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问题的论文
哲学从它传入中国之初就对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文章从哲学开始对中国大众产生影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特点入手，分析哲学本土化和大众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从这种关联中探索哲学本土化和大众化的核心。试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关于哲学问题的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关于哲学问题的论文篇一
浅谈哲学大众化问题
【摘要】哲学从它传入中国之初就对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文章从哲学开始对中国大众产生影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特点入手，分析哲学本土化和大众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从这种关联中探索哲学本土化和大众化的核心。试图论证哲学大众化的核心在于：哲学精神必须同儒学精神存有内在共性。
【关键词】哲学大众化 科玄论战 哲学实践性
1936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以阐述马克思唯物主义原理、认识论内容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及范畴为主要任务，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然而至今，哲学这个词汇及其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大众并不能很好地理解。其原因是缺乏对哲学精神的领会，这使得哲学大众化必须开拓新的途径。
哲学大众化的问题即哲学本土化的问题
尚庆飞认为，哲学大众化大致有两层含义：一是哲学“化”大众;一是大众“化”哲学。①前者是指用哲学的思想来指导大众;后者是指用大众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哲学。哲学虽然超越现实，但也是基于现实的，马克思曾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②因此，真正的哲学并不是远离大众。当强调哲学大众化的时候，也恰恰说明哲学同其受众之间存在着思想基础上的距离。
所谓哲学大众化，理应是任何一种形态的哲学同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但哲学大众化并非让大众性的东西“化”掉哲学的精神内核，故而哲学大众化的任务首先是哲学“化”大众。哲学大众化的基础是哲学能够适应大众的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
哲学本土化历程对哲学大众化的启示
科玄论战首次使得哲学本土化、大众化。哲学的大众化始于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思想革新运动和思想论战之中，其中包括对20世纪的中国乃至现代中国都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文化运动和科玄论战。科玄论战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这场论战波及范围之广泛，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空前的，参加这场思想大论战的主角分别是以弘扬中国传统儒学为特点的“玄学派”，弘扬科学、民主等思想的“科学派”，还有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派”。论战围绕着“科学主义能否适用于人生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差别等问题展开争论，其实质正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和融合的大辩论。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玄学派、唯物史观派各执一词，将中、西、马三种思想的分野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对于“哲学”一词的解释，科学派的丁文江定义为：“广义的玄学是从不可证明的假设所推论出来的规律。”③基于此，哲学必须要受科学的指导。虽然科学派的其他立论者指出不能把“无公例可求”的“人生观”混同为“玄学”(哲学)，但他们依旧认为科学必能为人生观提供原则的指导，同时也能为玄学(哲学)提供原则的指导。玄学派则主要将哲学同中国儒学结合起来，说明哲学不仅没有过时，相反，中国思想能够为哲学开出一条新的路径。这也使得玄学派对哲学的理解有中国化的特点。丁文江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玄学大家柏格森化出来的”;“西洋的玄学鬼到了中国，又联合了陆象山、王阳明、陈白沙高谈心性的一班朋友的魂灵，一齐钻进了张君劢的‘我’里面。”④唯物史观派有支持科学派的倾向，如黄玉顺认为：“科学精神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更加深入人心;与此同时科学主义倾向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更加势不可挡。”⑤
科玄论战对于哲学和科学之间关系的悬置对哲学本土化的影响。在论战中，科学派和玄学派各执一词，针对科学能否作为哲学的指导原则，并未能讨论出明确的结果。科玄论战虽然没有使得中国思想界对哲学、科学与中国儒学之间的联系达成共识，却清晰地表达出当时思想界的两种倾向：一是玄学派将哲学同中国儒学讨论的内容混同;二是科学派认为哲学必须经由科学的原则来加以指导和论证。事实上，由于唯物史观派和科学派都赞同科学主义，又加之当时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得科学派占了上风。正如陈独秀说：“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哲学虽不是抄集各种科学结果所能成的东西，但是不用科学的方法下手研究、说明的哲学，不知道是什么一种怪物!”⑥
科玄论战的悬置产生的后果是：当我们对科学主义普遍加以推崇，甚至论证一种哲学是不是“科学的”的时候，关于科学和哲学的区分的认识，至今还停留在20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时期的水平。这个问题如果继续悬置，必然会使得大众对哲学的误会逐步加深，背离哲学精神，也会使作为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话语权被科学占据的境地。
新文化运动时期哲学本土化的路径。科玄论战的更深层次原因是1917～1921年“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新文化运动的矛头直指中国传统文化，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也就首当其冲。新文化运动要求革新或彻底改变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代之以“世界主义”、“欧西学说”，而此世界主义和欧西学说又并非全部西方思想，而是以普世的科学和民主作为其核心。陈独秀曾说：“国性”乃中国走向“世界大同”的“进化障碍”，“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⑦钱玄同认为：“今后的中国人，应该把所有的中国旧书尽行搁起，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该学外国人，才能生存于二十世纪，做一个文明人。”⑧在这样的思想倡导之下，在以科学主义作为哲学的指导原则之外，哲学的本土化又开出了以西方哲学的体系来拆解中国传统文化路径。例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便把中国哲学拆解为本体论、辩证法等。这种拆解实际上是以西方哲学思想为基点来寻找中国文化中与之相匹配的共性。
哲学为现实服务是哲学本土化、大众化的基本要求
哲学为现实服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儒学的内在共性。马克思曾说：“(以往的西方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⑨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哲学以其形而上的特点，总是高于生活，超越现实。即便是在反形而上学的新哲学中，哲学依旧不是为现实服务的。但在中国儒家学说中，恰恰是以现实为其服务对象的，儒学的思考路向不是向着超越，其最大的特点是体用合一。通过对儒学发展史的考察可以看到：体用合一这一思想的产生正是因为儒学遭遇了佛学超越论的冲击，但儒学并没有由此实现超越的路向，反而从对超越的论证中返回了现实。儒学这条路指向的目标，恰恰是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此即北宋张载所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的立足点，使它同儒家思想的追求有了共性，即对现实的批判、超越的目标是服务于现实的。 哲学为现实服务是哲学的基本精神。一方面，哲学为现实服务体现在哲学的现实批判性上。哲学对现实的批判性是其最基本特征之一，柏拉图在记载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为捍卫哲学而就死时，曾做过这样的比喻：哲学之于希腊城邦，好比马身上的一只牛虻，职责就是刺激它从昏昏欲睡的状态中醒来，赶紧前进。⑩另一方面，哲学为现实服务体现在哲学的“追求真理”上。鲁迅也曾通过这样的故事比喻过哲学：有一家人生了个男孩，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人看，……一个人说“这个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痛打。当然，被痛打的那个人，就是一个哲学家。这个故事正指向哲学的另一基本精神，即求真。亚里士多德那句著名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便是这一精神的最佳写照。“求真”不但不是哲学脱离现实的区域，反而是同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部分。所谓哲学“超越现实”不是指哲学是纯粹的玄谈，而是指哲学要指出现实中最本真的部分。
哲学为现实服务是大众化的基本要求。对于大众来说，掌握逻辑学、掌握某一个西方哲学家的哲学理论是同其现实生活要求相违背的，同时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学大众化。哲学的大众化要求哲学的精神必须能够为大众所理解，首先就要求哲学的精神能够服务于现实生活。在哲学向大众传播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不是某种西方哲学理论的传播，而是哲学精神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