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余秋雨精美散文阅读
在余秋雨老师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忘记生活的不快和寂寞。荡漾在文字的海洋中,去洗礼人生的旅途。下面是小编给大家精选的余秋雨精美散文,供大家阅读。
精选余秋雨精美散文:掩卷沉思
我读书,多半在深夜。四周都已沉睡,只有我和作者在轻声聊天。此间情景,像是小时候过年守夜,开始那么热闹,渐渐大家都打吨了,坐在椅子上,头一颠一颠的,只有我和祖母醒着,压低了嗓门说话。红蜡烛在摇曳,祖母说着以前过年的各种事情,我听着、问着,远处隐隐传来两声爆竹,天地间安静极了。
守岁,总像是在等待什么。等待着上天把一段年月交割?交割给谁呢?交割时有什么嘱咐?这一切一定都在发生,因此我们不能安睡。深夜读书的情景也与此相类,除了两个对话者,总觉得冥冥中还有更宏大的东西在浮动,因此对话时既专心又有点分心,时不时抬起头来看看窗外。窗外,是黑黝黝的一片。
阅读中的对话者,有些是我特地邀请来的,从书店;有些则是自己来叩门的,叩门的声音很沉稳,原来是厚厚一包书稿,要我写序言。近年来写序言的事情虽然已成为我一个不轻的负担,但这是朋友们把自身的精神劳作和对我的信任的双重传递,我没有理由皱眉。事实上,这也是略带强制地让我获得了重要的阅读机会。朋友是熟悉的,因此这种文本阅读必然与生命阅读连在一起,备感深切。
不管哪种阅读,我都不会关闭自己、被动接受。被动不是谦逊,恰恰相反,只有开启自我才是对对方的尊重。不过这种开启常常离题,飘飘忽忽,如夜风游荡夜空。
因此,我写的序言从来不合标准,没有精细的评价,只有一团团意绪。阅读那些不必由我写序言的书籍更是如此,读着读着走了神,有时自己觉得有趣,把走了神的那部分记下来,一看,不是读书笔记,不是对话记录,有的过分严肃,有的过分随意,只好自我安慰:这倒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散文格局,什么都装得进,有点后现代的意思。
以别人的精神劳作为起点的深夜冥思,本身不见得有什么价值,却反映了自己是如何在别人的推动下过日子的,可以摘录一些给关心我的读者看一看。亲爱的读者们为我的书耗费了不少时间,而与此同时,我却把自己耗费在别人的书中,这可看成是一种心理循环、情意接力、文字转圈。一切都发生在深夜,而深夜是不必像白天那样严谨的。读者如果容忍以下的编排,觉得尚可一读,那我就理解为对深夜的原谅。
精选余秋雨精美散文:遗憾的真实
思维惯性既会产生防范麻木,也会产生防范失度。本文要讲的案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最近在魏肇权先生谈历年窃案的一本著作中首次披露,很有趣味。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位于山东、河北交界处的一个军事禁区里发生了重大盗窃案,盗窃者潜入苏联军事技术专家伊哈诺娃住的房间,不仅偷去了首饰和照相机,而且还撕走了绝密笔记本上的两页正在研制的重要军事设备资料。案件引起了北京军区和国家公安部的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侦查人员,而且规定必须每两个小时向北京最高层报告一次侦查情况。因为显而易见,这只能是潜伏在军事禁区里面的国际间谍所为。但是,紧锣密鼓地查了几天,没有什么进展。
焦虑的公安部长突然想到了“北方名探”鲁奉节。鲁奉节的祖上数代都担任“捕快头目”,自己到英国学过现代刑侦技术,在不同时代侦破过大量刑事案件,但此时正陷入一个不小的政治麻烦之中,差一点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名探毕竟是名探,他以一个尴尬的身份来到案发地之后,花四个小时听案情介绍,花三个小时看材料,然后又找那位失窃的苏联专家谈了谈,当天晚上十时就召集会议宣布他的判断: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偷盗案件,没有任何军事谍报性质。
大惑不解的人们当然要问他那两页绝密笔记失窃的原因,他说:笔记本还有三十页与失窃的两页同等重要的资料,为什么不把整个笔记本偷走?除非是笔记本太重,但偷走的照相机比笔记本重十倍。因此撕走那两页只是出于一种临时性的需要。究竟是什么需要呢?他在排除了其它各种可能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只能是小偷突然内急,充当了手纸。
会场上一片嗤笑。但鲁奉节的逻辑十分细密,笑声渐渐停止了。他没有笑,只是宣布,现在时间已晚,明天早晨就能在别墅周围找到与手纸有关的痕迹。果然,第二天一早,人们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就找到了充当手纸的那两页笔记。而最后捕获的罪犯,也确实只是个身手不凡的小偷而已,对军事情报一窍不通,毫无兴趣。
我们现在来读这份案情材料只觉得有趣,但请设想一下,在那个时候,鲁奉节先生在几个小时内得出这个结论是多么不容易!他面临的情况,比福尔摩斯所面临的还要复杂。政界、军界和警界的高层早就动员起来了,他们层层听汇报,天天作分析,每个人都已经作出过多种多样的判断,这些判断综合了国际形势、军事动向、内部情报,都十分雄辩,而且都关及这些高官的尊严。层层叠叠的尊严加在一起,下级实际上已经很难提出不同的意见了。于是,尚未侦破的案情出现了两个走向:领导心中的走向和实际发生的走向。在多数情况下,前一种走向更强大,因此我们历史上才会有那么多的冤案、假案、错案,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会有那么多的申诉无门的委屈。
领导者即使并不霸道,他们的判断也代表了当时当地一种共通的社会思维定势,而任何定势都是强大的,连侦查人员也很难不裹卷在里边。在这种情况下,要让自己的耳朵、眼睛与周围隔绝,只是一门心思地注视切实物证,实在很不容易。鲁奉节先生做到了,他终于抬起头来,平静地说出那两页军事资料的唯一去处,那种滑稽的情景里有一种罕见的崇高。
所有的绝密电话全都响起来了,从军事禁区到北京高层,无数个声音在惊讶地重复:“小偷做了手纸,小偷做了手纸,手纸、手纸、手纸……”到昨天为止的一切滔滔分析、果敢判断,全都烟消云散。
败遗憾。遗憾得不愿向下属传达,遗憾得不愿向妻子复述。但更遗憾的是,这是真实。在这个世界上,众口喧腾的可能是虚假;万人嗤笑的,可能是真实。长久期盼的,可能是虚假的;猝不及防的,可能是真实。叠床架屋的,可能是虚假;单薄瘦削的,可能是真实。由此我们也就看清了,什么是名探。
其实,世间一切平庸和杰出的界限也在这里。何谓平庸?做加法,层层叠加地人云亦云;何谓杰出?做减法,力求简单地直奔真实。真实老被嗤笑,因此杰出者的数量总是不大。人们老想躲开遗憾,因此,更大的遗憾总是紧紧跟随。
精选余秋雨精美散文:家住龙华
我家住在上海西南角龙华。这是一个古老的地名,一闭眼睛,就能引出不少远年遐想。但在今天上海市民心目中,龙华主要成了一个殡仪馆的代名词。记得两年前学院宿舍初搬来时,许多朋友深感地处僻远,不便之处甚多。一位最达观的教师笑着说:“毕竟有一点方便,到时候觉得自己不行了,用不着向殡仪馆叫车,自己慢慢走去就是。”蒋星煜先生立即安慰道:“它不至于只会就地取材。”
我素来是乐天派,相信可以把这样的笑话轻松地说它几十年。最近竟然病了,而且不轻,说笑话稍稍有点勉强。请了病假,把学院的杂事推给几位朋友,又有点空闲读文学作品了。昨夜读的是霍达的《国殇》,纔读两页,纸页就被泪水浸湿。他们也是中年,他们也是教授,全死了。
返观自身,我有权利说一点他们的死因。单为一项工作奋斗,再累也累不死人。最痛楚的是生命的分裂。已经被书籍和学问铸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分匀出去一大半来应付无穷的烦人事。每件事都是紧迫的,无可奈何的,甚至是堂皇庄严的。于是,只好在敲门声和电话铃不会再响起的半夜,用凉水抹一把脸,开始翻开书籍、铺展文稿、拆阅来信。这又是一个世界,自己正与各国同行征战。从来没有在这种征战中认输的习惯,那就捂住扒欠,用杯杯浓茶来吶喊助威。天色微明,过几个小时又得去开会、谈话。累?当然,但想想在军垦农场拼命的当年,对自己身体忍耐力的自信又悄悄回来。闹锺响了,立即起床,全不理会病魔早已在屋角等待。
我今天不用上班,睡足了起身,提个篮子去买菜。菜场很远,要走过古塔和古寺。身体不好,走得慢一点,多看看古塔和古寺吧。这地方实在是有年代了,连唐朝的皮日休过龙华时都有一种怀古感:
今寺犹存古剎名,
草桥霜滑有人行。
尚嫌残月清光少,
不见波心塔影横。
想着这么漫长的历史,心气又立即浮动起来,真想动笔。这一年我一直在《收获》杂志上连载《文化苦旅》,想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这项写作被一个坚拒日久的行政任命阻断了,但龙华真需要补一篇。那么苍老的目光通视着一座近代都市的兴衰,其中很有一些可说的话。哪怕是最浮爆的近代上海文人,他们的精神幅度也不能不往来于古老的历史和现代的潮流之间。对这个课题研究得特别出色的是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应该把他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人格结构和海帕特征的文章,再找出来读一读。
买菜回来,赶快走进书房,陈旭麓教授的文章怎么也找不到,电话铃响了,接来一听,脸色大变。我又不能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了。电话中分明说的是:“陈旭麓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下午2时在龙华殡仪馆举行!”
打电话的朋友特别叮咛:“你家在龙华,很近,一定要去。”
在我的抽屉里还有陈旭麓教授的来信:“近来偶有空闲,到长风公园走走,自诩长风居士。”
但是,遗体告别仪式上的悼词证明,陈先生根本没有这般优闲。他刚刚到外地参加5个学术讨论会回来,去世前几小时还在给研究生讲课,就在他长眠之后的今天,他案头求他审阅的青年人的文稿和自己未完成的书稿,还堆积如山。
我自认是他少有的忘年交,但在吊唁大厅里,六七百人都痛哭失声,连以前从未听到过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个气氛下不能自持。他是一个在19年前死了妻子,亲手把一大群孩子带大的辛劳父亲;同时,他又是100多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他不断地从家庭生活费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济贫困学生,自己却承受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遇到过的磨难、折腾和倾轧。他对谁也不说这一切,包括对自己的子女和学生,只是咬着牙,一天又一天,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万人瞩目的第一流水平。
他走了,平平静静。他的大女儿向来宾致谢,并低声向父亲最后道别:“爸爸,今天你的行装又是我打点的,你走好,我不能搀扶你了……”
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
连忙拉人询问,一位陌生人告诉我:“这是我们上海历史学界的不幸,接连去世两位!王守稼在给陈旭麓先生送挽联后,接受手术,没有成功。”那人见我痴呆,加了一句:“明天下午也在这里,举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
我实在忍不住了。站在王守稼书写的挽联前,为他痛哭。就在刚纔,我还在厅堂里到处找他。他,今年46岁,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因家贫买不起车票,每星期从市西的家里出发,长途步行去学校,却又慷慨地一再把饭菜票支援更贫困的外地同学。我忘不了他坦诚、懮郁、想向一切人倾诉又不愿意倾诉的目光。人越来越瘦,学术论文越发越多。脸色越来越难看,文章越写越漂亮。论明清时期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彩备至。他经常用宁波话讲着自己的写作计划,“还有一篇,还有一篇……”像是急着要在历史上找到身受苦难的病根。陈旭麓教授就曾对我说,王守稼是他最欣赏的中年历史学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是的,家住殡仪馆很近,明天,再去与守稼告别。
朋友们走了,我还在。不管怎么样,先得把陈旭麓先生的几篇文章找出来,好好读读,再把我关于龙华的那篇《文化苦旅》写完。今夜就不写了,病着,又流了那么多泪,早点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