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论文格式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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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论文格式范例篇一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社会观
摘要：国际社会是世界性交往关系的总和，它既建立在契约基础上，又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规定。历史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定了国际社会的属性和内容，决定了国际社会的行为体和结构，也预示着国际社会必然超越自身走向共产主义世界社会。研究国际社会时，要清除对规范价值中立的预先假设，从历史性、实践性、文化性相结合的角度来阐释这个日益变化着的国际共同体。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国际政治 国际社会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5-0001-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判断国际形势、认识国际环境、设定外交目标的一个重要参照和用语就是国际社会，这体现了中国对外关系在观念层面的重大变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外交家曾指出，“新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同世界各国建立起外交关系，走向国际社会”，这充分肯定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外交的作用。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外交家在总结中国外交融入国际社会的进展时，提及“改革开放以来缔结的千百个双边和多边条约，把中国同世界各国、同国际社会进一步联系在一起。”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这个概念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焦点和热点。无论是学者、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国际社会来表达自己对全球治理的认识，阐述各自对全球秩序的构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认识。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提出，国际社会是指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承认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和共同制度的制约。本文并非主要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社会观，而是试图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概念的观念变化，在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的基础上，重点解读经典形态和发展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关于国际社会观念的内涵，为当下的中国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提供参考。
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的政治社会学观念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政治社会学内容十分丰富。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学者就以国家阶级性为切入点，关注国家行为体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如深受英国学派影响的库巴尔科娃(V.Kubalkova)和克鲁斯克沙克(A.A.Curickshank)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与其说是“国际关系的理论”，不如说是“国际关系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只掌握马克思的一些论断，还要深刻认识到国际关系的社会本质，把握国家行为体的社会属性。这种社会属性不是虚无飘渺的，就本质而言关系全球政治的社会生产(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global politics)。马克・帕特(Mark Pupert)认为，就本体论来说，马克思主义把国际关系看作是物质的，国家、国际体系和跨国权力关系深嵌在由生产等社会组织形式组成并被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体系之中。马克思主义者视资本主义为全球现象而非国内现象。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论述本身反映了其对全球社会的一些思考，资本主义的特征从根本上体现了当时全球社会的特征，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西方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注意到马克思国际关系思想中的社会学观念及对国际政治社会性的理解，特别是突出了生产性的社会生活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有必要从当前的某些国际政治学观念中超脱出来，反思国际政治操作的社会根源和社会意义。
马克思作为“政治社会学之父”，其国际政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学内涵。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如有的学者指出，世界交往作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重要概念，不仅指世界性的物质交往，也包含世界性的精神交往。世界交往本身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国际社会形成、发展和结构转型。也有学者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解读中提出，世界历史的形成和本质特征是近代国际社会真正形成的标志及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在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深刻阐述了国际社会发展的进程、成因、特点以及意义等。可见，无论是对整体性国际体系的认识，还是对国家行为体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都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就整体性的国际体系来说，认为国际体系是物质性的社会世界。就国家行为体来说，民族国家首要的特性是社会性，是近代以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
二、马克思主义对国际社会内涵的解读
(一)世界性的交往关系总和
马克思运用实践唯物主义，阐释了“社会”概念的内涵。他认为，全部人类生活和整体历史的前提在于物质生活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了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建立的彼此联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关于生产和交换中的相互联系和关系，“生产关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马克思上述的论述，非常明确地阐释了社会的内涵。首先，社会是相互关系和相互联系的。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机械相加的整体，“社会不是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个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这里的联系和关系，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人们的交互作用，“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总之，社会是关系性存在;其次，这样的关系和联系是在人们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中产生的，是在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过程中产生的。最后，社会和社会关系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社会和社会关系的本质和形态因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在不同的阶段表现为截然不同的特征。德国学者亨利希・库诺(Heinrich cunow)在研究马克思的社会观时指出，“当人们为了满足需要(生计)的目的而相互协作又相互敌对地去劳动时，他们就要结成某种相互关系。所有这一切产自一种在劳动过程中有内在联系的相互关系的总和组成的社会结构。所有相互处于这种关系的个体组成社会。”库诺认为社会是人们在生产和劳动中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总和，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生产的需要。一般的集合体并不是马克思所定义的社会，如股份公司、村落联谊会和宗族都不是社会。马克思所定义的社会必须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关系下，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进行集体协作的个体联合或集合。“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含义下包含的意思是，处于某一经济方式所产生的互相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圈子，其成员通过某些由经济所决定的生活关系而彼此发生关系。由此看来，社会生活并不是任意一种共同生活，而是为了满足一般的经济需要并在一定经济条件下的共同生活和协作。”马克思社会概念作为关系性的实体，内部联系的纽带不是血缘，而是经济的生产方
式。由于资本的扩张本性，资本主义生产下的关系必然要求扩展到全世界，那么资本主义的社会也就会扩展到全世界。发源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互联系和彼此关系，横向扩展到世界各地，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各种关系。这种世界性联系的总和，在马克思的社会概念视域里，就是世界性联系总和的国际社会。另一方面，“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随着其本身在地域上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寻求剩余价值，这种社会关系也必然在全球范围内扎根落户，在近代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规定的国际社会。
(二)国际社会是契约基础上的机械社会
马克思社会范畴的内涵类似于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所提出的“社会”概念。在滕尼斯的学说中，“社会”与“共同体”相对。“共同体”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在身体和血缘基础上的结合，以感情、伦理为纽带，“这些关系的一般根源是与生俱有的无意识的生命的相互关系”。“共同体”内部的关系是亲密的，不分彼此的私人关系。“社会”是建立在观念和机械基础上的联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但仍然保持着分离”。人们之间的联系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一般通过契约确立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共同体”中的关系更多是伦理上的关系。马克思的“社会”内涵是在生产和交往的实践基础上不断生成的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有血缘和伦理的成分，也有分工和法理的成分。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化，分工和法理的成分会逐渐增多。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际社会，是完全建立在机械团结和社会分工上的关系总和。这个国际社会的形式类似于滕尼斯的“社会”形式，尽管存在着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联系和普遍交往，但个人依然是“孤立”的。这里的“孤立”指的是人始终处于异化之中，人在创造自己对象化物品的过程中，尽管体现了人的能力，但劳动的过程和劳动的结果是压迫人的，劳动和资本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国际社会中的分离，不是时间意义和空间意义上的分离，而是指人的本质上的分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国际社会类似于滕尼斯的“社会”范畴，还在于国际社会中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行为体通过契约建立了经济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经济交往的契约是国际社会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规则不仅维护着成员间的利益共同体，而且再造了国家之间的关系。换句话来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不是没有任何规则的自然状态，而应该是一种无政府下的社会状态。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体系的考察，往往忽视了国际政治体系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正是潜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使得无政府状态有了社会的内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眼中的国际社会契约表面上由平等的行为体签订，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在实质上是不对等的。在今天看来，这正是“社会”的内在矛盾。要克服这个矛盾，又要吸纳共同体的成分，但这不是回到依靠血缘等因素结合起来的共同体，而是更高层次的共同体，这是对“社会”的超越。正是古代向近代过渡时社会对共同体的脱离，以及当代条件下共同体对社会的更高层次的超越，推动了国际社会向共产主义共同体的演进。
(三)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决定的国际社会
“它们是以什么方式构成社会的呢?这令人想起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问题的阐释。答案是，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私人劳动只有通过作为商品的产品的交换才会成为社会劳动。”罗森博格(Justin Rosenberg)对社会的理解很明显是建立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理解上，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特性就是以社会为价值生产对象。马克思在看待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生产时，首先规定的是其生产的社会性。从历史上看，国际社会的形成不能脱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利性、外向性和扩张性决定的。“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的扩张性驱使资产阶级到处落户，到处扎根，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打破了民族的藩篱，消除了各民族闭关自守的状态，“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所有的社会关系、社会运动、社会现象都被罩上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选择。
国际社会不仅仅是从地方性联系转变为全球性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间、个人间关系都是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一个国际关系的分析是不参考资本主义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形式和由它构成的世界体系。”总之，马克思主义眼中的国际社会，是整体性的国际社会，就其本源来讲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的国际社会。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把无政府状态“不是作为地缘政治的超时空状态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特有的社会形态”。因此，威斯特伐利亚时代以来由资本主义造就的国际社会，发展到十九世纪必然呈现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固有的不公平性和内在矛盾性。要打破这个国际社会的结构，就必须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世界革命的实质是建立一种新型的更加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三、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观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对国际社会的认识，是一种经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代经典作家们关于国际社会的天才洞见。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向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作为国家联合体的国际社会必然也要体现社会转型的特征。在这种社会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开始向发展形态转变。如果说经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体现了西欧经验的话，那么发展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体现了以苏联为主的东欧和南欧的经验。发展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呈现出强烈的苏联色彩，一方面也有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份，这实质上代表了两种国际社会研究方向。苏联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不但体现在列宁、斯大林等人的世界革命、国际危机等论述中，还主要为“世界经济”思想所继承和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则主要演化为世界体系思想和世界公民社会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对整体性国际社会的认识，特别是他们对世界范围内经济联系的认识，后来被布哈林(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以“世界经济”的范畴加以概括。布哈林之所以要研究世界经济，是因为他认为各个国民经济体不是孤立隔绝的单位，而是世界经济的构成部分。国家间斗争，首先应该被看做是世界经济各个部分之间的斗争。因此研究帝国主义，归根到底要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分析世界经济内部结构发生的变化。“世界经济是全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交换关系的体系。”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往的基 础之上，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建立起整体性的世界联系;在生产劳动方面，整个世界的社会劳动被划分在不同国家中，各国的劳动通过国际交换成为全世界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这样，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就形成了整体性的相互依赖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任何单一个体的劳动，若能参与到交换过程中，必须的前提条件是自己的劳动是为对方的劳动，只有当彼此都是为对方的劳动，劳动才有社会劳动的形式，交换才有可能。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到，“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个体性劳动的社会性要求使得劳动者之间是为彼此生产，使得交换必然发生，这些所带来的就是普遍的联系，是覆盖整个世界范围的世界联系。布哈林重点突出了整体性的世界联系，却未能深入研究与普遍联系过程相伴随的文化方面的变化和社会方面的联系。布哈林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关注的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经常性的联系，这些联系所构成的世界经济是对当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社会基本侧面的描述和概括。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社会学思想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重要发展后果之一，就是形成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思想。沃勒斯坦明确提出，历史上唯一出现的社会体系是世界体系，社会体系的特征就是劳动分工的存在，不同的部分或区域依赖于相互间的经济交换。现代世界体系的显著特征就是，经济决策主要定位在世界经济的范围内，而政治决策主要定位在拥有较小法律控制的政治国家手中。在现代世界体系，不会出现世界帝国那样庞大的中央政府，国家可以在单一的经济框架中竞争。沃勒斯坦也不否认国家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家本身的能力影响市场的运行。现代世界体系一旦确立，就围绕两个对立关系展开：一是阶级关系，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主要由统治阶级来决定，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财产权、资本积累、生产技术控制等垄断生产决策权;二是劳动分工的空间等级，也就是“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沃勒斯坦始终强调世界体系是在社会分工和交换基础上形成的彼此联系的全球性社会，这样的认识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劳动和国际交换上的观点，看到了社会分工和国际交换在扩大的过程中所型构的普遍联系。可以说，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思想在这一点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社会观念。当然，沃勒斯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上是有差别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作为仅有的社会体系，包括世界帝国和现代世界体系两个类别，它们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拥有统一的政治形式。就世界帝国来说，统一是必然的政治形式，但可能是封建的，或者是帝国式的。现代世界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之上的，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形式。
如果说布哈林重视国际社会的经济内涵，沃勒斯坦重视国际社会的生产内涵的话，而哈贝马斯则从文化或文明方面丰富了关于国际社会的看法。鉴于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冲击下的脆弱性，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在后民族国家中建立新的社会认同。这个新的社会认同的核心就是商谈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宪法爱国主义”。哈贝马斯坚持的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民族国家概念，在普遍主义的法律共同体下，个人无论出身、身份，只要信仰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就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只要公民在商谈过程中对宪法产生认同，就可以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的后民族国家集体认同，就可以构建整个世界的社会整合和群体团结。
哈贝马斯关于国际政治方面的思考，从根本上建构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也就是对政治共同体认同的来源不是来自于前政治的民族国家，而是来自于对民主法律的认同，这就是其宪法爱国主义的核心。宪法爱国主义主张，现代社会应该以公民共同制定的法律为基础的集体认同，来代替民族主义的前政治的民族认同。以此认同构建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坚持现代性成果的同时，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人们对法律规范的认同来自于交往行为，正是在交往过程中的反复论证，所达成的法律规范才为大家所认可。交往行为作为以理解为取向的社会行为，所达成的是被行为体接受和认可的理性的共识。在后民族国家中，共同体的统合和社会的团结就来自于交往行为，在这里表现为商谈。行为体之间的话语商谈达成一致的法律规范，成为了行为体认同的核心，建构了集体的共同体，从而走向世界公民社会。
哈贝马斯所论述的世界公民社会的构建是通过交往行为来完成的，在政治领域中，就是通过商谈行为来进行的。从根本上说，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行为是一种语言行为，它与其他语言行为的最大区别在于交往行为是以沟通(理解)为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社会也是通过交往实践来生成和建构的。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交往内涵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生产劳动以及在生产基础上的商品交换，商品贸易;二是交通运输的发展，行为体之间联系的频繁，这主要表现在交通工具的革新以及带来的人们交往方式的改变;三是精神上的交往，思想和情感的交流，文化观念的沟通。不过，尽管哈贝马斯在思考国际社会的时候，抓住了交往这个核心概念，但作为语言行为的交往和与生产紧密联系的交往依然存在重大区别。
结语
国际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和世界交往基础上形成的世界性的联系和关系的总和，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机械社会。现代性和市场经济是国际社会的本质规定，这个本质规定了国际体系的“社会选择”，也就是工业社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己的社会方式。布哈林的世界经济突出了整体性国际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联系;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强调了国际社会的资本统治本性;哈贝马斯的世界公民社会则聚焦了作为语言沟通的交往行为建构的政治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社会内涵与英国学派的最大区别在于鲜明地突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于工业社会的规定性，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国际社会时，不能仅仅从上层建筑或者公共领域中寻找国际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必须树立上层建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经济基础等多方面整体性的观念，必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国际社会，包括国际社会规范的不公平本性。这种不公平本性带着深深的西方民族文化、政治文化、宗教文化与工业化、资本化高度结合的历史痕迹，并且因为地缘政治和地缘历史等因素而透视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不平衡性。因此，它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我们在研究国际规范扩散和“社会化”等重要范畴的时候，要清除对规范价值中立的预先假设，从历史性、实践性、文化性相结合的角度来阐释这个日益变化着的国际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