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文章

2016-12-02

巴金的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巴金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巴金文章:静寂的园子

没有听见房东家的狗的声音。现在园子里非常静。那棵不知名的五瓣的白色小花仍然寂寞地开着。阳光照在松枝和盆中的花树上,给那些绿叶涂上金黄色。天是晴朗的,我不用抬起眼睛就知道头上是晴空万里。

忽然我听见洋铁瓦沟上有铃子响声,抬起头,看见两只松鼠正从瓦上溜下来,这两只小生物在松枝上互相追逐取乐。它们的绒线球似的大尾巴,它们的可爱的小黑眼睛,它们颈项上的小铃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索性不转睛地望着窗外。但是它们跑了两三转,又从藤萝架回到屋瓦上,一瞬间就消失了,依旧把这个静寂的园子留给我。

我刚刚埋下头,又听见小鸟的叫声。我再看,桂树枝上立着一只青灰色的白头小鸟,昂起头得意地歌唱。屋顶的电灯线上,还有一对麻雀在吱吱喳喳地讲话。

我不了解这样的语言。但是我在鸟声里听出了一种安闲的快乐。它们要告诉我的一定是它们的喜悦的感情。可惜我不能回答它们。我把手一挥,它们就飞走了。我的话不能使它们留住,它们留给我一个园子的静寂。不过我知道它们过一阵又会回来的。

现在我觉得我是这个园子里唯一的生物了。我坐在书桌前俯下头写字,没有一点声音来打扰我。我正可以把整个心放在纸上。但是我渐渐地烦躁起来。这静寂像一只手慢慢地挨近我的咽喉。我感到呼吸不畅快了。这是不自然的静寂。这是一种灾祸的预兆,就像暴雨到来前那种沉闷静止的空气一样。

我似乎在等待什么东西。我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我不能够静下心来。我一定是在等待什么东西。我在等待空袭警报;或者我在等待房东家的狗吠声,这就是说,预行警报已经解除,不会有空袭警报响起来,我用不着准备听见凄厉的汽笛声(空袭警报)就锁门出去。近半月来晴天有警报差不多成了常例。

可是我的等待并没有结果。小鸟回来后又走了;松鼠们也来过一次,但又追逐地跑上屋顶,我不知道它们消失在什么地方。从我看不见的正面楼房屋顶上送过来一阵的乌鸦叫。这些小生物不知道人间的事情,它们不会带给我什么信息。

我写到上面的一段,空袭警报就响了。我的等待果然没有落空。这时我觉得空气在动了。我听见巷外大街上汽车的叫声。我又听见飞机的发动机声,这大概是民航机飞出去躲警报。有时我们的驱逐机也会在这种时候排队飞出,等着攻击敌机。我不能再写了,便拿了一本书锁上园门,匆匆地走到外面去。

在城门口经过一阵可怕的拥挤后,我终于到了郊外。在那里耽搁了两个多钟头,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还在草地上吃了他们带出去的午餐。警报解除后,我回来,打开锁,推开园门,迎面扑来的仍然是一个园子的静寂。

我回到房间,回到书桌前面,打开玻璃窗,在继续执笔前还看看窗外。树上,地上,满个园子都是阳光。墙角一丛观音竹微微地在飘动它们的尖叶。一只大苍蝇带着嗡嗡声从开着的窗飞进房来,在我的头上盘旋。一两只乌鸦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叫。一只黄色小蝴蝶在白色小花间飞舞。忽然一阵奇怪的声音在对面屋瓦上响起来,又是那两只松鼠从高墙沿着洋铁滴水管溜下来。它们跑到那个支持松树的木架上,又跑到架子脚边有假山的水池的石栏杆下,在那里追逐了一回,又沿着木架跑上松枝,隐在松叶后面了。松叶动起来,桂树的小枝也动了,一只绿色小鸟刚刚歇在那上面。

狗的声音还是听不见。我向右侧着身子去看那条没有阳光的窄小过道。房东家的小门紧紧地闭着。这些时候那里就没有一点声音。大概这家人大清早就到城外躲警报去了,现在还不曾回来。他们回来恐怕在太阳落坡的时候。那条肥壮的黄狗一定也跟着他们“疏散”了,否则会有狗抓门的声音送进我的耳里来。

我又坐在窗前写了这许多字。还是只有乌鸦和小鸟的叫声陪伴我。苍蝇的嗡嗡声早已寂灭了。现在在屋角又响起了老鼠啃东西的声音。都是响一回又静一回的,在这个受着轰炸威胁的城市里我感到了寂寞。

然而像一把刀要划破万里晴空似的,嘹亮的机声突然响起来。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声音多么雄壮,它扫除了这个园子的静寂。我要放下笔到庭院中去看天空,看那些背负着金色阳光在蓝空里闪耀的灰色大蜻蜒。那是多么美丽的景象。

1940年10月11日在昆明

巴金文章:机器的诗

为了去看一个朋友,我做了一次新宁铁路上的旅客。我和三个朋友一路从会城到公益,我们在火车上大约坐了三个钟头。时间长,天气热,但是我并不觉得寂寞。

南国的风物的确有一种迷人的力量。在我的眼里一切都显出一种梦景般的美:那样茂盛的绿树,那样明亮的红土,那一块一块的稻田,那一堆一堆的房屋,还有明镜似的河水,高耸的碉楼。南国的乡村,虽然里面包含了不少的痛苦,但是表面上它们还是很平静,很美丽的!

到了潭江,火车停下来。车轮没有动,外面的景物却开始慢慢地移动了。这不是什么奇迹。这是新宁铁路上的一段最美丽的工程。这里没有桥,火车驶上了轮船,就停留在船上,让轮船载着它慢慢地渡过江去。

我下了车,站在铁板上。船身并不小,甲板上铺着铁轨,火车就躺在铁轨上喘气。左边有卖饮食的货摊,许多人围在那里谈笑。我一面走,一面看。我走过火车头前面,到了右边。

船上有不少的工人。朋友告诉我,在船上作工的人在一百以上。我似乎没有看见这么多。有些工人在抬铁链,有几个工人在管机器。

在每一副机器的旁边至少站得有一个穿香云纱衫裤的工人。他们管理机器,指挥轮船前进。

看见这些站在机器旁边的工人的昂头自如的神情,我从心底生出了感动。

四周是平静的白水,远处有树,有屋。江面很宽。在这样的背景里显出了管理机器的工人的雄姿。机器有规律地响着。火车趴在那里,像一条被人制服了的毒蛇。

我看着这一切,我感到了一种诗情。我仿佛读了一首真正的诗。于是一种喜悦的、差不多使我的心颤抖的感情抓住了我。这机器的诗的动人的力量,比任何诗人的作品都大得多。

诗应该给人以创造的喜悦,诗应该散布生命。我不是诗人,但是我却相信真正的诗人一定认识机器的力量,机器工作的巧妙,机器运动的优雅,机器制造的完备。机器是创造的,生产的,完美的,有力的。只有机器的诗才能够给人以一种创造的喜悦。

那些工人,那些管理机器、指挥轮船、把千百个人、把许多辆火车载过潭江的工人,当他们站在铁板上面,机器旁边,一面管理机器,一面望着白茫茫的江面,看见轮船慢慢地驶近岸的时候,他们心里的感觉,如果有人能够真实地写下来,一定是一首好诗。

我在上海常常看见一些大楼的修建。打桩的时候,许多人都围在那里看。有力的机器从高处把一根又高又粗的木桩打进土地里面去;一下,一下,声音和动作都是有规律的,很快地就把木桩完全打进地里去了,四周旁观者的脸上都浮出了惊奇的微笑。地是平的,木头完全埋在地底下了。这似乎是不可信的奇迹。机器完成了奇迹,给了每个人以喜悦。这种喜悦的感情,也就是诗的感情。我每次看见工人建筑房屋,就仿佛读一首好诗。

1933年6月在广州

巴金文章:小狗包弟

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北京,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事情,我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讲艺术家和狗的。据说艺术家住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地上添了血迹,艺术家的破衣上留下几处狗爪印。艺术家给关了几年才放出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是的,我也养过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要将全家迁去,想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因为我家里有一块草地,适合养狗的条件。我答应了,我的儿子也很高兴。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这本领不是我那位朋友训练出来的。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他离开上海回国,把小狗送给接受房屋租赁权的人,小狗就归了我的朋友。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者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作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她说她在东京家中也养了狗。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一九六二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

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形势越来越紧。我们隔壁住着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原先是某工厂的老板,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有人到他家去抄“四旧”了。隔壁人家的一动一静,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从篱笆缝里也看得见一些情况。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坛坛罐罐。这情景实在可怕。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有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洁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仍然住在这所楼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脚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换成了无缝的砖墙。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墙壁上多开了两扇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当初刚搭起的葡萄架给虫蛀后早已塌下来扫掉,连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却添了一个大化粪池,是从紧靠着的五层楼公寓里迁过来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开花的树。我想念过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绿草如茵的时节,她常常弯着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杂草,在午饭前后她有时逗着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

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会是好过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过来了。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1980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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