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指1966年0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那么，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就由小编告诉大家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吧!
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
文革的发生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从体制上说，党内对老毛长期形成的个人崇拜使得他一言九鼎，即使是党内排老二的少奇同志也是小case。在这种情况下，老毛个人的观点以及个人品质对全党的生活就处于决定性的位置。林副统帅曾说过，老毛是一个及其崇拜自己的人，他决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威受到损害，从彭总和少奇同志的遭遇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老毛一直自认为是人民的代表，解放之后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也使得老毛对党内的纯洁性产生怀疑，因而他可以无所顾忌的发动和坐视“广大人民”起来重新解放自己。
建国之后，党内政治生活从庐山会议起开始显得日益不健康。出于种种原因，老毛罢黜了彭总这个长期以来他在军队方面最大的支持者，把林总服了上去。而林总长期处于权力中心的边缘，也不想真正的卷入到政治漩涡中去。为了牵制林，毛又启用了长期做冷板凳而对林又极感冒的贺龙，出现了“林在，林主事;林不在，贺主事”的状况。此后，在庐山会议上立下“汗马功劳”的罗瑞卿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及其上升，并与少奇、贺龙走得很近。“七千人大会”之后，毛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他极强的自尊心使得自己不可能承认错误。面对经济上的困境，他只好把乱摊子交给刘周，自己退居二线后，但他又不放心失去自己的权力，因而曾对某些老帅们抱怨“有事也不向我报告”。他在酝酿着反击，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而可怜的少奇还不知道自己正是革命的对象。毛废掉了与少奇走得很近的罗长子，打到了少奇，又利用林彪黑了贺龙。但此时，运动又不是毛自己所能控制的。
说道林总，他也是一个悲剧。一个不具备政客素质的军事将领被卷入了政治漩涡，一步步的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迫与自己明知斗不过的老毛斗着，最终归于灭亡，也将老毛的一切击的粉碎。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0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0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0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6年0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0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0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7年01月0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01月0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1976年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1968年9月5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