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实事求是的政治论文
“实事求是”是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和概念，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有关于实事求是的政治论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有关于实事求是的政治论文篇一
独立自主 实事求是
摘 要：“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也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探索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路。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
关键词：长征;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探索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138-02
红军之所以被迫长征及长征初期在军事上处处受挫，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缺乏对中国国情全面深刻分析和认识，机械照搬苏俄经验，完全丧失独立自主精神造成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实践的惨痛教训中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必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在战争的实践中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进行了探索，开始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尝试。
一、“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连续几次犯了“左”倾错误。王明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王明补选为中央委员，成为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进入党中央核心领导层后，王明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遗余力地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王明上台伊始，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致使一大批革命干部蒙冤受屈。在白区，王明积极推行“进攻路线”，常常无条件组织各种罢工、罢课、罢市，召开“飞行集会”，上街游行示威，致使白区党的组织不断被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毒手。
1931年10月，王明在苏联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其继任者博古不仅深入贯彻执行“王明路线”，在某些方面还“发展”了“王明路线”。这种极不正常的领导方式在苏区上演了一幕幕“左”倾悲剧，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极为严重的损失。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与湘江战役惨败是“左”倾悲剧的最为直接的证明。
王明的“左”倾教条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它推行四年的结果是，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革命根据地，使“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1]4，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
二、长征中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
回顾长征，红军长征的过程是在寻找正确的行军方向并同“左”倾教条主义斗争并取得胜利的过程。
长征前夕，红军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先后突破敌人在湘南的三道封锁线，于1934年11月底强渡湘江。可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却采取避战主义，“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一路上失去了许多歼敌的机会。最后，中央红军虽然突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却始终没有摆脱敌人的追击，在我军遭受重大损失后，蒋介石又调集了40万大军，集结于湘西一线，企图将红军围歼于北进湘西的途中。
1934年12月10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央部分负责同志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的主题是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执。李德、博古仍不顾客观实际，坚持既定计划。毛泽东力主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指出蒋介石已经判明我军的行动路线，数十万敌军已经抢先在通道以北布置完毕。若红军仍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以摆脱湘西之敌，争取主动，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恢复体力，提高士气。与会大多数同志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改道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会后，中央军委于1934年12月12日19时半下达了《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令，命令先头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通道会议后，博古、李德对转兵贵州的建议不以为然，他们将红军西入贵州作为一种迂回北上的手段。1934年12月13日，仍电令各军团“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2]28毛泽东转兵贵州的意见在政治局和红军首长中，也存在着严重分歧。这时中央红军的战略进军方向已经是一个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长征路上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会上争论依然激烈。最后，毛泽东转兵贵州的观点再次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肯定，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3]656。
黎平会议明确了红军的行动方向，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否定了以李德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将长征第一次从十字路口引向正确方向，在生死关头使红军保存了下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但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长期以来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和控制，也使中国革命受到极大损失以至于陷入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在战争的实践中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进行了探索，开始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尝试。 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还不善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而是盲目照搬苏联的经验。在决定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上，往往是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及代表的意见，存在着不顾中国具体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批评“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做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同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之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遵义会议一改我党领导人的任命、罢免均由共产国际决定的惯例，而独立自主地任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会议做出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4]42。
遵义会议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首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共党内重大问题的伟大实践。遵义会议翻开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篇章，也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以后，尽管还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但是独立判断形势、独立做出决断、独立解决党内矛盾、独立根据国内矛盾变化做出重大政策调整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应付各种风险挑战的基本方式。独立自主精神，终于在全党确立起来，中国共产党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赢得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主动权、自主权[5]。
四、思想路线的运用
实事求是作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其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长征期间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的关键时期。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惨败，都是由于固守教条所带来的。教条主义所带来的危害深刻地教育了人们，脱离中国实际，照搬照抄国外理论是行不通的。在 长征过程中，随着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形成，随着党的主要领导人思想认识的转变，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开始在党的决策中体现出来。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当时的军事实际情况出发，一旦发现目的地不适宜建根据地，及时调整计划，重新寻找更有利于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从川黔边地区、川滇边区、云贵川地区、川西地区，最终选定陕北地区作为落脚点。与此同时，也一次次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狂妄计划。
党和红军历尽千难万险，胜利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的胜利也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长征之前，红军执行“左”倾冒险路线遭受失败，才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初期，红军饱尝“左”倾领导违背实事求是原则酿成的苦果，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穿插迂回于敌人重兵之间，四次渡过赤水河，使敌军疲于奔命。1935年3月底，红军南渡乌江，迅速行进到贵阳东北地区，设计调出滇军。1935年5月又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保证。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李捷.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中华魂，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