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才的故事会
学会与人交流和沟通，不大喊大叫而使人信服，显然十分重要。以下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口才故事会，欢迎大家阅读。
口才故事会1：董必武舌战群魔
1943年9月，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开会。当时，我党代表董必 武同志常驻重庆，会前和一些参政员时有来往，情况熟悉，早已洞察到顽固 派的阴谋，原想不出席会议。国民党却玩弄花招，会前专门派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前来劝说，并声明决无利用会议反共之意。为了团结抗日，经党中央批准，董必武同志去报到出席。
不料，会议开到第四天，何应钦作军事报告时，大放厥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他在报告中捏造谎言，肆意诬蔑中共和第18 集团军不遵守军令、政今，擅自挺进敌后，扩大防区，强收粮税，与国民党军队摩擦，以及任意发行纸币，扰乱金融，还有什么在边区大种鸦片等等。
对何应钦造谣中伤，肆意诽谤，混淆视听的卑劣行径，董必武同志异常愤怒。何应钦报告一结束，他立即站起来严词驳斥。他当着众代表的面义正词严地质问何应钦道：“抗日战争初起，国民政府号召守土爱国，人人有责，18集团军挺进敌后，保护求解放的人民，和敌后人民一道进行抗日游击战，这是国民的天职，何罪之有?18 集团军挺进敌后，扩大了游击区，紧缩了敌占区，政府不嘉奖这样的军队和人民，反而谴责他们不遵守军令、政令，是什么道理?敌后区的粮税在18 集团军未到之前，被日寇收去了，18 集团军到后，组织起民主政府，征粮收税，供自己游击队使用，有什么不好呢?难道说人民解放了，还要让敌人征粮收税吗?
说到摩擦，那是 18 集团军挺进到敌后，由于某些国民党军队奉命跟在后面去抢地盘搞起来的。新四军军部请准北移，在皖南懋林遭受围攻，就是国民党军队制造摩擦最明显的事例。从那以后国民政府即停发了18 集团军的军饷，敌后流行的是伪币，解放区既领不到中央银行的银元兑换券，也不能让伪币通行，社会又急需流通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区人民政府只好发行地方货币，以为地方的流通手段，这有什么可非难的地方呢?而且各解放区的货币量都是大体按照各区商品周转量发行的，币值很稳定，不象大后方银元券值这样一日数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难道说，解放区这样做不是稳定 金融而是扰乱金融吗?”
理直气壮的质问，义正词严的驳斥，使何应钦面红耳赤。整个会场鸦雀无声，非国民党参政员频频点头。
董必武扫视一下会场，又说：“至于说陕甘宁边区种鸦片，纯粹是别有用心的诬蔑，是无稽之谈。在这个问题上只想举一件事问问何总参谋长：烟粮争地，种鸦片的地区总是缺粮食，这一点在坐诸位都知道。何总长出身的 贵州省地广雨多，但是那里却缺少粮食，总长应该知道，那是因为贵州有许多县是国内著名的产烟区。陕甘宁边区则相反，边区土地硗薄，粮产不丰，经胡宗南加紧封锁，外面更无粮食运进去。边区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开荒筑坡，积肥选种，粮食逐年憎产，除自给外，略有盈余。边区邻县有灾，还赠粮相救。诸位可想一想，边区如果种鸦片，粮食能自给吗?还有余粮赠送邻县救 灾吗?这种凭常识可以判断其必无之事，何总长竟引以相责，用意安在?
董必武的质问入情入理，十分有力，何应钦神色沮丧，不能答对，无伎可施。这时国民党 CC 分子、参政员王普涵等肆意叫嚣，捣乱会场，使会议无法继续进行。董必武同志起立严词指责国民党 CC 派参政员的捣乱和破坏，向大会主席团声明请求退席，并不再出席本次大会，以示抗议。
口才故事会2：“岂能靠一餐鸡尾酒会?”
1946年1月，就中原停战问题，李先念司令员到武汉与美蒋两方谈判。 谈判达成协议的当天晚上。国民党方面由郭忏出面在德明饭店举行鸡尾酒会，有我党代表李先念等及各界知名人士、记者近百人出席。
席间，国民党军统系少将邓为仁佯装一副醉态，挤到李司令员面前，玩弄唇舌：“李将军，今晚为你举行酒会，盛况惊人，这大概是你有生以来第一次吧?我是高喊和平万岁的人，有和平才有今天的酒会。因为今天的酒会， 象征着人民的幸福与安乐。请为这种和平幸福而干杯!”
记者们一眼就看出邓为仁是酒醉心明，政治上别有用心，便围过来争相举起相机，等候拍摄下各自所需的镜头。 李司令员面对邓的挑逗行为，回敬道：“邓先生，今晚你喝得太多了。抗战刚刚胜利，弊政多端，山河破旧，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人民何谈幸福之有?民主建设，和平幸福，任重而道远，须亿万民众，奋发图强，岂能靠一餐鸡尾酒会?!”说完哈哈大笑，邓为仁也跟着笑起来，以掩示自己满脸窘态。
口才故事会3：周恩来只身赴会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当时东北军内“杀蒋” 的呼声很高，尤其是中下级军官更甚。我党提出不杀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很多人不理解，有的还扬言要闹事。
一天上午，周恩来刚回到寓所，一位慓悍的青年军官闯进来，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生硬地说：“周代表，我受王曲军官训练团全体军人委托，敬请你去王曲赴会。” 周恩来微笑地接过请帖看了看，欣然说：“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届时我一定前往。” 见周副主席接受了邀请，大家十分着急。因为王曲军官训练团尽是些血气方刚的青年，鲁莽得很，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到那里去太危险。有人主张 带一队战士保护他，周副主席笑笑说，“不，我一个人去，是说服。”
当周副主席单身一人走下汽车时，王曲军官学校门口到礼堂间的大道旁，挤满了全副武装的军官，一个个横眉立目，怒气冲冲，摆出一副吵架寻事的架势。这气氛较之两千年前的鸿门宴，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周副主席从容自若地穿过两旁站满愤怒的军官的甬道，面带微笑，丝毫不介意。他登上礼堂讲台，礼貌地问候罢，随和地说：“我今天来贵校，是要听听诸位意见的，希望大家不要拘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是爱国军人!”
台下有人大声问：“蒋介石丧权辱国，罪大恶极，为什么不杀?”
周副主席没有立即回答，他只是接过话茬，说：“这个问题提得好!” 决口打开了，青年军官们把心中要说的话全倒出来：“不杀他，捉他干什么?”“不杀蒋介石，后患无穷!”“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直到大家把话几乎说尽时，周副主席才大声地说：“要杀，这有什么困难?一句话就行了!”
出乎意料的回答，一下子把全场的人都怔住了。 周副主席没有继续讲杀不杀的问题，话锋一转，讲开了西安事变以后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
“诸位，在这种形势下，是杀好呢，还是不杀好呢?”他讲完形势后，很自然地回到了原来的题目。他说：“杀了一个蒋介石，就会出来一个何介石，李介石。这个何介石呀，他一上台，就会公开与日本人勾结在一起，来攻打西安，内战就会继续，中国就会灭亡。如果不杀呢，现在蒋介石在我们手里，我们就可以逼他抗日。前一晌何应钦不是派飞机轰炸西安么?我们逼蒋介石写了个条子，这几天不是安宁了吗?看来蒋介石多少还有点用处，所以还是不杀得好!”
周副主席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广大青年军官心里的疑团，一个个都解开了。但有的人还是不通。那位送信的慓悍青年军官质问道：“你们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反蒋抗日的，为什么现在变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和蒋介石打了10 年仗，势不两立，为什么不趁机报仇，处置了他，是吗?”周副主席温和地反问道。“对，就是这意思。”
“好，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周副主席用深沉的语调说：“我们红军有位将军，叫徐海东。他全家36 口人呐，除了他，35 口全叫蒋介石杀害了。很惨啊!他的这个仇是够深的了吧?可是，这次他还是主张不杀蒋介石。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来讲，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这时全场的军人都感动了，随之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那位青年军官分开人群，奔上前来，给周副主席行了一个军礼，说道：“周代表，你们共产党不念旧仇，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兄弟我打心眼里佩服!”
军官们的心里彻底明亮了，由衷地高呼起“赞成中共的主张!”“拥护张、杨的决定!”等口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