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史类的学术论文
汉语言文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教学中要教好历史，化枯燥的灌输为有趣的学习，就要在历史教学中注意文史的结合。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关于文史类的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小编一起欣赏吧。
关于文史类的学术论文篇一
文史彬彬,传记奇葩
摘要：高海涛，评论家，一级作家。1980年代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中文系，曾留校任教。美国南伊利诺大学访问学者。现任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创研部主任、《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主编。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批评、散文写作、英美诗歌翻译，作品曾入选《新华文摘》及多种年度文学选本，并获冰心散文奖等奖项，本人被评为辽宁省优秀专家。系中国作协会员、辽宁大学文学院、外国语学院、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王充闾先生的《逍遥游――庄子传》，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卡尔维诺所讲述的一个关于庄子的故事。在他那本著名的《美国讲稿》(又译《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一书的第二部分，即讨论小说写作的“迅捷”(quickness)一章中，卡尔维诺写道：“现在我再说一个故事来收尾。这是一个中国故事：庄子多才多艺，也是一位技巧精湛的画师。国王请他画一只螃蟹。庄子回答说需要五年的时间、一座乡间的住宅和十二名听差。五年以后他还没有动笔，说：‘还需要五年’。国王同意了。在第十年的年底，庄子拿起笔来，只用了一笔就顷刻间画成了一只螃蟹，完美之极，前无古人。”
其实.这个故事只是卡尔维诺虚构的，不仅《庄子》一书中没有记载，所有中国的典籍中也没有记载。卡尔维诺不愧是享誉世界的小说家，当他觉得需要用中国庄子的名义来阐述他的观点，就随手虚构了一个，而且虚构得如此可信可爱。这种虚构是否说明了庄子在西方的广泛影响，姑且不论，我之所以在此引用是觉得，王充闾写庄子的过程和故事中庄子画螃蟹的过程竟然十分相似。这个创作过程是延宕的，也是“迅捷”的。说其延宕，王充闾自述说：“自束发受书，展卷初读，于今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说其迅捷，从开始接受写作任务开始，作者三次远赴豫、鲁、冀、皖之间实地探访庄子遗迹，然后投入写作：“日夕寝馈其中，凡十六阅月，心无旁骛，亦未敢稍有懈怠。”终于完成这部鸿篇佳构，作为中国作协《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首批推出的十种之一出版面世。如果说为庄子立传是一种“文化托命”的话，那么作者可能在童年就已在心中领受或被赋予了，而半个多世纪之后，援笔成书，虽然写作过程耗时一年有半，但与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相比，岂不也算是一挥而就，迅捷如画吗?
童年，在读这部《庄子传》的过程中，我心里掂出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童年。不仅是一个人的童年，也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童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说过：“除了最初起源的那一刻，人类再也没创造出任何伟大的东西。”确乎如此，整个人类文明，从影响深远的“两希”文明到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中国传统文化，其肇始发祥的文化童年，都是先贤辈出，群星闪耀，是后世根本无法追慕的。为许多文化人所津津乐道的“横渠四句”，即宋代大儒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与其说是儒家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不如说是对文化童年的描述。因为除了那个“最初起源”的伟大时代，这样的理想境界是不可能企及的，尤其“为天地立心”的文化实践，唯有在诸如春秋战国那样的“轴心时代”，才是名副其实的和可以想象的。
民族文化的童年对于文化的传承发展，和一个人的童年对其整个人生的影响，不仅同等重要，而且几乎是同构的。哲学家萨特在他为福楼拜所写的著名传记《家里的白痴》中曾表达过这样的思想：人生只有童年，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部手稿，那么所有的字迹在童年就已经写下了;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部钢琴曲，那么所有的琴键在童年就已经按下了，有些甚至按得很重。一个人的童年是这样，一个民族文化的童年也是如此。如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民族心史奠基，斑斑字迹遒劲;文化乐章奏响，浩浩音符激越，无论在文化还是在思想方面，都创造了其后两千多年都未曾被超越的辉煌。其间诸子百家，灿若繁星，他们的学说就是为传统文化写下的手稿，按下的琴键，而有些也是按得很重，如孔子，如老子和庄子。他们的贡献让儒家和道家分别创始，再加上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形成了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雄浑激越的主旋律。
托尔斯泰说“孔子伟大，老子巨大”，他没提及庄子。其实可以说庄子浩大。庄子的思想学说恣肆汪洋，源远流长，不仅对中国的宗教、哲学，而且对中国的文学、诗学产生了十分特殊的影响 ――“闲读南华真味理，片心惟只许蒙庄”;――“忆昔初读南华篇，但爱闳辩如川源”;――“更有南华供细读，逍遥游拟学蒙庄”， ――“怎得身似庄周，梦中蝴蝶，花底人间世”……只需浏览一遍充闾先生这部庄子传的最后一章《诗人咏庄》，就不难体会到庄子对后世影响之深巨。
但从古至今，虽然“咏庄”的诗人不可胜数，“注庄”的学者也代不乏人，但“传庄”的作家却寥若晨星。因为要记述这种“文化创世”型的伟大天才的生平历史，可能会有两个问题让尝试者知难而退：由于年代久远，瑶瑟凝尘，第一手的资料极少，而第二手的资料又太多。用传记批评的术语来说，就是“自传事实”阙如，“考据事实”浩繁，而“历史事实”难辨。这就需要传记作者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或可以说，写庄子传对一个作者的综合能力、选择眼光、判断本领是最具挑战性的，弄得不好，就矛盾百出，徒增滋扰。所以就中国作协选择充闾先生为庄子作传，是恰如其分的。除了学识和影响力，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作者喜欢庄子，心仪庄子，他是怀着极大的兴趣乃至激情来完成这项工作的，因此完成得极为出色，再现了传主的庄严瑰伟、奇异逍遥的生命格局和气象，也展示了作者自我的生命体验、文学造诣与学术修为。要言之，王充闾的《逍遥游――庄子传》无论在学术领域(历史文化研究――国学研究――子学研究――庄子研究)，还是在文学现场(人物传记――历史人物传记――文学性传记――非虚构作品)，都是难能可贵的重要收获，可视之为庄学硕果，传记奇葩。
这部庄子传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传溯源，回归原点。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有句话：“真理拒绝把自己纳入知识的范畴。”在这位哲学家看来，真理是一种本质化的存在，它既是上帝的语言，也是客观世界的“道”。英文中表示道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汉语“道”的音译;二是单数大写的“词语”一词，即“word”，也就是逻各斯，或“圣经”所谓的“太初有言”。本雅明认为，真理和道就其本性而言是反对被阐释的，也就是拒绝成为知识。因为知识，亦即关于真理的言说，既会传播真理，也会遮蔽真理，于是真理在历史中总会周期性地显现自身，以摆脱因流行而庸俗化、实用化或意识形态化了的知识对其本性的遮蔽、曲解和颠覆。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和庄子的思想学说不断地被价值重估，也就是不断地被误读和重读的传承经历，就生动地说明了真理和知识的这种悖反式的关系。 另一方面，仅就历史人物传记写作本身来看，过度积累的知识或第二手材料，与其说给传记作者带来了方便，毋宁说带来了更多的困难。比如关于庄子的郡望，围绕一个“乡关何处”的问题，就有那么多的争议和考据。因此要厘清庄子的身世渊源以及学说本义，那就要回到历史现场和原点，“回到事物本身”，让真理和事实从知识的藩篱与迷宫中走出并现身。对此，王充闾不仅有着充分的自觉，而且躬行不倦，其间甘苦，未可数数言也。他远赴广袤中原多处城镇乡野实地考察的足迹不禁让人感动，而且几乎具有象征性。马克思说：“思想回到故乡，就变成了精神。”一个散文大家改写传记，并为了寻找他的传主庄老先生的可能性故乡而艰苦奔波，也正是从思想出发，去寻找精神。甚至可以说，这次他的整个《庄子传》的写作，同样也是变思想为精神，回归原点，重返传统文化精神家园的努力。
这也是一种“现象学还原(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的努力。在书中我们看到，诸如有关庄子的故里问题，庄子的身世问题，以及庄子与孔子、与老子、与惠子的关系问题，等等，作者都做了非常有说服力的梳理，既不迷惑，也不武断，就如同从知识中找出真理，拉回真理，彰显真理。如果说，有关庄子的生平历史是一些散碎而绝美的“战国红”宝石，那么王充闾以他卓越的目光和细致的端详，不仅把这些真品上品从大量的赝品冒品中鉴别出来，而且镶嵌摆布，形成佳构，拂去尘埃，璀璨生辉。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这项工作即使不是空前的，也是集大成的，应该看作对庄学或庄子研究史的一个重要贡献。
《逍遥游――庄子传》的特点之二就是融汇文史，跨越文体。一部文学性传记，同时具有学术性品格，这虽然是近年传记写作的一种趋向，但能够真正做到文史焕然，文史彬彬，却并非易事。而王充闾的这本庄子传却可谓不期然而臻至，学术性很强，文学性也很强，刚柔互补，仪态从容。这种“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文本风貌，用王国维的话说也就是“可信性”与“可爱性”的融合。这是王国维在《静庵文集・自序二》中提出的，他说：“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王国维所说的属于“可信”一类的，如知识论上的实证论、伦理学上的快乐论、美学上的经验论，皆属于哲学上的经验主义话语范畴;而属于“可爱”一类的，如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纯粹之美学，则属于理想主义的话语范畴。唯其“两难”，王国维才感叹：“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虽然王国维指的是哲学，但我认为也完全可以用来评价文学作品，特别是传记作品。
王充闾是著名的历史文化散文作家，所以这部传记形散神聚，意蕴丰赡是不待言的，但同时出于表现传主生平及其学说思想的需要，全书又具有跨文体的特征。对传主形象的描绘塑造和戏剧性情节的虚构，是对小说叙事经验的借鉴，而学术著作的严谨和“间有小考证”的散文笔法，又相得益彰并显得“悠游不迫”;还有在某些章节，如在涉及作品分析鉴赏的段落，又表现出强烈的文学评论风格。这种风格，至少我认为具有独立的文体意义，是不同于学术著作的，就像陈寅恪先生当年的《论<再生缘>》，其文学评论色彩显示出特殊的思想力量和美感。总之，这种跨文体的写作是成功的也是出色的，为全书赋予了整合性的艺术气质，雅俗共赏，望之嫣然，堪称迄今为止关于庄子和庄学的最佳读本。
传记最早是属于历史范畴的，司马迁《史记》中的许多篇章就是传记的楷模。而中国最早将传记纳入文学范畴的是胡适。他自己写了《四十自述》，也鼓励别的作家进行传记文学创作，以便“给史家作材料，给文学开新路”。西方也是这样，传记最早是属于史学家的作品，严格讲究传主生平事件的真实性，但同样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西方出现了所谓的“新传记”，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爱尔兰女作家伍尔芙提出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尼尔克森等等。新传记与旧传记的不同，或者说对传统的挑战，主要就是主张“艺术至上，阐释为本，心理描摹”，特别强调“艺术化写实”，认为“想象的真实也是真实”。而到了后现代，由于新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出现，坚信“一切历史都是文本(写作)”，或如德里达所说的，“文本之外无他物”，人物传记的写作更突出了所谓的“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和“文本间性” (intertextuality)。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概括出《逍遥游――庄子传》的特点之三，也可能是全书最具新意的特点，那就是“间性”写作，描摹心曲。
毫无疑问，王充闾是崇敬庄子的，但更多的还是爱与知。再加上他那种自觉观照现实、警策人心的责任感，作为庄子传的作者，他在字里行间表现了很强的创作主体性或主导性，亦即不再是传统传记那种“事实和传主主宰一切”，而是“作者与传主平等交流”。这就涉及到了后现代话语的“主体间性”。这种主体间性用古耜先生评价此书的话说，就是“千秋神会，异代知音”。正因为作者对庄子的思想学说有着深切的，甚至是感同身受的领悟，他坚持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看庄子，立足并凭借着新的思想资源，与先贤始终保持了平视与对话的立场。陈寅恪先生曾引钱牧斋《复尊王书》语云：“居恒妄想，愿得一明眼人，为我代下注脚，发皇心曲，以俟百世。”我想，对于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充闾先生就是这样的“明眼人”，他能把庄子的思想理解得很深，阐释得很透，几乎方方面面，牢牢大端，都涉及到了。
实际上，庄子那些辉耀千古的思想文本，本身就是“主体间性”写作的前驱和范本。所谓“晓梦化蝶”“濠梁观鱼”，以及《庄子》一书中大量的寓言，所述都是人与人、人与万物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互感。因此，王充闾这本书的文本气度和传主本身的思维方式与文学精神是内在相同的。可以说，这部为先贤“发皇心史”的文学力作，不仅艺术化地再现了庄子的生平历史，文学化地阐释了庄子的思想学说，而且也彰显了作者自我的主体精神。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书中有一大段关于作者多年前与几位文友在病床前的对话，纵谈生死，感悟南华，如果这样的对话出现在小说中，可能就会被视为“元小说”(Meta-fiction)，在叙事学上是一种很古典也很先锋的写法。那么在传记中，是否可称为“元传记”(Meta-biography)我不知道，但离开传主生平而回到作者自我的生平，插入作者的自传元素，这在传统的传记中是很难想象的。这样的写法，既是作者与传主的对话，也是作者与传主的主体间交融。美国批评家苏珊・朗格有个词语叫“生命形式”，我们或许应这样理解，《逍遥游――庄子传》不仅是为庄子写的，也是充闾先生为自己写的，是作者通过传主找到了自己的“生命形式”。 与主体间性相关的还有“文本间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互文性或旁征博引。王充闾写过多部历史文化散文，互文性本来就是他散文的特点和标志，但这部传记文本的互文性之强，可以说前所未有。这里面有学术论证的征引，也有文学叙事的征引，有明引，有暗引，纵横古今，兼涉中外，有事例，有名言，有原文，有今译，正如王向峰先生所评价的，这本《庄子传》作者的古文今译是最值得称道的，不仅准确妥帖，而且生动传神。真可谓“文本之外无他物”，“语言破碎处，万物不复存”。无疑，《逍遥游――庄子传》在结构和叙述上有许多值得言说的价值，而其中的一个重要而具体的价值就是，虽然作者并不一定认同后现代思想和观念，但这本书却在不经意中提供了一个互文性写作的典范和标本，并且通过这样的写作，旁征博引，多方求索，广泛印证，其自身的思想含量也被提升和扩展了，如果我们把《逍遥游――庄子传》换成一部论著的书名，那就可以叫《中国自由思想史――以庄子为中心》，也同样是名至实归的。
总之，春秋战国汇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如果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哺育了中国的心智结构，那么，庄子的道德文章则滋养了中国的精神风骨，并成为中国生活与文学的最可引为自豪的成就。这些既是中华民族的独家秘笈，却又绝非是什么“文化土仪”或“地方性知识”，它们的普世性价值已经并越来越被海外及西方的文化实践所证明。尤其在哲学、科学和文学领域，包括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和对科学技术的追问，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庄子思想的影响，早已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
对于庄子思想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王充闾在这本书中提到了许多例证，我想再补充一个文学的事例，是最近从一本书上读到的。
托尔斯泰非常热爱农民和土地，他经常到春天的田野上，一边和农民打招呼，一边捡起地上蓝色的勿忘我花。他家里的一位女教师曾记下过这样一件事。一天，女教师看到一个老妇人在用木棍掘马铃薯，很慢也很累，就劝她用铁锹来掘，但老妇人说，“我们全村只有三把铁锹”。后来，女教师向托翁说起这件事，并表示不解。没想到托翁却说：这样很好，彼此借用一把锹，可以训练农民们养成基督徒的友爱。托尔斯泰是非常崇尚中国文化的，女教师的故事不禁令人想起《庄子・天地》中所记的子贡的故事：某次子贡路过汉阴，看到一个农夫抱着坛子下到井里打水浇园子，觉得太笨拙，于是就向他推荐“用力甚少而见功多”的桔槔，没想到农夫忿然作色道：“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之所以不用桔槔这种当时可谓先进的机械，是不愿破坏灵魂的淳朴与宁静，因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
按照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对象化理论，我们可以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显现”。其实何止美学如是，哲学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征。海德格尔曾这样解释：“人们选择哪一种哲学，取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一种哲学体系，只有通过人的精神赋予才能充满生气。”庄子哲学，既是存在哲学的前导，也是语言哲学的先驱，而千秋之下，时代疏阔，世风迥异，当王充闾先生选择了庄子，他其实也就是选择了存在的澄明和语言的深邃。实际上，他不仅通过这本传记传递了庄子精神的薪火，也通过他自身的精神赋予而使之重新充满了生气，仿佛庄子正栩栩如生地站在我们面前。