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作家
当代作家影响力排行榜：
1莫言：以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成名，《红高粱》则使他享誉文坛。天才般狂放的叙事和中国民间文化的奇妙结合，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
2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先锋代表作具有一种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精妙的叙事技能，尤其是后期作品，充满了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和朴素诚实的文风。
3孙犁：发表小说《荷花淀》等作品，受到广泛赞扬，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一位有风格的作家。浓郁的风情化，使他的作品饱浸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内涵。
4汪曾祺：《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简洁，朴素，诗意化与人性化交融在一起，令人回味无穷。
5北岛：朦胧诗派的创始人之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成为多数人的格言。对时代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洞见力。
6张承志：回族作家，代表作《黑骏马》、《金牧场》。对心灵的纯洁性和理想的诗意性从来不做丝毫的放弃。
7史铁生：《务虚笔记》、《我与地坛》等名作充满了受难意识，对生命的存在有着自身独特而尖锐的体悟。
8余光中：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一个不败的文化偶像，一个充满了感伤气息的文化表征。
9陈忠实：因为《白鹿原》而奠定了自身坚实的文学史地位。
10王安忆：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近期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一个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的作家，一个总是要寻找的作家。
市场是不可掌控的，而它的不可掌控又是向低俗的方向倾斜下滑，优秀的作家埋头创作，无心也无精力打理市场，他们掉进市场，就像陷进了巨大的漩涡，沉浮听命于天。然而，在文学艺术这一精神领域遭遇市场冲击的时候，市场的价值是否就决定了作家的艺术价值?一位作家的走红程度是否决定了作家的创作影响力?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回过头看看，当代中国作家还算是幸运的，毕竟才掉进市场十来年功夫，在此前，他们有过一段相对美妙的时光：思想解放运动与艺术回归的名义重合，真善美三根指针千载难逢地几近并拢，自由的、突破禁区的创作。但是好日子转瞬即逝，作家们猛然间发现自己受到了市场的威胁，恐惧万分。其实稍微想一想，哺育当代中国优秀作家成长的西方大作家和我国现代作家基本上都是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许多艺术家的传奇生涯就是从获得市场承认开始的，像狄更斯或马克·吐温等，他们的被发现和走红就是市场的功劳，他们成功了，但是仍然对市场有诸多困惑和警惕，有的还把困惑写进了作品，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而这些作品居然大有市场。这里不能简单归功于市场的公正或趋炎附势，市场的反馈无论是即时的还是滞后的，它在复杂的精神产品的评判上都远不如对于物质产品的评判那般简易明了。
因此除了市场，艺术品同时还需要有另外一个评价体系，就是批评家和文学艺术界行家里手们多年建立起来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由于有深厚的传统和一大批专业人士维系，所以像普鲁斯特这样的奇特的作家，像《追忆似水年华》这样难啃的长篇巨制也能占有一定的市场。关于这一评价系统，法国当代一位大批评家布尔迪厄把它们称之为“场”，由于这样一个文学或艺术场域的存在，有某种传统和惯习，才使文学成为其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一方面它必须拿到市场上去叫卖，从市场获取回报，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并不以其畅销与否来决定，决定的力量就来自市场以外的场所。这些场所包括：展出场所(画廊，美术馆等)、神圣化或认可机制(学院，沙龙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再生产机制(艺术学院等)、专业化的各种代理人(经纪人，批评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等)，他们都是具有场域和特殊感知和欣赏范畴客观上要求的意向的人，这些特殊范畴是不能化约为普通用法的范畴的，而能够给艺术家及其产品价值附加某种特殊尺度。一旦画作通过画面单元、生产的持续时间、使用材料的数量和价格(如金色或群青)来衡量，艺术家画家和房屋油漆工并无差别。
“人情味”对抗市场法则
其实说到底，艺术评价体系或艺术场域是带有浓烈的人情味的场所，就因为它涉及到了传统和维系传统的人，所以不会像物质产品那般计算精确。所谓经纪人、批评家、艺术史家、收藏家等等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成长的，这些和艺术打交道的人既构成了某种人情圈子，又筑成了一道屏障，使得艺术品在进入市场前和市场后都受到一定的呵护，且与一般的商品拉开了距离，任何商品一旦拥有这些人所评价和认可的艺术品头衔，它就会受到特殊的关注，受到使用功能以外的审美观照，意味深长的审视和评析等等，而作家艺术家所渴望的社会评价就是来自这样一个圈子，光是金钱收益不能满足作家艺术家们的内心欲求，有人情味的评价是对他们的精神劳动的最佳慰藉，换句话说，市场上卖得好是一回事，还要叫得响，叫得响就是有人气。所以艺术评价体系与其说是以“真理化身”的面目来对抗市场法则，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它的“人情味”在发挥凝聚力量。如果说艺术自律的话，不是存在着一条永恒而独特的艺术规律，而应该是指维护艺术传统并且不断有所调整的人情环境，这一环境，是艺术家惟一能与市场的冷酷无情的计算相匹敌的依托。
对当代文学或当代作家来说，文学创作的困境不是市场的困境，尽管它是那么只讲效益不讲人情，尽管它是那么冷漠而又不识货。困境来自模拟评价体系，有时我们称之为“炒作”。模拟评价体系是指用金钱和其他利益手段来临时搭建一个场所，这一场所虽然没有传统的场域那么牢固和稳定，但是在形式上有场域的一切组成部分，也有批评家、有学者、有文学史家、有经济人，还有记者、编辑和大小媒体，这一体系运作的背后动力是金钱和直接利益，即它不是以文学作品本身为纽带组织起来的评价系统，而是以获取市场成功为目的的资本投入，是资本在打点各个方面。但是在表面上它和传统的艺术场域的运作方式惊人地相似，有着应景的人情味，有着权威的认可，还有批评家的批评和赞扬，学者的研讨和商榷，记者的采访和媒体的关注等，总之一切的一切都使人以为又有杰作登场。模拟评价体系虽然意在取得广告效应，但是由于它不是以广告的方式登场，所以颇能混淆视听。也就是说，人们没有办法只从形式上来区分模拟的评价和真实的评价，所以情形就更加糟糕。借助于模拟体系，资本的指挥棒就肆无忌惮地伸到了艺术场域之中。
模拟评价体系的可怕在于它和广告的合流，是披着批评外衣的广告，对此必须加以警惕。而作家艺术家必须经得住它的诱惑或造成的混乱，而辨别其中的真伪不须特别的火眼金睛，只要倾听内心的声音即可。模拟终究是模拟，一旦金钱的魔力退却，该体系便立即瓦解，长久的是人情的力量，人情虽然不那么客观，不中立，也不标准，但是在市场中它给人以温暖，就因为它来自另一场域。
作家掉进市场的宿命
当我在这样一个题目下发议论时，“市场”概念多少有一点邪恶的意味，因为市场是不可掌控的，而它的不可掌控又是向低俗的方向倾斜下滑，这对于有高尚文学理想的作家来说无疑有巨大的杀伤力，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曲高和寡的命运，这就是市场!这就是作家掉进市场的宿命。
不过仅仅是曲高和寡倒也罢了，有“曲高”在前，艺术价值还是能得到承认。市场的邪恶更在于，有时候它是在一批唯利是图的商家和掮客操纵之下，经常搞得鱼目混珠。所谓黄钟弃毁，瓦釜雷鸣，就是指这类情形，结果是推销技术顶替了价值判断，广告效果取代了艺术效果。如果是一般商品，本身的质量和产品功能是最后的检验标准，但是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或艺术情形就复杂得多，一时半会还真良莠难辨。所以从这一逻辑来看，作家遇到市场基本是一头雾水，优秀的作家埋头创作，无心也无精力打理市场，他们掉进市场，就像陷进了巨大的漩涡，沉浮听命于天。
不过，事情并不尽然，公认的艺术精品(如梵高、毕加索的画作等)在市场上占据王者的地位，说明操纵并不总是有效。市场有时也带来喜剧性效果，在顷刻之间成全艺术天才，至于赝品和次品的出现和走俏，只能说明市场受到市场以外的因素的干扰。
市场，按照比较经典的教科书上的说法，“是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和交易的数量的机制”(见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一机制不仅调节着资源的配置和价格的高低，还表明市场本身是一个评价体系，市场的评价是代表一般消费者的评价，这一评价体系有其自身的运作的规律，它包含着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因为是相互作用，所以市场不是预先给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不是邪恶的，也不是公正的，而是在参与各方共同作用下不断变化的，这些参与因素有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也有的是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的，而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精神含量就是潜在的因素，很难得到物理功能方面的确认。
面对市场，真正的作家艺术家是痛苦的，他们居然要受市场的检验而不是缪斯女神的定夺，但是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真空般洁净的艺术环境等着艺术家的到来。在我们的教育和想象中应该有艺术自律的天堂，实际上这个天堂只是近三百年来美学家艺术家批评家们共同构筑的超级梦境，以替代宗教式微后留下的精神空白。然而不幸的是，艺术自律的过程和资本主义市场建立和扩展的过程正好有着历史的同步关系，也就是说艺术之成为艺术，艺术品与其他商品的分野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建立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