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好处

2017-06-16

财政政策的好处及坏处

对某项财政政策效应的好处与坏处作出客观评价，是政策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可以为决策者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然而，对某项财政政策的效应做准确的评价又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因为，财政政策作用的结果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尽管政策的制定者总是在寻求最佳的政策效果，努力减轻或消除消极效果的影响，但是客观经济运行过程的复杂性，使政府的预期与实际很难完全相符。

政府为推行某项政策所付出的研究费用、执行费用和补偿费用构成了该项政策的“成本”，而某项政策实施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则可视为该项政策的“效益”。这样，对政策有效性评价可以通过政策成本与政策效益的对比分析来进行。即当政策效益大于政策成本时，政策的有效性程度高，反之则低。

政策效益实际上也是政策目标值的实现。一般来说，政策目标值是根据客观经济运行需要规定的，实现政策目标值，财政政策就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政策研究费用与执行费用可以用货币单位直接计算，困难在于：对某项政策实施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难以完全用货币计量，实施某项政策而需给受损者的必要补偿费用或由此带来的社会效益损失难以准确度量。比如，政府为平衡预算，实施一项增加税收政策。当个人所得税增加时，减少了个人收入，可能使一部分人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受影响。当企业所得税增加时，减少了企业的税后利润，也可能降低部分企业的投资热情。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种损失究竟有多大是难以准确估算的。因此，政策效应评价的关键是在政策效益既定的前提下，确定政策成本最低者为优。上述分析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逻辑表达式：

政策的有效性=[政策的积极作用(实现政策目标产生的效果)]/[政策研究费用+政策执行费用+补偿费用(或效率损失)]

这一逻辑表达式说明了分析政策的有效性必须从“成本与效益”的对比中作出判断。当然，政策的“成本与效益”分析较之一般企业的经济效益与成本的比较分析更为复杂。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投资和稳定经济有好处

央行盛松成称，我们现在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能够对我们的投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如果能拉动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能够有所增速，对我们稳定经济是非常有好处的。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就是说并不是像有些国家所说的“直升机撒钱”。我们中央银行还自己有一系列自己的政策工具来进行操作，来增加我们的基歹币的供应。

过去三个月，房地产投资销售连续下滑，企业缺乏投资意愿，目前出现了企业有流动资金而不进行投资的尴尬局面，民间投资持续下行，不禁要问，下半年中国经济的发力点在哪里? 盛司长对《首席对策》表示：在现阶段，企业税付高于利息，降税效果好于降息。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能够对我们的投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如果能拉动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我们的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我们要为它创造很多条件，比如说某些垄断行业的改革，“玻璃门”、“旋转门”这方面的改革，包括我们的服务业改革，像这方面都要推进，这些都是我相信我们下半年和明年应该积极实行的政策之一。

此外，现在大家讨论杠杆率问题较多，尤其是我国非金融企业的高杠杆率已引起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同时，如何破解这一难题?7月份广义货币M2增速比较低，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相对较高，这种反差反映了货币政策怎样的变化趋势? 刚刚过去的8月11日是人民币汇改一周年的日子。近一年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走势，双向浮动特征明显。那么下半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如何?下一步汇改的的切入点是将是浮动汇率区间还是资本管制……带着诸多现实中的难题，在与盛司长的探讨中，豁然开朗。

我们要想办法增加企业的收入，减少企业的支出，所以我们要通过降税等等方法，降费，同时还要注意的一点是：“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增长较快，要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高杠杆的问题，只有从收入支出上去解决它。把财政赤字率如果提高到3以上，到4，甚至于5都问题不大。” 盛司长指出，“我们的赤字，我们的国家债务绝大多数都是内债，而不是外债，我们的外债都不到1%，我们短期国债比较少，大部分是长期国债，所以我们短期国债还债的压力比较小，主要是这两点原因，所以就决定了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可以财政赤字有所突破, 不仅要用货币政策，同时我们要用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来相互协调配合，来促进企业投资，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财政政策效应偏差问题

主要掌握二个问题：1、财政政策效应偏差的含义类型;2、财政政策效应偏差与财政政策实施过程的关系

1、财政政策效应偏差的含义类型

政策效应偏差是指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实际效应与预期效应发生了背离。

政策效应偏差是一个复杂的政策现象，对于这一政策现象要作具体分析，大致可以把政策效应偏差归为两大类：一类偏差是政策实施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偏差，另一类偏差则是政策实施过程中人为因素造成的偏差。我们把前者称之为自然偏差现象，后者称之为人为偏差现象。

2、财政政策效应偏差与财政政策实施过程的关系及其原因分析

任何一项财政政策的实施总有一个时间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区分为四个阶段：政策出台阶段、政策完善阶段、政策成熟阶段、政策蜕化阶段。显然，在这些不同的阶段，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是不同的。通常，在政策出台阶段和政策蜕化阶段，政策效果差一些。而在政策完善阶段和政策成熟阶段，政策效果好一些。这样，在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就会出现阶段性的政策效应偏差。

这种政策效应的自然偏差现象，可能是由下列因素引起：新出台的政策本身尚不完善，旧政策的历史惯性的干扰，人们对新政策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与理解，新政策的作用机制尚未有效运转，与其他经济政策还没有取得协调或者经济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等。此外，任何一项财政政策都存在着适应性问题，一项全国性的财政政策的制定，所依据的是一定时期全国经济稳定与发展的总体状态，它所要解决的是带有共性的问题，因而，国家在制定财政政策时主要是提出解决经济稳定与发展的一般措施和目标，它只是与带有普遍意义的政策问题相对应。同样，政策制定者对政策效应的考虑，也只着眼于一般影响、一般后果。然而，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从全局范围内所认定的政策问题，在局部地区并不一定都存在，或者程度有差别，而且即使是同一政策问题，从全局或局部来看也有许多不同的形成原因。因此，一项带有全局性的财政政策在其实施过程中，就会形成政策实际效果的地区差别。

以上关于财政政策效应自然偏差的论述实际上暗含着三个前提条件：政策设计基本正确;政策工具运用与搭配得当;政策执行主体行为端正。在这些条件严格限定下，政策效应的偏差完全与人为因素无关。而事实上，无论是政策目标的选择，还是政策工具的运用或传导机制的设计，终归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当人的主观意志与客观实际发生背离时，政策的效应也会发生偏差。人为因素造成的政策效应偏差，最常见的表现是：政策设计脱离实际，政策期望值过高，客观上难以实现;政策工具缺乏或选择不当，搭配有误，使政策缺乏可操作性;政策主体行为偏差，使政策贯彻受阻。

在现实中，财政政策效应的自然偏差与人为偏差往往是交叉在一起的。这就需要我们进行仔细的研究和分析，针对不同类型的政策效应偏差，采取截然不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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