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后成功的故事 从失败到成功的故事
失败固然令人沮丧，但是不要忘记"失败乃成功之母"，只要持之以恒，总有一天成功会属于你。乐观地对待失败，成功就会向你招手!以下是小编分享给大家的关于失败后成功的故事，欢迎大家前来阅读!
失败后成功的故事篇1：做一条没有鳍的鱼
当年，26岁的菲利普·克罗松在搬动屋顶天线时，触到高压线，两万伏电流瞬间将他的双臂和双腿烧成了“焦炭”。一个没有四肢的人，该如何面对未来?躺在医院里，菲利普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一天，一个电视节目使他明白了自己究竟该怎么做，那是个纪录片，讲述了一个身有残疾的女子只身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事迹。那场面震撼了菲利普，他想：“我也要横渡英吉利海峡。”
没有四肢，却想横渡英吉利海峡，就如同一条没有鳍却想游弋大海的鱼，所有的人都认为不可能，然而，菲利普决计要做一条无鳍的鱼。
菲利普聘请教练传授游泳技巧。事实上，在此之前，他是典型的“旱鸭子”，从未下过水。第一次下水，他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直往下沉，水呛得他差点窒息，幸亏教练在旁保护，把他迅速捞了上来。不过，他很快想到了好办法，让人在自己残存的手臂上安装假肢，在残存的大腿上套上脚蹼，然后，头戴潜水镜和呼吸管，再次下到水里。按照教练的提示，他不停地划动上肢，并且使劲地拍打脚蹼，果然没有沉到水底，只是整个人在原地打转。不管怎样，没有沉没就是成功!经过一周的练习，他进步神速，可以沿直线游动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已经可以连续游过两个泳池的距离。接下来，他信心满满，开始了“魔鬼式”训练，不仅加强泳技练习，还加强力量练习。借助假肢，他坚持跑步和举重，每周训练时间长达35小时。两年后，他体重大大减轻，泳技突飞猛进，耐力也变得超强，每一次连续游出的距离再也不是两个泳池的距离，而是三公里。他完全像一条可以自由游弋的鱼了。
具有挑战性的一天终于来临。2010年9月18日8时，在英吉利海峡，全副武装的菲利普从英国福克斯通港下水，朝着对岸法国的维桑港奋力游去。他的假肢在碧波间划动，激起朵朵浪花，他的呼吸管像高举着的一只手臂，顶端那一块橘黄色标志，在海浪中特别耀眼。他保持着节奏，合理分配着体力，每游进三公里就休息一分钟，然后继续前进。可是三小时后，他感到有点不妙，浑身疼痛，但他对自己说：鱼是不会停的!这时，三只海豚在他身边游动，于是，他很快便有了缓解剧痛的办法，他一边奋力划水，一边欣赏着海豚的泳姿。就这样，经过13小时30分钟，他终于游过了34公里宽的海峡，胜利抵达目的地，比预计整整快了10小时30分钟。那天，菲利普就是一条真正的鱼，把最真实的感动留给了现场所有的人们。
明知无鳍，却偏要坚持做一条鱼，并且最终把这条鱼做得纯粹而完美，这就是奇迹。也许，奇迹的创造并不复杂，而奇迹之所以稀缺，那是因为99.99%的人都认为，没有鳍就不能成为一条鱼。
失败后成功的故事篇2：战胜恐惧的潜水人生
2012年11月22日，李安执导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热映，影片上映四天便赢得了过亿票房。少年派与孟加拉虎在海上共度两百余天的漂流故事，更是深深震撼、征服了所有观影人的心灵。
影片上映前三天，有记者采访李安，解密了他和这部电影背后的故事。原来，这部倾注了李安四年心血的力作，其实是他的一部半自传体电影。这既是少年派如何在绝境下寻求生存的故事，更是李安本人如何寻找勇气，让自己在逆境中坚强活下去的故事。为了点燃生活的希望，少年派饲养了心中的猛虎;而李安，则选择了征服自己的怕水症，为自己展开了别样的潜水人生……
“悍妻”也治不好的“恐水症”
1954年10月，李安出生在台湾屏东。父亲给他起名“李安”，一来是老家在江西德安，二来他父亲死里逃生来到台湾，所乘坐的轮船就是“永安号”。然而很少人知道，这位“安”公子曾经也有非常不安的时候——直到30岁前，他都极度怕水!怕到什么程度呢?洗脸时，毛巾要拧得干干的;洗澡只能是淋浴，而且每次不能超过五分钟，时间长了会晕眩。老友们都笑话他上辈子是猫投胎的，和水有仇。
只有弟弟李岗知道，李安的怕水症是因他而吓出来的。1965年秋天，因父亲工作调动，李安和李岗从花莲转读台南小学。在一片用闽南语交谈的氛围中，只会说国语的李安兄弟俩显得格格不入。一天傍晚，7岁的李岗被群孩子捉住，要把他推进水里，正在到处找弟弟的李安见了，一个箭步冲上来，却被其他孩子抓住手脚，倒提着抛进了小河深处。不会游泳的李安一下子就沉了下去，幸好没过多久，一个路过的行人听到李岗的哭声，把李安捞了起来。
从被抛入河中到获救，前后不超过五分钟。然而这五分钟对于10岁的李安来说，无异于一场噩梦。他昏迷、发烧、呕吐，反反复复折腾了两三个月才好，从那以后，李安有了见水就头晕的毛病，打死不上游泳课。
1983年，李安和美国伊利诺大学的生物学博士林惠嘉结婚。这位李太太是个性独立的女人，她不介意丈夫成天蛰居在家当家庭主夫，但却相当看不惯李安见了水就像看见老虎一样的怯懦神情。林氏治疗方案的第一招，是从浴缸洗澡开始。她又拖又拉，又哄又劝，还特意穿一身清凉比基尼大施诱惑。谁知道李安一看满浴缸热气腾腾的水，腿就先软了，宁肯蹲在地上耍赖也绝不跨进浴室一步。看到丈夫像个小baby一样既惊恐又无奈的眼神，林惠嘉只好鸣金收兵。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新婚没多久，小两口有了一次回台湾探亲的机会。林惠嘉算好日子，兴致勃勃与李安乘火车到新北市，这一天是新北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成百上千的“湿身”男女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认识不认识的都用水枪、水桶热情“招呼”，小两口被浇了一身凉水，林惠嘉哇哇大叫“爽呆了”，回头一看李安，堂堂七尺男儿竟脸泛青灰，缩在墙角瑟瑟发抖。林惠嘉长叹一口气，把他塞进计程车带回家。
这之后，什么养金鱼、敷面膜、找心理医生治疗、请算命先生编瞎话恐吓……种种招数都用尽了，李安的怕水症却更加严重，甚至连碗都不敢洗了，把林惠嘉气得直翻白眼。
然而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李安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他不但决定要征服自己古怪的“怕水症”，而且还要去学潜水!
像腌萝卜一样学会潜水
1985年2月，李安的毕业作品《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获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个奖项，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瑞斯公司的经纪人当场与李安签约，劝他留在美国发展。意气风发的李安没想到，这一签，竟会让他坐了六年的冷板凳!
最初的日子里，李安拿着剧本开始跑影片公司，两个礼拜跑了30多家，得到的答复永远都是：修改、等待、再修改、再等待……
就这样，半年过去，李安“安”不下去了。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仿佛自己就会被无边无际的黑暗给吞噬，那种极度的没安全感简直和溺水一模一样。凌晨3点，被失眠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李安翻身下床，给李岗打电话。畅聊中，兄弟俩第一次说到了二十年前的那次溺水：“我在水里独自挣扎了不知多久，水……无处不在地灌进身体……濒死的感觉，我一生都会记得。”
李岗沉默片刻说：“有时，人要勉强下自己的。你总要敢于面对某些东西，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实，它们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李岗的话让李安联想起白天一个制作人对他的剧本作出的点评：“李，你太东方，太克制了!做电影要的是疯狂，你不合适!”
李安霎时如同醍醐灌顶：为什么他的剧本不受欢迎，就是缺少了一种把人逼到极致的东西!他当即决定尝试一把，他问李岗：“我想学潜水!”李岗大吃一惊：“你疯了!”
抱定了决心的李安打开电脑，预订了一月后去马来西亚西巴丹岛的潜水课程。而这当中的一个月，就是李安预留给自己征服“水”的时间。
第二天，他搬回了一张超大号的大水床。轻轻一碰，水床就像波涛翻滚的海面，起伏动荡，躺在上面更有一种在海上漂浮的感觉。李安绕着水床走了三圈，鼓足勇气，闭上眼睛往床上一坐，“啊”的一声惊叫，火烧火燎般地弹了开来。
等到林惠嘉下班回家，看到李安奄奄一息地匍匐在一张陌生的大水床上，不禁又好笑又心疼，这书呆子是哪来的毅力，把自己往死里整!
一个月后，战胜了水床和浴缸的李安独身一人出现在了西巴丹潜水学校。潜水教练马修是个不苟言笑的黑瘦小伙子，给李安发完厚厚六本PADI潜水教材后，没作任何交代。李安的潜水第一课就像是腌萝卜，被丢进又咸又苦的海水里浸泡。他在池子里吐得上气不接下气，马修却视若无睹，只有瞄到李安呛水了，才一伸手把他捞起来，清理好海水池，又把“萝卜”丢进“坑”里。
泡了三天，李安脱了层皮，又红又痛，然而更惨烈的训练还在后面：乘船出海。在快艇上乘风破浪的快感放在李安身上，那就是折磨。他双手死死抓住船舷不放，整个人完全是晕死状态。马修有时叫他：“嘿，醒醒!”李安配合地抬一下头，马修便又放心地继续掌舵。
说来也奇怪，在这种身心饱受摧残的状态下，李安的神智反而出奇地清醒，灵感更是纷至沓来。从前被毙掉的剧本纷纷在他脑海中走马灯一样地闪回，那些百转千回的情感冲撞、大喜大悲的人性更迭，统统都有了新的诠释。
又经过两周多炼狱般的呼吸和动作协调练习，马修宣布李安可以正式开始浮潜了。那一天，李安在马修的帮助下缓缓潜入水中。和以往不同的是，他的心里有着非比寻常的宁静，从不信奉任何宗教的他此时有种上帝与他同在的踏实和空灵。水在他眼里，也不再是能吞噬生命的怪物，而像是母亲的双手在温柔抚摸着他……1米，2米，3米，耳朵里传来汩汩的水声，李安仿佛进入一个神秘的异度空间。
突然，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脸庞擦过，李安睁开眼睛，原来是小丑鱼!第一次透过潜水镜看着水中世界，竟是这样的流光溢彩、如梦如幻!没有语言，没有听觉，唯有眼睛和心灵静静地感受海底世界的美妙和不可思议。
那一刻，纠缠在他身上多年的关于水的梦靥就此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他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关于人性的永恒思索。也许，勇敢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吧。
每一次都是在冒险
挥别马修，李安回到家里继续当他的“家庭主夫”，此外就是大量阅读、看片、埋头写剧本。有了成功征服大海的经历，一直不爱和外人打交道的李安甚至还走出门去，帮人家拍拍小片子、做点剪辑助理、剧务之类的杂事。
和以往最大不同的是，李安不再把“吃闲饭”看作是痛苦难当的事，而认为它们是通向电影圣殿的阶梯——当他在船上吐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就已经想明白，他害怕的不是水、也不是自己做不了电影，他害怕的只是未知的和不了解的东西，是这些带给他恐惧。那么，不了解的就去了解，未知的就安静等待，这样不很好吗?
想通了这一点，李安更加觉得自己是有使命的，他不仅要做电影，还要借电影把中西文化贯通起来，让所有人都了解。就像他曾经畏之如虎的水的世界，其实是那样多彩多姿。
1990年，厚积薄发的李安完成了《推手》和《喜宴》的剧本，它们都是以家庭为切入点，讲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冲突，讲述两代人之间的爱与妥协。两个剧本双双获奖，并得到了台湾中影制片公司的赏识，投资了1350万台币拍摄。电影上映后取得了票房奇迹，并相继斩获金马奖、金熊奖以及奥斯卡金像奖多项提名。几乎一夜之间，李安就成了蜚声国际的知名大导演。
就在大家纷纷准备为他庆贺时，李安却奔往泰国潜水了。马修告诉他，在西巴丹海域，潜下4米，可以看见海星和竖琴珊瑚;如果想看见鲸鲨，就要去泰国的斯米兰群岛，潜到水下18米。想看到更多的风景，就必须潜得更深。
就这样，李安从一个恐水症患者，变成了热爱潜水的人。几年时间，他潜遍了巴厘岛、红海、大堡礁、关岛还有印尼的蓝礁海峡，取得了18米初级潜水执照。每当事业出现瓶颈，或是人生有了新困惑，李安都会选择潜入海底找答案。
1997年，李安策划《卧虎藏龙》，在新疆进行前期拍摄的过程中，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最后，他把自己丢到加勒比海潜水喂鲨鱼——当然，是拿鱼来喂。为此，他参加了专门的喂鲨培训，出发前还给家人和公司写好了遗嘱。
那天，李安穿着10公斤重的锁子甲潜水服，背负着15公斤重的氧气瓶，下潜到15米下的珊瑚礁与鲨鱼群“相会”。刚开始，李安放鱼放得太快，鲨鱼们急不可耐，着实把他吓得够呛。接下来他放慢节奏，缓缓向面前的大家伙递出一条鲱鱼，趁鲨鱼吞食的当儿，还壮着胆子伸手摸了摸它的头。
透过锁子甲，李安仍然能感觉到它牙齿的惊人力度。这次潜水喂鲨的经历实在让李安难以忘怀，当他升上水面，拍片带来的压力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2000年，《卧虎藏龙》一炮打响，让李安如愿捧得奥斯卡小金人，老朋友徐立功向他祝贺时笑称：“这可是你玩命喂鲨鱼拼回的奖，值得!”
2003年，20世纪福克斯公司买下了畅销小说《少年派》的电影版权，而这部发生在海上的纯意识流小说由于缺乏故事性，就连小说作者本人都认为它不适合拍成电影。经过几轮近乎苛刻的挑选，公司把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郑重交到李安手上——他们认为“李安的每一次拍片都像是一次冒险，而他总能精彩地活着回来。”
李安接到任务也确实开始了他的冒险之旅：他报名参加了墨西哥海底洞穴潜水。在那里，李安仿佛看到了地球的最深处，也深刻感觉到自己和人类的远古祖先血脉相连：一名当地向导告诉他，海底洞穴是在最后的冰河期由于冰的作用而形成的，存在于整个尤卡坦半岛的下面。而这些洞穴，以前是玛雅人的饮用水蓄水池。
他们潜进其中一个洞穴，李安看到的是一片荒凉，仿佛那里就是生命的极限;来自深水的非比寻常的压力，也让他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极限。在这种刻骨铭心的体验中，李安不断追问自己：人的内心要强大到什么地步，才能在面对宇宙洪荒的时候不发疯、不绝望，才能把一切熬过去?正是带着这一追问，李安在历经四年、改稿400次的基础上，拍出了拷问全世界灵魂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拍完少年派，功成名就的李安又悄悄躲开宣传期，奔赴在前往帛琉潜水的路途上。就像他早已打通了中西文化的任督二脉那样，李安也已参透了潜水与电影之间的隐喻，他的人生，幻化和升华都在每一次潜水与拍片当中。他导演了无数精彩的电影，而潜水则导演了今天精彩无限的他。
失败后成功的故事篇3：于丹的第一份工作
学会接受现状，但是接受永远不是消极、被动、唉声叹气地去忍受，接受里包含着一种行为价值的建立。
今年的就业形势很严峻，很多人都抱怨，怎么我们就这么倒霉赶上金融危机了?但你能改变现状吗?
于丹以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要迅速地接受下来。在你迷惑不解、怨天尤人的时候，有一些机遇已经被别人拿走了。
第一份工作与曾有的生活天壤之别
1989年，我就业了。在那一年，我们遇到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让大学生下放。我们分的工作很好，我的第一份职业是分在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这跟我的专业非常对口，因为我当时是古典文学先秦两汉方向毕业的硕士生。但是，我们是要下放锻炼的，我们的锻炼可不是说打起包来锻炼俩礼拜就回来的那种，我们是带着户口，下到艺术研究院下属的印刷厂，这个地方在北京的南郊一个叫柳村的地方。那时候如果大家锻炼得、表现得很好，可能就陆续回来，如果锻炼得不太好，可能就多呆一阵子，呆多久我也不知道。这是我的第一份职业。
我那时候经历了多大的心理落差呢?我从上小学到硕士毕业，这十几年间，一个人在学校里面风花雪月，浪漫得不着边际，恨不得不吃不喝，光凭着吸风饮露吟诗，然后像林黛玉那样埋埋花瓣日子就能过下去了。我那时候长发披肩，每天脑子里全是诗词歌赋。我下到柳村，拎着一个塑料网兜，里面放着脸盆，叮叮当当地走在一条土路上。那条土路很长，土路两边有很多骨瘦如柴的大狗，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狗，但也绕不开它们，因为旁边是庄稼地，我就往里走，那个狗不停地冲上来，吓得我腿肚子转筋，哇啦、哇啦一边喊着一边往里走。走了一半，出来了我在柳村认识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叫张金锁的农民，他看了看我，很不满意地说：“喊什么喊，看把狗给吓得!”我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我们读的卡夫卡都白读了，这才是真正的黑色幽默;第二个反应是说，我还行啊，我也能把狗吓着，原来它也怕我，我还以为只有我怕它呢。我从那时候起不怕狗了。
进了柳村以后，住在长院上，四间小屋，我们九个，各个名牌高校分下来的硕士毕业生，四个男孩，五个女孩，大家天天住在这里，开始在印刷厂干活。这一干活，我们发现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见不着字，是纯体力活。女孩子是用汽油擦地下的油墨，男孩子是扔纸毛子，裁下来的废纸边，油墨滚子的油积多了之后让我们咔嚓咔嚓。我们那时候干活多认真啊，人家是简单地把油墨咔嚓下去就行了，我们给人家滚子都咔嚓成白的了，而且一棱一棱，都成多棱体了，人家工人真是看不起我们那样笨读书的人，说让你们干点活儿，把这圆的咔嚓成多棱体了，这不都报废了嘛。后来我们女孩子干的活儿叫“闯活儿”，就是那种铜版纸厚厚的一摞，咔，下去以后，再把它抡起来，就这样一下我们手上就同时十几条血口子，但是你不能带手套的。人家大姐手上都有茧子了，我们这个手一下子血就下来了，但是这个活儿你得干，而且我们肩膀没有劲。那个活多重啊，天天那么抡啊。
那是我真正读的一个博士学位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我一干就是一年半。我到现在认为，那是我真正读的一个博士学位，我现在对那段岁月心怀感恩。我在那里学到了三种东西，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迅速地接受现状，建立自己的起点。
我今年老听人家说，怎么就我们这波倒霉孩子赶上金融危机了?我要说，我们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要带户口下放的，我们也赶上了，你能改变现状吗?要迅速地接受下来。有你那样迷惑不解、怨天尤人、怨声载道、到处追问的时间，有一些机遇已经被别人拿走了。所以学会接受现状，但是接受永远不是消极、被动、唉声叹气地去忍受，接受里包含着一种行为价值的建立。
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就想建立什么价值呢?那就一定要建立你自己最有特点的价值。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在车间干着活，听见有人给我们车间主任拿了一个书稿，说你们看谁能校对这个书稿，这些书稿的价值是一般的五倍，但大家都很着急：谁能看懂医古文呢?我说，宋主任，让我看一眼行吗?我是学先秦的啊，我翻开那个的时候，如见母语啊，我们多久没有看见字了，在这里看见古文了!我们一起分下去的有一个北大先秦硕士毕业的男孩子，姓马，还有一个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下去的孩子，姓苗，我把他们哥俩叫过来，说咱们三个能把这个活干了!车间主任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们，给我们准了半天假。我们就在堆纸的小阁楼上，坐在小板凳上，校出来给人家了。这一下子，我们在那里的地位就突然不一样了。
我现在想想，一个刚刚从大学里出来、趾高气昂的学生，到基层去和工人、农民交交朋友，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儿，他会告诉你朴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后来说的张金锁跟他媳妇，两个人天天跟我们聊天。我记得张金锁24，他媳妇25，我们都是同龄人。那时候，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气足多了，他媳妇天天拿着棒子面做的这个那个，特别香，带着我们一块儿吃。我记得那时候工厂里那么多工人家里的孩子，从叫小姨的，到叫姐姐的，全来找我们补习功课，我们开班似的。那些大哥大姐，对我们特别亲切，我们的门没有插销，被子经常被大姐们抱走，拆、洗、晾，拍得蓬蓬松松的给你抱回来。我们的自行车经常被大哥推走，我记得自打我到了柳村直到回来，我都忘了自行车还要打气，永远有人给把气打得足足的回来，永远有人给擦车。我们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你给补功课的那些孩子，一会儿捧来一大碗粥，一会儿捧来新烙的饼，各式各样的吃的，堆在那里。
到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享受生活。你要从这个生活里面发现当下的乐趣。第一个阶段是接受现实，建立价值。第二个阶段，你不仅要有价值，而且要有生活的欢心。
既然你现在走不了，你就把日子过得乐呵一点，我们既然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咬牙切齿皱着眉头在这里呢?我们不能快乐地在这里吗?所以我们开始在那儿和大伙交朋友、玩儿，特别高兴。我们用电炉子煎鸡蛋。我们当时拎的是大砖头的录音机，听崔健的摇滚，听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吼1234567;我们那时候唱花房姑娘、唱一块红布。我们在那个地方，四间屋子，第一间，很挤，我们的男孩子很绅士，四个男孩子挤在第一间里，三个女孩子住第二间，两个女孩子住第三间，把一问腾出来做我们的图书室。我们开始从家搬去大量的书，我们在那买了一本特大的台历，叫我们家的家史，每天大家把好玩儿的事写在上面，日子变得快乐而且从容。大家知道要读书，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完成跟大家的融合，去享受那种快乐。我们在那个地方体会到了一些真正的情谊，因为我们走出了单纯的校园，在那里你们也会看到人性的尔虞我诈，当地也有一些掌握了我们户口的坏人，要整治我们，成天想着把我们这几个女大学生调到他们办公室去，我们都不想去。怎么办呢?采用最原始的办法，在工人里面认哥哥，让哥哥们保护我们，我们就是不去，我们愿意在车间里干重活。然后人家调令来
了，我记得有一个独眼龙，黑黑瘦瘦，面貌近乎狰狞的一个工人大哥，那个田大哥堵在门口，拍着胸脯说，我不信，我一个共产党员保护不了几个女娃娃。
这都是我们亲历的生活。我为什么说在第二个阶段我们真的非常快乐?因为其实我后来直到今天，我都很惭愧地说，我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阶段能够和草根阶层完成这样一种水乳交融。那种时候，你觉得你是他中间的一员，你吃的喝的都是他们的，你受他们的保护和恩典，那种时候，你跟他们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人。如果你们说，这从上小学一直到硕士毕业，根本就没有离开校园的，一下子给扔到村里，这日子怎么过呢?你去发现价值吧，不仅有价值，而且有快乐，而且有尊严。
第三个阶段，就更高级一点，你说你日子也过好了，也挺乐呵了，我们还要做什么呢?就去建立你自己个人心灵上那样的一种真正带有光芒的、属于未来的那种个人的人格和品质。你要去做更多更多的东西。所以第三步是心灵价值系统的建立。
我的第一本书是在柳村写的，那时候没有电脑，拿手写。我们一帮同学写了一本跟柳村完全不搭界的书，叫《东方闲情》，讲的是中国文化中的那些，比如说下棋、赏画、品茶、听戏、古玩、金石篆刻，是一种东方人的玩赏。我写的是那一章题目是《红曲书上》，“曲书”就是地毯，红曲书上是演昆曲的地方。时隔18年之后，我后来写《游园惊梦昆曲艺术之旅》，很多人都说你怎么写昆曲呢，我想说更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写这些东西了，那跟周围的范围完全不同，但是你可以建立一个心灵的空间。我那时候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呢?白天肯定是要上班的，在工厂里，我那时候头发厚厚的，长长的，盘起来，穿上靴子，穿上工作服去干活，干得挺乐呵。后来不干累的活了，都是技术活，挺高兴。到下午五点来钟，下班了，女工们一起洗澡，洗完澡以后，那么厚的头发得晾，天不是太冷的时候，我就骑着我的二六的小女车，在柳村田埂上一圈一圈地骑。我们出村的地方有一个西瓜摊，五六毛钱就能买一个，把西瓜放在车筐里，夏天是白布的裙子，春秋是牛仔装，在村里骑着，看的是炊烟、麦浪，听的是孩子奔跑和高门大嗓门的农妇一起嬉笑的声音。大概有半个多钟头，头发也半干了，回到我的小屋里，把西瓜一切两瓣，拿勺子吃一半，然后坐下写我的书稿。写着写着你听长院上热热闹闹的人群，然后灯亮起来了，逐渐人都散去了。我写到晚上十一二点，想关关灯，通通气，放放风，把屋门打开，灯全关上，拎着一把高背大木头椅子。长院上就一盏路灯，我放到路灯的正中间，坐在那儿很悠游地想想今天的日子，把剩下的半个小西瓜吃完，然后就可以回屋睡觉了。在后来的那段时光里，我觉得我过得很田园，你可以在那里可以写书，你可以看到自己心里的一种光芒。
我记得有一次回城里办事，然后再骑车回柳村的路上，那个早春，周围还一片箫瑟，从新街口那条街上穿过去的时候，两边都是烤羊肉串的小摊子，烟熏火燎，早春的枝干还没有冒出绿色。就那一片市井的喧嚣里，我忽然听到街边的小音像店，传出清亮高亢的男声，我听到—句歌词“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那是1990年，那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刚刚在大陆发行，那时候没有CD。只有盒带，8块钱一盒，我身上就10块钱，我买了那盒盒带，回来再推起自行车的时候，你抬头看看天空，你会真的明白，什么叫“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第一份职业直接进入了艺术研究院，直接就坐在那里看稿子，面对古籍也许不是今天的我，我可能会很矫情、很脆弱，不堪一击，我会陶醉在自己的风花雪月里而愤世嫉俗，我会抱怨这个世界给我的还太少，还不公平。会少了什么呢?就是少了感恩。柳村的经历给我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是让我学会了平常心，让我知道，不管你是求职、就业，还是人际交往，这个世界上不给你什么都是应该的，那是本份。但一旦给你，就是情份。如果没有这段日子，我可能会觉得得不到什么都抱怨，得到什么都是本份，如果那样想的话，你就惟独少了感恩。所以大家觉得今年的就业难吗?我跟大家说的就是我的就业，我的第一份工作，从1989年的下半年一直到1991年的年初，我整个90年是在那里度过的。这段日子我现在很怀念，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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