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医学的哲学思考

道教医学源远流长，内容十分丰富，从其发生和发展来看，它肇端于秦汉，形成于魏晋南北朝，在唐宋发展至鼎盛，是我国医学中的瑰宝。如果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道教医学，它显示出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人物同源论是道教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道教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其人生哲学和宇宙论为基础的。在道教学者看来，人与宇宙天地万物共同源于'炁'，'炁'者，'气'也，或称'无极'。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至理篇》中明确指出：'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陈抟说：'两仪即太极也，太极即无极也。两仪未判，鸿濛未开，上而日月未光，下而山川未奠，一气交融，万气全具，故名太极，即吾身未生之前之面目。'(《玉铨》)人类模拟自然的一切手段，包括道教医学中提取药物的种种方法和治疗手段都是以人物同源论为基础的。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诠释之即为人法地而生，地法天而行，天的运行是循着道的，道便指自然，实际上是要求人'法自然'，依照自然界的规律行事。道教医学认为'人是一个小乾坤'，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天供人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人应顺应天地自然的关系和规律，使之达到'天人相应'的境界，这样才能'长生久视'，尽终天年，反之则灾害降临，疾痛丛生。

道教医学通过认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来研究掌握人体生命活动的变化规律，发现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常常影响着人体，会使人产生心理、生理及病理的变化。如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自然气象被称为六气，正常时不会引起人们致病，若太过、不及或不应时，则成为六淫，影响到人体的调节适应机能及病原体的孳生传播，成为致病的因素，侵犯人体而造成疾病的发生，这种取类比象的方法不但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广泛应用于医疗保健之中。葛洪曰：'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人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犹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插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沾荣卫，非但铜青之外传矣'。(《抱朴子内篇·金丹篇》)。这段话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人们对健康长寿的追求和向往。幻想人也能像某些自然物一样永世长存。

道教人生哲学提倡修道成仙，追求长生不死，这种信仰和理论促使其信奉者孜孜追求长生不老之药，并伴随'内以养己'的炁功，通过养生、避世、清心寡欲以达到祛病延年、强健体魄的目的。并在修炼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有关医药养生、祛病延年、保健强身的知识与方术，它包括了服饵外用、内丹导引等。在对不死之药的代代相继追求中，炼'仙丹'以求长生不老之药，服金石以求长生不老之道的风气曾炽盛一时。'仙丹'中所采用的水银、黄金、硫黄、铅等矿物类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并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它的危害性，但道教医学中的外丹术却由此得到蓬勃发展，发现了一些新的药物药性，化合了一些新的药品，丹、膏、丸、散等药物层出不穷。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道教医学家专门收集记载了多种外丹烧炼方法和矿物药方、动植物药名。如孙思邈的'太一神精丹'就是利用磁石 (四氧化三铁)等氧化剂从雄黄、雌黄中制取砒霜的方子，是世界上用砒霜治疟疾最早的有效方剂。

道教医学崇尚内修外养，其内修摄养之术大多效法自然，如知龟鹤之遐寿，效其导引以延年，法其食气以辟谷。在内丹术中以自身的精、气、神三宝为内炼药物，经过一定的炼养步骤，使在人体内形成能按一定经络循行状如鸡卵的有自我感觉的丹而致长生。内丹功法认为万物相通，天人合一，正如李道纯在《沁园春》中所说：'物皆虚化，形形相受，物物交参。'内丹融汇了服气、行气、导引、胎息等多种修炼方法，成为道教医学的一大特色，形成了一门玄妙高深的学问，古人多用以修炼成仙，今人则用以疗病延年，其中虽然有鬼神迷信之糟粕，但其祛病健身，延年益寿的功效已被人们所接受证实。内丹术的形成也促进了中医经络学的发展，如宋代张紫阳著的《八脉经》就是一部划时代的经络学名著。

二、整体治疗的系统结构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自身也是精神与形体相结合的统一体，因此，人类自身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也需要顾及人和自然、人际关系、人体自身的精神和形体。道教医学融自然、人际关系、人之精神与形体为一个统一的系统结构，治病时兼顾诸种因素，在中国医学史上可谓整体治疗探索的典范。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明确指出：'欲延年少病者，诫勿施精，命天残。勿大温，消骨髓。勿大寒，伤肌肉。勿咳唾，失肥液。勿卒呼，惊魂魄。勿久泣，神悲戚。勿恚怒，神不乐。勿念内，志恍惚。能行此道，可以长生。'在这里，陶弘景说明了外部环境，人的精神等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陈撄宁在讲静功注意事项时提出了十条：①环境寂静。②空气新鲜。③光线阴阳调和。④口味宜淡薄。⑤气候寒温适度。⑥食物营养适当。⑦隔离世缘。⑧寄情于自然。⑨注意身体姿势。⑩注意练功时间。这些注意事项即包括了人和自然、人际关系和人体自身等多种关系。

美国的查尔斯·帕纳蒂说过：'过去是医生医治身体，精神病医生医治头脑，教士医治灵魂。而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里，整体治疗的医生们需要承担所有这三项任务。作为病人将积极地参与医治，这在医学史上是第一次。接着，我们将检验新的精神--身体治疗法，这可能在你的一生中就会变成现实。'(《科学和技术23项突破》)在中国历史上，道教学者对精神--身体这种整体治疗的方法曾自觉或不自觉地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太平经》的作者提出了'以乐却灾法'，要求'以乐治身守形顺念致思却灾'。作者对人的精神在治愈人体疾病中的作用十分重视，理由是：①世间万物皆以气相通，乐则相安无病。所以他说：'故元气乐即生大昌，自然乐则物强，天乐即三光明，地乐则成有常，五行乐则不相伤，四时乐则所生王，王者乐则天下无病，行乐则不相害伤，万物乐则守其常，人乐则不愁易心肠，鬼神乐即利帝王。'(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第13～14页)在这里，作者赋予万物以喜怒的精神是其万物有灵论观点所主使，他提倡人与万物，人与人之间，人的自身都应和乐融洽，不相伤害，这样才能使万物遵循其运作的法则，人本身也不会因愁苦而患疾病。②万物与人，人与人，人体自身等若以喜乐之善气相通，就可以通达神明，从而长生久存。《太平经》的作者对人体疾病的产生作过多方面的探索，一是人体各部分器官都有神住其中，神在即无病，神去即有疾。例如《太平经》作者多次谈到守一法，既要求人们了知'一'为'道'之根，万物之源，命之所系(包括人与生物)，众心所归，又要求集中精神，各自意守每个部位的'一'(即主宰)。如头之一为顶，七正之一为目，腹之一为脐，脉之一为气，五脏之一为心，四肢之一为手足心，骨之一为脊，肉之一为肠胃。而守一就是为了延命。因此，他们认为'凡事各自有精神'，世间万物'各自存精神'，只要精神充沛，万物才能茁壮成长，人才能健康。二是世间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元气生成的。在他们看来，元气不和，无形神人不来至；天气不和，大神人不来至；地气不和，真人不来至；四时不和，仙人不来至；五行不和，大道人不来至；阴阳不和，圣人不来至；文字言不真，大贤人不来至。如果天地阴阳五行之气不和，则天下混乱，人亦会有灾害。三是人体各部分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处有病，他处皆伤。《太平经》中说：'夫天地人三统，相须而立，相形而成。比若人有头足腹身，一统凶灭，三统反俱毁灭。若人无头足腹，有一之者，便三凶矣。' 对于疾病的治疗，除了悬象还神法纯属宗教性祈祷外，《太平经》中的草木方、生物方、灸刺法等都带有整体治疗的性质，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治法。例如作者谈到灸刺疗病的原理是，调安人体三百六十脉，使阴阳之气相通而除病。理由很清楚，人体脉络周旋身上，总于头顶，内系五脏，脉络无时不在移动，人有病则不应，度数往来失常，或结或伤，或顺或逆。灸刺即在调安脉络，使其恢复正常。虽然灸刺并非涉及人体所有经络，但灸刺一穴即动全身，调一脉即治疾病，这都是以人身为一整体来治疗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平经》的作者十分重视精神治疗在医治疾病中的作用，也特别强调以人身内在因素来增强自身健康，认为精、气、神为人身三宝，若欲长寿，应当爱气尊神重精。这些观点逐渐成为道教医学的核心并被历代道教医学家所继承发扬。如晋代道教学者、医学家葛洪在整体治疗中将精神与形体，人们寿命的长短与道德修养相联系，认为只有精神、躯体都无病才健康。梁代陶弘景在其所著《养性延命录》中所论述的观点也与整体治疗息息相关，一是强调'精神内伤，身必死亡。''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神形早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认为'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例如陶弘景谈到养生应做到十二少，即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切忌十二多，即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志，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伤脏，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憔煎无欢。按照陶弘景的观点，以上十二少、十二多，除了多事即形疲，多笑即伤脏，多怒即百脉不定外，其他各项都与精神有关。总而言之，即是养神与养形并重，两者都是人体养生中不可缺少的。陶弘景在引用歧伯、彭祖、《名医叙病论》等论及人的寿命的长短时，也指出'聚毒攻神，内伤骨髓，外贬筋肉'，对身体十分不利，而'心不劳，形不极，常导引纳气胎息'即可延年益寿。二是对于房事养生中的禁忌，他既考虑了天时、地利、人忌中对夫妻双方交接中的精神影响，也分析了对双方身体的损害。

唐代的药王孙思邈是一个集内外科、神经科、妇产科、儿科等为一身的医学专家，他的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精神与形体为重，他在论述保胎与胎教时，既强调孕妇注意身体，勿饮酒，不乱吃药，又要求孕妇观珠玉、宝物，礼乐、诵诗书，见道德高尚的人，注意居处简静，弹琴瑟，调心神，和情性，节嗜欲。这些方面充分体现了精神与形体的相互密切关系。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道教医学中也含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东西，不过道教学者毕竟看到了精神与形体相结合、相互依存的联系，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精神与形体进行整体养护或治疗的问题，这在中国中医学与未来医学的发展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提倡辨证治病

道教医学在实施过程中提倡辨证治病，主张治疗途径和方法不拘一格。

首先，认为食疗是治病的基础。如陶弘景认为：'饮食过差，百病萌生。'(《养性延命录·教诫篇》)孙思邈明确指出药与食的辨证关系：'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夫为医者，当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 '(《千金要方》卷26《食治》)将食治放在治疾病的重要位置，注意人与自然、四时气候，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指出了食物是人体营养之根本，人体只有得到食物的供养，才能健康成长，抵抗疾病。主张一年四季的饮食应有区别，如春季阳气升发，万物始生，不宜过食辛热及酸味之品，应常食梨、甘蔗等清淡甘凉之物；夏季炎热，肌腠开泄，汗出较多，不可贪食生冷、寒凉，勉伤脾胃，宜食清淡、利湿解暑之品，如西瓜、冬瓜、绿豆汤之类；秋季干燥而凉，燥咳较多，故应食梨，苹果，鸟梅之类酸甘化阴、清润之品；冬季寒冷，人体耗散热能较多，宜食辛热、血肉有情之物，如鳖、龟、羊、狗肉之类。食治还须注意地方性，由于气候条件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人们的生理活动和病变特点也不相同。我国地域广阔，东南潮湿炎热，病多湿热，宜清化之品；西北地高气寒，多燥寒，宜辛润之品，这样，采取综合辨证，分别对待的方法，方能达到治病效果，有益健康。

其次，要求区别对待男女老幼的疾病，主张实事求是，对症下药。即使是同一疾病，症状多种，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及变化不尽相同，用药也应有所差别。正如陶隐居在(《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一《序》)中所说：'病之变状，不可一概言之，所以方千卷，犹未尽其理。'

在辨证治病中，对药物的性质进行了辨证分析，认识到同一药物会因不同病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产生相异的效果，医生对药方应细加斟酌。即：'按药性，一物兼主十余病者，取其偏长为本。'指出药'亦有相恶相反者，服之乃为不害，或能有制持之者'(《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一《梁陶隐居序》)，如'甘草丸'有防己和细辛，其性本来相恶，但二者合用就能清除有害的因素；半夏本来有毒，但与其相畏的生姜合用，就能克服它的副作用。在这些理论及实际运用中，无不渗透了道教医学朴素的唯物论和自然辩证法，对几千来中国医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