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散文随笔奉献真情大爱

2017-03-17

大爱散文随笔奉献真情大爱

1990年，我在一所乡下中学教书，却荣幸地当选为桑植县十一届人大代表，3月下旬出席了县十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一项很重要的议程，就是选举桑植县国家政权机构领导人员。在酝酿候选人的时候，尚立义同志作为组织推荐的县长候选人，我和很多代表一样，除了看见一份简历外，对他没有更多的了解。但我们相信组织的选择，信任和寄望于他本人，很庄严地投了他的票。他以高票当选县长，应属众望所归。

阴差阳错，半年后，几经辗转，我调进了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成为他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了解他。我们一起工作尽管不到两年，但他胸襟磊落，团结共事的领导艺术;敢说敢做，勇于担当的负责精神;雷厉风行，简朴勤勉的务实风格;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人民情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他离开桑植以后，过去的工作人员相聚在一起，还会津津乐道地提起与他一道工作，那段紧张忙碌兴奋快乐的时光。

(一)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桑植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可1990年的自然灾害降临得有些出人意料，猝不及防。还是春寒料峭的季节，3月21日晚，平时里干旱缺水的桥自弯乡，却罕见地突降暴雨。顷刻间，雨流如注，山洪狂吼，机关受淹，学校停课，公路被毁，民房倒塌，到处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群众居无定所，生活等待救济，基础设施急需恢复。尚县长得到消息后，清早立即带领民政、财政、粮食等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走门串户，查看灾情，安抚干部群众。回到县里后，迅速研究救灾对策。“屋漏偏遭连夜雨”。第二天，又有瑞塔铺等乡镇遭受冰雹、风灾和水灾，油菜、小麦等春收作物损失严重，民房倒塌无数。由于粮食长期不能自给，全县各地春荒严重，频频告急。走马上任，下车伊始，老天就给他一个当头棒、下马威。他真是忧心如焚。

他安排人员马上拟写灾情汇报材料。时间不等人。22日下午，他就匆匆忙忙带上相关人员，马不停蹄地赶到长沙，准备向省政府汇报。第二天早上8点多，他带着一行人赶到省政府办公楼，直奔陈邦柱省长办公室。当看到陈省长办公室门口等了很多人，他急中生智，整整衣冠，一边推门，一边大声喊“报告”，并自报家门：“我是桑植县县长尚立义，特地前来向省长汇报工作。”陈省长没有责怪他的莽撞，反而对这位声音宏亮、军人作派、不请自来的县长有了好感。

陈省长认真看过他递来的汇报材料，当即交代省政府一位副秘书长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对桑植的救灾问题，还特意嘱咐，桑植是贺老总的家乡，又是贫困地区，眼下还受了灾，从省长基金中安排30万元。其他部门也要尽可能支持。

下午省政府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尚县长一个多小时的全面汇报。会上，有关部门落实了救灾资金180多万元，统销粮250万公斤，还有一批农药、农膜、化肥等生产资料。第二天，他满载而归。

1990年下半年，他和湖南另一个县的县长，作为代表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特困县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动员特困县提前脱贫。在会上，他陈述了桑植贫困的历史原因和目前现状，表示会加倍努力工作，但不能宣布提前脱贫。他的这一表态，令好些人不快。事后他并不后悔，说：只求个人出政绩、得升迁，而置老百姓不管不顾，这样的事我不会干。1991年底上报农民人均纯收入时，由于工作疏忽和把关不严，数据报市后他发现水份较大。于是亲自到市里去汇报，要求将桑植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实事求是地更正过来。有人劝他不要太执拗，数字大些，不正好说明工作有成绩吗?可他不这样想，如果玩数字游戏而把桑植县贫困帽子搞掉了，那才对不起父老乡亲呢!

(二)

桑植是个农业县。长期因自然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限制，农业结构单一，技术含量低，粮食不能基本自给。县委书记段德牒是一位农业专家，决心在桑植着力推广农业科技，实行科学种田。他亲自在南岔创办水稻“双两大”示范点，取得成功后，县委决定把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作为突破口和重要抓手。尚县长根据县委的决定，带领县政府一班人冲锋在前，不遗余力地推动和落实。我不懂农业，因当时经常跟着县政府领导往乡镇农村跑，很多提法也是耳熟能详。我记得当时最响的是农业上推广的“三良”制度，即良种、良法、良制。在良种推广方面，着重推广水稻杂交组合，杂交玉米等，面积迅速扩大，产量大幅度提高。在种植方法上，重点引进和推广水稻“双两大”、水稻起垄栽培、玉米地膜覆盖栽培、玉米地膜育苗定向移栽、油菜育苗移栽等实用技术。在种植制度上实行旱地间作套种，测土配方施肥等办法。通过这些措施，促进了桑植农业的快速发展，粮食总产量由1989年的9.3万吨增加到1992年的12万吨，粮食逐步基本自给。

要改变长期形成的习惯绝非易事。新型实用农业技术的推广更是如此。“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和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一道，坐着一辆北京吉普，每天跑2个乡镇，走乡下村，开会发动，苦口婆心地动员，不厌其烦地宣传，隔三岔五地督促，耐心细致地协调，不知开了多少会，不知跑了多少路，不知费了多少神，各项工作才渐渐有了起色。

他最容不得少数干部华而不实，言行不一，作风漂浮的问题。他曾“挥泪斩马谡”，积极向县委建议，将一名在工作中不深入基层，不认真落实的区公所领导干部，给予免职的处理。这件事在当时的干部队伍中震动很大。现在还不时有人称道他当年铁腕治吏的做法。

在保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同时，他不失时机地提出加快发展优质高效和特色农业的战略，培育和壮大支柱产业，走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全县提出了建设旱作农业示范区和优质烟叶、商品粮生产、优质茶叶、水果、优质花生、反季节无公害蔬菜、油料、药材八大基地的区域布局。经过他和县政府一班人的共同努力，全县农业支柱产业初步形成。1992年底，全县茶叶面积达到1.45万亩，水果面积达到1.7万亩，蔬菜面积达到4.7万亩，花生、油料等经济作物面积达到21.8万亩，烟叶种植面积达到1.4万亩。“三木”药材面积曾经一度达到30万亩以上，成为全国最大的黄柏基地。

调整结构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产业结构需要不断地进行适应性调整，曾经风光一时的产品，也许辉煌不再;过去名不见经传的产业，也许今天正异军突起。不管怎样风生水起，曾经的人与事不该尘封和忘记。

(三)

工业是桑植经济的短腿。计划经济时代发展起来的桑植工业，大多都是“五小”企业，工艺落后，总量偏小，竞争力差。尚县长上任时，全县可称支柱的工业就是卷烟厂。因多种原因，桑植卷烟厂尽管建厂10多年，却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没有单独的户口，成为“黑烟厂”。而当时烟厂的税收差不多占全县税收的70%。一旦烟厂被取缔或关闭，全县的财政收入有陷入瘫痪的可能。历届县委、县政府都把烟厂立户作为头等大事，市委、市政府领导也非常重视，以不同形式，通过不同渠道向上建议或要求将桑植卷烟厂纳入国家计划。

当争取烟厂立户的接力棒传到尚立义县长手中时，他丝毫不敢懈怠。到国务院和省里开会、办事，有国家、省里的领导来县检查工作，他都要逮住机会，反复汇报桑植卷烟厂的立户问题。他向县委建议，由有较强协调能力、强烈事业心和对外联络人脉的谷志奇同志任烟厂党委书记，集中精力抓烟厂的立户工作。谷志奇同志果然不负重托，上北京、跑长沙，利用各方关系争取理解同情和支持帮助。“功夫不负苦心人”。1991年3月，省烟草专卖局派出立户检查验收组到桑植卷烟厂实地检查验收。尚县长高度重视这次检查验收工作，亲自安排部署，亲自接待陪同，亲自汇报情况。检查验收组对桑植卷烟厂的生产条件和各项准备工作比较满意，盼望多年的单独立户指日可待。

“好事多磨”。正当全县人民望眼欲穿，等待烟厂立户的消息时，却突然从有关渠道传来信息：说桑植有人举报检查验收组在烟厂大吃大喝，收受礼品等问题，检查验收组人员正在接受相关调查，烟厂立户问题有可能横生枝节。验收组人员对桑植也很有看法。听到这个消息后，尚县长非常恼火和愤恨。为了挽回影响，澄清事实，他和县委书记商量，决定由他亲自出马，代表县人民政府登门向省烟草专卖局领导说明情况，向当事人赔礼道歉。

为了达到目的，他到省政府向王克英副省长汇报了有关情况，王副省长对桑植的情况很熟悉也很同情，还与烟草专卖局有关领导联系，希望不要因一些小事影响桑植烟厂的立户进程。

1991年5月26日下午，我随他一起到省烟草专卖局去说明有关情况。省烟草专卖局曹长明、李福斋、周杰成、万宁等同志听取了汇报，大家在会上交流了情况，沟通了思想。他真诚的态度，得体的话语感动了在场的人，双方消除了误解，达成了共识。省烟草专卖局领导还专门请他一行人共进晚餐，席间，他轮流向对方频频举杯敬酒，气氛欢快融洽，他当晚喝了不少酒，我们把他搀进房间后，他倒头就睡。

1991年8月2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全国现存50家计划外烟厂中，保留19家，合并保留11家，转产3家，关停17家的方案。桑植卷烟厂属保留的19家之列。1992年1月，烟厂顺利通过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复查验收，获得了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

桑植烟厂单独立户后，加大了技改和生产投入，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生产效益明显提高。1992年，产量达到9.6万大箱，产值实现1.4亿元，税金实现4627万元，资产负债率比上年下降5个百分点。主要经济指标比上年翻了一番。在全县召开的创业大会上，时任县委书记杨泽民豪情满怀地宣布：桑植不能按时发工资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1998年，省委、省政府决定对全省卷烟工业实行战略性调整，由长沙烟厂永久性买断桑植卷烟厂生产计划指标，并由省财政每年对桑植县财政固定补助4450万元。

桑植烟厂立户费尽周折，后来的卖断生产指标、转产安置不乏是非风波。正是有了当初立户的“山重水复”，才有后来转产的“柳暗花明”。

(四)

1988年5月18日，国务院批准建立大庸市(1994年4月更名为张家界市)，将桑植县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划归张家界市管辖。国务院在行政区划变更时，对桑植县是否继续享受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未予明确，国家民委不再将桑植县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予以统计，桑植县享受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问题从此悬而未决。

从1989年开始，桑植县各族干部群众，以召开座谈会，联名向上级领导机关写专题报告等形式，纷纷要求设立桑植土家族白族自治县，各级人大代表也年年提出类似的议案，县委、县政府多次向市委、市政府，省委、省政府写出专题请示。

1992年1月29日，国务院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请示批复：“大庸市享受自治州一级民族政策待遇没有法律依据。”几年的努力，换来的是一纸让人失望的批复。桑植人民好心寒。1992年3月，桑植籍全国七届人大代表黎子泽与32名湘籍人大代表联名，在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提交了《关于批准恢复桑植土家族白族自治县的议案》。根据面临的形势和全县人民的呼声与意愿，桑植县委常委会议决定，由尚立义县长专抓争取设立民族自治县的工作。接受任务后，他专程向市委主要领导汇报，并一一登门向在家的市委常委汇报，争取市领导的支持。得到市委的首肯后，他于1992年5月18日签发了《桑植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桑植县设立桑植土家族白族自治县的请示》。5月下旬，他自己带队，率全国人大代表黎子泽、县民委主任刘永述和我一起，赴长沙向省政府、省民委、省民政厅领导汇报。

5月25日，省民委领导听取了他的专题汇报，对桑植县要求享受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表示理解、同情和支持，并为县里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根据省民委领导的建议，他又带领我们到省政府办公厅汇报。办公厅有关人员说需市政府有个明确态度。

为了得到市政府的支持，他打电话向市政府领导汇报有关情况，接着片刻不停地带领我们从长沙赶到市里，找到常务副市长梅兴保、副市长向万隆汇报。两位副市长当即联署签发了《大庸市人民政府关于撤销桑植县设立桑植土家族白族自治县的请示》。得到市政府的文件后，他回到县里安排了一下近期工作，我和县民委的同志补充整理了一些资料后，他再次出发到长沙汇报。

他带着我们首先找到了副省长储波。储副省长在5月份代表省政府与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李学智一行交换过桑植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储副省长是了解情况并积极支持的。储波同志听尚县长说明来意后，当即就在我们的文件上给常务副省长董志文写了很长的一段建议，大意是他参加了全国人大民委关于桑植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的交换意见会，这是一个遗留问题，他个人认为应该尽快解决。

拿着储波同志的意见，尚县长又去找常务副省长董志文同志，董志文同志当即批示：请民委、民政提出意见。拿着董副省长的批示，他又匆匆去向省民委、省民政的领导汇报。省民委的领导非常重视，不久就向省政府提出了书面意见。省民政厅领导也很重视，要地名区划办代拟向国务院上报的文件。1992年6月22日，省民政厅向省人民政府递交了代为起草的文件，即《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恢复桑植县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桑植土家族白族自治县的请示》。

6月23日上午，他托人打听，得知董志文常务副省长已到海南出差，上午回来，可能下午才会到办公室去。下午尚县长兴冲冲地带着我们去省政府办公厅，准备催办省政府向国务院的请示。谁知到办公厅一打听，却如兜头一瓢凉水。有关人员告诉他，永定区上午来过领导，在办公厅和董副省长那里反映，光解决桑植一个县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不行，要解决必须连永定区一起解决。永定区的问题比桑植要复杂，县一级目前还没有自治区，要解决永定区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首先得把永定分成永定区和大庸县两个县级行政区，然后成立大庸土家族自治县。省里的意见是要认真研究，慎重处理。董副省长已和你们市里主要领导交换了意见。你们先回去吧，有消息再告诉你们。

原来董副省长已提前回来，上午就去了办公室，尚县长懊悔不已。快煮熟的鸭子却飞了。尚县长沮丧得无以言说，心情痛楚无以复加。

不久，尚县长到市司法局任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成为他最大的遗憾。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历届县委、县政府的积极争取和不懈努力，2007年9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民委批复桑植县享受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得到最圆满地解决，但也总算修成正果，没有白费力气。

(五)

桑植人民有爱好体育运动的传统。但县城场地狭窄，居民茶余饭后缺乏健身活动场地。根据群众的意见，尚县长经常在县城沿河一带转悠，想寻找一块地方。有一天，他来到澧水和酉水汇合处，发现有一片低洼的荒滩。他眼前一亮，把这块地方填平填高，不正好可以建成一个活动中心么?他找人进行量算和论证，认为切实可行，便在一次县长办公会上提出在这块低洼荒滩建体育活动中心。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热烈讨论，踊跃发言，一致同意在县城建这么一个活动中心。他将县长办公会议研究的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得到了县委的支持。说干就干，他立即召集有关部门会议，分任务，提要求，发文件，动员机关单位和干部职工捐钱、投工，迅速掀起了建设热潮。一个多月时间，机关干部和师生义务投工3.5万个，填砂石4.3万立方米，体育场初现雏形。后又修建了长185米的防洪堤。在建设期间，尚县长不仅经常深入现场督促检查，还自己带头参加义务劳动，搬石头，铲砂石，挖硬土，重活累活抢着干。

不久，分管文教卫体工作的副省长曹伯纯率省体委主任等到桑植检查工作，尚县长把他们带到贺龙体育中心工地查看。那场面，那干劲，曹副省长看了很高兴。并问在场的尚县长，还要填高1米多，能完成任务吗?尚县长再次拿出军人作派，拍着胸脯保证：坚决完成任务。曹副省长说：“我就喜欢办实事的人。”当即表态支持40万元。

贺龙体育中心的建设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支持，王克英副省长两次来桑植检查工作，一共解决了24万元建设资金。在各方的努力下，贺龙体育中心终于建成了，人们有了一个健身休闲的去处。清晨或傍晚，广场上人头攒动，一派祥和平安景象。

1998年7月，贺龙体育中心遭洪水侵害，体育设施冲毁殆尽。县人民政府再次投资填高加固完善，继续发挥着应有的功能。

1992年前生活在桑植县城的人们，应该还记得当年县城的模样。街道拥挤，城区面积狭小，房屋破破旧旧，发展空间有限。是在老城区继续修修补补，还是甩开膀子，实施县城东扩战略，当时争论很大。他和县委书记杨泽民，为了统一大家思想，带领县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到尚家坪边走边看边议，然后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坐下来讨论。经过激烈的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决定举全县之力，修建县城文明路，彻底改变县城脏乱差的面貌，打造桑植崭新的形象。当时作为主要决策人之一的尚县长，会上力主县城东扩，新修文明路。是坚定的支持者和坚决的落实者。

决定作出后，他一边督促质量和进度，一边想方设法多渠道筹措资金，保证工程按期实施。1992年建成了长1730米，宽30米的文明路。1993年完成铺油工程。1999年实施全面水泥硬化。为推进城市化进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县里一位离休干部去世后，却因安葬地问题出了麻烦，后来做了好多工作才算让这位老同志入土为安。不少外地老同志纷纷向县政府提出建议，县城要建一座公墓。这件事也深深地刺痛了尚县长。1991年下半年的一天，晚饭后，他带领民政、建设、财政和澧源镇的领导来到县城西边宝塔洛的一座荒山，经过认真查看，大家认为可以在这里建立一座公墓。他当场决定把这座荒山征收建公墓，还要在山下建一处殡仪馆。要求有关部门抓紧工作，从快办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公墓的土地征收、殡仪馆建设就完成了。

(六)

尚县长总是忙忙碌碌，走路象小跑，说话似连珠炮，每天风风火火、大大咧咧，给人的印象是性格比较粗砺豪爽。其实这只是他性格的一面，他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如他的工作记录，每天干什么事，他是怎么拍板表态的，都记得详详细细，绝不马虎。

他虽然批评人，但只要事后知道批评错了，他总会向当事人主动表示歉意。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但也很关心。1992年春节刚过，县里要召开三级干部大会。一天晚上，我正在办公室加班为他准备讲话稿。9时多了，听得外面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竟是他和他的爱人向国莲老师。我把他们让进办公室，他笑着说：“晚上还在加班，辛苦了!”说完，从向老师手里拿过一包东西放在桌子上说：“这是一包炒米，加班饿了泡一碗充充饥。你忙吧。”我看见那一包东西里有炒米、红糖、还有调羹，他想得很周到。县长惦记着一个加夜班的普通工作人员，着实让我感动。我沉浸在工作的快乐幸福中，不知不觉天已破晓。

办公室有几位工龄比较长的秘书，一直没有解决级别问题。当时解决级别卡得很严，加上多种原因，办公室推荐了几次都没有解决。他一边要办公室继续推荐，一边去做组织部门的工作，最后在他的亲自过问下得以解决。

组织上决定他卸任县长调任他职后，他在家里设宴请办公室工作人员小聚。他端起酒杯致辞，感谢大家两年多为他和政府工作付出的辛劳，并说这两年多是忙碌充实，心情愉快，终身受益的一段时光。他的声音有些哽咽，眼里噙着泪花。我们发现他是动了真感情的，对桑植这块土地和人民有无限的眷念，对身边工作人员有不尽的惜别。

当时县级政府每届任期只有三年。三年时间如白驹过隙，他还有很多工作刚刚开头，还有好多决策尚在酝酿之中，对于一个热爱故土，情系民众的人来说，不得不说有些遗憾。但看到近几年桑植的巨大变化，他当年的一些设想正逐步变成现实，好多没有做完的实事，桩桩件件也陆续有了完美的结果，内心是满足而自豪的。

岁月不饶人。尚县长现在已退休赋闲，颐养天年。他在担任县长期间，为桑植的经济发展，人民幸福可谓尽职尽责，尽心尽力，把真情大爱无私地奉献给了桑植这块红色土地。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真情无价，大爱不言。人民会记住他所做的一切。历史会记住他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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