入品与最终出口品联系起来，并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
二、中国的加工贸易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垂直专业化国际分工模式不断强化。几乎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为了利用外资和扩大出口，中国加工贸易模式逐步形成。1994年，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在中国贸易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并长期维持这种格局。中国要素禀赋的特点与外资外贸政策使中国深深地融入垂直专业化的国际生产体系，并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加工装配环节)。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流入与加工贸易额的快速增长是其突出表现。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加工贸易模式的特点最为鲜明，呈现出典型的“三角贸易”模式(TTP)，即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产品加工和出口平台，以直接投资或外包的形式将相关产业或其部分环节转移到中国，将其他经济体的中间品和零部件出口到中国，在中国加工成最终产品后再出口到欧美等发达经济体。
中国加工贸易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对加工贸易投入品的进口实行免税政策，即如果进口的原材料和投入品是用于生产出口品的，那么该进口免税或退税。这突出地体现在“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和贴牌生产(OEM)等加工贸易形式中。这一政策在中国各地得到很好的执行，并对中国加工贸易模式的形成与强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①①进口投入品免税意味着在研究贸易成本时可以不考虑关税等税收成本而重点考虑其他成本因素(主要是受贸易距离影响的运输成本)，从而大大简化分析。这对于本文的研究非常重要。。
加工贸易成本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与投入品进口相关的贸易成本(上游成本)，另一部分是与最终产品出口相关的贸易成本(下游成本)。贸易成本对中国加工贸易模式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第一，中国的加工出口品严重依赖于外国中间品的进口，产品在国内的增值比例比较小。按照Koopman(2008)的估计，该增值比例约为18%，[8]而中国的一些学者的估计则更低，一般认为该比例小于10%。第二，中间品进口距离远短于最终产品的出口距离。根据Ma和Van Assche (2010)的测算，2008年，中国加工贸易中间进口品的75%来自临近的东亚地区，而来自欧美的不到19%。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加工贸易最终产品的出口严重依赖于欧美发达市场。2008年，中国加工出口产品的62%流向欧美发达经济体，而流向东亚经济体的只占28%。[9]第三，中国加工区位的空间分布不一致。中国国土辽阔，1995―2008年间的大多数年份中，各省加工贸易的进口距离与出口距离负相关(Ma等, 2009)。[10]也就是说，从较近国家进口中间品的加工区位倾向于将最终产品出口到较远的国家，反之亦然。
总之，中国加工贸易模式表现为典型的“三角贸易”模式(TTP)。其结果是中国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由于东亚经济体先前对欧美的贸易顺差转变为中国对欧美的顺差，因而中国对欧美呈现出巨额顺差;中国对东亚经济体进口较多而出口相对较少，因而对其表现为越来越大的逆差;中国加工贸易规模很大，但中国贸易得利很有限。
三、理论框架
假设世界由三个国家组成：O国(欧美发达经济体)、N国(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含日本))和C国(中国)。O国和N国均为发达国家，其消费者消费两类商品，即同质品(由完全竞争厂商生产)和异质品(由垄断竞争厂商生产)，具有较高的工资率，并对异质产品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C(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具有较低的工资率，对于异质产品没有需求。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c表示边际成本，1/α为利润(或成本加成)系数。
国家之间的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假定。第一，O国和N国比C国在同质品q0生产上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假定在O国和N国生产1单位同质品需要投入1单位劳动，但在C国则需要1/w>1单位的劳动。若wi表示i国的工资率，则有wO=wN=1>wC=w。第二，国家之间异质品的市场规模存在差异。若Yi表示i国对异质品的需求量，则我们假定YO>0，YN>0，YC=0。第三，C国距离N国比距离O国更近，而O国到N国和C国是等距的。以ωij表示从i国到j国运输产品的贸易成本，则ωii=1，ωij=ωji>1，i≠j。我们假定贸易成本随着贸易距离线性增长，则有ωCN=t<ωCO=ωNO=ω。这些假定反应了中国由于临近N国而发挥了低成本加工贸易平台的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模型中贸易成本t和ω增加的重要影响。t的增加将减少经过中国而间接出口的吸引力，而ω的增加则既减少直接出口，也减少间接出口的吸引力。
我们重点分析异质品的生产与贸易。为简化起见，我们去掉模型中的θ。我们假定：只有发达经济体的企业才具有生产异质品的能力，企业是不同类的，它们进入异质品行业，并各自生产不同的产品，这些企业必须在发达国家内设立总部，生产中间品，且设劳动效率为a(即单位产出的劳动投入系数)。企业若进行生产，则需承担初始固定投入成本Fd，若出口，则需承担额外的固定贸易成本Fx，以支付建立海外分销网络的需要;若在海外建立加工工厂(用于组装)，则需承担相应的固定生产成本Ff。一个跨国公司在j国生产中间品、在C国加工成最终品，并出口到i国的单位成本为：
显而易见，若BN=BO，则πN2 = πO2 ，但πN1 > πO1 。显然，由于O国与C国间的贸易距离大于N国与C国间的贸易距离，则O国企业到中国进行离岸生产的成本要大于N国企业。
同时，还可见，对于两类跨国公司来说，生产率指数影响了企业收益：生产率水平越高，则收益越大，但若生产率水平相同，则贸易成本就成为影响企业收益的决定性因素。
四、假设、实证模型与数据
(一)假设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我们提出两个有待经验证明的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出口距离和进口距离的增加均会减少中国加工出口贸易额。
这一假设的理由非常明显：一方面，出口距离的增加直接提高了出口成本，从而直接引起中国加工出口贸易额的减少;另一方面，进口距离会影响到投入品的进口成本，因而进口距离的增长将间接增加中国加工出口品的成本、提高其价格，从而减少其出口贸易额。
这一假设对于经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般的经验研究(如引力模型)只考察出口距离而并不考虑进口距离。本文的模型充分吸纳了新经济地理学所强调的观点，即一国出口不仅取决于出口市场方面，也依赖于投入品的进口环节(Redding和Venables, 2004)。[11]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与对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加工出口贸易相比，中国对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对出口距离的变化更敏感，而对进口距离的变化则相对更不敏感。
这一假设的理由在于贸易成本t和ω对 “三角贸易”模式(TTP)的相反影响。当对O国出口时，t反映了与进口距离相关的贸易成本，而ω则反映了与出口距离相关的贸易成本。相反地，当对N国出口时，t反映了与出口距离相关的贸易成本，而ω则反映了与进口距离相关的贸易成本。之所以产生这种不同的影响，在于我们假定中国是临近的N国的低成本的加工贸易平台。显然，t的增加会减少中国作为加工贸易平台的吸引力。
(二)实证模型
基于相关研究，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实证模型：
被解释变量lnEXijt为t年i省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到j国的最终产品贸易额，取自然对数形式。
一般的引力模型只有出口距离，本模型通过加入进口距离而将其扩展。扩展的引力模型中包括两个距离变量，即关键的解释变量XDij和MDit，用来考察贸易成本的作用。XDij为i省与j国间的出口距离，以离该省最近的国内港口到出口目的j国的运输距离。MDit为t年i省与j国间的进口距离。考虑到特定出口品的生产需要多种来自多国的投入品，我们采用以下的加权进口距离形式： MDit=∑jMijtΣjMijt.XDij。其中，Mijt为t年i省来自j国的进口额。如果XDij和MDit的系数显著为负，就表明假设1成立。
为了检验假设2，我们引入了哑变量EANCj(表示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如果出口的最终市场是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则为1;如果最终市场是欧美发达经济体，则为0。此外，我们还设置了哑变量与XDij和MDit的交叉项。如果交叉项系数β3显著为负或β4显著为正，则表明假设2成立。
Zit为一组随时间和省份而变动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口规模、人均收入和工资水平。εijt为误差项。
在引力模型中，贸易壁垒会限制国际贸易。为了考察贸易壁垒的变化对出口的影响，我们引入了ct，用来表示随时间变化的与全球贸易限制相关的特定的固定效应。同时，我们还引入了bi，用来表示不随时间变化而与具体省份相关的特定固定效应。此外，我们在模型中还加入国别哑变量djt，用来考查随时间变化的与具体进口国相关的特定的固定效应。
由于使用最小二乘法(OLS)时模型可能遗漏了与双边贸易水平和控制变量相关的变量，因而可能会产生潜在的内生有偏。我们将运用Hausman和Taylor (1981) [12]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法(以下简称“HT”)，通过选择适当的工具变量来进行检验(Carrère, 2006)。[13]
(三)数据
本文的样本数据区间为1988―2009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数据由作者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海关总署网站)及各省《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出口距离为出口港至进口港的海上运输距离，具体数据来自根据世界地图集，并由作者计算得出。在计算出口距离时，我们是以离该省最近的国内重要港口为出口港。对于内陆省份，将其省会至出口港的铁路距离加至总出口距离中。对于样本中欧盟的内陆国或港口较小的国家，本文采用离其最近的重要港口作为进口港，并在考虑到其首都到该港的铁路距离。①①本文选取的出口港包括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厦门、广州和北海。进口港包括温哥华、旧金山、悉尼、雅典、热那亚、马赛、巴塞罗那、里斯本、鹿特丹、伦敦、汉堡、赫尔辛基、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控制变量(人均收入、人口规模与工资水平)的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大陆与香港(大陆极为重要的贸易伙伴)的贸易大多数属于转口贸易，因而，为了更真实地反映贸易的地理方向，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调整。我们遵照Ma等 (2009)的方法，将中国海关统计的数据与香港调查与统计局提供的再出口数据联系起来进行调整①①具体的调整方法是，以各省对香港的出口(或进口)贸易额占全国对香港出口(或进口)贸易额的比例为权重，结合香港对各国(或大陆)的再出口数据，调整得到各省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额，再加上各省对各国的直接出口(或进口)额，从而得到最终的数据。，从而得到全部的中间投入品进口和最终品出口数据。
样本中的省份是指大陆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西藏和青海由于没有加工贸易或很少，固将其排除在外)。样本中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是指临近中国的其他东亚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共约占中国加工贸易进口额的95%。文中的发达经济体主要是指非亚洲的OECD成员国，具体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盟中的19国，共22国。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运用计量软件Eviews6.0，分别基于OLS和HT方法，对模型(7)进行检验，检验的结果见表1。
第4栏：内生变量为省际人均GDP、国别人均GDP和进口距离。
第5栏：内生变量为进口距离。
第6栏：内生变量为省际人均GDP和国别人均GDP。表1第(1)―(3)栏提供了对模型(7)的OLS估计结果。第1栏是以出口距离为自变量的估计结果，第2栏增加了进口距离为自变量，第3栏包括了哑变量EANCj及其交乘项。
可以看出，检验结果支持假设1，如第2栏显示，进口距离和出口距离的系数均显著为负。根据假设1，无论是出口距离还是进口距离的增加，都将减少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额。第3栏显示，进口距离项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但出口距离项的系数为正且不再显著。
检验结果也支持假设2，如第3栏所示，交乘项EANCj*lnXDij显著为负，而EANCj*lnMDit系数显著为正。根据假设2，这意味着，与对O国(欧美发达经济体)出口而言，中国对N国(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加工贸易出口额对出口距离更敏感，而对进口距离相对更不敏感。
OLS估计方法的缺陷是没有考虑进口距离和人均GDP等的内生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使用HT(1981)工具变量法。相应的Hausman检验结果允许我们在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并且可以判定这种使用工具变量的模型能够提供最有效的估计。表1第(4)―(6)栏使用了不同的内生变量组合，并提供了对模型(7)的HT估计结果。从各变量的系数值及其显著性可以看出，这些结果同样支持假设1和假设2。
六、结束语
本文的研究发现，贸易成本对中国加工贸易模式(即“三角贸易”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加工出口贸易不仅依赖于产业链下游的贸易成本(最终品出口成本)，还取决于产业链上游的贸易成本(中间投入品的进口成本)。进口距离和出口距离均会给中国加工出口贸易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与对欧美发达经济体贸易相比，以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为目的地的加工出口贸易对出口距离更敏感，而对进口距离则相对更不敏感。
中国加工贸易模式是整个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首要原因。从全球层面来看，突出地表现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型市场经济体(含发达的日本)及石油输出国的经常项目持续顺差，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持续逆差(Suominen, 2010)。[14]从中国角度来看，主要表现为中国对欧美发达经济体的持续、巨额顺差，而对东亚经济体的持续逆差。究其原因，这主要是因为垂直专业化的国际生产体系、中国的加工贸易模式(“三角贸易”)以及对外部市场(欧美发达经济体)的严重依赖。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加工车间”的形成与发展，这种不平衡愈益扩大，由此，东亚经济体原本对欧美的贸易顺差逐渐转变它们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和中国对欧美的贸易顺差。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不平衡受到了以贸易距离为代表的贸易成本的显著影响。
为了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与贸易利得相对较少的局面，中国必须调整加工贸易模式，深化与国际生产网络的联系。从目前来看，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入手：第一，调整中间投入品进口和最终产品出口的地理方向。也就是要减少对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市场依赖而增加东亚的区域内贸易(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0)[15]，从而减少整个东亚对外部的不平衡。第二，增加中间投入品的国内供给和扩大国内消费市场。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推动技术进步、延长产业链，增加中间品的市场供给，改变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链中的尴尬地位。与此同时，积极扩大内需，努力增加消费，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而减少中国的贸易不平衡。这些措施将最终有利于改变中国加工贸易出口规模很大，而贸易得利较少的不利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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