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及其对“三个自信”的贡献分析
道路连接过去,通向未来,指引方向,更决定命运,可以说选择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步伐,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重考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地提出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践根基和理论基础。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及其对“三个自信”的贡献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及其对“三个自信”的贡献分析全文如下：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对在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期能找到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时的那些理论探讨和建设经验，无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1]的命题。回顾建国初期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探索，我们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探索成果对于当下坚定“三个自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道路自信：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指明方向
1. 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科学态度，主张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针对苏联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毛泽东于1955年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2(] P488);他认为，应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P721)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应该学会独立思考，最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适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2. 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把“民众大联合”作为改造国家与社会的根本方法。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迎来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问题，并把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应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切成就的重要思想动力依据。
3. 提出了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发展理念。
一个国家如果要走向富强，就必须实现现代化，而工业化则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共产党逐步摸索出了发展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色。
第一，发展国民经济须遵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和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应必须把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放在经济问题的首要地位，强调发展工业也必须和农业发展相协调。这就使得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农业经济快速恢复互为条件、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同时并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一个创造性的新概括。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第二，统筹兼顾、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等关系是实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原则与基础。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现提供了历史依据。
二、制度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
1. 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1949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说明，人民民主专政已经从一种科学构想成为了现实并在中国得以具体实践。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到了1982年，我国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我国国体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写入宪法，保证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所取得的民主成果。
2.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并没有能与新生的国家政权同步产生。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恢复，全国各地先后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就为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宪法、法律法规的颁布，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宪法体制上的正式确立。中国人民所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共和国政体，确立民主集中制为共和国政体的基本原则，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政体和政权的坚实基础。
3.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特点和优势。195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新中国首部宪法中得以确立：“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4(] P521)
4. 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也是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基本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在国家中的地位作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规定，这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历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到1956年我国基本形成全国统一的民族自治体制，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
5. 进行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尝试。
在毛泽东看来，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是适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仍需要不断完善。同时，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P543)因此，围绕适合中国社会的民主法制建设，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比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改变中央高度集权;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个人崇拜;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等设想。
此外，毛泽东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提出了改革设想。比如，1960年3月，毛泽东对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经验，称之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并冠之以“鞍钢宪法”[6](P89-90)，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1961年，中共中央在《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使其中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逐步成为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毛泽东还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双为、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党的领导，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成果颇多，虽然有的没能很好坚持，有的甚至走向了错误的方向，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当今中国的改革进一步深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三、理论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1.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法宝。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赋予了“实事求是”以全新的含义，使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并将“实事求是”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因此，五十年代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探索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命题，就是能够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和共产国际与苏联经验，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实现历史性飞跃的结果。因此，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
2.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灵魂。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党除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本党和个人的私利。”正是因为我们党很好地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才能由小变大，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充分发扬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1956 年，中共八大在党章的总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这是对七大关于群众路线相关论述的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更是把党群上升到事关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来看待：“就像鱼和水一样，如果党群关系出了问题，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就不可能获得成功。”[7](P488)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和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以贯之的核心和灵魂。
3.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经验总结，这其中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独立自主，就是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
在毛泽东看来，要取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作指导，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有益的先进经验，努力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千方百计探索出一条适合于我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尤其是他在1958年先后实施“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举措，虽然毛泽东想摆脱但却未能真正摆脱苏联模式，但这也说明毛泽东认为革命和建设都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若阿金·希萨诺时所强调的：“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9](P123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此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学方法论。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离不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离不开其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的实践。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性努力，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根本方向，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也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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