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道德危机浅谈论文
大学道德危机的实质是道德上的信任、信念和信仰危机，表现为“大道德”与“日常道德”的脱节、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割裂、随波逐流与坚守原则的矛盾。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大学道德危机浅谈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大学道德危机浅谈论文篇一
《大学道德危机追问》
摘要：当今的中国大学存在一定程度的道德失范、失序，但这些问题却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大学道德危机的实质是道德上的信任、信念和信仰危机，表现为“大道德”与“日常道德”的脱节、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割裂、随波逐流与坚守原则的矛盾。政府不是大学道德危机的“替罪羊”，道德危机是众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大学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在道德上更需强调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和学人品格。唯其如此，中国大学的道德前景才能更加光明。
关键词：大学;道德危机;道德共同体;追问
作者简介:李慧玲(1976―)，女，河南新郑人，教育学硕士，重庆工商职业学院科研处讲师，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研究。
道德问题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最令人担忧和困惑的问题之一。近年来，大学里的一些道德“乱相”屡屡成为热门的公共话题，使大学斯文扫地。对此，南京师范大学王建华教授在《道德危机中的中国大学》一文中作了精彩分析，认为大学道德危机不可避免。由于“行政权力的持续干预、自由探究的缺失、制度的桎梏和利益的驱动”等原因，导致“不自由、不独立、依附于政府的大学在道德上无任何优势可言”，进而提出：“只有实现了大学独立、学术独立、人格独立，中国大学的道德前景才可能重现光明”[1](p8-15)。大作拜读之后，颇受教益和启发，但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却产生了一些不同想法，现提出来就教于王建华教授与学界同仁。
一、大学到底存在何种道德危机?
危机的本义是潜伏的祸害或危险。所谓道德危机，是指社会或人们的道德信仰和道德水平出现严重动摇、下降的状况。在大学领域，学校腐败、学术不端、行为不检、不专注教学、一心只向钱看等种种失德、失范现象，的确存在并广受诟病，但能否就此称之为“道德危机”则需慎重。王建华教授称：“世界范围内大学道德危机已是普遍现象。中国大学也不例外”。“目前中国大学所爆发的道德危机在理论上有其必然性，在现实中也有其客观性”[1](p8)。但理论上何以必然，现实中何以客观，则着墨不多。大学里出现的种种道德“乱相”，应只是一些个案，远没有出现整体上的“严重动摇、下降”的状况。如果从防微杜渐和保持警醒的角度来看，可以称之为道德危机，但却不应说是一种“普遍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剖析大学道德危机的实质和表现，以便有针对性地做好应对，更为关键，更有必要。
我们认为，大学的道德危机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危机：一是信任危机，二是信念危机，三是信仰危机。在信任方面，不是说大学的道德状况有多么不堪，而是民众对大学作为“道德楷模”和“社会良心”的定位已缺乏足够的信任和认可。在道德的天平上，大学“篱笆墙的影子还是那么长”，既不是以前想像的那么好，也不是今天感觉的这么差。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批评与指责，正是因为人们对于大学的神圣和纯洁有着很高的企盼和信任。因此，对大学出现的任何道德问题，人们都会非常关注并且越发感叹“有辱斯文”。在信念方面，这是整个社会道德“权威性”的下降和道德自律的不断弱化，在大学里的综合反映和直观呈现。对有失德、失范行为的大学人来说，他们也知道这么做不对，但却“明知故犯”。正如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所说：“道德危机不是发生在道德准则上，而是发生在道德信念上，不是发生在‘我们应当遵守什么样的道德’这一问题上，而是发生在‘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遵守道德’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上”[2]。道德信念一旦动摇，道德上的自律自然弱化，大学和大学人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也就更有可能、更有借口干出许多“明知不可而为之”的事儿。在信仰方面，由于道德信任和道德信念出现弱化和松动，导致大学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共同信仰上出现一定程度的分歧或对立。这种信仰集中体现在大学之道的彰显和坚守上。一直以来，众多大学人研究、实践大学之道，并形成共识。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彰显的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建国初期的中国大学，奉行的是“群体的改造，思想的归一”;近年来的中国大学，表现的却是“无根之浮萍，无魂之器物”。“无根”、“无魂”的大学之道，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学和大学人的价值观混乱甚至沦丧。
大学在道德上存在的危机或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道德”和“日常道德”的脱节。道德是分层次的，有高尚道德，有一般道德，还有作为道德底线的起码要求。正如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所言：“高尚道德，常人做不到，或很难做到，做到了令人佩服，做不到也无可指责。在道德问题上，与其‘高大全’，到处讲用，举国若狂，还不如劝大家尽职守责，少干点坏事”[3]。但长期以来，在大学实践中，恰恰存在高调灌输和无原则退守的矛盾。许多人都懂得“大道德”，但“起码道德”却忽略了;都讲“大道理”，但“日常道理”却丢弃了。大小道德脱了节，大道德管不了日常道德，以至造成大道德架空了、日常道德消解了的两害局面。二是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割裂。知对错明是非，是一回事;守规则不犯错，是另一回事。比如所有大学和大学人都知道一心向钱看是不对的，只教书不育人是不对的，抄袭、剽窃是不对的，但在具体的道德行为中，大学仍然出现了不少失德、失范现象。三是随波逐流和坚守原则的矛盾。当今社会，道德状况堪忧是不争的事实。2011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馆员座谈时指出：“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4]。我们虽不能希望大学在各种诱惑面前“一尘不染”，但无论如何，大学之为大学总应在道德上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政府是不是大学道德危机的“替罪羊”?
大学出现道德危机的原因何在?何以发生?王建华教授的矛头所向是政府，认为政府是大学道德危机的“替罪羊”。“在政府的庇护下，大学根本没有动力去将道德人格化为自己内在的德性，更不会有道德危机的紧迫感。”“不自由、不独立、依附于政府的大学”，“其诚信值得怀疑”，“更谈不上道德担当”，“有的只是计算和权力的博弈”[1](p10)。对此观点，我们不敢苟同。虽然大学官本位、官僚化的负面影响确实很大，并广受诟病。但在道德问题上，如果归咎于此，对政府和大学显然都不公平。因为大学道德危机的产生，其原因和发生机理是深刻、复杂的，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认为，这些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社会根源;二是大环境影响;三是制度因素;四是人的因素，而不能仅仅归罪于一点。
在社会根源方面，由于物质主义和实利主义的横行，加之利益的强烈驱动，部分地导致大学“道德楷模效应”的蜕变、各种“伪善”行为的横行和社会公众的漠视。如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就直言：“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些荒唐事情就会随之而来”[5]从一般原则上讲，大学是“社会的良心”，大学人是人群中的优秀分子，社会公众对他们的道德期望值要远远高于一般人。但在一切向钱看的笼罩下，大学和大学人的种种失德行为与他们应有的“道德楷模”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并潜移默化地动摇乃至摧毁着社会公众对大学的美好想象和期盼。在大环境影响方面，整个社会出现的所有道德问题，都可能会在大学身上反映出来，只有程度不同，没有本质之别。今天凡社会其他领域可能出现或业已出现的道德问题，无一不在我们的大学里发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制度方面，这与相关制度的桎梏和缺失密切相关。其中关系最大的，无疑是大学的治理机制和制度安排。对此，我们认同王建华教授的分析和判断，大学过分依附于政府，部分地导致学术腐败、急功近利等失德、失范现象。在人的因素方面，一旦大学人失去了学术的信仰和道德的操守，金钱与权力的诱惑随时都会导致大学的堕落，无论干出什么荒唐事，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李醒民先生所言:“学者们也会被世风流俗所裹挟，被污泥浊浪所席卷……也会被市场经济异化为经济的机器，甚至堕落为经济动物;也会被泡沫的学术异化为学术掮客或科学骗子”[6]。
三、大学是不是一个道德共同体?
大学作为知识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的定位，在学界已形成广泛共识，但大学是否同时也是一个道德共同体，似乎存在争议。王建华教授把大学的道德和大学人的道德截然分开，以“今天组织已经不再依附于人而存在，组织已经成为超越于人之上的一个实体”为立论基础，分析认为：“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已经成为独立于大学教师和学生之外的，一个有着自己利益追求和价值取向的制度性存在。”“大学已经在大学人的道德状况之外具有了机构自身的道德状况”[1](p8)。我们认为此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无论是应然和实然，大学都是一个道德共同体，而不能把大学的道德和大学人的道德孤立来看(除非只是作为一种行文之便)。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教授说得很形象：大学作为一个共同体，“应该是一个棱柱体”，组成大学的三个群体――教师、职员以及学生，构成了这个棱柱体的三个面，所有大学中人的目标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这个共同体的事业发展[7]。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汀阳先生“一个或所有问题”的说法，如果我们试图分析大学整体上的道德问题，就不得不同时分析学校、教师、学生存在的所有道德问题;反之，如果单独思考某一方面的问题，也必须考虑所有问题“一起解决”。大学在道德上的“一个或所有问题”，是相生相伴、密不可分的。从“育人”这一大学的根本目的出发，大学强调的是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一定程度上，“三全育人”理念所体现的，就是大学作为一个道德共同体，使自身的所有资源和一切行为相互联系，彼此互动，密切协调，共同育人。
道德共同体是能够按照道德规范相互对待的一切个体和群体的总和。教育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大学整体上必须是道德性的机构，形成大学内部所有成员共享的价值观与信念，保证大学的各个方面符合道德价值。大学的道德基因先天存在，大学的构成要素饱含道德意蕴，而大学的运行更是道德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大学道德共同体由校德、师德和生德共同组成，三者紧密联系、互为因果。正如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所论：“大学之大首在大德，大学之学重在学统……师德决定校德，也决定生德。大学之德不同于世俗者，首在所明之德要为天下储人才，要为国家图富强，要在义利上为社会所崇范。”[8]对于任何一所大学或一个大学人来说，你有道德，人们才向往你，才尊重你。己不正，安能正人?大学和大学人都应该有一种道德的担当，自觉做社会的楷模、公民的表率、学生的示范。我们在《论大学之德》一文中，曾作过粗浅论述。在当前情况下，仍有重申、重塑大学之德的必要，要让大学成为一个具有良好道德氛围和新道德气质的共同体，全方位立德树人，立己之德、树人之德、引众之德[9]。
四、大学在道德上需要何种“独立”?
大学道德危机的出路何在?王建华教授认为，只有实现了大学独立、学术独立和人格独立，中国大学的道德前景才可能重现光明。其思路与我们广泛推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谋而合。学界中人常常将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理解为大学要摆脱外在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束缚;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另一层含义：大学人要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摆脱世俗的束缚。因此，我们虽认为“独立”是大学道德危机得以“突围”的一剂“良药”，但更愿作深层的融通和理解，追问大学在道德上需要何种“独立”?我们所理解的“独立”，是指大学作为一个道德共同体，要坚持党要管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的原则，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大学独立是指精神独立，大学按照自身运行逻辑和教育规律办事;学术独立是指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人格独立是指大学人持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的品格，追求知识和美德的真善美。
(1)大学独立更需强调的是精神独立。精神独立是大学独立的内在前提，是大学在实践上最为可行的一条独立路径和核心要求，它集中体现在对大学之道、大学之德亦即大学精神的坚守和追求上。大学精神无疑是大学一种独有的价值取向，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本质要求，是“大学对自己的使命、责任、目标和操守所持有的一种既符合大学规律又有崇高要求的价值认定和信念追求”[10]。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演讲时曾指出：“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那些张扬的东西，而在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11]。大学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道德精神力量，明辨是非，坚持正确的，反对错误的，以自身的良好行为体现道德规范，而不能自己把自己贬低了，自己把自己变成市场的雇佣、社会的跟班。“浮躁和功利是今日大学的病灶”(南京大学校长陈懿语)。江西师范大学校长眭依凡教授将这些因浮躁和功利导致的非道德、非健康、非自律的不良现象、不良行为称之为大学庸俗化，认为官本位倾向、市侩作风、学术行为不良、犬儒现象是四种最为显著的庸俗化现象，这“比所谓的学术腐败、教育腐败更为可怕”，不仅“偏离了大学的组织属性和办学宗旨”，更是“损害了大学道德楷模的形象、败坏了学风”[12]。因此，大学和大学人更应该做的是，尽量避开各种世俗的浮躁和功利的干扰，在精神上保持相对独立和足够清醒，将道德精神化为自己内在的德性，有明确的责任担当和相应的道德担当，重塑自身的大学伦理与大学德性。
(2)学术独立更需强调的是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学术独立的应然和实然要求。学术不独立、思想不独立，是学术道德失范的深层根源之一。正如王建华教授所说：“中国大学的学术道德之所以堪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术以外的因素对于学术的影响太多，大学学术的运作没有独立的场域”[1](p14)。言外之意，也是指思想不自由。但除了外界干扰之外，更有来自学者们自身的“作茧自缚”。对于学术研究，国家一直强调的是“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学术环境已经相当宽松，做什么课题，得出什么结论，在哪里发表，并不会受到多少外来的限制。尽管存在一些禁区，但非禁区更多，拿不出优秀研究成果，更多的是“手不露，怨袄袖”式的自我束缚。因此，我们认为，在道德意义上的学术独立，更应指学者们“从心所欲不逾矩”，在恪守道德良心，遵从道德规范、学术规范的前提下，自律、自主、自由地追求挥洒思想、创造知识、服务社会。
(3)人格独立更需强调的是学人品格。前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在谈到各种学术抄袭的丑闻时，就说：“现在一些学者在学术上的堕落，抄袭还不是主要的，学术品格的堕落，才是更大的问题”[13]。没有好的品格，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不会有道德的担当。正如复旦大学杜作润教授所言：“学者们是他们自己基于道德良知的唯一评判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确应该拥有自治权”[14]。王建华教授把大学人的人格独立主要归之于“批判精神”，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需要学术品格上的“去除奴意”和“淡泊宁静”。三者密不可分，共同造就了大学人在道德意义上的人格独立。第一，大学人要有“批判精神”。批判是大学人的武器，大学人应保持其知识分子的批判取向，以相对超然的姿态，理性审视和把握社会的各种现象。前些年，中央财经大学刘姝威以区区600字之短文揭穿所谓“蓝田神话”的壮举，就是一例很好的“与众不同”。第二，大学人必须“去除奴意”。甘阳先生曾指出：“今天的致命问题就是这‘入奴之势’似乎越来越弥漫，以致许多人心有奴意，面有奴相，言有奴音，身有奴气，这样的人只能成为一个终身‘学奴’而已，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自主自立的‘中国学人’”[15]。“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学者要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出违心之言。第三，大学人更需“淡泊宁静”。如果没有“淡泊”，就不会言人所不敢言，做人所不敢为;如果没有“宁静”，就很难避开各种世俗浮躁的干扰，也就难有独立可言[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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