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干部关于依靠群众求胜利发言稿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通过教育和实践两手抓，提高广大党员和干部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使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深深植根于思想中、真正落实到行动上。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党员干部关于依靠群众求胜利发言稿3篇，希望能够帮到你。
党员干部关于依靠群众求胜利发言稿篇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
常怀爱民之心。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政绩观、权力观，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处理好做官与做人、当官与发财、谋官与谋事的关系，把群众当作衣食父母，官再大，权再重，都只有服务的义务，没有当“老爷”的权力;想问题、做决策，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群众的切身权益，认真考虑决策是否有群众基础，是否符合民心民意，坚决避免瞎折腾、乱作为，把整个决策及实施过程建立在最大限度为群众谋利益之上;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少开大会讲大话，少走过场表空态，讲群众听得懂的话，办群众看得见的事，做群众家的“常客”，真心实意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难题。
常行惠民之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领导干部对上级的惠民政策，要结合实际制订落实举措，结合调研深入基层向群众面对面开展惠民政策的宣传，抓好工作督查推进惠民政策有效落实，抓好工作协调帮助部门和基层解决惠民政策在落实中的困难。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着力解决“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问题，创新就业扶持政策，全面加强就业培训，优先帮扶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被征地人员、零就业家庭、城镇复退军人、困难家庭子女以及失业人员就业，大力支持全民创业，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要积极争取、引进有利于群众致富的民生项目，加大财政民生支出，在资金、用地、用工等要素上优先确保民生项目的需要。
常拓富民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心，更多关注困难群众，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领导干部要把促进群众增收致富作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大力深化相关领域改革，不断拓展富民之路，努力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增收。大力拓宽农民致富之路，实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促进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逐步破除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城乡二元体制，把增加市民财富积累、提高民生保障水平作为统筹城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创造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投资发展机会，全面贯彻带动农民致富和城市居民增收的富民路径;围绕产业富民目标，把发展产业与改善民生有机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支柱产业，充分发挥产业富民的集聚、倍增效应，以产业的快速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充分的就业、创业机会，不断拓宽增收渠道。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党员干部关于依靠群众求胜利发言稿篇2
群众路线最早见诸党的文献，是党的七大。毛主席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和概括，提出了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一直是我党长期坚持并不断发扬光大的传家宝。当然，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的行为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三大作风在实践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偏移，在少数人身上，理论联系实际变成了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群众变成了密切联系领导，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这种说法虽带有很大的调侃成分，但确实是对我们党存在问题的强烈针砭。在全党进行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就是要把群众路线内化为全体党员的思想意识，内化为全体党员的行为准则，内化为衡量共产党员党性的评判标准。下面，我根据个人平常的学习思考与大家交流三个问题。
一、群众观是中华文化源流的重要一脉
大家知道，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四大古文明，即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这四大古文明形成的时代相近，但结果迥然而异，有的文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扬光大，比如说古中国文明、古印度文明;有的文明在历史的衍进中因其影响力不断削弱只剩下了一些考古价值，比如说古埃及文明;有的文明基本上消失了，比如说两河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为什么!?我认为，其决定因素是该种文明的文化内核。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盘古、上帝、女娲神话时代开始，大致五千年的历史。当然，中华文明起源的上线在不断被打破，比如城头山文化遗址考古发现，稻作文化至少有七千年的历史。五千年也好，七千也好，中华文化能够生生不息，能够世代相承，能够在纵向相袭的同时以憾人心魄的张力横向传播。在世界各地创办的孔子学院，就是传播中华文化的载体。落户湖南的“汉语桥”风靡世界，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青年学子一年一度集聚长沙，说明了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中华文明能够传承下来，影响的区域越来越大，影响的程度越来越深，是由这种文明的文化内核决定的。我认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核有三：一是天人合一思想。讲究天、人融合，互相影响，互相适应，天人合一，顺天应物。二是家族伦理本位。强调社会构建以家庭、家族为基本单元。三是以和为贵，崇尚中庸。天人合一也好、家族本位也好，以和为贵也好，突出的都是一个“人”字，就是人的本位，人的本源。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正是对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传承和创新。
(一)群众观是历代政治精英的思想自觉。
在座的各位对中国历史都不陌生。回顾中国政治思想史就不难发现，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历代政治精英中，奉行的都是“天命神权”思想，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认为世间万物的最终结果和归宿无一例外不受到天意的主导，天命使然。春风得意是上天的眷顾，苦难深重是天命的惩罚，什么东西归到天意的解释，便得到释怀。但是，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无不高高的举起“民意”的旗帜，既“替天行道”又“为民请命”。他们知道推翻一个朝代要借用人民的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权也要借用人民的力量，不打“民意”的旗帜，皇权不会持久，江山不会稳固。《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便成了历朝历代治国理政的朝纲。接下来，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人民、国家、帝王三者中地位最重的是老百姓，其次是社会国家，最后才是君王，因为有了人民才设置国家，有了国家才需要君王，将三者的逻辑关系梳理得清清楚楚。汉初陆贾是刘邦身边一介书生，在高祖身边经常讲《诗》说《书》。久而久之，刘邦听得不耐烦了，骂道：“我的天下是在马上靠武力得来的，岂能靠《诗》、《书》之类!。”陆先生回答：“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得到江山，当然可以通过马背上的拼杀，但治理国家仅靠马背上的拼杀是不够的，安邦治国需要安抚百姓、教化民众。大家很熟悉的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将民、君喻为水、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治国理念帮助他成就了“贞观之治”的辉煌。再下来，到了北宋的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讲的就是执政者和天下的关系，君王和百姓的关系，执政者忧要先于老百姓，乐要后于老百姓。再后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 明朝虽然取得了政权，但经济上很困难，身边的人建议加征税赋，他就讲了上面两句话。去拔刚刚出生小鸟的羽毛，去摇刚刚栽下去小树的根系，必死无疑。连年征战，民不聊生，老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只有老百姓发展起来了，国家才能强盛。清朝黄宗曦老先生也有两句经典名言：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直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我这里列举了几个不同时代一些代表人物的经典论述，目的在于说明，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对人民利益的关注上却是一脉相承、绵延不绝的，在这个问题上都表现出了高度自觉。当然，他们民本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江山，借助人民的力量实现其统治的长治久安。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割裂历史。历朝历代精英朴素群众观的思想自觉，正是我们党群众路线的思想源头。承前启后，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脉源。
(二)群众观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如果说群众观是历代政治精英面对现实的一种思想自觉的话，到了共产党的手中群众观已经从思想自觉发展成本质属性，成为共产党人必备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大家知道，我们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把党的性质确定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党的宗旨，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群众”二字。回顾党的历史，在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很多理论并不高深，很多口号并不响亮，但就是这些通俗的思想、浅显的理论，能够将广大民众汇集到党的旗帜下。据资料介绍，共产党在组织京汉铁路大罢工时，党的代表和军阀吴佩浮谈判提了五条要求，其中两条要求简单得不得了，第一条就是要求星期日休息并照样发工资。第二条就是过阴历年放假一周并照样发工资。就是这两条最基本的要求把京汉铁路工人团结得像水桶一样。大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更是使广大农民群众坚定的站到了共产党一边。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组织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在各级组织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中间进步分子、左派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使各级组织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在军事上提出了著名的人民战争理论。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对共产党能够在延安落脚并且影响力那么大，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纷纷奔向延安，百思不得其解。他访问延安，在窑洞里和毛主席长谈，向毛主席提了83问，中心问题是国民党那么强大为什么剿不灭红军?毛主席说：“红军是民众的军队，民众无微不至的支持红军，除非消灭支持红军的民众，否则是没有办法消灭红军的”。“除非”二字博大精深!陈毅在总结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时讲到：就是把我陈毅放在棺材里，我也还不了人民群众对淮海战役支持之情，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大家都看过《淮海战役》，人民群众支前的队伍比解放军的队伍要大得多，送粮食，抬伤员。当时毛主席估计解放战争短则五年长则八年，结果只用了三年时间，什么原因?是人民战争的力量，是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