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的政治论文3000字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小编整理了初一的政治论文3000字，有兴趣的亲可以来阅读一下!
初一的政治论文3000字篇一
论政治文明与文明政治
摘要：我们可以把某种文明 分析 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同时，按照 社会 存在形态的 经济 、政 治、文化这三种形式，我们可以把整个文明的构成分析为经济文明、 政治 文明和文化。政治文明就是一定 历史 阶段上国家为协调和实现社会全局利益而进行的最高层次的管理活动所达到的水平，即国家治理形态及其 达到的水平。人类社会的政治 发展 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文明的政治向文明政治发展的过程。实现 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吸收和借鉴历史上的政治文明的成果。
关键词：江泽民;政治文明;文明;民主
自从江泽民同志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命 题以来，关于政治文明的探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 文试图就有关的几个 问题 发表一些意见。
首先，政治文明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包括哪些 内容 ?要说 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清楚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明。政治 学上的或者说 科学 意义上的“ 政治”，指的是在一定的经济 基础条件下，人们为了协调和实现社会全局利益而谋取、组 织和运用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以及在这种活动中形成的社 会关系。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国家以后，社会公共权力则表现 为国家权力。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国家权力是一切政 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根本问题，任何问题如果没有涉及到国 家权力，就不算是政治问题，由某些一般社会机构进行的活 动之所以成为政治问题，则必定是与国家权力机构发生了一 定的关系。第二，国家所协调的是社会全局的利益，如果只是 局部、部分的利益而且与社会全局利益没有关系，则保留给 社会的或民间的机构去处理和协调，譬如 企业 、行业、社区、 村社、家族或家庭，但在社会或民间机构无力协调时国家保 留最后的裁处权。第三，孙中山说政治就是“ 管理众人之 事”，我们可以认为政治就是国家的管理。国家作为一种特殊 的社会组织，国家的管理是特殊的管理。国家作为统治机器， 国家管理以公共强制权力为后盾，管理的对象在主权范围内 无所不及，无所不至，因而不同于任何其他社会机构所从事 的管理，人们似乎更爱用“ 治理”一词来强调这种特殊性，这 意味着政治是最高层次的社会管理活动。第四，政治又是围 绕国家管理和治理的博弈过程。不仅有统治者、执政者的活 动，不仅是国家机构，广大的社会成员作为各种利益的当事 人也要关注和参与国家治理以及国家权力的谋取和运用的 过程，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里，参与的形式大不相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简言之，政治就是国家治理活动和人们 围绕国家权力结成的关系。
什么是文明呢?在语义上，作为名词的“ 文明”，是指一定 历史阶段上社会的存在形态及其发展所达到的水平，是人们 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 制度成果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以把某种文明分析为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物质文明是整个文明的基础部分， 表现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方 式。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方式也 影响 和造就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和思想意识及其表达方式和交流方式( 包括语言的、文字的、 艺术 的、 哲学 的、宗教的，等等)，这些就构成了精神文明。而 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表达和交流的过程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社 会关系、建立一定的组织结构，这就是制度文明。那么，什么是 政治文明呢?有人认为它是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制度 保障的，这就把政治文明等同于制度文明了，在逻辑上显然是 有问题的。 文明又是一个形容词，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较高形态、精 神生活的较高境界、行为方式的较高修养、社会组织较为严 密，等等。文明意味着先进、高雅，不文明则意味着落后、野蛮、蒙昧、粗野、粗俗等等。我们通常说要“ 讲文明”，就是提倡精神更加高尚，语言更加文雅，行为更有修养。而就社会发 展而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是人 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基本线索。
同样，政治也有文明的和不文明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发 展也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文明的政治向文明政治 发展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文明也是对一个国家的政 治发展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和国家治理的先进水平的描述和 概括。政治的文明程度和国家的治理水平表现在哪些方面 呢?我们可以顺着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一、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形式中的天然成分与人为成分所 占的比重。近代欧美思想家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 的问题：人类社会要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是靠机遇还是靠深 思熟虑的选择?政治制度是合理选择和预先设计的结果，还是自然的产物?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历史来看，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形式中天然的成份愈来愈少，而人为成份愈来愈多。在原始社会，人类仍处于蒙昧状态，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受天然的血缘关系支配，因而是完全自然的。随着国家的产生，社会公共权力机构也变得复杂起来。奴隶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盛行的是君主制度，一方面建立了复杂的国家机器和官 僚组织，同时却保留了由血缘关系支配的世袭君主。而到了近代，实现“ 共和”，结束世袭的贵族制和君主制曾经成为资 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资产阶级在创建自己的国家的过程 中，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了一整套政治制度。
二、在国家治理中感情因素与非感情因素所起的作用。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在 政治 治理中非感情的 法律 优于有感情的人。尽管人们在制定制度和法律时是有偏 好的，但被制定出来的法律毕竟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而法律 一旦产生，就是没有感情的，对一切人都是不讲情面的，不因 统治人物的改变而改变，不因其好恶的改变而改变。在 社会 政治 发展 的 历史 中，法律和制度也愈来愈复杂，到了近代，除 了规范一般领域社会生活的普通法，还产生了规定国家的治 理过程和国家管理活动的宪法，从功能上说，宪法之不同于 普通法的特点就在于“ 举国上下，同受其治”，无论何人，包 括最高统治人物，都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和限制。
三、对政治参与的宽容程度。国家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的 蒙昧阶段而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国家同时又成为凌驾于社会 之上的特殊力量。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是否允许更多的人参 与国家的治理，从而更好地协调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利益( 包 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就直接体现了国家治理 的文明程度。国家的治理愈开放，政治参与的范围愈广泛，国家也就愈能实现长治久安，统治者的统治也愈稳固。在封建社 会，开明君主总是带来盛世之治。近代产生的民主制度，在政 治参与的广泛度和对被统治者的宽容度上则超过了以往的任 何制度。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一种统治方式，其特征就在 于允许甚至动员社会成员( 包括被统治阶级的人们)参与国 家政策的制定过程，并对不同的政治主张给予了充分的宽容。 随着民主的发展，不仅统治阶级而且被统治阶级的成员都获 得了投票权。而政治的博弈过程也抛弃了封建专制制度下“ 非王即寇”的逻辑，实行了 现代 政党政治。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的政治必须是理性的政 治。无论政治制度的设计，法律的制定和对政治参与的宽容， 都需要理性的力量。文明政治的实现是需要理性的，统治者与 被统治者双方都需要理性，通过缓和社会矛盾，抑制社会冲 突，建立起双方都能忍受、接受的社会秩序。值得强调的是：要 实现文明政治，统治者必须首先文明起来。文明也意味着精湛 的技艺、人道的手段、讲道理的风格。而不文明的政治则意味着简单低劣的治理 艺术 ，非人道的、野蛮的治理手段，霸道而 不讲理的作风。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最新发展，社会主 义的政治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一种文明的政治。亚里士多德在探讨“ 至善”的统治时区分了为统治者的利益、既为统治者也 为被统治者的利益、为了公共( 全城邦)的利益这样三种统 治。但是，剥削阶级的国家无论统治者多么开明，都不可能真 正实现为公共利益的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政治文 明第一次在本质上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以人民的广泛参与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国家协调社会全局利益的出发点，因而获得了实现高 度文明的政治的可能性。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 讲的是治国，也就是说作为最高层次的管理的国家治理要依 法。国家的管理虽然要以公共强制权力为后盾，但绝不能枉法 滥行，而必须遵守法律。法治的要义就说的是政府要守法。首先，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宪法和法律，并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和管理国家、管 理社会，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保证国家、各级政府、 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运用所赋予的权力， 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其次，依法治国也要求依照法律规范国 家管理的博弈过程，即规范国家各种权力的谋取和行使过程,由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公开、有序地完成各项授权。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江泽民指出，“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他在这里把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社会主 义的民主政治，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 权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要保证人民充分 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特别是 要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如果没有民主政治观念的普及，没有法治观念的普及，即 使制定了好的宪法和法律，也可能变成一纸空文。民主和法 治，都是需要 学习 的，官员也好，百姓也好，都需要学会怎样 在民主制度和法治社会里生活。学会怎样运用自己的民主权 利，怎样与持不同意见的人们相处，怎样合法地取得和行使 权力，等等。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 开展一场现代政治文明的启蒙。为此，有必要在全民中尤其 是各级干部、各级官员中进一步进行反封建的 教育 ，肃清历 史上的封建专制统治的遗毒，普及文明政治的理念。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吸收和借鉴历史上的政 治文明的成果。任何国家的政治文明，同样都是人类文明共 同财富的组成部分，都是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的。但是， 过去我们很重视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 科学 技术和文 化，也可以学习他们的 经济 管理方式，却往往不敢或不愿意 提出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治理方式，不愿意承认 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中也有优秀的东西。其实，作为我 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通过俄国的苏维 埃制度而学习了欧美国家的议会制度，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俄国的苏维埃制度、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都是一种代 议制度，在建立代议机构这一点上都是相通的。近代以来，一 度落后了的 中国 人是向西方学习了许多东西的，没有这种学 习，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文明一 词就曾用来专指具有欧美现代色彩的事物、行为和习惯，意 味着向西方学来的东西，如文明戏( 话剧)、文明结婚( 西式 的或在教堂举行的婚礼)、文明棍( 欧式拐杖)等等。不过，这 些东西有的存活下来并且发展了，如话剧;有的经过了改造 而留存下来，如文明结婚;有的却只是时髦过一段时间后就 渐渐被遗忘了，如文明棍。所以，只要我们大胆地、开放地吸 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中属于人类文明共同财富的 东西，又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积极稳妥地 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中国的政治文明必将再次成为一棵参天 大树，笑傲于人类政治文明之林。
初一的政治论文3000字篇二
学术中的政治与政治中的学术
首先，在巴赫金自己思想学术活动的 环境中， 政治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并且后者内在地影响和制约着他的学术活动。在巴赫金进入思想学术领域之际，正是俄罗斯 社会天翻地覆的时候。十月革命使他未能读完大学，革命初期的困难使成千上万的人处于冻馁之中，为了活命不得不离开彼得堡到涅维尔以及维捷布斯克谋生，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影响自己大半生、后来被称为巴赫金小组的那一批年轻朋友，并在与他们的切磋砥砺中形成了自己那些最重要的思想：关于康德、柯亨的 哲学、美学，以及自己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伦理哲学。1924年到1928年对于巴赫金也是有决定意义的几年，在这几年，巴赫金以朋友的名义出版了一系列论著，这些论著从选题到核心观点都明显地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气候有密切关系，批判形式主义，批判弗洛伊德主义，批判几种当代西方 语言学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阐述 文学形式、语言和 心理构成的本质，等等。即使是以自己名义出版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著作，也渗透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视角;而30到4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权威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明显存在，就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关于拉伯雷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 文化关系的研究，也明显地留下了列宁关于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理论的影响，这最强烈地体现在他著作中对民间文化没有批判的带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阐释。这些论题、角度、学术立场的选择，都与特定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对学术论题、角度和立场的影响，自然会影响到巴赫金学术成果的内涵。尽管巴赫金明确宣称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论著的许多基本内容却留下了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痕迹，许多基本观点甚至表述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印记，即使不算以麦德维杰夫、沃洛希洛夫等人名义出版的、带有强烈的当时苏式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对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西方几种语言学流派进行批判的几部论著，仅以最能代表他自己学术立场和观点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和拉伯雷现实主义问题的两部论著而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和观点也比比皆是。例如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著作中，“复调”与“独白”是两个核心的概念，前者用来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 艺术特点，后者则用来描述与之相反的小说的艺术特点。这两个概念的运用，在许多学者那里，完全可以限制在文本分析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完全可以用这两个概念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本身的艺术特点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描述，以构成一部杰出的学术论著。但巴赫金却不是这样。他在该书中的整个阐释思路是：以“复调”概念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特征，同时，将文本的艺术特征与作者的世界观分析结合起来，指出，只有建立了一种“多元世界观”的作者才可能创造复调小说，而“一元世界观”的作者则只能创作出“独白型小说”，因此，作者的“多元世界观”是复调小说得以产生的基础。巴赫金进而提示，只有一个存在多种对立意识形态的开放社会，才能为作者“多元世界观”的建立提供必要的条件，而这个社会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古代专制和封闭的社会形态中，是不可能也不容许多种意识形态共存并在的。所以，复调小说的社会基础只能由资本主义社会提供。这种基本的分析思路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模式究竟又隔了多远呢?
至于论拉伯雷小说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关系的著作，在内涵上受到列宁关于每个民族和时代都有两种文化，即人民的、具有民主精神的文化和统治阶级专制僵死的文化的论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列宁看来，前者是文化的精华，而后者是文化的渣滓。那么，民间文化本身是否也有消极的东西呢(这种消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文化传染和渗透的结果，而是民间文化天然携带的文化基因)?列宁对此回避了。而巴赫金论拉伯雷著作的一个基本论述思路是，拉伯雷小说继承的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甚至古希腊罗马以狂欢节文化为核心的民间文化传统，拉伯雷作品到处充满着狂欢文化的印记和精神。拉伯雷小说的“怪诞现实主义”特征的根源正在这里。而这种民间文化与中世纪的教会文化、官方文化和文艺复兴以后建立的理性文化有根本的区别，后者是专制的、克板的、腐朽的、反人性的、缺乏活力的、形而上学的，而前者恰恰与之相反，是民主的、充满生命力的、灵活开放的、人性的、充满辩证法的，在这种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连民间文化中那些一般人认为是粗鄙的、生物性的、下流的、放荡的、纵欲的成分，在巴赫金的阐释中，也获得了正面的价值。这种对民间文化、进而对拉伯雷小说相关特征和内容不加批判、毫无保留的肯定和完全理想化的阐释，很明显是与列宁的相关论述息息相关的。
如果说这两部论著因涉及对具体作家创作的解释，尤其涉及对创作内容的解释，巴赫金不可能完全回避社会学分析，那么，在专门研究小说文体特征的系列论文中，贯穿着社会学的视野就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解释的现象，除非我们承认，巴赫金已经是在自觉地从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社会历史进程的角
度分析 文学和 文化现象。在写于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早期的小说理论系列论文中，巴赫金将自己早已成熟的复调小说理论和超 语言学的话语理论用之于小说话语研究，揭示出小说的话语特征是杂语性：“小说中应该体现一个时代所有的 社会意识的声音，也就是一个时代所有较有分量的语言：小说应是杂语的世界”。(注：《长篇小说的话语》，载米・巴赫金著《小说理论》，河北 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而小说中的杂语来自于社会生活中杂语的存在，并且这种杂语并不仅仅出自某种思想，而是与特定社会力量相关联的：“小说中的每一种语言，都是现实社会阶层及其代表人物的一种观点，一种社会和思想的视野。……这是指历史地具体地充分体现实际存在的社会性的和意识形态的种种语言。”
在一般意义上，巴赫金确如自己宣称的那样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巴赫金对自己研究领域精彩而深刻的社会论分析，确实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这也是不可否认的。正是这种影响，使我们看到了巴赫金学术思想与当时社会 政治背景、意识形态背景无法割断的深刻 联系。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当然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但这种超越是“历史地”超越，是在与当时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的深刻联系基础之上的超越，他的学术思想内容本身，深刻地打下了那个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印记。
谈论巴赫金思想学术的政治性，自然不能不考察他建立在超语言学基础上的对话理论的政治性。巴赫金的文学理论和评论在相当意义上都是以对话理论为基础的。对话理论远远超出了语言学学科范围，是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领域的思想主张。这种理论产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巴赫金的超语言学。众所周知，巴赫金正是在批判当代西方那些将语言问题与外在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完全隔离、只在语言世界内研究语言结构和规则的形式语言学，或只从人的 心理活动角度研究语言，在将语言当作心理现象的心理语言学的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超语言学的。超语言学的核心就是在人类具体社会交往中去考察语言问题，强调离开了社会交往语言就不存在也没有意义。而“语言在其实际的实现过程中，不可分割地与其意识形态或生活内容联系在一起”，(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 哲学》，载米・巴赫金著《周边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442页。)所有的语言本质上都具有对话性，而且这种对话既是具体的个别的，但又渗透了各种社会力量、社会意识、社会政治因素，后者正是通过所有社会个体在各种具体的社会交往中、在言谈(表述)中悄悄渗透进来，发挥着作用和影响。巴赫金提出“生活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意指“生活感受以及与之相联的外部表现的一切的总和。……生活意识形态是未经整理和未定型的内部和外部的言语元素，它说明每一个我们的行为、举动和每一个我们的‘意识’状况。”而这种表现为社会心理的“生活意识形态”与整个社会体系性的意识形态“一直保持着最生动的有机联系”。(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载米・巴赫金著《周边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442页。)所以，巴赫金的超语言学
特别注意分析渗透在具体话语交往活动中的“生活意识形态”因素。他发现，即使是具体表述活动中的话语语调，也是有特定的 社会学指向的，至于整个话语活动本身，其社会意义就更不待言：“话语是一种社会事件”，形式 语言学和 心理语言学都不能揭示“话语具体的、社会学的本质，使话语变为真理或谎言，低下的或高尚的、需要或不需要的那个本质”。(注：《生活话语与 艺术话语》，载巴赫金著《周边集》，第92页。)由于话语表述本质上的对话性，而各种社会立场、社会力量、阶级意识、意愿、情绪等因素都渗透在所有人的话语表述活动中。言谈的场所也是各种社会力量、阶级和集团、各种社会立场、信念和意识形态交锋交往的场所。这里，不难看出，建基于超语言学基础之上的对话理论内含着深刻的 政治性。
从今天的角度，人们可能更多地看到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对巴赫金学术思想研究的负面影响，例如，在评价当代西方几种语言学理论、评价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论著中那种带有居高临下的、严厉的批判性语调，那些当时流行的权威的、宣判式的表述方式，等等，确实缺少一点平等的学术讨论所必须的平和。巴赫金自己后来谈到这些论著时也讲，“在这并不美满土地上和并不自由的天底下所创造的一切，在这种那种程度上都是带有缺陷的。”这就明确地表明了对那些论著的不满。他认为这些论著并未完全体现自己的思想，如果是现在来写，以他自己的名义 发表，他肯定不会那么写的。
这种遗憾也存在于奠定他学术声誉的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果之中。1928年《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一书是他第一次以自己名义出版的论著，这部书在30多年以后修改再版，也给巴赫金带来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但在巴赫金看来，这部著作也留下了遗憾。他后来曾在与鲍恰洛夫的谈话中表达了这种遗憾：“我不能直接述说有关主要的问题……这就是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关于神的存在的 哲学问题。我总是在那里来来回回，不得不克制自己。一个思想出现了，又是来来回回地转。甚至要谴责教会。”(注：鲍恰洛夫：《关于一次谈话和围绕这次谈话》，转引自钱中文《理论是可以常青的》，载米・巴赫金著《哲学美学》，第50页。)巴赫金尽管在内心要比当时大多数学术思想人物自由得多，但这自由也并不是无边无际的，他也不得不考虑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和接受程度，不得不“戴着脚镣跳舞”。
那么，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对巴赫金学术思想的影响是否仅仅是负面的?应该说不是。即使在那些以朋友名义出版的著作中，尽管巴赫金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观点难脱那个时代的制约，但马克思主义给了巴赫金其特有的开阔和深刻。巴赫金少年时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对十月革命后作为苏联社会权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并不陌生。尽管当时布尔什维克实际的意识形态比经典马克思主义要狭隘肤浅，但通过它毕竟可以窥视一个具有极大理论深度和力量的由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思想世界。事实上，所有的理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一种限制，同时也能提供一种洞见。在这方面，巴赫金提供了一个范例。
不仅巴赫金的学术著作与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有内在的关联，就是巴赫金学术命运的沉浮也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第一部给巴赫金带来国际声誉的是60年代初经过修改后再版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专著，他让人们看到了一种独特的小说理论和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新见解，但这部书其实在1928年就已经出版，尽管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卢那察尔斯基写过书评对这部著作予以肯定，但这部书并没有带给巴赫金多大的学术声誉。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它出版时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并不是大家都认可它的基本学术见解，更重要的是它20年代初版时巴赫金已经被捕，同时，这部著作中强调复调小说的理论基础是对话哲学，这种对话哲学的精神与当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要求更是势同冰炭。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术论著在20年代与60年代截然不同的命运和学术效应，并不仅仅是因为巴赫金后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使然。巴赫金在60年代不仅仅是作为一位有独特见解的评论家和理论家被发现的，他还是作为一位被无端迫害的圣徒般的人物被塑造的。他在几十年间的苦难经历和遭遇不能不深深地感动人和震撼人，尽管他自己很平静地对待自己的过去，但这份平静也具有特别的效应。巴赫金在60年代复出本身和复出后的轰动效应，并不仅仅是他思想学术的价值决定的，也不能仅仅归功于柯日洛夫等人的奔走和超常的社会活动能力，还与60年代苏联的政治气候和 环境有明显的内在关系。
巴赫金在西方社会的遭遇和形象也与政治相关。在50-80年代东西方冷战格局中，思想学术活动往往渗透了这种冷战政治的思维，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往往被有意无意作为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对抗苏东诸国的领域。西方的策略之一就是通过发现、肯定、奖励苏东诸国那些与政权保持距离、甚至反对政权、或被政权迫害的 文化人进行文化策反，将他们作为一个标本，来控诉或丑化现政权。像诺贝尔 文学奖这一
类活动，往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东进行意识形态战争的形式(这当然不意味着苏东作家获奖只是因为 政治原因)。巴赫金在西方走红，除了他学术思想本身的深刻性、丰富性和独特性外，不能否认国际政治斗争的因素也起着某种作用。
事实上，西方学者恰恰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和阐释巴赫金的。这方面的一个证明是由美国学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合写的《米哈伊尔・巴赫金》，这部写于80年代、被认为是“西方最权威的一部巴赫金研究专著”，(注：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米哈依尔・巴赫金》中译本之“译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可以说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对巴赫金思想学术的理解。在这部书中，作者以巴赫金对话主义 哲学的形成和 发展为线索来整体地阐释巴赫金的所有学术著作和他的思想学术道路，作者对巴赫金对话主义的表述也是从两条线索同时展开的，一是从理论上梳理对话主义哲学，二是从巴赫金与现实的关系角度来阐释对话主义产生的现实原因，强调巴赫金是在理论上通过张扬对话主义哲学来与他所不满的现实进行对话和潜对话。因此，在巴赫金传记的作者眼里，对话主义哲学是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潜在地表达着巴赫金对现实的对抗和不满。
例如在以“沃洛希洛夫”名义出版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大纲》一书中，作者从马克思主义 社会分析的立场出发，用“官方意识”和“非官方意识”来解释弗洛伊德的“意识”和“潜意识”两个核心概念，并揭示两者之间冲突的社会性质而非私人性质，意识对潜意识的压制实质是官方意识对非官方意识的压制，两者之间的分裂也是如此。而在这种压抑中，“官方意识和非官方意识的分裂愈是深广，内在 语言的动机转化为外在言语……即在外在言语中定形、清晰和巩固，便愈是困难。”《米哈依尔・巴赫金》的作者在引述上面一段话后，对这段话内在的真意作出这样的注解：“这是他对自己困境的自白，裂隙愈来愈大，一方是他自己的宗教和形而上学观念，一方是苏维埃政府日益强硬地坚持要人们依从俄国共产主义。”前者受后者的压制就像潜意识受意识的压制。这样，“巴赫金大胆地坚持主张 心理的统治法则与国家的统治法则彼此相通，这不仅是一种理解弗洛伊德的新方式，而且是从‘地下’发出密码启示的新方式。官方与非官方意识之间的裂隙如此之大，官方的内容终于扼杀了非官方的内容。……实际上，这些大胆的言辞正是此人的夫子自道，他自己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将沦为丧失社会地位的孤独者。”
那么，这种政治化的阐释是否强加给巴赫金的呢?如上所述，巴赫金的著作确实充满了政治内涵，社会论、政治论的视角是其大部分著作中渗透的视角之一，但这种政治内涵未必都是克拉克和霍奎斯特所指实的那种对当下政治情势的对抗和对话，而是更抽象、更广泛、更具有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的内涵。除了像批判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这样比较具体的课题其政治内涵比较具体外，大多数著作中的政治内涵不具有直接的当下现实针对性。
巴赫金的思想学术成果和命运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即一个学者的思想学术成果渗透着无法抹去的政治内涵、政治泛音，他思想学术的命运也会身不由己地被政治所左右。巴赫金的启示是，一个思想学术人物能做的也许不是如何摆脱政治，拒绝政治，而是深刻地思考和透视政治，并穿越和利用它来实现自己思想学术活动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