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有关长征80周年的黑板报

长征的每段路程都上演过生离死别的悲壮故事，让老红军们刻骨铭心的，是一段段血与火、生与死的真实经历，今年是长征胜利的八十周年，以下是小编为你整理了一些2016有关长征80周年的黑板报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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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长征的黑板报相关资料1：纪念长征的诗歌

【纪念长征的诗词一】

窃国窃军张国焘，红军队里一飞枭。

朝违北上搞分裂，暮作南冠降敌曹。

狼子心肠血开口，阴阳权术暗藏刀.

奴才面目一朝现，人物风流也折腰!

【纪念长征的诗词二】

万里长征歇远行，茫茫草地久纵横。

兵濒死地不曾灭，祸起萧墙但又生。

同室操戈千古恨，扬镳分道五更星。

才超益德板桥上，喝退曹操万甲兵。

【纪念长征的诗词三】

地缘深处莽千里，天宇尽头红一边。

千曲蜿蜒过草地，三军磅礴走泥丸。

马革饥餐粮食尽，河流渴饮血拼干。

人间风雨出奇迹，正气悲歌动九天。

有关长征的黑板报相关资料2：红军长征的原因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虽然红军英勇奋战一年，付出重大伤亡，但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党中央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壮烈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

红军长征示意图

在教科书以及习题中，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一直归因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那么，除此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这需要梳理一下事件的前因后果。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也就是国民党的武力“清党”──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先后发动“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以暴力手段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随之失败。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极为特殊的分水岭。

1927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先后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武装起义，开始建立苏维埃政权与自己的武装力量。1928年上半年，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共产党人还在全国各地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创建了其他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全国已建立革命根据地15个，红军发展到10多万人。

国民党在屠杀革命志士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进入赣南，在当地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配合下，开辟了赣南根据地;3月至12月红四军又三度进入闽西，开辟了闽西根据地。

随着1929年毛泽东、朱德所率武装和1930年彭德怀所率武装转战赣南、闽西地区，该地的苏维埃运动迅速发展，革命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1931年9月，在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地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11月，中国共产党以这些苏维埃政权统治区为基础，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江西瑞金，宣称与中华民国(指国民政府)分立。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图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在第一次全苏大会召开之日的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从1930年10月到1933年3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围剿”。根据地军民在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指挥下，采取正确的作战方针，连续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反“围剿”行军中的红军战士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及临近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企图逐渐消耗红军兵力，缩小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消灭红军。这时，“左”倾领导人全面否定了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反“围剿”开始时，国民党军占领黎川。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先是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企图收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令红军北上迎敌，进攻黎川以北硝石、资溪桥等白区敌之坚固阵地，结果屡战不胜，丧失了主动权。1934年4月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中心进攻，博古、李德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堡垒对堡垒，“短促出击”，大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东堵西截，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在反“围剿”中，毛泽东曾先后指出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和湖南中部去，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正确建议，但博古、李德拒不接受。这样，红军经过一年苦战，终于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最后，博古、李德又实行逃跑主义，于1934年10月，仓促决定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

博古(本名秦邦宪)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

另一方面，蒋介石痛心于以往几次失败，受到一些教训，放弃了长驱直入打运动战的作战原则，重新调整部署。在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将领柳维垣首先改变国民党军的战略，提出改“围剿”为“追剿”，制订“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堡垒政策”，辅以杨永泰建议的保甲团练政策，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这一新战略为蒋介石所采纳，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军作战策略，步步为营，加上中国共产党内部军事路线错误，国民党军最终赢得第五次“围剿”，并发动二万五千里长距离追剿。

此外，不得不说清楚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屡次催促下──在一种近乎被共产国际强迫执行的背景下，宣布成立的，天生缺乏“苏维埃”在苏联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其一是“工人”;其二是“阶级斗争”或曰“阶级专政”。为此，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做出了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解释，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中共的干部和工人骨干才开始大量──按共产国际的要求，是60%──向农村地区转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意味着中共已将工作的重心暂时从城市“工人暴动”转移到了农村“土地革命”。搞“土地革命”，自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农村土地的占有情况，具体而言，就是地主占了多少地，富农、中农、贫农、佃农又占了多少地。这既是“土地革命”是否必要的依据，也决定着“革命”应该深入到何种程度。

然而，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地主占有农村耕地的30%，而不是70%～80%;佃户交给地主的产出不是70%～80%，而是30%。既然不存在土地高度集中和地主的高度剥削，那就无法发动“土地革命”。但当时的中国，由于受到西方经济强势冲击，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地主也大量破产。大量只有5亩、10亩土地的自耕农们，寄希望于得到50亩、100亩土地之后，能够摆脱生存的危机。基于对土地的极度渴望，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底层农民尽管大多不能理解“苏维埃”为何物，却能支持苏维埃政权，在江西、福建两省范围内，掀起共产主义革命的巨大波澜。于是，“土地革命”风暴在中国广袤的农村风生水起，在推动革命进程上屡试不爽。

“土地革命”固然能够发动大量底层民众加入苏维埃革命，但如前所述，“土地集中”与“地主剥削”既然并不是民国农村衰败的主因，那么，很显然，仅仅依靠单纯的土地重新分配，就并不足以完成农村的复兴、不足以解决农村的全面衰败。为了维持革命动力，苏区不得不年年“翻饼”重新“打土豪分田地”。但多次“翻饼”之后，连尚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中农，也不可避免地被划成了“地主”。频繁“翻饼”最终导致苏区经济状况彻底恶化，红军的供给来源出现严重困难。一方面，是民众对土地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对生产缺乏积极性，担心“将来有一碗吃的人都会被打为地主的”;另一方面，随着国民党的围剿压力越来越大，大量的壮丁被征召到前线，后方生产荒废严重，而后方生产荒废，又反过来导致苏区民众不愿参加“扩红”，甚至选择逃出苏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发行300万经济建设公债的布告中央苏区发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券”

注：该公债的发行，是基于“苏区经济的困难日益加重，为了保障红军给养，改善工农群众生活，争取粉碎敌‘围剿’”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在中央苏区经历多次土改“翻饼”之后，如此急迫地限时推销、增发公债，亦可见当时苏区经济的基本状况如何了。

“土地革命”的极限之所在，恰恰也就是中央苏区发展的极限之所在。经过若干次的“翻饼”之后，1934年的苏区，在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时，无论是物资的补给，还是兵源的补给，都已经难以为继，最终选择长征，是必然之事。正如曾长期在中央苏区担任要职的舒同1947年所总结的那样：“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中央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迫万里长征，除了路线错误之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综合各方面，可以发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的原因主要有：

1.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2.国民党蒋介石的战术调整，国民党将领柳维垣制定推行的“堡垒政策”;

3.最为重要的是，“土地革命”过程中农村经济政策的失误导致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是红军不得不长征的隐秘缘由。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央苏区成也“土地革命”败也“土地革命”的事例不能不引起后人在经济政策上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