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杀人罪辩护词怎么写

导语：故意杀人罪辩护词怎么写?辩护词是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在全面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在法庭辩论阶段.针对起诉书中对被告人的指控所发表的辩护意见。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辩护人所发表的辩护词，要通过对案件事实的分析，依据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可以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或意见，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故意杀人罪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人李某家属的委托和上海市长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我依法担任被告人李某涉嫌故意杀人案的辩护人，出席今天的法庭审理。通过法庭调查查明的事实，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构成故意杀人罪不持异议，但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具有直接故意的心理状态。且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大，依法应从轻处罚，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涉嫌杀人犯罪的主观恶性不深，本案系事出有因，被告人对被害人的死亡仅持有放任的故意，具有从轻处罚情节

根据公诉人出示的另案处理人杨某的证词，李某之前从未有过类似违法行为，辩护人也向法庭出具材料证实被告人之前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一贯良好表现。因此，本案的发生确实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被告人在酒精的作用下意志能力受到限制。尽管酒很实施犯罪不影响刑事责任的承担，但显然具有某种能够理解的因素，主观恶性不深。

鉴于被告人采取捂嘴扼颈的手段致使被害人死亡，触犯刑律，但其捂嘴扼颈的目的仅是为了防止被害人叫喊，因为屋外有人的事实已经得到被告人和舒志明等人的证实。因此，被告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被害人的死亡，但却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其行为具有间接故意的特征，应当认定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在量刑时，不能不考虑这种间接的心理状态同直接故意杀人的区别。何况，被告人在供述中提到的被害人过错的问题，根据本案案发的实际情况看是完全可能存在的。如果认定其为直接故意，势必无法解释其犯罪动机。

二、案发后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好，其供述前后连贯、互相印证，使得案件的查处和审理始终处在一个主动的环境中，在量刑时也应当考虑。

三、被告人及其家属积极赔偿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家庭造成的经济损失，表现了真诚的认罪悔罪态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问题的解释，这种情况可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

综合上述因素和情节，请求法庭考虑从轻判处被告人无期徒刑。谢谢法庭!

故意杀人罪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审判员：

浙江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陈某某亲属的委托，并征得陈某某本人的同意，指派本人担任其辩护人，参与诉讼活动。(首先代表被告人对受害人及其家属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歉意。)关于本案，通过阅卷、会见被告人、依法调查了解以及已进行的法庭调查，我将依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以及有关的法律规定提出出如下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裁判时予以采纳。

一、本案定性问题：

(一)公诉机关现有的材料不能证明被告人有故意杀人的故意。本案被告人不具备故意杀人罪所必须具备的主观方面要件，没有杀人的故意与动机。因此,本案不应定性为故意杀人罪。

1、被告人陈某某与受害人于2007年底，即案发前一年多前即已相识，平时常有交往，且被告人多次于经济上帮助受害人，当受害人称没钱交房租时，被告人每次以1000元左右总共给予受害人10000元左右的经济支持。案发前一日，受害人打电话给被告人，称自己刚从老家回来，让被告人到温岭找她。被告人遂打的前往受害人上班的温岭“碧海蓝天”按摩店去看望受害人。在被告人留宿受害人店里的当晚，两人相约第二天去玉环大鹿岛游玩。鉴于两人案发之前的关系，被告人不具备任何预谋杀害受害人的动机。

2、2008年12月22日被告人向侦查机关的供述称“我看身份证上的人是湖北人，年龄有30多岁了，照片是这个按摩女的，之前在聊天时说自己只有20几岁，是安徽人，我发现自己被骗了，我看身份证时，这个按摩女刚好回来看见，她说：“看什么看，就把包拿回去了，我心里很气，就说自己要先回去了，到坎门去，让她自己回去。”从以上供述可知，被告人直到知道自己被欺骗的事实后也没有因此产生要杀害受害人的意图，只是作出要离开受害人的意思。

3、从本案的起因上看，当被告人与受害人发生争执时，受害人拉住被告人不让被告人走，且将树枝打在被告人脸上，被告人遂打了受害人一巴掌，然后受害人用手抓被告人，从而被告人一时冲动掐住了受害人，最终导致了本案悲剧的发生。很明显，当时被告人内心只是希望摆脱受害人，而一时气愤、情绪失控才与受害人发生冲突致受害人死亡的，并无故意杀害受害的的故意。

4、从被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来看，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是故意杀人罪的主要依据，那就是用手掐受害人的颈部会不会一定导致其死亡的后果?或者说被告人是否明确这种后果的必然发生?我们认为答案都是否定的!

从通常角度和朴素眼光来看，手掐颈部一般都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绝对不同于通常的认识标准，更何况，手掐颈部以后可能发生的后果，和案发当时的具体情况、受害人自身的体质，甚至与双方在相互殴打过程中受害人反抗所产生的反作用力都有很大关系，因此，我们绝不赞同二者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同时，这种认定也缺乏相关技术上和理论上的支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行为一定会导致受害人伤害结果，即使这种伤害结果可能是极其轻微的，也可能是非常严重的(死亡)。

同时，对于被告人导致受害人死亡后的行为，从被告人于2008年12月29日向侦查机关的供述看，被告人把受害人的衣服裤角拉起来盖住受害人的头，是出于受害人的死亡对被告人心理所产生的巨大的震撼和恐惧，从而掩饰其内心恐惧与不安的行为，与先前的行为没有任何联系，也不能证明其希望追求受害人死亡的意图。

(二)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是公民的健康权。而故意杀人罪侵害的客体是公民的生命权，二者有根本区别，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材料，被告人的行为应当定性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和故意杀人(既遂)罪都是故意犯罪并且都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结果，但其故意的内容有明确的区别，前者对于受害人死亡结果的出现是一种过失的心理状态，行为人并不希望受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而后者对于受害人死亡结果并没有违背被告人的主观意志，对于受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是持追求和放任态度的。关于本案被告人陈某某的主观意志问题，前述已有事实证明，显然更加符合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

二、本案发生的起因受害人亦存在过错，在实际量刑时应予以考虑。

首先，受害人在案发前通过隐瞒自己实际年龄和身份，从而欺骗被告人感情和骗取被告人金钱的行为无疑对案发前被告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被告人作为一个曾被前妻抛弃的在心理上受过严重创伤的男人，受害人这一行为犹如残忍的撕裂被告人的伤疤。其次，当被告人知道受害人欺骗自己的事实，强忍着气愤与悲痛坚持要走时，受害人拉住被告人不让被告人走，用言语刺激被告人(“你这男人怎么这么不讲信用……”’)并无故要求被告人给其1000元钱的行为明显激化了双方之间的矛盾。同时，受害人有意无意用树枝打到被告人的行为也推动双方之间矛盾的升级，而接下来双方之间的你打我一巴掌、我抓你一脸的争吵无疑直接使事态朝着罪恶的深渊坠落，不可挽回。在这些过程中，不能不说是受害人多种不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被告人情绪失控从而导致受害人生命逝去的导火索。

三、本案从证据上看，只有被告人口头供词，没有其他相关物证能够直接予以证实。而口供作为一种言辞证据，是一种主观随意性强、稳定性差、易受各种因素干扰的证据，将其作为定案依据证明效力相对较弱。同时，本案被告人供词对事实的描述前后存在多处不一致。从最高人民法院“慎用死刑”和“疑罪从无”精神的角度出发，不宜直接处以死刑。

四、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可以考虑从轻或减轻处罚。

1、被告人所犯罪应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主观上没有直接剥夺受害人生命的故意，对比故意杀人的主观恶性来说相对较小，请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2、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罪行，坦白交代，表明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同时被告人无前科劣迹，属于初犯、偶犯，人缘一直比较讨好。只因一时气愤，情绪失控，才与被害人发生冲突致被害人死亡的。现在被告人经过看守所的关押管教，早已悔悟，痛悔不已，并多次表示一定要改过自新。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颁发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的刑事司法解释之精神，希望对被告人量刑时予以酌情考虑。

3、被告的家庭非常贫困，但其本人和亲属都表示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赔偿附带民事原告人的经济损失。

综上所述，我们从案发前被告人和受害人的关系到案件发生的起因、从受害人自身的过错行为到案发时被告人的心理反映、从案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到被告人案发以后的表现等等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来看，被告人并非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对其重新改造也不会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同时鉴于上述可以依法或酌情可以从轻或减轻的情节，本着我国刑法“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辩护人希望合议庭从轻判决，给被告人陈某某一次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故意杀人罪辩护词怎么写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中淇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韩某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第一审的辩护人;今天依法出席法庭为其辩护，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证据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开庭前，辩护人依法会见了被告人，认真地查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以及起诉书;特别是通过今天的庭审情况，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我向本案的被害人表示沉痛的哀悼，也向被害人的亲属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慰问，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故意杀人罪不持有异议，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的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但被告人存在一些特殊情节，提请合议庭注意，在定罪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一、被告人韩某犯罪后有自首情节，望量刑时依法从轻处罚。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中心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书》第四页记载：被告人韩某杀人后将尸体从北京运送到山东老家，其目的是想在当地投案自首，找关系从轻处理，对自己杀人行为表示后悔。当被告人的爷爷问起行李箱里是什么的时候，被告人韩某告知其是尸体，不让他管了，说明被告人没有刻意的隐瞒犯罪事实，而正如其说的那样要等待机会找关系从轻处理，可见其内心早有悔罪表现。当其母亲报案后，公安人员在其家抓捕时，被告人并没有逃跑、阻碍、抗拒抓获及抗拒行为，而是十分顺从，积极的配合公安机关，如实的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此时其心理态度已发生了变化，有了一定的投案的主动性，故应认定为自首。另外，《刑事审判参考》2003年第3期中(张义洋故意杀人案[第241号])，认为犯罪嫌疑人的亲属报案后，因为客观原因没能将罪嫌疑人送去投案，但予以看守并带领公安人将其抓获的，也能视为自动投案。又如泸中法发[2005]1号文件《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有关问题的意见》，亲友了解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地点，带领司法人员抓捕，犯罪嫌疑人不抗拒抓捕的，应当视为自首。再如上海《刑法适用问题解答(试行)汇编(总则部分)》的规定，将下列三种情况视为自动投案：一是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的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二是司法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或约定地点，等候公安人员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三是近亲属了解到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地点后，积极协助公安人员前往抓获，犯罪嫌疑人并不拒捕而予配合的。如果上述三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罪行的，应当认定自首。根据以上文件和规定，韩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自首，望法院量刑时予以考虑。

二、被告人平时表现较好，具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没有前科，是偶犯、初犯。

根据村委会的证明和案卷材料可以看出，被告人韩某平时表现很好，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为人实在，乐于助人，性格胆小，直爽，家人邻居对其评价较好，纷纷求情要求对其从轻处罚。另外，当震惊全世界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被告人韩某更是自发的到汶川做了一名志愿者，参加了抢险救灾行动，不管那里的条件和环境是多么的恶劣，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他的行为赢得了灾民和相关部门的好评，中国红十字会四川分会还给其颁发了荣誉证书。今天，曾经和他一起参加抢险救灾的部分自愿者自发的来到法庭，让我向法庭求情，量刑时一定要对被告人韩某从轻处罚。是呀，这个充满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人，由于一时冲动，触犯法律，自己就非常的后悔，望法院考虑被告人韩某的一贯表现和为社会作出的贡献，从轻处罚。

三、被害人自己有明显的过错，依法应该减轻对被告人的处罚

根据卷宗可知，被害人和被告人在工作时认识，不久两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并同居在一起。两人的关系刚开始很好，甚至被害人还和被告人一起回到被告人的老家山东过春节。但是，被害人自己脾气特别不好，根据对歌舞厅经理任德森的询问笔录可知，被害人平时为人一般，经常和小姐发生摩擦，因为她与小姐打架，我轰走了四个小姐，与其中两个还动手打架。可见其特别暴躁、易怒、易冲动。这也许是与她的职业和经历有关，被害人是歌舞厅的妈咪，从事色情服务，心理难免会扭曲。而她又曾经被人包养过，还怀过孕坠过胎。这些经历可能对她影响很大，虽然和被告人是恋爱关系，但被害人并没有重视这个关系，更没有拿被告人当成恋人来看待，而是把他作为自己保养的情人，作为自己附属品甚至是玩偶来对待。她不让被告人与外界联系，摔了被告人的手机，没收了被告人的钱包，把被告人锁在房子里，两人一块居住的房子里，连钥匙都不给被告人，被告人完全没有了人身自由，必须对被害人绝对服从。被害人稍有不顺心就对被告人又打有骂，甚至让被告人跪下。即使到了被告人老家山东也不例外，被告人的母亲亲眼看到被告人跪在被害人的面前。我在2009年4月9日的北京电视台的报道中看到过被害人的照片，人很漂亮，被告人很喜欢被害人的，总想用自己的行为打动她的心，对于她的经历，被告人不在乎，但是被告人越是忍受和委曲求全，被害人越是变本加厉。对于工作和男人的愤懑都一股脑的撒向被告人。当被告人忍无可忍提出分手时，被害人甚至威胁被告人，要对被告人的母亲和妹妹进行报复。而被告人生性胆小，又爱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害怕被害人报复，只好委曲自己。但是，由于被害人的心灵扭曲、心理变态，不断的折磨被告人，被告人这个刚刚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实在难于忍受。案发当天，被害人凌晨四点回家后，告诉被告人要到八点叫她起床。被告人连续叫了她好几次，她就是不起，直到中午十二点，被害人才起床。起床后对被告人又打又骂，又让被告人跪下，甚至拿茶杯去砸被告人。此时，被告人非常的生气，多日来被侮辱、被折磨的场面涌向心头，多日来被压抑的情绪再也不能控制，在暂时丧失理智的情况下做出了让他永远都为之后悔的举动。但要是被害人稍稍把被告人当人来看待的话，就不会出现今天的悲剧。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辩护人恳请合议庭在裁量刑罚时对上述情节予以酌情考虑。

四、被告人悔罪态度较好，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

在会见被告人的过程中，被告人韩某就再三表示了对死者的哀悼和自责，也愿意认罪伏法，自己无颜奢求被害者家属的原谅。但表示在狱中要积极改造，出狱后要积极从经济上补偿被害人的家属。在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向法庭深深忏悔。被告人深知自己一时的过错造成了终生不能挽回的结果，再次诚心对受害人家庭表达了无比的歉意与忏悔，并愿意对被害人的亲属赔偿，反映出了其明显的悔罪态度，这足以说明被告人有着突出的可教育性、可塑性。

五、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

本案被告人能够坦白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在警方给被告人作询问笔录时，被告人即如实供述了其全部犯罪事实。这表明，被告人能够坦白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情节。此外，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侦查和公诉机关审查起诉期间，始终坚持诚恳的认罪态度，积极配合办案人员办案，从未出现过不如实交代和推脱罪责的情况，更未出现过任何翻供现象。特别是在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能如实地回答公诉人的讯问，态度诚恳，明确表示认罪。由此可见，被告人具有良好的认罪态度，其供述前后连贯、互相印证，使得案件的查处和审理始终处在一个主动的环境中，建议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六、案发具有特殊性，是激情杀人，而非预谋，其主观恶意较小。

被告人生性胆小，杀人这种行为他连敢想都没有，更不要说付出行动了，但是由于自己长期的被被害人侮辱、折磨，内心是非常的压抑。案发前，被告人老是顺着被害人以求能够得到被害人的爱，案发当天，被告人在被害人的打骂侮辱中，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临时产生犯罪念头，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将被害人掐死。其行为并不像一般的刑事犯罪一样，经过犯意阶段、准备策划阶段、准备犯罪工具，最终实施犯罪行为。当然，就杀人手段而言，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剥夺他人的生命(正当防卫除外)，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虽然最终的结果同样都是造成被害人的死亡，但在司法实践当中，也的确能够看到许多令人发指的杀人行为。这些杀人手段所展现的，不仅仅是行为的过程，更表现为行为人主观恶性的程度。但在本案当中，却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本案中，被告人杀死被害人的行为具有偶发性，是激情杀人，其主观恶意较小。

七、本案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相对较小

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之一。故意杀人罪虽然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犯罪，但从《刑法》所规定的不同量刑幅度，也说明不能不考虑其社会危害性而一概而论。

就本案而言，在我从几个方面充分地阐述了本案的情节之后，被告人由于一时冲动偶发所实施的犯罪，虽然客观上造成了被害人死亡这一无法逆转的后果，但就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而言，的确存在着值得从轻考虑的具体情节。

本案发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被害人对被告人的侮辱、打骂引发的纠纷，被害人有着明显的过错。被告人采取了非法的、极端的、非理智的以及法律所不能容忍的解决方法;但是这种犯罪毕竟不同于故意实施侵犯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过程中，为达到其它非法目的而实施的行为。从行为的对象上讲是特定的，从行为的时间和地点也充分说明其偶发的性质，从被告人对实施犯罪行为的态度方面来看，被告人没有刻意的掩饰自己的犯罪行为，而是将其犯罪告知了其爷爷，当公安人员对其实施抓捕时，，被告人并没有逃跑、阻碍、抗拒抓获及抗拒行为，而是十分顺从，积极的配合公安机关，如实的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由此可见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已经追悔。所有这些，较之那些对不特定的对象实施无端杀人行为，或者杀人后毁尸、破坏现场、逃避侦查等等行为，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显然是较轻的。

最后，我对被告人一时冲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表示深深的遗憾。同时应该看到的是，被告人除了有自首这一法定从轻处罚情节外，还有多处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请求合议庭综合考虑本案的具体情况，对被告人从轻处罚，以给他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既然本案中受害人已经死亡，我不应强化刑罚的报复功能，以法律这一文明手段来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也不是我所提倡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刑罚价值去向是保护人权、改造、教化罪犯，而不是报复性惩罚。所以从刑罚的价值去向来看，也希望合议庭能够给被告人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被告人韩某还很年轻，使其早日回归社会，更有利于其回报社会和他的家庭，更有利于实现其人身价值。

此致

xxx人民法院

辩护人：xx亮

201x年x月xx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